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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流行小说与大众文化

作者：佚名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晚清流行小说与大众文化

由于缺乏详细的统计数据，对晚清流行小说的历史还原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国内出版的多部晚清小说史都没有系统地统计或梳理过晚清小说的出版或发行情况，因而也就难以概括晚清大众文化的整体趋势。笔者依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录的晚清小说再版次数，统计出一个大致的出版状况。对这些作品进行类型划分、文本分析和排序变化的考察，会发现大众文化心理变迁的某些特点。
晚清流行小说中洋溢着革命激情

链接中所列小说几乎涵盖了晚清小说的主要题材类型：狭邪小说、谴责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政治小说。不同类型的小说在三个历史时期受大众关注的程度略有变化：谴责小说经历了一个“热—略冷—热”的过程，政治小说表现始终一般，狭邪小说、言情小说经历了“略冷—热—略冷”的过程，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经历了“冷—热—冷”的变化。题材类型、主题与情绪的变化显示了晚清的时代主题与大众文化的特点。但是，变化之中有不变，不变的元素勾勒出晚清知识界与民众共同的关注重心。晚清流行小说共同的主题是革命，主流情绪是革命激情。
狭邪小说的畅销显现了道德革命的愿望。狭邪小说既体现为读者群体的堕落，又显示了晚清读者对社会风气、道德革命的另类诉求。自戊戌变法失败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试图从“民德”方面拯救中国，梁启超的中心目的是救国，他认为救国之途中最大的障碍之一是民德不备，因而不仅私德需要完善，公德更需要建立。因而有学者言，晚清的道德革命在显性文化层面呈现为“一种以"群治"为理想的新道德，一种与新的人间秩序相匹配的"公德"。梁启超对“民德”的提倡，是他分析中国历次革命不成功的原因后得出的新的救国之方。这个判断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民德堕落。梁启超从学理层面分析了民德不备，而吴趼人等小说家则从文学的层面再现了晚清民众道德的窳败。狭邪小说的盛行从事实的层面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另外，在道德风气败坏的同时，晚清狭邪小说又体现出一种变革的精神。栾梅健认为狭邪小说的"溢恶"是一种特定的时代语汇，其中映现的是当时社会潮流的变迁与作家们几乎一致的道德评价，其实都曲折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转型时期的种种印记，以及近代妇女那种芜杂的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呼声”，“是那个刚刚从封建专制统治下走出来的市民阶层对传统价值体系的挑战与颠覆，是新型社会形态在最初重构人的价值规范与道德信仰时所难以避免的错位与失序”。所以，狭邪小说是堕落与反叛的结合，是社会革命在道德革命层面的表现。王德威的论点也许更为让人信服，他认为晚清小说之所以具有现代性品格，是因为狭邪小说、公案侠义小说、谴责小说、科幻小说“这四个文类其实已经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他认为，晚清狭邪小说是对欲望的叙述，实际上是欲望与人性的革命。所以，狭邪小说其实隐含了道德革命的内涵。

谴责小说显现了对政治制度革命的愿望。按王德威的说法，谴责小说表现的是晚清知识分子对“价值”的批判性思考，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革命内涵。也有人把革命派小说家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纳入谴责小说的范畴加以讨论，因为黄小配的其他小说很多带有谴责小说的味道，例如《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大马扁》等。革命小说与谴责小说都以政治制度革命为目标，相比之下，政治小说具有最明显的革命情绪。晚清小说的命运变化最大的要算《老残游记》，在晚清不受青睐，后来大受追捧，至1949年，它的再版次数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种小说，达167版。究其原因，《老残游记》有对革命的否定性反思，颠覆了清官神话，揭露官本位文化的虚伪性。它在晚清较幼稚的“革命激情主导”的文化环境中不受重视，在现代不断对革命进行反思的文化环境中，其价值才得以彰显。
翻译小说打开一扇西方思想之窗
翻译小说的流行显现了社会进行思想革命的愿望。翻译小说以有民主、科学精神植入的小说为主。民主与科学精神并非“五四”时期才引入的西方现代思想，而是晚清读书人已经具有的愿望，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是把它口号化，把潜在的愿望变成了现实的追求。事实上，晚清翻译小说带来的现代性精神远远不止科学和民主，理性、个人主义、进化、平等、自由、竞争、实用等精神均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也是中国读书人喜爱翻译小说的重要原因。概而言之，翻译小说打开了一扇西方思想之窗，让中国人更清晰、更容易地理解了西方现代性思想，翻译小说的畅销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思想革命的结果。
时代情绪就像一曲复杂的交响乐，有主旋律，也有合声，有泛音，有暗流涌动。在晚清时代情绪主流之中，有一股很明显的暗流已经开始滋生，这股暗流在民初成为主旋律，余音波及20世纪上半叶。这股暗流从晚清的另外几本畅销小说中反映了出来。

反映这个时代情绪的最重要的翻译小说是《巴黎茶花女遗事》。1897年，林纾与人合作翻译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历时两载，终至成书，结果一纸风行，广为流传，产生了轰动效应。从时间上看，《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成书并不比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早，所以这并不能说明梁启超是否受过林纾翻译的影响而看中了小说这个工具，但是林纾的翻译却让中国人对外国小说的看法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对外国人的看法亦产生改变。《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悲情与林纾自己的悲情合拍，从而使他添油加醋地使用煽情言词，这种言词与读书人的情绪产生强烈的共鸣，这使林纾因此坚持二十余年，为中国读者源源不断地介绍外国小说，从而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巴黎茶花女遗事》点燃了晚清时代情绪中的重要一维悲情，从中我们看到晚清读书人多愁善感的一面。这种多愁善感延伸到了1905年林纾翻译出版的《迦茵小传》，该小说不但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译本，而且林译本1905年2月出版后，到1906年9月就出至3版。
不过，这些悲情的旋律与声音嘹亮的主旋律相比不成气候，写情小说虽有一定销量，但并不成规模。悲情与喜剧的受欢迎程度几乎相当，例如菊池幽芳的《电术奇谈》（吴趼人译），情节曲折生动，融侦探、科幻、痴情、巧合、意外等元素于一体，可读性很强，但是该小说大团圆结局的模式并未受到习惯阅读该模式小说的中国读者的追捧，销售业绩平平。吴趼人自己创作的悲情小说《恨海》和《劫余灰》的反响也差不多。创作类的言情小说没有出现一部极为畅销的作品，正是晚清时代趋势和社会情绪作用的结果。晚清读书人对社会变革的渴望和激情、对乌托邦世界想象造就的乐观情绪没有接纳悲情，但是悲情却在积蓄酝酿，一旦找到突破口，便会如火山爆发般势不可挡。悲情小说在民初成为主流，是时代情绪发展的必然结果。
晚清小说再版状况统计
以1911年为界，再版次数靠前的依次是《官场现形记》、《佳人奇遇记》、《洪秀全演义》、《海上繁华梦》、《世界末日记》、《旅居病夫案》、《十五小豪杰》、《孽海花》、《经国美谈》、《新中国未来记》、《鲁滨孙漂流记》、《海上花列传》。
以1917年为界，再版次数靠前的依次是《海上繁华梦》、《孽海花》、《官场现形记》、《洪秀全演义》、《老残游记》、《鲁滨孙漂流记》、《世界末日记》、《佳人奇遇记》、《旅居病夫案》、《十五小豪杰》、《经国美谈》、《新中国未来记》。
以1949年为界，再版次数靠前的依次是《老残游记》、《洪秀全演义》、《官场现形记》、《恨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尾龟》、《孽海花》、《海上繁华梦》、《广陵潮》、《鲁滨孙漂流记》、《十五小豪杰》、《海上花列传》。（谭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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