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凯：如何判断一部古籍的价值？

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古书，特别是古籍善本，都有文献和艺术两方面的意义。我们知道艺术品的价值在欣赏，在收藏。书本来是给人读的，拿它当艺术品欣赏和收藏，这就有另外的含义和价值观。如果有人买书只关心纸墨装帧是不是漂亮，或者只关心是不是人间孤本，而不去阅读，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适情雅趣也是人生的一项内容。所以，尽管二百多年前的洪亮吉把藏书家分成三六九等，有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等等名目，有意褒贬，但是有人把书当艺术品，开心怡悦地收藏赏鉴一番，也无可厚非。进一步说，价格跟收藏有关，一部书价格很高，就要加意保护，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使此时此刻还不便把它列入善本，也要给予格外的关注，至少要防止受损和散失。谈到对书的利用，考订和校雠是入乎书之中，赏鉴和收藏是出乎书之外，毕竟各有各的要求，评价标准不会完全一致。阅读要求书的内容好，赏鉴要求书的外表好，收藏要求书的身价高。一部古书价值高低，就看它在这三方面能打多少分。要说价值，内容、外表、身价三者都算数。同一本书，学者看见的是它能校正几个错字，收藏家夸耀的就是它多么稀罕，而决定价格的是市场的供求关系，这就要看人气如何。
无论读书还是藏书，都要选择善本。所谓善本，本来是从读书角度看，指内容可靠，没有错讹。后来角度逐渐转为赏鉴和收藏，到今天善本的含义已经变成世不经见，珍稀可贵，内容如何已经淡出视野。
从珍稀的角度看，年代越久远，越不易保存下来，辨认善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何时印制。明代注重宋本，清代初期元本也进入视野，中期下延到明代嘉靖年间，后期就渐渐扩展到明万历以后。在今天说话，划界还可以延长到乾隆末年。随着旧日时代的逐渐远去，善本的划界自然要越来越下延。

《杜工部草堂诗笺》宋刻本
判断一部书是否珍稀可贵其实需要具体调查，不能仅仅凭年代下结论。清代嘉、道以来印制的古书中大有珍稀难得之物，特别是有些书早已失传，有些书则只有孤本幸存。如果他年某日这些书有幸再现于人间，那真是收藏家的莫大惊喜。统计一下各种古书存世数量多少，才能确知哪些书难得，哪些书常见。一部书珍稀和可贵不是一回事，珍稀着重的是稀罕难得，而可贵则是宝贵可爱。不妨举个典型的例子。《玉台新咏》是南北朝徐陵编辑的一部诗集，从明到清有很多版本，然而历来收藏界只注重明崇祯寒山赵氏小宛堂刻本，传说印数仅有百册，难得一见。偶见一本，竞相争买，身价几乎要向宋版看齐。然而仔细查考一下，不难发现这个版本并不像过去藏家说的那么少见。各大馆都不止一本，像国家图书馆就有十来本，而且近年拍卖会上屡见不鲜，藏界几乎人手一册。保守估计，即使总数不到一百，五十也打不住。这么多本，实在说不上稀罕。相反，其余几个版本，不要说是明刻，即使是清代早期刻本也不这么多见，却没有人说它们稀罕。这是因为，一来《玉台新咏》是极其重要的典籍，身分高贵；二来宋本早已失传，赵刻相传是翻刻宋刻，不得已而求其次，眼光就集中在这里。买家都想收藏一本，一上市就被买去，传本再多也供不应求，结果就落了个珍稀的名声。其实无论讲内容还是讲珍稀，其余几个版本大有胜过它的，只是过去偏重收藏，没有认真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罢了。这个例子说明，善本虽然意味着珍稀，但是书的声价也很重要。内容重要，名气大，需求量就大，即使并不那么稀罕，也能入选。相反，价值不大，即使稀罕，也会默默无闻。当然这里还要注意，有些书本质好，只是明珠土埋，要得到赏识，还有待伯乐的慧眼救风尘。收集众所周知的善本需要经济实力，而从尘沙之中发现珠玉就需要学识和眼力。
从内容看价值
书本来是读物，价值首先在内容。过去用木板手工印书，一次印上几十部就了不起，几十年几百年之后留不下多少，价格自然随之升高。很长一段时期里，读书人关注的是经史要籍，文学作品的功利性虽然差一些，但是典范诗文和名家文集也还是必备。至于笔记小说和野史杂说之类，既非必需，那就排不上队了。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宋绍熙二年余仁仲万卷堂刻本从清末废除科考开办现代教育以来，情况就有不同，许多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现在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像戏曲小说之类，本来正统读书人很少过问，藏书家也很少收藏，除个别书目外，一般不会著录。进入民国以后，一举成为俗文学研究者竞相追逐的热点。郑振铎曾经看到明代蓝印本法律珍籍《清明集》，他不是不知道它珍罕难得，但还是毅然放弃，而买了清代戏曲作品《小四梦》，因为法律书不是他要研究的东西。看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可以发现，《清明集》仅仅两处藏有此书，一处还是残本。正是由于这些学者大力搜集，戏曲小说陡然走俏，价格立时暴涨。也是在那个时期，木版图画开始走红，像郑振铎为买《墨苑》《十竹斋画谱》等版画名作费尽心力，简直是梦寐以求。
上世纪50年代开始，线装古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私家藏书活动消沉下去。即便有人买，过去排在首位的经学也是身价一落千丈；史学书籍陆续重版，线装史书的地位也不那么重要了。笔记野史中往往有些别处见不到的遗闻逸事或者治学心得，对增益见闻、考证史事有帮助，像谢国桢先生就喜欢收集这些书。
戏曲小说过去没有什么人当宝贝收藏，留下来的东西很少，经过学者一番搜罗，市面上轻易见不到了。而且重要的作品已经陆续出版，研究者有充足的资粮，也不必像当年那样自己去搜罗。所以除个别学者以外，没有什么人热衷搜集这些书。民国初年以来历久不衰的似乎只有版画书，直到今天也是大家注目的热点所在。想当年郑振铎、傅惜华等人买版画不能说没有收藏的目的，但是他们主要还是着眼于版画艺术，郑振铎编辑出版了许多版画图谱，傅惜华编过版画书目，给各方面读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当时版画书虽然贵，但是上得了台盘的都是有数的名品，并不是书上有图就算数，就有人争买。今天版画书名品大抵已归公藏，市面上已经难得一见。虽说版画书仍旧热门，货源却没有多少，所以书上有图就沾光。
从书品看价值
一部书品相如何，要看它的字体、刀工、墨色、纸张、刷印、装帧，包括是不是完整如新，有没有名人批点。中国古书开始一般用手写体，明代开始风行横细竖粗的宋体字。手写体自然好看，工价高；宋体字整齐好刻，工价低。不妨看看清内府武英殿刻印书籍时不同字体的工价：写宋字千字工银二钱，欧字千字工银四钱，软字千字工银三钱；刻宋字百字工银八分，欧字百字工银一钱六分，软字百字工银一钱二分。所谓软字，就是楷体字。手写体工价高，印出的书自然就要贵一些。
《封氏闻见记》明纯白斋抄本
字写得好，刻得好，还要选用好墨好纸。好墨印在纸上，漆黑光亮，甚至带有一股香气。不同时期生产的纸张有所不同，像白棉纸、开化纸、太史连以及后来的宣纸，都十分出名。木版印书会磨损，印得越早字迹越清楚，越漂亮。装帧以保持原样为宗旨，讲究原装未动。书以天地头宽大、完整洁净为好，不要随便写字，看起来赏心悦目。如果有名人批校墨迹，或校善本，或注心得，甚至仅仅盖上个印章，都会给书增加身价。旧书店目录一旦给书注上“写刻、精刻、初印、开化纸、原装、某某批校”等字样，肯定要加钱。不妨以上世纪30年代的书价为例，看看书品是怎样影响价格的。一般地讲，同样的印本，连史纸本至少比竹纸本贵二成，要是有名的纸，价钱更高。例如清末金陵书局刻《史记》二十册，宣纸本要卖20元，几乎比竹纸本贵一倍。《春秋传说汇纂》清内府刻本二十四册，一般印本30元左右，开化纸要80元，还有罗纹纸精印大开本，非二三百元不可，高出十倍。清嘉庆胡克家仿宋精刻《资治通鉴》是清代名刻，一般装成一百册，竹纸初印本200元上下，白皮纸本装成一百六十册，要加五成，宣纸本还要加倍。这副书版后来归了江苏书局，经过修补再印，仍装一百册，已经不能跟胡氏印本相比，白纸初印者也不过100元，印得晚一些就要折去三成，竹纸折五成。清殿版《周易折中》同是开化纸印本，书品宽大洁净者60元，书品小一些印得再好也要减10元，差一点的只能卖上三四十元。
从名气看价值
一部书的市场价值跟它的名气有很大关系，最简单的是根据年代画线。一说宋本，谁都知道珍罕。元版的名气就差一大截，不那么响亮。明版更差，清版好像是普通货色，没有多少人赏识。这实际上体现的是古书珍罕难得系数对价格的影响，宋本在20世纪30年代动辄几千元，明本则一般只有几百元，根本原因就是明本流传较多，不如宋本珍罕，所以不受重视。同样的书，红印本、蓝印本比墨印本贵，这不能完全归因于前者书品好，很重要的因素还是墨印者随处可见，不足为奇。

《史通》明万历五年张之象刻本
当然，古书的价值不这么简单，同是明清本，也有极其难得的珍品。不能不指出，有些书特别出名，追求的人多，也会成为热门。大家都知道，多年来《玉台新咏》这部书受到冷落，按说不会成为热点，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明崇祯赵均刻的《玉台新咏》却是近年的一个大热点，连带而起的是别的版本也是俏货。其实赵均刻本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么稀罕，公私藏家大都有收藏。
社会和世态
古书价格的升降实际还反映着社会状况和世人心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书身价呈现上升趋势。全面抗战一开始，社会陷入混乱，人心惶惶，无心买书，书不值钱。郑振铎的《劫中得书记》说当时书店收市，有就地摆摊给钱就卖的，有挑担沿街叫卖的，这是人和古书同遭劫难的时期。后来稍稍安定一些，公私藏书经过战乱散出，陆续上市，书价也逐步回升。由于外国公私藏家大力搜罗，中国古书外流，价格飙升。50年代初期，社会经历变动重组，私家著名的大宗藏品归公库，规模较小的陆续散出。人们忙于其他事务，顾不过来，古书再次廉价上市。记得先人讲，当时书店论斤卖古书，如今要几万元的书也不过卖几块钱。其实直到50年代中期，书价逐渐回升以后，大家对古书也不很在意。有一部清雍正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仅有少量缺册，竟散为废品，无人收买。如今一册零本怕也要卖上几千，听听当时的情况岂不是天方夜谭？道光开化纸印《六朝文絜》是现在竞相争买的珍品，1958年最多卖十块钱。进书店看看，一般清代刻本一册要一块钱就不低了。明刻本也不值钱，不是历来有盛名的东西还不是一块钱一册？明姜道生刻《李商隐诗集》并不多见，记得只要两元，摆了很久，没有人买。闵刻、凌刻白棉纸套印本，不过三五块钱一册。明白棉纸仿宋本王逸注《楚辞》要一百元，已经是了不起的大价钱了。那时买书主要是为了读书做学问，而不是收藏。决定书价高低的是学术的需求，不是收藏家的眼光。刚刚出版的新书，往往由于学术价值所在，比纯供收藏的旧书贵得多。记得1957年出版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8册书将近50元，当时买一部刘氏嘉业堂影宋刻罗纹纸印本《史记》32册也不过如此。这个价码可以买两部明白棉纸红印《集古印谱》，其他印谱就更不能相比，三五块就能买，十几块就是高价了。由于经学衰落，清道光汪士钟影宋刻本《仪礼疏》只卖十几元。清康、乾罕见的刻本当时也很便宜，高不过两三块钱一册，记得一部康熙刻徐乾学《憺园集》三十六卷初印本，只要20元。今天古书市场的情况完全不同，买版本书大都是为了收藏，所以红印本、蓝印本、开化纸、写刻本成了俏货。民国刻的红蓝印本，有点名气的一册就可以过一万。版本书一旦成为奢侈品，内容也就退居次要再次要的地位了。采购书籍的时候，要注意把握时机，只要看得准，说不定就会有意外的收获。这样的事情今天也不是绝对遇不到。

《龙顾山房诗集》民国十七年栩楼刻本
*节选自杨成凯《古籍版本十讲》，原标题为《古籍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