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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一早读书 ，作者曹景年
关于孔子的诞辰，前人聚讼纷纭，清末孔广牧作《先圣生卒年月日考》[1]，罗列了近百种观点，如果再加上近现代的讨论，就更多了。近年来有不少人提出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但今天通行的9月28日却遭到不少人提出质疑并提出新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彻底理清孔子诞辰问题的源流。关于孔子诞辰的观点虽多，但所依据的原始材料是相同的，只是各家对材料的看法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首先要对原始材料进行追根溯源、考辨其真伪。所谓原始材料，指汉代及以前的材料，因为汉代之后的一系列说法都是由这些原始材料衍生出来的。原始材料主要有四项，一、《公羊传》、《谷梁传》；二、《史记》；三、汉代其他相关记载；四、《世本》；本文首先对以上材料进行考辨，得出一个较为可靠的结论，然后追溯9月28日这一日期的由来，最后列表综述孔子诞辰日的源流。
一、《春秋公羊传》与《春秋谷梁传》
阮校本《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经文：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来朝。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于商任。十又一月，庚子，孔子生。
阮校本《春秋榖梁传·襄公二十一年》经文：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来朝。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庚子，孔子生。
对比两条材料，可以发现《公羊传》比《谷梁传》多“十又一月”四字，这是怎么回事？学者们都注意到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说法：
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无此句。
另外，有学者将陆德明的这句释文当成是何休的注文：“《春秋公羊传》中的“十又一月”当是衍文。何休在本句下注释说：‘庚子，孔子生，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无此句。’何休当时看到的两个版本《春秋公羊传》中，另一个版本就没有“十一月”的字样。何休的说明非常重要，他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2]这也是因为后世也将陆德明对《公羊传》的释文混编入《公羊传注疏》中所引起的误解，试想，经、传、注、疏、音义五类不同的著作合编在一起，如果没有明显的标记，很容易混淆的。
总之，《公羊传》与《谷梁传》关于孔子生日的记载其实是一致的，都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只是今本公羊传误衍了“十有一月”四个字。
明代 佚名《孔子燕居像》
二、《史记》所载孔子生年
《史记》有三处提到孔子生年，第一处是《十二诸侯年表》在鲁襄公二十二年中标注：孔子生。第二处《孔子世家》云：“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第三处《鲁周公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孔丘生。”《史记》三处记载完全一致，但都只有年份，而没有详细的月日。《史记》中颇有年代记载矛盾之处，但关于孔子生年完全一致，这也难能可贵。
杜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注云：“仲尼以二十二年生。”《哀公十六年》注云：“鲁襄公二十二年生。”杜预应该是依据《史记》的记载而来。陆德明《左传音义》“鲁襄公二十二年生”下云：“本或作鲁襄公二十三年生，则与史记孔子世家异，此本非也。”可见当时杜注《左传》有把“二十二年”误为“二十三”年者，数字本来就容易讹误，这也可以理解。
另外，有学者认为《孔子家语》中有孔子生年的记载。清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引《史记》云：
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生（自注：公羊传，襄公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传，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自注：《史记·孔子世家》）[3]
《史记》原作“二十二年”，这里明显是误引。这个错误不知是陈士珂本人弄错的，还是此书在翻刻、流传的过程中弄错的。不过，有人竟然误认为这句话是《孔子家语》的本文：
《孔子家语》：“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生。”注解：“公羊传，襄公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传，冬十月庚子，孔子生。”这是《孔子家语》中唯一提到孔子诞辰的文字，将出生年份推迟到鲁襄公二十三年，更加错误，前人已经指出。又没有出生之月日，故没有参考价值。[4]
陈士珂明明已经注明资料来源是《史记·孔子世家》，而且原书顶格的是《家语》原文，低一格的是陈士珂的“疏证”，在“疏证”文中还夹杂着他的自注。
明代 佚名《孔子为鲁司寇像》
三、汉人其他材料
汉代关于孔子诞辰的记载，除了以上两种材料，还有如下几则：
1.汉儒贾逵的观点。襄公二十一年贾逵注：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卒七十三年（《左传·襄三十一年》正义引）
2.汉儒服虔引用贾逵的观点.昭二十四年，服虔载贾逵语云：“是岁孟僖子卒，属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时年三十五，定以孔子为襄二十一年生也。”（同上）
3.东汉延熹八年《老子铭》所载。孔子以周灵王廿年生，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见洪适《隶释》，周灵王廿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
四、关于《世本》记载孔子诞辰问题
许多学者研究孔子诞辰，援引《世本》的材料。如董作宾先生，在其多篇文章中指出，《世本》有“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这句话。由于《史记》的创作曾参考《世本》，则《史记》中关于孔子生年的记载就自然认为来自《世本》。夏乃儒先生在《孔子大辞典·孔子诞日》中也说：“史记之年与世本所记一致。”但是，其实《世本》中并没有这条记载。关于这一点，金友博先生在《史记孔子生年索源》一文中有详细论证，今参考其文，略述如下。
学者之所以认为《世本》有记载孔子生年，源于对《孔氏祖庭广记》中一段话的误解：
至圣文宣王鲁曲阜昌平乡阙里，其先宋人也。世本云宋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其子奔鲁为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长子曰伯皮有疾不任继嗣，遂娶颜氏祷于尼山，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生而首上污顶，故因名丘字仲尼，二岁纥卒。孔子长九尺六寸，腰大十围，凡四十九表…
此处的“世本云”，但云到何处，却是个问题。如果所云包括“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这句话，那么这句话自然就是来自《世本》。但是据考证，世本所云，仅截止到“伯夏生叔梁纥”，以下全是《广记》作者引他书的话。证据有几条：
其一，他书如《毛诗正义》、《谷梁疏》、《左传正义》引用世本这段话，“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仲尼。”只是简略记载孔子的世系，中间并没有孟皮的故事，更没有娶颜氏的故事。也绝不见孔子诞辰的信息.
其二，《世本》是对诸侯大夫世系的记载，是流水账式的，其基本格式是“某生某”，记载孔子诞辰不合其书体例。
其三，汉唐经史大师，在论及孔子诞辰时，无一引世本为说。如《谷梁疏》、《史记索隐》等，都多次引用《世本》，但在论及孔子诞辰时只提《史记》与《春秋三传》。如果《世本》有这句话，岂有不用之理。
综上所述，《世本》中并无孔子诞辰的记载，而仅有关于孔子的世系罗列。《孔氏祖庭广记》记载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这句话应该该书作者孔元措的话。
明代 佚名《孔子画像》
五、以上文献之关系及较为可靠的结论
《世本》虽然是非常古老的原始文献，但事实上它并没有记载孔子诞辰，所以《史记》等书的记载不可能来源于它，此项可忽略不计。剩余三项按年代先后排列如下：
第一项：《公羊传》和《谷梁传》，主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
第二项：《史记》，主鲁襄公二十二年，无具体日期。
第三项：贾逵、服虔、老子铭，主鲁襄公二十一年，无具体日期。
先看第三项与前两项的关系，第三项采用的是《公羊》、《谷梁》鲁襄公二十一年的说法，而不取《史记》二十二年的说法。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其中《春秋》一经为公羊博士，终两汉皆然，在汉人眼里《公羊传》是春秋的正统解释。《左传》、《谷梁》虽然在汉代也有流行，但它们仅属于民间性质的学术。汉人称《公羊传》一般直接称“春秋传”，具有仅次于经典的地位。汉代刻石经，除了把五经刻上去，又加了《公羊》和《论语》，二者是儒家“传记”中地位最高的二部书，因此，一般学者提到孔子诞辰当然要以《公羊传》为依据。再看第一项与第二项的关系。在司马迁作《史记》时，《公羊传》早已立为博士，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学说，而司马迁作《史记》也有继承春秋的意思，所以他不可能对《公羊传》关于孔子生日的记载一无所知。既然知道，他不可能再去记录另一个与之不同的说法且没有任何说明。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孔子生年，几乎可以肯定资料来源就是《公羊传》。但为何又与《公羊传》不同，而相差一年呢？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司马迁误把《公羊传》的日期按周正（以十一月为岁首）计算。如果司马迁见到的是衍了“十有一月”的文本，则十一月按周正是第二年了；第二种可能，如果他见到的是没衍“十有一月”的文本，由于汉朝在太初之前，都是以十月为岁首，可能他习惯性的认为十月就是第二年了，于是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总之，过去由于人们过度崇拜司马迁，所以对其结论深信不疑，反而置二传于不顾。其实《史记》中的年代错误不在少数，而二传都在《史记》之前，应该比《史记》更为可靠。
综上所述，孔子诞辰的材料应以《公羊传》、《谷梁传》所载最为准确，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换算成今天通行的农历，即八月二十一日。不过要换算成公历，就遇到一个小小的麻烦，因为公历有儒略历和格里历之分，儒略历是公元前46年开始实施，在1582年10月4日之前，西方用的都是儒略历，但由于此历法不够精确，过400年约误差一天，于是自1582年10月5日起改用新的历法，即格里历，并将这一天改为10月15日。而孔子出生时，既没有儒略历，也没有格里历，应该用哪个历法推算呢？江晓原先生主张用儒略历，推算结果就是公元前552年10月9日[5]，徐文新先生主张用格里历，推算结果就是公元前552年10月3日[6]。那么，到底用儒略历合理，还是格里历合理呢？有些人以为格里历更精确，所有的历史年代都应用格里历表述。江晓原先生认为，应以1582年格里历的实施为分界线，此后应该用格里历，公元前46年到1582这段时间应该用儒略历，因为格里历还不存在。而公元前46年之前国际历史学界和天文学界的不成文约定是用儒略历，“因为公元前46年之后开始使用儒略历，那么将这一历法向公元前46年之前的年代延伸，是很自然的；如果使用格里历来向公元前46年之前的年代延伸，就要跳过一千六百多年，这显然不合常理。”[7]江先生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
不过，虽然不同的历法表述孔子诞辰的日期是不同的，但它们无疑指的都是历史上的同一天。如果将历史看作一条直线，每一天看作这条直线上的一个个点，那么这一天就是这条直线上的一个完全可以确定位置的点。但要表述这个点的位置，首先要确定一个原点。国际上通常以公元前4713年1月1日这一天作为原点，此后的每一天的坐标都用累积的数字表示，如公元前4713年1月2日的坐标就是2，以此类推，孔子诞生的那一天的坐标是1520037[8]，这就是儒略日的表述方法，这一方法超越了不同历法的差异。
明代孔子像
六、9月28日之由来
由上文可知，孔子诞辰较为可靠的农历日期为八月二十一日，公历日期为10月9日，或10月3日。那么，今天通行的9月28日又是怎么来的呢？
由于过去人们多相信《史记》所记载的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之说，于是便将孔子生日后移一年，定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即农历八月二十七日。这一日期在金代孔元措所著的《孔氏祖庭广记》卷八就已经推算出来：“先圣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此后元明清各朝基本上都认同这一日期。但每年隆重的祭孔大典并不在孔子生日举行，而是在仲春（二月）、仲秋（八月）的上丁日分别举行，孔子诞辰日只是进行简单的斋戒、庆祝。
民国元年，国家实现共和政体，决定废除祭孔大典，而只于孔子生日那天举行纪念活动。1912年9月26日民国政府教育部致各省都督民政长电云：“查孔子诞日，应以阴历就阳历核算，本年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即阳历十月七日，自民国元年为始，永以十月七日为举行纪念会之期。”[9]这种算法很是荒唐，因为1912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七对应公历10月7日，但孔子出生那一年的八月二十七未必对应10月7日。1913年9月17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又决定以孔广牧《先生生卒年月考》所考定的日期农历八月二十八日为标准日期，且不得换算为阳历：“惟孔子生日既从夏正考定，自不得溯从夏正，否则恒致抵牾，转近诬妄。嗣后各校应永依旧历八月二十七日[10]行礼。”不过凑巧的是，当年的八月二十八日，恰恰是公历的9月28日。这是9月28日这个日期第一次与孔子诞辰扯上关系。鲁迅在1913年的日记中有记载：“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休息。又云是孔子生日也。”不过，鲁迅所记的9月28日虽然没错，但当时认定的实是农历的八月二十八日，而非公历的9月28日，只是农历八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凑巧是公历9月28日而已。
后来，袁世凯想搞复辟，试图重新恢复祭孔大典。1913年12月颁布了《祀孔案审查报告书》，仍决定沿用传统做法，于春秋上丁日举行祭祀典礼：
窃谓春秋两祭仍宜适用，上丁或疑与新历，不甚相宜，则有说焉。…… 政令用阳历，所以取世界之大同，祭祀用阴历，所以从先圣之遗志。言各有当，事不相蒙也。若改于每年开学之首日举行祀典，我国幅员广大，气候不同，开学之期，断难一律，未便作为通祭之期。若即于先圣生日举行祭礼，不知祝圣庆典，通国所同。若国家崇祀之上仪，义取特尊，碍难并举。此本审查会议以夏时春秋两祭为祀孔之日之理由也。。。此外开学祭、诞日祭，应按照从前习惯，自由致祭，无庸特为规定。[11]
这段话解释了祭孔大典仍采取传统春秋两祭，而不取每年开学首日及孔子生日的理由。这是就官方层面讲，而对于民间层面，则开学日、孔子生日当天仍可自由举行纪年活动。1914年9月出台的《祀孔典礼》便正式规定“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12]。而凑巧的是，1914年仲秋八月上丁日为八月初九丁巳，公历也刚好是9月28日。9 月25 日，袁世凯发布《举行祀孔典礼令》云：“前经政治会议议决，祀孔典礼业已公布施行。九月二十八日为旧历秋仲上丁，本大总统谨率百官举行祀孔典礼。”[13]不过这个9月28日依然跟孔子诞辰无关，它只是与农历仲秋上丁日偶尔重合而已。北洋政府时期，基本继承了春秋祭孔的习惯，而对孔子生日当天的活动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
真正重视孔子生日要从国民政府时代算起。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为显示其革命性，废除了春秋祭孔典礼，而只于孔子诞辰日举行纪念活动。由于当时正式废除了旧历，改用公历，于是又在1934年直接把过去沿用的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改为公历的8月27日，并将此日定为孔子诞辰纪念日。此后国民政府历年均在此日举行一些纪念活动，1948年8月27日在大陆举行最后一次。1939年，还定孔子诞辰纪念日为教师节。
这中间有一个插曲。1942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将孔子诞辰日由8月27日正式改为9月28日，并作了详细考证。[14]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孔子的生日只有两种可能，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或二十二年十月庚子，前者推算为农历八月二十一日或公历10月3日，后者推算为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或公历9月28日。由于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沿用已久，便决定采用后说，定孔子诞辰为公历9月28日。这是9月28日第一次作为孔子诞辰登上历史舞台。不过他们的推算是按照格里历进行的，如果按儒略历，则八月二十七日当是10月4日。
国民党退到台湾后，由于一些学者的建议，也决定重新研究教师节即孔子生日问题，最后也决定采用9月28日这个日期，并于1952年8月18日由蒋介石颁布施行至今。
综合本文，为清楚表示孔子诞辰日的问题源流，制作表格如下：
注释
1、见《皇清经解续编》卷一千四百十四——一千四百十五
2、毕宝魁：《孔子生年生日详考》，《辽宁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3、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35页。
4、毕宝魁：《孔子生年生日详考》，第37页；岳冠林：《孔子诞辰考》（《怀化学院学报》2014年第9期）沿用。
5、江晓原：《孔子诞辰：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历史月刊》（台湾）1999年第8期。
6、徐文新：《孔子诞辰的推算》，中国儒学网2003年7月30日发布。
7、江晓原：《儒略历还是格里历：这是一个问题》，《中国国家天文》2007年第4期。
8、这是江晓原先生的推算。
9、《教育部致各省都督民政长电》，《政府公报》，1912（149），可登陆台湾“政府公报资讯网查询”。该条中的十月七日，被多人误引为十月十七日，如李俊领的《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第66页），朱文哲《符号、仪式与认同:民国时期的孔子诞辰纪念》（《天府新论》2015年第4期）。
10、“七”当为“八”，当时公文出现错误，参常会营《民国初年关于祭孔问题的争议》一文。
11、《祀孔案审查报告书》，《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十一号，1913年12月。
12、政事堂礼制馆：《祀孔典礼·呈文》，第1页，民国三年。
13、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二卷，第1399－1400页。
14、《孔子诞辰定为9月28日》，见《华北编译馆馆刊》，1942年第1卷第2期。
曹景年：孔子诞辰诸说源流考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曹景年：孔子诞辰诸说源流考
以下文章来源于一早读书 ，作者曹景年
关于孔子的诞辰，前人聚讼纷纭，清末孔广牧作《先圣生卒年月日考》[1]，罗列了近百种观点，如果再加上近现代的讨论，就更多了。近年来有不少人提出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但今天通行的9月28日却遭到不少人提出质疑并提出新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彻底理清孔子诞辰问题的源流。关于孔子诞辰的观点虽多，但所依据的原始材料是相同的，只是各家对材料的看法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首先要对原始材料进行追根溯源、考辨其真伪。所谓原始材料，指汉代及以前的材料，因为汉代之后的一系列说法都是由这些原始材料衍生出来的。原始材料主要有四项，一、《公羊传》、《谷梁传》；二、《史记》；三、汉代其他相关记载；四、《世本》；本文首先对以上材料进行考辨，得出一个较为可靠的结论，然后追溯9月28日这一日期的由来，最后列表综述孔子诞辰日的源流。
一、《春秋公羊传》与《春秋谷梁传》
阮校本《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经文：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来朝。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于商任。十又一月，庚子，孔子生。
阮校本《春秋榖梁传·襄公二十一年》经文：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来朝。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庚子，孔子生。
对比两条材料，可以发现《公羊传》比《谷梁传》多“十又一月”四字，这是怎么回事？学者们都注意到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说法：
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无此句。
另外，有学者将陆德明的这句释文当成是何休的注文：“《春秋公羊传》中的“十又一月”当是衍文。何休在本句下注释说：‘庚子，孔子生，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无此句。’何休当时看到的两个版本《春秋公羊传》中，另一个版本就没有“十一月”的字样。何休的说明非常重要，他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2]这也是因为后世也将陆德明对《公羊传》的释文混编入《公羊传注疏》中所引起的误解，试想，经、传、注、疏、音义五类不同的著作合编在一起，如果没有明显的标记，很容易混淆的。
总之，《公羊传》与《谷梁传》关于孔子生日的记载其实是一致的，都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只是今本公羊传误衍了“十有一月”四个字。
明代 佚名《孔子燕居像》
二、《史记》所载孔子生年
《史记》有三处提到孔子生年，第一处是《十二诸侯年表》在鲁襄公二十二年中标注：孔子生。第二处《孔子世家》云：“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第三处《鲁周公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孔丘生。”《史记》三处记载完全一致，但都只有年份，而没有详细的月日。《史记》中颇有年代记载矛盾之处，但关于孔子生年完全一致，这也难能可贵。
杜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注云：“仲尼以二十二年生。”《哀公十六年》注云：“鲁襄公二十二年生。”杜预应该是依据《史记》的记载而来。陆德明《左传音义》“鲁襄公二十二年生”下云：“本或作鲁襄公二十三年生，则与史记孔子世家异，此本非也。”可见当时杜注《左传》有把“二十二年”误为“二十三”年者，数字本来就容易讹误，这也可以理解。
另外，有学者认为《孔子家语》中有孔子生年的记载。清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引《史记》云：
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生（自注：公羊传，襄公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传，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自注：《史记·孔子世家》）[3]
《史记》原作“二十二年”，这里明显是误引。这个错误不知是陈士珂本人弄错的，还是此书在翻刻、流传的过程中弄错的。不过，有人竟然误认为这句话是《孔子家语》的本文：
《孔子家语》：“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生。”注解：“公羊传，襄公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传，冬十月庚子，孔子生。”这是《孔子家语》中唯一提到孔子诞辰的文字，将出生年份推迟到鲁襄公二十三年，更加错误，前人已经指出。又没有出生之月日，故没有参考价值。[4]
陈士珂明明已经注明资料来源是《史记·孔子世家》，而且原书顶格的是《家语》原文，低一格的是陈士珂的“疏证”，在“疏证”文中还夹杂着他的自注。
明代 佚名《孔子为鲁司寇像》
三、汉人其他材料
汉代关于孔子诞辰的记载，除了以上两种材料，还有如下几则：
1.汉儒贾逵的观点。襄公二十一年贾逵注：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卒七十三年（《左传·襄三十一年》正义引）
2.汉儒服虔引用贾逵的观点.昭二十四年，服虔载贾逵语云：“是岁孟僖子卒，属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时年三十五，定以孔子为襄二十一年生也。”（同上）
3.东汉延熹八年《老子铭》所载。孔子以周灵王廿年生，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见洪适《隶释》，周灵王廿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
四、关于《世本》记载孔子诞辰问题
许多学者研究孔子诞辰，援引《世本》的材料。如董作宾先生，在其多篇文章中指出，《世本》有“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这句话。由于《史记》的创作曾参考《世本》，则《史记》中关于孔子生年的记载就自然认为来自《世本》。夏乃儒先生在《孔子大辞典·孔子诞日》中也说：“史记之年与世本所记一致。”但是，其实《世本》中并没有这条记载。关于这一点，金友博先生在《史记孔子生年索源》一文中有详细论证，今参考其文，略述如下。
学者之所以认为《世本》有记载孔子生年，源于对《孔氏祖庭广记》中一段话的误解：
至圣文宣王鲁曲阜昌平乡阙里，其先宋人也。世本云宋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其子奔鲁为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长子曰伯皮有疾不任继嗣，遂娶颜氏祷于尼山，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生而首上污顶，故因名丘字仲尼，二岁纥卒。孔子长九尺六寸，腰大十围，凡四十九表…
此处的“世本云”，但云到何处，却是个问题。如果所云包括“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这句话，那么这句话自然就是来自《世本》。但是据考证，世本所云，仅截止到“伯夏生叔梁纥”，以下全是《广记》作者引他书的话。证据有几条：
其一，他书如《毛诗正义》、《谷梁疏》、《左传正义》引用世本这段话，“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仲尼。”只是简略记载孔子的世系，中间并没有孟皮的故事，更没有娶颜氏的故事。也绝不见孔子诞辰的信息.
其二，《世本》是对诸侯大夫世系的记载，是流水账式的，其基本格式是“某生某”，记载孔子诞辰不合其书体例。
其三，汉唐经史大师，在论及孔子诞辰时，无一引世本为说。如《谷梁疏》、《史记索隐》等，都多次引用《世本》，但在论及孔子诞辰时只提《史记》与《春秋三传》。如果《世本》有这句话，岂有不用之理。
综上所述，《世本》中并无孔子诞辰的记载，而仅有关于孔子的世系罗列。《孔氏祖庭广记》记载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这句话应该该书作者孔元措的话。
明代 佚名《孔子画像》
五、以上文献之关系及较为可靠的结论
《世本》虽然是非常古老的原始文献，但事实上它并没有记载孔子诞辰，所以《史记》等书的记载不可能来源于它，此项可忽略不计。剩余三项按年代先后排列如下：
第一项：《公羊传》和《谷梁传》，主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
第二项：《史记》，主鲁襄公二十二年，无具体日期。
第三项：贾逵、服虔、老子铭，主鲁襄公二十一年，无具体日期。
先看第三项与前两项的关系，第三项采用的是《公羊》、《谷梁》鲁襄公二十一年的说法，而不取《史记》二十二年的说法。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其中《春秋》一经为公羊博士，终两汉皆然，在汉人眼里《公羊传》是春秋的正统解释。《左传》、《谷梁》虽然在汉代也有流行，但它们仅属于民间性质的学术。汉人称《公羊传》一般直接称“春秋传”，具有仅次于经典的地位。汉代刻石经，除了把五经刻上去，又加了《公羊》和《论语》，二者是儒家“传记”中地位最高的二部书，因此，一般学者提到孔子诞辰当然要以《公羊传》为依据。再看第一项与第二项的关系。在司马迁作《史记》时，《公羊传》早已立为博士，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学说，而司马迁作《史记》也有继承春秋的意思，所以他不可能对《公羊传》关于孔子生日的记载一无所知。既然知道，他不可能再去记录另一个与之不同的说法且没有任何说明。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孔子生年，几乎可以肯定资料来源就是《公羊传》。但为何又与《公羊传》不同，而相差一年呢？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司马迁误把《公羊传》的日期按周正（以十一月为岁首）计算。如果司马迁见到的是衍了“十有一月”的文本，则十一月按周正是第二年了；第二种可能，如果他见到的是没衍“十有一月”的文本，由于汉朝在太初之前，都是以十月为岁首，可能他习惯性的认为十月就是第二年了，于是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总之，过去由于人们过度崇拜司马迁，所以对其结论深信不疑，反而置二传于不顾。其实《史记》中的年代错误不在少数，而二传都在《史记》之前，应该比《史记》更为可靠。
综上所述，孔子诞辰的材料应以《公羊传》、《谷梁传》所载最为准确，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换算成今天通行的农历，即八月二十一日。不过要换算成公历，就遇到一个小小的麻烦，因为公历有儒略历和格里历之分，儒略历是公元前46年开始实施，在1582年10月4日之前，西方用的都是儒略历，但由于此历法不够精确，过400年约误差一天，于是自1582年10月5日起改用新的历法，即格里历，并将这一天改为10月15日。而孔子出生时，既没有儒略历，也没有格里历，应该用哪个历法推算呢？江晓原先生主张用儒略历，推算结果就是公元前552年10月9日[5]，徐文新先生主张用格里历，推算结果就是公元前552年10月3日[6]。那么，到底用儒略历合理，还是格里历合理呢？有些人以为格里历更精确，所有的历史年代都应用格里历表述。江晓原先生认为，应以1582年格里历的实施为分界线，此后应该用格里历，公元前46年到1582这段时间应该用儒略历，因为格里历还不存在。而公元前46年之前国际历史学界和天文学界的不成文约定是用儒略历，“因为公元前46年之后开始使用儒略历，那么将这一历法向公元前46年之前的年代延伸，是很自然的；如果使用格里历来向公元前46年之前的年代延伸，就要跳过一千六百多年，这显然不合常理。”[7]江先生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
不过，虽然不同的历法表述孔子诞辰的日期是不同的，但它们无疑指的都是历史上的同一天。如果将历史看作一条直线，每一天看作这条直线上的一个个点，那么这一天就是这条直线上的一个完全可以确定位置的点。但要表述这个点的位置，首先要确定一个原点。国际上通常以公元前4713年1月1日这一天作为原点，此后的每一天的坐标都用累积的数字表示，如公元前4713年1月2日的坐标就是2，以此类推，孔子诞生的那一天的坐标是1520037[8]，这就是儒略日的表述方法，这一方法超越了不同历法的差异。
明代孔子像
六、9月28日之由来
由上文可知，孔子诞辰较为可靠的农历日期为八月二十一日，公历日期为10月9日，或10月3日。那么，今天通行的9月28日又是怎么来的呢？
由于过去人们多相信《史记》所记载的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之说，于是便将孔子生日后移一年，定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即农历八月二十七日。这一日期在金代孔元措所著的《孔氏祖庭广记》卷八就已经推算出来：“先圣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此后元明清各朝基本上都认同这一日期。但每年隆重的祭孔大典并不在孔子生日举行，而是在仲春（二月）、仲秋（八月）的上丁日分别举行，孔子诞辰日只是进行简单的斋戒、庆祝。
民国元年，国家实现共和政体，决定废除祭孔大典，而只于孔子生日那天举行纪念活动。1912年9月26日民国政府教育部致各省都督民政长电云：“查孔子诞日，应以阴历就阳历核算，本年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即阳历十月七日，自民国元年为始，永以十月七日为举行纪念会之期。”[9]这种算法很是荒唐，因为1912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七对应公历10月7日，但孔子出生那一年的八月二十七未必对应10月7日。1913年9月17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又决定以孔广牧《先生生卒年月考》所考定的日期农历八月二十八日为标准日期，且不得换算为阳历：“惟孔子生日既从夏正考定，自不得溯从夏正，否则恒致抵牾，转近诬妄。嗣后各校应永依旧历八月二十七日[10]行礼。”不过凑巧的是，当年的八月二十八日，恰恰是公历的9月28日。这是9月28日这个日期第一次与孔子诞辰扯上关系。鲁迅在1913年的日记中有记载：“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休息。又云是孔子生日也。”不过，鲁迅所记的9月28日虽然没错，但当时认定的实是农历的八月二十八日，而非公历的9月28日，只是农历八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凑巧是公历9月28日而已。
后来，袁世凯想搞复辟，试图重新恢复祭孔大典。1913年12月颁布了《祀孔案审查报告书》，仍决定沿用传统做法，于春秋上丁日举行祭祀典礼：
窃谓春秋两祭仍宜适用，上丁或疑与新历，不甚相宜，则有说焉。…… 政令用阳历，所以取世界之大同，祭祀用阴历，所以从先圣之遗志。言各有当，事不相蒙也。若改于每年开学之首日举行祀典，我国幅员广大，气候不同，开学之期，断难一律，未便作为通祭之期。若即于先圣生日举行祭礼，不知祝圣庆典，通国所同。若国家崇祀之上仪，义取特尊，碍难并举。此本审查会议以夏时春秋两祭为祀孔之日之理由也。。。此外开学祭、诞日祭，应按照从前习惯，自由致祭，无庸特为规定。[11]
这段话解释了祭孔大典仍采取传统春秋两祭，而不取每年开学首日及孔子生日的理由。这是就官方层面讲，而对于民间层面，则开学日、孔子生日当天仍可自由举行纪年活动。1914年9月出台的《祀孔典礼》便正式规定“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12]。而凑巧的是，1914年仲秋八月上丁日为八月初九丁巳，公历也刚好是9月28日。9 月25 日，袁世凯发布《举行祀孔典礼令》云：“前经政治会议议决，祀孔典礼业已公布施行。九月二十八日为旧历秋仲上丁，本大总统谨率百官举行祀孔典礼。”[13]不过这个9月28日依然跟孔子诞辰无关，它只是与农历仲秋上丁日偶尔重合而已。北洋政府时期，基本继承了春秋祭孔的习惯，而对孔子生日当天的活动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
真正重视孔子生日要从国民政府时代算起。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为显示其革命性，废除了春秋祭孔典礼，而只于孔子诞辰日举行纪念活动。由于当时正式废除了旧历，改用公历，于是又在1934年直接把过去沿用的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改为公历的8月27日，并将此日定为孔子诞辰纪念日。此后国民政府历年均在此日举行一些纪念活动，1948年8月27日在大陆举行最后一次。1939年，还定孔子诞辰纪念日为教师节。
这中间有一个插曲。1942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将孔子诞辰日由8月27日正式改为9月28日，并作了详细考证。[14]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孔子的生日只有两种可能，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或二十二年十月庚子，前者推算为农历八月二十一日或公历10月3日，后者推算为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或公历9月28日。由于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沿用已久，便决定采用后说，定孔子诞辰为公历9月28日。这是9月28日第一次作为孔子诞辰登上历史舞台。不过他们的推算是按照格里历进行的，如果按儒略历，则八月二十七日当是10月4日。
国民党退到台湾后，由于一些学者的建议，也决定重新研究教师节即孔子生日问题，最后也决定采用9月28日这个日期，并于1952年8月18日由蒋介石颁布施行至今。
综合本文，为清楚表示孔子诞辰日的问题源流，制作表格如下：
| 资料来源 | 日期 | 年份 | 农历日期 | 儒略历日期 | 格里历日期 | 备注 |
| 公羊传 谷梁传 |
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 | 公元前552年 | 八月二十一日 | 10月9日 | 10月3日 | 此日期比较可靠，但未曾通行。 |
| 史记之年份，公羊传、谷梁传之日期。 | 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 | 公元前551年 | 八月二十七日 （自元代以来使用至北洋政府时期。1934年国民党定阳历8月27日为孔子诞辰，使用至1952年。） |
10月4日 | 9月28日 （1942年起汪伪政权使用；1952年台湾地区公布并正式使用至今） |
此日期不如前者可靠，但比较通行。 |
| 备注 | 中国传统历法 | 儒略历在公元前46年至1582年10月4日使用。误差较大，但国际惯例公元前46年之前仍使用之。 | 格里历即现行公历，1582年10月5日之后渐为各国通用。误差较小，但不适宜表述此前的历史日期。 |
注释
1、见《皇清经解续编》卷一千四百十四——一千四百十五
2、毕宝魁：《孔子生年生日详考》，《辽宁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3、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35页。
4、毕宝魁：《孔子生年生日详考》，第37页；岳冠林：《孔子诞辰考》（《怀化学院学报》2014年第9期）沿用。
5、江晓原：《孔子诞辰：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历史月刊》（台湾）1999年第8期。
6、徐文新：《孔子诞辰的推算》，中国儒学网2003年7月30日发布。
7、江晓原：《儒略历还是格里历：这是一个问题》，《中国国家天文》2007年第4期。
8、这是江晓原先生的推算。
9、《教育部致各省都督民政长电》，《政府公报》，1912（149），可登陆台湾“政府公报资讯网查询”。该条中的十月七日，被多人误引为十月十七日，如李俊领的《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第66页），朱文哲《符号、仪式与认同:民国时期的孔子诞辰纪念》（《天府新论》2015年第4期）。
10、“七”当为“八”，当时公文出现错误，参常会营《民国初年关于祭孔问题的争议》一文。
11、《祀孔案审查报告书》，《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十一号，1913年12月。
12、政事堂礼制馆：《祀孔典礼·呈文》，第1页，民国三年。
13、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二卷，第1399－1400页。
14、《孔子诞辰定为9月28日》，见《华北编译馆馆刊》，1942年第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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