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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康有为同他谈论书法时，
因为嫌弃康有为太爱说大话，
他便对这个曾改写中国历史的小弟康有为说：
“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
康有为也不恼火，只是“惭而退”。
日本近代汉学开创者内藤湖南称他为“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清文人金蓉镜称其草书“三百年来第一人”；沙孟海赞其书法“游龙舞凤，奇趣横生”，并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他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认为他已经把“书学的奥秘豁然贯通”……有一次康有为同他谈论书法时，因为嫌弃康有为太爱说大话，他便对这个曾改写中国历史的小弟康有为说：“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康有为也不恼火，只是“惭而退”。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墓志，章士钊原想请康有为书写，一贯自视甚高的康有为婉拒说：“寐叟健在，某岂敢为？”最后是康有为撰文，他书志，可见他在康有为心中的位置。
20世纪初，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不远千里来拜访了正在读书的他后，甚为欣喜，写下一篇《中国大儒沈子培》，称他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然而时势弄人，时间往后推移不久，除了王国维、陈寅恪、王遽常等少数人时不时念叨他以外，他的经世之才，因其不合时宜，逐渐被学术史渐渐遗忘，偶然出现的“沈曾植”三个字，也让人感到陌生。
世间的确是有这样的厉害角色：沈曾植学贯中西，无论天文地理，经史子集，亦或音律书画，别说你听过的学问，就算你没听过的学问，他都懂。套用现在的话，沈曾植就是终身学习的典范：在刑部工作时，他通读古今律法；在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为跟俄罗斯打交道，把辽金元史读了个底朝天。曾经就有个沈曾植版本的“李白草诏吓蛮”的故事。
原来，俄罗斯使臣喀西尼将俄人拉特禄夫《蒙古图志》里所载的《唐阙特勤碑》、《突厥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送到总理衙门，这位俄国使臣认为中国人不可能研究得了这三通碑，于是有意考校中国人学问。沈曾植的成就特别突出的是对我国边疆地理，尤其是西北地理的考研上，他所著的《西北舆地考》，那是弥补了我国历史地理的一个空白，在“种族不易知，疆域不易考”的艰难情况下，他对地理沿革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和发掘，并对十五种史地书籍作了校注或笺证，被后人称为是一种“发前人所未发”的治学工程。
王国维称赞沈曾植的成就足可比肩顾炎武，他的名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就把沈曾植捧到了天上。王国维很少赞誉什么人，沈曾植病逝后，王国维更是在挽联中写道：“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对沈曾植来说，学问已属自娱之事，所以很少动笔著述。王国维却是有心人，他把两人的谈话内容记录整理出来，加上自己见解写成专著。通过和沈曾植的交往，王国维不仅从沈曾植处读到一些罕见的古籍珍本，为沈氏编辑诗稿，而且通过聊天，受到诸多启发，直接促成了一些学术论著的写作。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就是在二人聊天的基础上完成的。
不仅对著述的态度与大多数人不同，沈曾植的书法强调的是以心性去书写，而非简单的书家之字。书法于沈曾植来说当是余学，他并没有刻意习之，王蘧常先生在《忆沈寐叟师》中称“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然刻意经营，竭尽全力，六十四岁后始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在清朝末年，当大多书家在学碑而贬帖之时，沈曾植却熔碑帖于一炉。正如胡小石所评价的：“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而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
他的弟子王蘧常回忆说：“沈氏作书行笔速度极快，下笔力量也很重，而其转指最为灵活，有时候甚至笔管倒卧于纸上。” 这样就很好地避免了流滑的弊病。沈曾植书法，常体现出汉碑的生拙顿挫，线条浑厚，宽博自在，在“不稳”中显得到位，这种到位，如曾熙所说：“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
王蘧常把老师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在书法评论家眼中，书学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得书卷味，碑学书家有金石气，帖学书家有滋润丰膄肌理。但唯有沈曾植的字兼而有之，独擅其美。
辛亥革命之后，沈曾植对政治上的失意，开始隐居到上海，潜心研究各类学问，虽然沈曾植并没有太多专门的论述某一门学科的专著，但他的许多观点和看法都被记录在沈曾植的各类文稿、日记、批注之中，之所以在市面上没有专门的有关沈曾植的专著图书，是因为沈曾植留下了太多的涉及各类学科的图书批注。这其中不得不说的一点就是上述的沈曾植藏书达30万卷，什么珍贵的宋元刊本、地方志、文献等等不计其数，再加上沈曾植的各类碑帖题跋，更是不计其数，这也为整理沈曾植的相关资料增加了许多难度。
1922年沈曾植在73岁时，似乎就隐隐地意识到大限将至，他在给康有为的一首诗的跋语中说：“当时境厄而神王，颇自信，又信天道不我违也，于今五年，学说益昌而事实属左，余病益甚，岁不吾与矣”。结果一语成谶，十月初二这天，他神情特定，写下他“梦境极佳”的一首诗后离去。诗的开头就是一句“黄叶飘如蝶，青冥逝不遐”，连他的梦里都是凄凉秋风，把黄叶刮得纷纷扬扬地漫天飘落，这秋景似乎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了他肃杀的结局。处在紧张和忧郁中的沈曾植命中注定难以越过七十三的大限，而他的一肚皮不合时宜也就随着他的躯体的消失而消失，时间却没有一点儿女情长的留恋，照旧把传统越来越远地忘在身后，真个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生前盛誉，身后寂寞，正如沈曾植在其《自寿诗》中所云：“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他对后世如何看待他是早有预见。他在学术史上的成就有着“难与君说”之慨，但他生来就是个做学问之人，也许这时的他对于参政的种种是非早已看淡，皆成过眼烟云，他就这样落寞地走了。 但在市场经济活跃的今天，他的余学，也就是书法却给他带来极大的声誉，作为“帖学”的殿军人物，其作品是大行其道，这点想必是他没有想到的。沈曾植，作为清末书坛巨匠，于碑学草书有开宗立派之功，这得益于他对诸多学科的精深研究。从沈曾植的身上可以窥见，今天书家局限于书法技巧的学习和探索，而忽视了学养以及其它学科的钻研。为书法而书法的片面，致使今日之书家都缺乏内心的豁达和人格的高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今天沈曾植不应被遗忘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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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康有为，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沈曾植：“康有为，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
有一次康有为同他谈论书法时，
因为嫌弃康有为太爱说大话，
他便对这个曾改写中国历史的小弟康有为说：
“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
康有为也不恼火，只是“惭而退”。
日本近代汉学开创者内藤湖南称他为“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清文人金蓉镜称其草书“三百年来第一人”；沙孟海赞其书法“游龙舞凤，奇趣横生”，并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他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认为他已经把“书学的奥秘豁然贯通”……有一次康有为同他谈论书法时，因为嫌弃康有为太爱说大话，他便对这个曾改写中国历史的小弟康有为说：“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康有为也不恼火，只是“惭而退”。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墓志，章士钊原想请康有为书写，一贯自视甚高的康有为婉拒说：“寐叟健在，某岂敢为？”最后是康有为撰文，他书志，可见他在康有为心中的位置。
20世纪初，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不远千里来拜访了正在读书的他后，甚为欣喜，写下一篇《中国大儒沈子培》，称他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然而时势弄人，时间往后推移不久，除了王国维、陈寅恪、王遽常等少数人时不时念叨他以外，他的经世之才，因其不合时宜，逐渐被学术史渐渐遗忘，偶然出现的“沈曾植”三个字，也让人感到陌生。
世间的确是有这样的厉害角色：沈曾植学贯中西，无论天文地理，经史子集，亦或音律书画，别说你听过的学问，就算你没听过的学问，他都懂。套用现在的话，沈曾植就是终身学习的典范：在刑部工作时，他通读古今律法；在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为跟俄罗斯打交道，把辽金元史读了个底朝天。曾经就有个沈曾植版本的“李白草诏吓蛮”的故事。
原来，俄罗斯使臣喀西尼将俄人拉特禄夫《蒙古图志》里所载的《唐阙特勤碑》、《突厥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送到总理衙门，这位俄国使臣认为中国人不可能研究得了这三通碑，于是有意考校中国人学问。沈曾植的成就特别突出的是对我国边疆地理，尤其是西北地理的考研上，他所著的《西北舆地考》，那是弥补了我国历史地理的一个空白，在“种族不易知，疆域不易考”的艰难情况下，他对地理沿革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和发掘，并对十五种史地书籍作了校注或笺证，被后人称为是一种“发前人所未发”的治学工程。
王国维称赞沈曾植的成就足可比肩顾炎武，他的名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就把沈曾植捧到了天上。王国维很少赞誉什么人，沈曾植病逝后，王国维更是在挽联中写道：“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对沈曾植来说，学问已属自娱之事，所以很少动笔著述。王国维却是有心人，他把两人的谈话内容记录整理出来，加上自己见解写成专著。通过和沈曾植的交往，王国维不仅从沈曾植处读到一些罕见的古籍珍本，为沈氏编辑诗稿，而且通过聊天，受到诸多启发，直接促成了一些学术论著的写作。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就是在二人聊天的基础上完成的。
不仅对著述的态度与大多数人不同，沈曾植的书法强调的是以心性去书写，而非简单的书家之字。书法于沈曾植来说当是余学，他并没有刻意习之，王蘧常先生在《忆沈寐叟师》中称“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然刻意经营，竭尽全力，六十四岁后始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在清朝末年，当大多书家在学碑而贬帖之时，沈曾植却熔碑帖于一炉。正如胡小石所评价的：“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而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
他的弟子王蘧常回忆说：“沈氏作书行笔速度极快，下笔力量也很重，而其转指最为灵活，有时候甚至笔管倒卧于纸上。” 这样就很好地避免了流滑的弊病。沈曾植书法，常体现出汉碑的生拙顿挫，线条浑厚，宽博自在，在“不稳”中显得到位，这种到位，如曾熙所说：“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
王蘧常把老师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在书法评论家眼中，书学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得书卷味，碑学书家有金石气，帖学书家有滋润丰膄肌理。但唯有沈曾植的字兼而有之，独擅其美。
辛亥革命之后，沈曾植对政治上的失意，开始隐居到上海，潜心研究各类学问，虽然沈曾植并没有太多专门的论述某一门学科的专著，但他的许多观点和看法都被记录在沈曾植的各类文稿、日记、批注之中，之所以在市面上没有专门的有关沈曾植的专著图书，是因为沈曾植留下了太多的涉及各类学科的图书批注。这其中不得不说的一点就是上述的沈曾植藏书达30万卷，什么珍贵的宋元刊本、地方志、文献等等不计其数，再加上沈曾植的各类碑帖题跋，更是不计其数，这也为整理沈曾植的相关资料增加了许多难度。
1922年沈曾植在73岁时，似乎就隐隐地意识到大限将至，他在给康有为的一首诗的跋语中说：“当时境厄而神王，颇自信，又信天道不我违也，于今五年，学说益昌而事实属左，余病益甚，岁不吾与矣”。结果一语成谶，十月初二这天，他神情特定，写下他“梦境极佳”的一首诗后离去。诗的开头就是一句“黄叶飘如蝶，青冥逝不遐”，连他的梦里都是凄凉秋风，把黄叶刮得纷纷扬扬地漫天飘落，这秋景似乎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了他肃杀的结局。处在紧张和忧郁中的沈曾植命中注定难以越过七十三的大限，而他的一肚皮不合时宜也就随着他的躯体的消失而消失，时间却没有一点儿女情长的留恋，照旧把传统越来越远地忘在身后，真个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生前盛誉，身后寂寞，正如沈曾植在其《自寿诗》中所云：“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他对后世如何看待他是早有预见。他在学术史上的成就有着“难与君说”之慨，但他生来就是个做学问之人，也许这时的他对于参政的种种是非早已看淡，皆成过眼烟云，他就这样落寞地走了。 但在市场经济活跃的今天，他的余学，也就是书法却给他带来极大的声誉，作为“帖学”的殿军人物，其作品是大行其道，这点想必是他没有想到的。沈曾植，作为清末书坛巨匠，于碑学草书有开宗立派之功，这得益于他对诸多学科的精深研究。从沈曾植的身上可以窥见，今天书家局限于书法技巧的学习和探索，而忽视了学养以及其它学科的钻研。为书法而书法的片面，致使今日之书家都缺乏内心的豁达和人格的高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今天沈曾植不应被遗忘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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