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龙：古籍登记中的“板裂系联法”-中国瓷器网（中瓷网）

王传龙：古籍登记中的“板裂系联法”

作者：佚名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王传龙：古籍登记中的“板裂系联法”

以下文章来源于书目文献，作者王传龙

一、传统古籍登记法所面临的困难

当前国内各大图书馆在登记线装古籍版本时，所依赖的主要是封面页、牌记、序跋、堂号、印章等项，只有当这类明确的出版项缺失时（如卷首、卷末残缺，又或仅存整部书中的某些册），才会花费时间去核对其版本，而核对的方法又往往是比对存有上述出版项之版本，依此登记。实际上，由于中国古籍自身所存在的特殊性，同一种书往往会历代翻刻许多次，较畅销的书各地书坊还会冒名盗版，而宋元板书由于价格不菲，明代之后书贾更是频繁造伪，类似的现象都给古籍的准确登记造成了困难。传统的古籍登记方法，经常会错误地将大量的翻刻书、盗版书登记为原刻本。举例而言，河南省图书馆古籍部登记为清乾隆三十七年叶氏海录轩朱墨套印本《文选》者共有18种，经与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登记为相同版本的《文选》进行对比，“竟然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本子”。[1]这种令人遗憾的现实状况，实际上给传统的古籍登记模式敲响了警钟，揭示出了它在面临翻刻书、盗版书时的无力感。概括而言，约有如下数端：

（一）封面页、序跋、牌记鉴别不可靠

依靠封面页、序跋或牌记鉴别版本，是通常的版本鉴别中十分重要，目前各大图书馆登记收藏书目时，也往往据此登记版本项。然而这些项目，也是混淆盗版与原刻的关键所在，盗版书往往原样翻刻，因此造成了真假难辨的结果。笔者所见，海录轩本《文选》的绝大部分盗版书都有封面页，注明“长洲叶涵峰参订”、“海录轩藏板”等字样，而叶涵峰的《重刻文选序》也依样翻刻；绝大多数汲古阁的盗版，十三经的版心下方都保留了“汲古阁”的堂号，十七史的版心除了“汲古阁”，还保留了“毛氏正本”的字样。不仅如此，不少汲古阁的盗版书甚至连卷末的“皇明崇祯某年岁在某某古虞毛氏绣镌”阴文牌记也照样翻刻。若盲信封面页、序跋、牌记，不免误将盗版视为原本，误将清刻视为“皇明”刻本。中华书局出版白化文点校《楚辞补注》，虽将底本标注为汲古阁本，但实际上为清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据汲古阁本翻刻本，[2]相信即因此致误。

（二）字体鉴别易出错

古书刻成后，无良书贩可以抽换、撕毁序跋，可以染色纸张，可以伪造收藏印章，可以添加封面页或牌记页，甚至可以改造卷目录以冒充全本，但唯独无法更改全书字体。大量收藏或经手古书的版本名家，往往一睹字体，即可对古书进行断代，甚至具体说出是何年何人所刻。因此，字体鉴别在通常的版本鉴别中十分重要，而且简便易用，前辈学者往往对此多所倚重，成为传统古籍登记方法中的重要一环。然而，若将此法移植于盗版书的鉴别中，反而会造成先入为主的弊病，即使是文献名家也难免会由此犯错。

邓邦述曾在一部《蔡中郎集》上题识：“《中郎集》以此本为最古，目后有‘正德乙亥春三月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板印行’二行，今已为市侩剜去，世之作伪者皆由无识目之。甲子三月检记。”[3]邓氏所见之书，本无牌记，但其既认定此本为兰雪堂活字本，故反推出了牌记被剜去的结论。然此本据魏隐儒鉴定，实为一影刻活字之本，虽然其字体保留了所有活字本的特点，但书中有多处板裂，为后世仿刻本无疑。此仿本不题出版机构，而书口处偶有“兰雪堂”字样（如卷六第十页书口上端），则其意在盗版，不言而喻。若非过于相信自己的字体鉴别能力，邓氏也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后还有“无识目之”的自负之语。

盗版书与原刻往往处于同一朝代，故版本学中所总结出的不同朝代的字体特色，完全排不上用场。而盗版既意在冒充原刻，故所采用字体亦着力模仿原作，或影刻，或摹刻，务求相似。同为《蔡中郎集》一书，海源阁仿宋本与光绪番禺陶氏爱庐刊本，单以字体而言，几至肉眼难辨之程度。笔者校点《欧阳南野先生文集》时亦发现此类状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将所用底本标注为“嘉靖三十七年梁汝魁刻本”，实则此本为嘉靖三十六年徐南金刻本之后印修订本。梁汝魁本为照徐南金初刻本翻刻，惟字体高度类似，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反以为底本脱去梁汝魁序，因而出现标注错误。[4]

（三）名家、宫廷收藏印不可盲信

名家、宫廷收藏多善本，常人遂以为凡经其鉴藏之本必为精本或原刻本，盗版商亦由此而引人入彀。汲古阁盗版本，卷端或卷末往往翻刻“琴川毛氏审定宋本”等印章，冒充其为据宋本翻刻之原刻本。更有甚者，书贩往往仿造名家印章，钤盖于盗版书（或挖去后来出版标识之翻刻书）之上，以求善价。笔者所经手恽铁憔影印薛福辰点句本《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一书，其底本有“天历之宝”、“典礼纪察司印”半印、“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图书”等几枚印章，经笔者鉴别皆为伪刻，乃书贩欲将明嘉靖顾从德刊本伪装成宋本而制成。[5]顾从德本因从宋本影刻而来，又保留了宋刻序文及宋代刻书工匠人名及避讳字，只要将末页的跋文去掉，本身就是很好的作伪材料。而学苑出版社则误将此底本视为宋本，在影印出版时标注为“影宋本”，即为受上述收藏印章所蒙蔽。

解放前伪造印章的书估甚多，赵孟頫、毛晋、黄丕烈、项元汴、劳格等人印章，更是伪造的重灾区。退一步讲，即使古书的收藏印章为真，仍然不能据以认定此书为善本或原刻本。著名藏书家的藏书散出后，精美的印章往往也随之转卖（如缪荃孙之印章就归文禄堂主人王搢卿所有），后得者即可随意使用，肆无忌惮。

（四）纸张鉴别难以操作

纸张本来也是古书的载体之一，同样属于版本鉴别的重点，在鉴别不同朝代的刻本时屡获奇效，但同样在盗版书的鉴别中难以操作。盗版书往往与原刻同一朝代，甚至间隔的时间很小，纸张区别并不大。而除了几种特别的纸张，如白棉纸、“开化纸”、[6]太史连纸等等，明清两代的大部分竹纸并不容易分辨。而即使是同一地所产纸张，年代不同也会有差别；同一板所用印纸，先后批次也未必相同。

众所周知，汲古阁在印书时曾特别于江西定制毛太纸、毛边纸两种纸张，用以刷印自家所刻书板，故而有人将此两种纸视为汲古阁刻本的标志。然据笔者细考，此两种纸并非毛晋所创，而是旧有之纸张。以毛边纸为例，又有黄毛边纸、蓝毛边纸等名目，在明代各色纸张中用量并不低，明内府所印佛经、道经皆曾大量使用这种纸张。[7]而此两种纸张亦非江西独有，浙江、福建等地皆曾制造，甚至在毛晋去世后仍然在大量生产，清代宫廷也曾使用“本色毛边纸”、“各色毛边纸”等项，[8]民间刻书用此二纸者亦比比皆是。即使汲古阁自身所用纸，也并非均为此两种纸张，而是曾采用过包括“开化纸”在内的多种纸张刷印。还不仅如此，汲古阁所藏刻板最后皆散出，不少购得者都曾再次刷印，[9]所用纸张更是五花八门，无一定之规。凡此种种，想要凭借纸张区分汲古阁原刻及盗版，实际上难以操作。上述海录轩本《文选》，则无论原刻还是盗版，所用纸张均为普通竹纸，此法更不可行。

二、“板裂系联法”的流程

根据笔者在古籍研究中的实际体验，几乎所有图书馆的古籍实物都可能会遇到所登记版本有误的现象，甚至权威专家、权威机构所编订的目录，譬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等，也同样会出现版本登记错讹。作为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者，我们必须设法改进古籍的登记方式，以便更准确、更有效率地描述古籍版本等信息。而作为一种相对可靠的解决方案，笔者建议采用“板裂系联法”，以解决当前图书馆在登记古籍时所遭遇的困难。“系联法”最早应用在甲骨卜辞的鉴定之中，郭沫若、董作宾等人，通过系联甲骨文中的地名、干支、贞人等项以对甲骨进行分类，同一类的甲骨大致为同一时间的产物，或出土于同一地点。笔者建议将类似的思路引入到当前的线装古籍登记之中，通过系联板裂的方式，以大幅度改进古籍版本的鉴定效率，其流程步骤如下：

（一）根据板裂系联古籍

中国的线装古籍绝大部分为雕版印刷品，而木板保存不易，一套板片使用既久，难免会有个别板片出现裂痕。同一套板片，按刷印时间的先后排序，越早刷印者板裂越少，其裂痕也越小；后来刷印者，原有的裂痕位置不会消失，而裂痕尺寸则会更为严重，乃至出现许多新的裂痕。某块板片裂痕严重时，古人或许会替换为新的板片，但新板片往往与旧板片差别较大，一望即知，自不难识别，况且这种个别板片的抽换并不会影响到其他板片的板裂状况。

板裂是雕版自身所具有的物理特征，而同一套板片在开裂时，往往是批量性的开裂，并非个别板片的独有状况。凡具有相同板裂之版本，则必然出于同一源头。假如我们在古籍登记时，逐卷选择数张或更多张较为典型性的页面，登记其板裂状况，则可将所有同名之书进行分组。凡在相同位置具有板裂者即归为一组，同一组内某一本的版本状况确定无疑，则同组的其他本皆与此同源。与此相对，若两种书均存在板裂，但板裂的位置并不对应，则基本可判定为不同版本，应当分属不同组别。

少部分古籍由于刷印时间较早，或为初刊初印本，因而字形清晰、板框完整，并无相对典型性的板裂位置。即使遇到这种出现概率较小的情形，“板裂系联法”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因为此法并非仅可用于较明显的板框板裂，凡诸栏线上的细小缺口、个别字形的笔画缺损点，均可套用此法。再退一步而言，“板裂系联法”并不追求将每一本书都系联在一起，只要能贯穿绝大部分具有相同板裂的古籍，所起到的作用就已足够巨大。

（二）确定“标准本”

在运行“板裂系联法”对同名的古籍进行分组之后，接下来的步骤是寻找同组内的“标准本”。所谓标准本，是指版本脉络清晰、传承收藏有绪的代表性版本。若标准本出现在已完成系联的某一组之内，则同组的所有其他古籍皆可确定为源出一板。若标准本出现在其他藏书机构，或并未参与板裂系联，鉴定者可持此标准本逐一比对各组的板裂状况。一旦确定标准本与某组的某本具有一致性的板裂，则可将此标准本系联入该组，同时该组的版本状况也将会统一确定下来。

在确定标准本时必须慎重，因为标准本鉴定出错，将会导致整组的版本登记都出现问题。同样，一旦标准本确定无误，则整组的版本状况也将会随之清晰，所谓“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在使用标准本比对版本时，应当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偏见（譬如名家论断、收藏印章、解题目录之类），一笔一划地比对其字体、板裂、刻工等项，则再相似的字体、再细微的板裂都将无所遁形。笔者在区分《欧阳南野先生文集》的不同版本时，就采用了这一方法，从而发现梁汝魁刊本之目录将“刘晴川”之“川”字误为“用”字，而某页“等”字头上的两点方向与原刻本不符。[10]采用标准本比对虽然耗时较多，但每次只需要比对某一组内的某一种即可，因为同组的版本已经过板裂系联，肯定同出一源。

极特殊的情况下，若某书存世的所有版本中并无可充当标准本者，则只需系联分类完毕、注明某几种为同一板即可，不妨阙疑以俟将来。

（三）形成刷印的时间序列

系联完毕的线装古籍，在经过标准本对比之后，同一组的版本状况将得以确定。而同组内的书籍，又可以根据板裂的严重状况，按刷印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换句话说，“板裂系联法”的最终目的，不但是将所有同源的版本系联为一组，还可以形成同组内版本的先后时间序列。当类似的数据库越来越充实之后，即使某种书在各大图书馆存在成千上万种，我们一样可以准确区分哪几百种是使用同一种板片刷印，甚至可以区分出哪些书是属于同一板的同一批次刷印，以及哪些刷印批次更早、哪些批次更晚。

三、“板裂系联法”的优势

与传统的古籍登记方法比较，“板裂系联法”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优势：

其一，大幅度提高了古籍登记的效率。传统的古籍登记方法，在面临封面页、序跋、牌记等项缺失的版本，乃至各类残卷、孤册时，往往要花费较多的力气比对各种收藏机构的同名书籍，才能最后登记其版本信息。而板裂属于板片自身的物理属性，一旦产生就不会消失，而且会在后来的不断刷印中越发明显，因而很容易将具有相同板裂的书籍归为一组。一旦同组内有任何一种属于版本清晰的标准本，则所有同组的版本即得以确定。毫无疑问，使用“板裂系联法”将大幅度提高古籍登记的效率，甚至对于板裂清晰的书籍，完全可以不需要其他各种信息的支撑。由此出发，过去几乎无法利用的残纸、断篇，都可以根据其板裂状况分门别类，令其重新焕发生机。

其二，登记信息的可靠性加强。传统的古籍登记方式，往往会将各类翻刻本误登记为原刻本，若遇到刻意冒名盗版的古籍时，情况将更为严重。令人遗憾的是，传统登记方法的自我纠错能力也十分落后。即使某些版本的鉴定错误已有学者发现并指出，各收藏机构也很难保证可以获取到最新信息，在实际验证后据以更正。即使个别的藏书机构响应及时，其他的机构也往往不能同步更新，反而会造成彼此版本不同的假象。在采用“板裂系联法”之后，原刻本与翻刻本、伪造本由于不具备相同的板裂状况，因而造假者将无所遁形，版本信息的可靠性将获得加强。不仅如此，“板裂系联法”的自我纠错能力十分可观，一旦同组内某一本书的版本鉴定出现了新的、可靠的结论，则同组内的书由于同出一源，皆可同步获得更正。

其三，降低古籍登记从业者的门槛。传统的古籍登记方法，要求从业者具备相关的版本知识，对于版本鉴定能力的要求也较高。培养一位权威的版本鉴定专家，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而专家本身精力有限，即使穷其一生，所能鉴定的版本数量也不会太多，而且同样也会有出错的可能性。相较而言，采用“板裂系联法”进行古籍登记，只要记录具体页码的板裂状况即可，对于从业者的知识和能力都几乎没有限制，可以有效降低基层从业者的门槛，填补古籍普查领域的人才缺口。

其四，方便学者使用。采用“板裂系联法”登记古籍之后，研究者在核对某书版本时，将不再需要奔赴各大图书馆逐一核对，只需各组分别比对其中的一种，即可确定与哪一组源出同板。同样，由于“板裂系联法”的可靠性大幅度增加，学者即使自身不具备版本鉴定的能力，也可以放心的使用并援引相关版本信息。此外，由于“板裂系联法”还可以提供刷印时间的序列，在影印出版线装古籍时，底本的选择也将会大为方便。选择时间序列较早、板裂状况较少的版本影印出版，可以有效避免重复出版所造成的资源浪费。针对古籍中的缺页、残损等现象，也可以更有效地选择同一印刷批次的版本进行补充，而不至于出现将不同版本混为一体的弊端。

其五，丰富了古代图书出版、传播、收藏等相关信息。“板裂系联法”并非完全孤立的一种方法，而是一条可以综合牵动所有收藏机构、一切古籍版本的庞大链条。随着使用此方法进行古籍登记的机构日益增多，相关的数据库、印刷的时间序列也将会大为丰富，我们既可以一目了然不同批次的各种物理特征，又可以厘清同一批次的古籍分别流向何方。类似的链条一旦形成，我们不但可以研究某本书的版本状况，还可以研究板片的流通、书籍的售卖状况、印刷用纸的更迭等信息，这将为研究古代图书的出版状况提供丰富的可能性。

四、余论

一种古籍，其自身携带的物理特征有许多种，几乎每一种信息都可以彼此系联，并最终实现分组。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传统的古籍登记方式也是在利用序跋、牌记等项系联古籍，进而实施版本判定。过去部分学者曾对古籍中出现的刻工姓名进行统计，并根据相同刻工存在的事实，以断定不同的古籍大致刊刻于同一时期，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用刻工的系联法。笔者之所以主张“板裂系联法”而非其他，是因为板裂具有确定性和排他性，而且几乎不会受到其他外界因素的干扰。序跋、牌记可以翻刻，刻工的姓名同样可以翻刻，而且许多存世的线装古籍既失去了序跋、牌记，本身又没有携带刻工姓名。对于古籍造伪的者而言，无论是纸张还是墨色，抑或是字体、牌记、序跋等项，皆处于可伪造之列，但大大小小的板裂却无从一一造伪。而板裂随着时间流逝又不断增大、日益明显的特性，还可以提供印刷时间先后的信息，这些都是利用其他物理特征进行系联所不具备的优势。

“板裂系联法”兼具效率与可靠性，因而具备取代传统登记方法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板裂系联法”与其他的古籍登记方法并不先天具有矛盾，它也完全可以作为传统方法的一种补充而存在。传统方法所登记为同一版本的古籍，可以利用“板裂系联法”进行校检，将版本误断的古籍剔除在外；“板裂系联法”所归类为同组的版本，也可以使用传统方法进行比较，厘清它们各自所缺损的项目，并分辨出后世所补刻的板片。现在若干图书馆、博物馆在登记线装古籍时，往往会搭配一张或数张示例图片，但图片的选择却比较随意。若将这类示例图片替换为带有明显板裂的典型页图片，则可以起到标示板裂的作用，学者们甚至可以凭借“板裂系联法”在线即确定其版本。同样，各类传统的《版本图录》、《留真谱》、《珍贵古籍名录》等插图本，若能有意识地依据“板裂系联法”挑选图片，即可自然地演变为鉴定工具书。

要之，“板裂系联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一切人为主观的因素，在古籍版本鉴定中发挥出极大的作用。一旦古籍登记中普遍采纳了此法，已系联成组的目录将无需历代学者重复确认其版本，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将可望有彻底完工的一日。

注释：

[1]张莉《〈文选〉海录轩朱墨套印本存疑》，《河南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6期，第126页。
[2]详见李凤立《前修未密　后出转精——评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楚辞补注〉》一文，载《古籍新书报》第317期。
[3]邓邦述题识及魏隐儒鉴定结论，可参考魏隐儒《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山西省图书馆，1978年，第84-85页。
[4]详见笔者《〈欧阳德集〉校点指瑕》一文，载《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五辑，第273-288页。
[5]详见笔者《〈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版本辨訛》一文，载《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五辑，第439-448页。
[6]版本学家（如陶湘、黄永年等）所谓的“开化纸”，实际上是一种讹呼，与明代的开化纸不同。详见笔者《“开化纸”考辨》一文，载《文献》2015年第1期，第15-23页。
[7]详见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清海山仙馆丛书本。
[8]可参看清代官修《圆明园内工则例····》“纸张”条，清抄本。
[9]《群芳谱》板片先被典押，后为王士祯所赎归，此事载王士祯《带经堂集》卷七十五《历仕录序》、卷九十二《跋三补验方后》；又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转引郑德懋《汲古阁书板存亡考》载：汲古阁所刻《十三经注疏》板归常熟小东门外东仓街席氏，《十七史》板归苏州扫叶山房，《三唐人文集》《六十家词》板归常熟小东门兴贤桥邵氏，《八唐人诗》板归山东赵秋谷执信，《陆放翁全集》板归常州张氏，《十元人集》板归无锡华氏，《诗词杂俎》、《词苑英华》板归扬州商家，《说文解字》乾隆时板在苏州钱景开萃古斋书肆。
[10]王传龙《〈欧阳德集〉校点指瑕》，《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2013年第5辑，第276页。

注：本文发表于《澳门文献信息学刊》2019年第2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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