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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识| 琴史千年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博识| 琴史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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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中国古琴艺术入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作为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琴在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早已超越单纯音乐艺术的层面,成为集音乐、美学、思想等为一体的独特人文艺术形式。融制琴、弹奏、记谱为一体,兼琴史、琴律、美学于一身,自成体系的“琴学”,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不仅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典型代表,更是反映中国历史、文学、艺术及哲学精神一面熠熠生辉的镜子。
 
琴史千年
 
琴是历史久远的一种乐器,其具体创制者为谁历来众说纷纭,大致有神农、伏羲、尧、舜等几种说法。据上世纪后半叶以来众多考古发现,同时结合器物形态和传世文献仔细分析推测,琴、瑟类乐器早于商周时期即已出现。

现存最早的实物琴,为出土于战国时期曾侯乙墓中的十弦琴,虽较后代古琴并不完善,但也属比较成熟的乐器形式了。据此推断,琴的原始形态应该更早。另外,在我国商朝时期大量使用的甲骨文中,音乐的“乐”写作之形,罗振玉在《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中认为“乐”字“从丝坿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以象调弦之器”,这大概可作为琴在很早产生的又一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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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琴的确切起源目前仍无定论,但两周时期琴的流行,是无可争议的。在众多文献中留下了关于琴的大量记载。《诗经》中就多次有琴的记载,如“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周南·关雎》);“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诗经·小雅·鹿鸣》)等。从这些诗句中可知,琴出现在多种场合,并从庙堂之乐逐渐走向民间。这时候的琴,其形制和后世所见之琴,还是有较大差异。目前考古出土所见最早的琴就是这一时期的,分别为曾侯乙墓出的十弦琴和荆门郭家店出土的七弦琴。其中郭家店琴出现的“七弦”规范,为后世所沿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很多卓越的宫廷琴师,如钟仪、师曹、师旷、师襄等人。此外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的瓦解和封建制度的兴起,政治经济的变革促进了民间音乐的发展,出现了伯牙和雍门周这样的民间琴家,而古琴演奏也从君主贵族“独听之”的贵族之乐发展成为“临淄之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的大众之乐。
古琴在这一时期还经历了从伴奏歌唱到独立表现的发展历程。早期文献记载显示琴最初是和歌咏配合在一起来唱、奏的,这种表现形式称为“弦歌”。上文提到的《尚书·益稷》篇中“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描绘的就是这种场景。随着古琴艺术的发展,琴歌逐渐发展为琴曲,涌现出了如《高山》、《流水》、《阳春》、《白雪》等一批优秀作品,这一转变进一步发挥了古琴乐器的表现性能,提高了古琴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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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古琴的形制逐渐定型,琴弦的数量基本稳定在七根,共鸣箱也渐趋完善。这一时期琴曲作品数量比前代有明显的增加,内容也更加丰富,题材更为广泛,各有特点:有以古代人物为描写对象,起到借古喻今的作用;有以景物为描写对象,含蓄抒发感情的,此外还有源自民间传说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曲目。两汉时期琴曲创作艺术的繁荣主要得益于文人的大量参与,以司马相如、蔡邕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不仅弹得一手好琴,还创作了大量的琴曲作品。如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不仅当时就受到人们的喜爱,还历经数代,直到唐朝仍享有盛名。这些文人弹琴谱曲之余,还写下了大量的琴赋和琴论,如扬雄的《琴清英》、桓谭的《琴道》、蔡邕的《琴操》等,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琴学发展历史上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古琴更加完备,其基本形制和今日古琴已相差无几。1960年5月,在南京西善桥一座六朝古墓里,出土了一幅竹林七贤画像砖,其中左壁之首描绘的是嵇康于树下怡然自得弹琴的场景,其所弹古琴上,已可以清楚地看到琴徽,这是目前古琴上出现徽位的最早形象资料。琴徽作为古琴演奏时标示音位的重要工具,它的出现及完善是古琴发展历史上的一大重要进步。此外,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斫琴图》虽为宋人摹本,但其原图为东晋顾恺之所绘,且所绘人物与器物均具明显东晋风格,较能反映当时实际。在这幅描绘古琴制作过程的图中,可见琴面与琴底两板长短相同,清楚分明,琴底板上,清楚的开有龙池、凤沼。这说明当时古琴的构造形制已是由挖薄中空的两块木板上下拼合而成,结构与今日古琴完全一样。
古琴徽位的出现和琴体构造的固定,标志着这一时期古琴形制完全稳定下来,并沿用至今。除了古琴本身的完备之外,这一时期所涌现出来的一批琴家也是才华横溢,独具风骚。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盛,古琴追求弦外之音的特质深深契合玄学独特的人文精神内涵,因此为当时士人厚爱。阮籍和嵇康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特别是嵇康,既长于演奏和创作,又善于评论,对琴界影响极大。其临刑前一曲《广陵散》和一句“广陵散从此绝矣”,更是广为传诵,琴人之桀骜不驯与名士风流尽显无遗。这一时期的琴曲作品,进一步向器乐化发展,有不少作品流传于后世。现在存留下来的《广陵散》、《酒狂》、《梅花三弄》等名曲,皆源于此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迄今世界上留存最早的记录古琴曲的文字谱《碣石调·幽兰》(唐人抄本) ,这是琴学发展史上标志性的事件。琴乐文字谱的产生,摆脱了过去代际口述的局面,对琴艺传承、琴曲创作有着重要作用,也为以后古琴减字谱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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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是古琴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从容自信、大度开放的盛世风气,为古琴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虽然古琴的整体形制已经固定,但这一时期制作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了我国古琴斫制工艺的顶峰。斫琴名家辈出,出现了诸如西蜀雷氏这样的制琴世家,其斫制的古琴备受珍视,世代相传,今故宫博物院所藏“九霄环佩琴”即为雷氏佳作。隋唐时期涌现出了大批的专业琴师,如李疑、贺若弼、赵耶利、董庭兰等,这些人技艺出众,并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望。如董庭兰,高适在《别董大》诗中为其写道“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生动反映了一代琴家名满天下的空前盛况。此外,这一时期,文人与琴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或自弹,或以琴入诗,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丰富了琴学内容。
隋唐时期还完成了从文字谱到减字谱的划时代变革。曹柔发明的减字谱极大地简化了记谱工作,促成了琴谱的汇集和流传。琴人的努力和减字谱的应用,促进了琴曲创作和整理的繁荣,数以百计的琴曲广为流传,曲目空前丰富,题材内容范围扩大,小调、操弄、杂曲、琴歌等多种体裁形式并举,突破了传统的固有格局。唐朝还形成了明确的琴派,如董庭兰就是兼学当时两大琴派“沈家声”和“祝家声” ,最终自成一派,享誉天下。
宋元时期,市场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古琴艺术受此利好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元时期的琴人数量众多,特色鲜明,既有技术卓群的专业琴师,也有风流倜偿的文人,既有遁入空门的僧侣,也有权倾天下的贵胄,甚至有皇帝都嗜好此道。在这些琴人的带动支持下,宋元琴曲数量大增,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得益于宋词的繁荣,琴歌中的“调子”进入全盛时期,和“操弄”一起成为当时的主流体裁。这一时期琴曲创作和演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宋元两代琴学理论也有了突出的进展,在琴史研究、美学研究、演奏理论和斫琴经验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特别是朱长文的《琴史》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琴史专著。书中以史书列传的写法,按人综述,以有关琴的叙述为主,并加有自己的议论,此书还从多方面对琴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至今仍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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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古琴艺术继续深入发展,大约在17世纪,“琴学”这一名称得以确立。由于出版印刷事业的进步,琴谱、琴论著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付印刊行。这些谱集为后世了解研究古代琴曲的具体情况和演变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历史上第一部古琴曲专集《神奇秘谱》,整理保存了大量宋代以前的传谱。
明清时期,琴坛活跃,琴派林立,明初主要分为江、浙两派,后来逐渐演变为虞山派、绍兴派、江派等,清末更是出现了金陵、中浙、常熟、三吴、西蜀、八闽等各派汇集,繁盛一时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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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近代后,山河破碎,社会动荡,琴人流离失所。古琴艺术的发展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琴学理论发展仍有一些,如杨宗稷编著《琴学丛书》,周庆云刊编《琴史补》、《琴史续》等,此外查阜西等今虞琴社琴家编印的《今虞琴刊》影响亦较大。现代以来,琴学历短暂复兴之后又重挫,直至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入选世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又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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