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雕版印刷日趋完善,到宋朝时已不仅仅是一种手艺,而已成为一门艺术—书法艺术。但实在说不上方便快捷。为了克服雕版印刷的弊端,宋人毕昇在1041—1048年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是中国最早的活字印刷术。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门里记载了毕升的这项发明。活字印刷相对于雕版印刷来说,可提高印书效率,既经济方便,又减轻保管负担,且错误易修正。这些优点是雕版印刷所无法比拟的。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这种技术并没有广泛应用。
活字印刷术的优点是雕版印刷所无法比拟的。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这种技术并没有广泛应用。清末版本目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共著录历代书籍七千七百四十八种,约计不同版本两万部,其中活字印奉只有二百二十部,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一左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汉学家卡特(T.F.Carter,1882—1925)在著名的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专家们一直认为,毕昇的胶泥字和随之而起的铸锡作字,似乎始终没有广泛流行。”
在清代古登堡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以前,活字印刷终究未取代雕板印刷而取得统治地位。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却有不完善之处。从活字的制造来讲。活字的制作通常分为手工雕刻和以字模铸字两种。据《梦溪笔谈》、《造活字印书法》等相关资料记载。中国古代的泥活字和木活字、铜活字等都为手工雕刻,既费人力又费时间。
手工雕刻除了效率低,且易造成各字大小不均笔画粗细不以、排字行距歪斜不整齐,甚至出现单字横置、倒置的情况。此外,活字印书易造成印纸墨色浓淡不均匀,而金属活字不易着水墨,从而影响到印刷效果。《水经注》序注云:“昨夜江南所进之书有《鹃冠子》,即活字版,第字体不工且多讹谬。”
汉字的特殊形态是延缓活字印刷术推广的另一原因。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方块体系信息量庞大,数量很多,一副活字要满足排版的需要,有的甚至要刻制十几万个活字。这样大的数量,制作工程是相当繁复的。福建林春棋用了二十一年的时间,耗去白银二十多万两,到道光二十六年刻成大小楷体铜活字四十多万个。其间人力物力的投入可想而知。欧洲人所使用的拼音文字体系来说,仅需要制作数十种字母、字符的活字,便可以非常方便地完成排版工作。这种差距使得以汉字为载体的信息传输速度要比以拼音文字为载体的信息传输速度低出许多,客观上延缓了活字印刷术的推广与普及。
按金简《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的记载,活字印刷术的工序计有:摆书、垫版、校对、印刷、归类、逐日轮转。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重大损失。因此“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成本才会降低。而中国古代大多数书印刷的数量不多。需求量大的四书五经等经史子集千年不变,使用雕版印刷相对方便、快捷,并且一次刻成,保留整版,便可以反复印刷。书坊为了追得利润,力求降低成本,就不愿意丢掉原有的传统雕版工艺,而去采用活字印刷这种新技术。于是在应用实践上,活字印刷遭到了来自印刷主体——经营者主观上的阻碍。
政府的推广是一项技术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官刻首次正式采用活字印刷术,为清雍正四年印成铜字版《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并颁行《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可算是政府在活字印刷技术总结方面的首次贡献。但政府在活字版的使用上并不是很热心,清初宫廷刻的25万枚铜活字,在印成《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后,一直被束之高阁,到了乾隆年间,又因为政府财政困难,被炼铸为铜钱了。《清高宗召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曰:“毁铜昔悔彼,刊木此葱予。”
即使到清代中期,用活字印刷的书籍在数量上虽有所增加,但活字印刷仍然没有取代雕版印书成为主流。据张秀民先生所著《中国活字印刷简史》一书称,现代流传的明清时代的活字版丛书有20多种,经、史、子、集的单行本千余种。此数量是数以万计的雕版书籍所无法比拟的。在雷梦辰先生的《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一书中,记载了乾隆三十九年至五十七年间各省所查办禁止的书籍,共有四十七处记载有书籍的板片问题(即印刷用的雕板),活字印刷在本书中却丝毫没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