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者陈淳：考古学家的天职是怀疑和批判，而不是解释经典

朱天元 访/文

来源=2020年10月《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在一般大众的观念里，考古学是一项从物质遗存中重现古代历史的学科。大众对考古学最直观的印象，是胼手胝足的考古学者在黄沙漫天与灼热的阳光中发掘着考古遗存。这似乎折射了考古学在中国百年来的尴尬境遇：历史学者们习惯于把考古学的材料与成果视作历史学的补充与附庸；考古学者在辛勤的研究与探索之外，对于考古学的另一个层面——通过物质文明反思与重建历史，少有涉猎。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新史学观念对传统经史之学的冲击，中国的历史学者开始以集体的力量搜寻史料。同时，历史学者顾颉刚则在乾嘉之学以及戏剧歌谣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石破天惊地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一场史学革命配合的社会思潮是五四以来新兴的政治文化以及知识分子对旧秩序、旧道德的反叛。与此同时，作为西方学术方法的考古学进入中国。1928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支持下的安阳发掘，证实了晚商的存在，同样激发了中国学者在西方学术和疑古思潮的双面夹击下，重建古史的雄心壮志，同样中国考古学的方法与思路也牢牢地被安阳经验所锁定。安阳经验下的考古学强调的是史语所创始人傅斯年所说的：“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而兰克史学的实证传统以及传统学术中对于文献的依赖，以及对于理论视角的缺失，则束缚了考古学者在重建古史之外，发现更多的可能。正如张光直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总结：“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方面表现为特别重视客观史实的记载，另一方面又以史实的描述和选择来表明自己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重建古史”与“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逐渐成为主流。许多考古学者孜孜不倦地追求以出土文物和文献对应中国古代典籍中存在的政权乃至圣王，希望重现中国历史上的神圣与辉煌时代，作为提高民族尊严乃至自豪感的来源。从顾颉刚提出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再到今天考古学者所热衷的将古史神话与考古遗存一一对号入座，不得不让人想起加拿大考古学者特里格的判断：“世界各地的考古证据阐释一直受到社会、经济和政治考虑的影响，这些阐释会有意无意地支持那些考古学研究赞助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加强或捍卫他们与之为伍的意识形态。”这或许正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考古学的流变和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变迁中所折射的，正是背后社会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
 

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考古学教授、博导。著作有《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考古学理论》、《当代考古学》、《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考古学研究入门》；译作有《手》、《骗局、神话与奥秘》、《欧洲文明的曙光》、《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时间与传统》（重译本）、《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等。
 
在考古学界，考古学者陈淳是一个稍显边缘的存在。当今天的考古学界激烈地争论“二里头是否为夏都？”“早期文明中是否存在着今天中国的雏形”，陈淳始终没有加入这种合唱之中。他固执地认为考古学是一门科学，不应受到学术之外的诱惑。同样考古学更需要更新自身的方法与视野，考古学者在田野调查与考古报告之外，更应当借鉴社会科学视角，在发现与挖掘背后，找到人类活动和文明形成的规律，使重建历史不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今年八月，在复旦大学附近的一家哈根达斯店，我采访了陈淳。略微使我诧异的是，这位带着茶色墨镜一头银发的考古学者和我谈起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西方科学概念对考古学的塑造、人类学对于文明的定义，而不是我预想到的考古学者田野的经验以及对于文献和实物的对照。而正是这种“玄远”使得陈淳与其他考古学者不同，他所思考的角度也常常诘问着今天被历史情感和意识形态所缠绕的考古学界。
 
问=经济观察报
答=陈淳
 
1，问：从殷墟开始的中国的考古学传统注重实证研究和物质层面的整理，而战后的欧美考古学则注重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结合以及理论上的阐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答：我们可以从“考古学（archeology）”这个词的起源开始谈起，中国“考古学”一词其实来自十九世纪末的日语，日本引入考古学的时间要早于中国。1877年，美国考古学者爱德华·莫尔斯调查和发掘日本的大森贝塚，把现代考古学引入日本，日本人没有对应archaeology的合适词汇，就用中国宋代学者吕大临《考古图》中“考古”一词来指代。考古学在二十世纪进入中国，也就用考古学来对应英语archaeology。archaeology的拉丁文词根“arche”的本意是指探究来源、本源，所以是一门探索社会各种现象来源的学科。但是，中国语境下的“考古学”则是考证古代的意思，类似文献的考订。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研究也注重文字的层面，借以补史和证史。欧美的考古学与史学没有多大关系，更多地与关注与地质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联系，把人类社会的进化看作是生物进化的延续。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主要是在历史最不发达的国家如北欧和美国发展起来的，但是考古学进入中国以后，因为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因其目的与考古学基本重合，于是自然就成为了历史学的附庸，甚至成了历史学的婢女。1928年，傅斯年在中研院史语所设立考古学组，就是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傅斯年当年提出的这一治学方针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大，在建国后的考古研究中一直延续至今。
 
最近，考古学才作为一级学科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它以前一直是依附在历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在中国的很多大学中，考古学专业一直放在历史系里面。所以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就被放在历史学的范畴内，大家公认考古学是和历史学一样，其任务是为中国的编年史学服务。大家可能都见过，如果考古的某项发现能够和历史上知名的某些人物或记载相对应，就会被说成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成果。所以，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学术界，都把考古学的证经补史都看作天经地义的任务。如果考古学家能够为历史学提供重建国史、推进早期文明年代的证据与材料，肯定会被视作是一个功德无量而且意义非凡工作。史学是中国学术传统的强项，但是考古学是一门外来学科，自然影响力就较小，必然会受到作为显学的历史学的影响，由于它们的研究目标相同，所以长期以来，考古学的定位一直放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

《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


最近，考古学成为了一门与历史学平行的独立学科，是因为学界意识到，虽然二者的研究目标相同，但是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还是差别很大的。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随着科技考古和学科交叉的加强，大家有了一定的共识，这就是考古学虽然是社会和人文科学，但是研究手段却主要依赖自然科学。因为出土的物质材料，靠单纯的文科是没有办法研究的，必须要靠动物学、生物学、地质学和材料学的知识去了解，包括岩相分析、气候分析、同位素分析和孢粉分析等等，这些都是自然学科的手段。所以考古学家面对出土材料来提炼信息，就必须要用自然科学手段来解决，这样才能够大大拓宽考古学的研究领域，增进我们对历史发生各种事件的了解，而考古学提供的这些信息则是文献记载所完全没有的。
 
比如说古代人日常饮食和生业经济是什么？他们的技术水平发展如何？古代的社会结构是怎样？如何认定古代的族群？传统史料基本上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一种政治史、军事史和改朝换代的历史。具体到社会层面比如像经济、技术、日常生活这种细节，文献里很少涉及。战后西方新史学的年鉴学派就转向追求一种“整体史”，历史学者不单单要研究政治史，还要研究社会各个层面的历史。所以新史学的趋势和考古学多学科交叉的趋势几乎是同步的，都是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手段来全面了解和重建人类的历史。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也不应该再把补充编年史看作第一要务。与历史记载注重年代学、战争、朝代更替等重要事件相比，考古学更加擅长人地关系、技术和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的长时段变迁。而且，考古学也要像社会学和人类学一样，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和动力。比如人类社会由原始的狩猎采集，发展到栽培农作物，最后发展到文明与国家出现。考古学家想要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类社会发生这样的变迁？而且这种文明化过程在世界各地都有重复的出现，表现了社会发展的一种共同趋势，就是从一种原始、平等的社会，慢慢向由国家主导的文明社会演进。虽然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典玛雅和古代中国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但是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都表现出一种社会复杂化的趋势，说明人类社会有着相似的发展规律。所以，考古学也应该探索这样的规律性问题，而不应满足于用考古材料来验证或补充文献中的信息，或订正史料上的错误。从这点来看，考古学应该是独立的一门学科。
 
因此，考古学和历史学之间不是依附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如果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文字的帮助，那么具体细节可以了解得更为清楚。如果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没有发现文字的话，那么考古学研究也能进行独立的重建。考古学的长处是具有一种长时段的发展视野，缺点在于不如文献研究那样可以确定王朝诞生的具体的年月日，或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轨迹，或某人的历史作用。而且，如果没有文字作为证据，考古学也不能肯定某个遗址的历史名称和族群归属。因此，了解考古学研究的长处和短处，就能够有一种较为科学和客观的精神。
 
2，问：考古学的作为一门学科的奠基与发展来自十九世纪的进化考古学，而二十世纪初向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转变则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考古学家进行研究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证明国家与民族的来源以及优越感。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学也发生了转向，从原先证明民族认同的追求，转向了研究社会演变的动力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什么考古学家会发生这种转变，这背后有哪些观念和思想上的原因？
 
答  ：考古学在向文化历史学转变之前的一个阶段叫做进化考古学。进化考古学其实是地质学的延伸，由于十九世纪末达尔文《进化论》的流行，所以考古学也采取了进化论的视角，把人类的历史发展看作直线演化的过程，包括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的社会演化论，就是以一种进化的角度来重现人类的历史。这时期的研究，其特点是是把器物看作地质学上“标准化石”那样的单位来进行分期，延续地质时代的发展。地质学用代表性动物来构建生物进化的阶段或时期，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各个阶段都有特定的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乃至人类作为时代标志。进化考古学也仿效地质学的方法用阶段来对人类历史先后排序，而一些典型和特色的石器和陶器类型被作为时代的标志来命名。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序列如仰韶、龙山再到夏商周也是一种线性进化的体现，也有其典型的文化标志，其安排的序列便被看作是编年史向史前期的延伸。这种方法来自欧洲，当时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和安排考古学材料，以文化作为单位来进行材料的整合，按照先后将它们排列出一条直线的发展序列，在绝对年代方法出现之前，这是进行年代学研究的一种相对断代方法。
 
到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欧洲各国为了强调自身的民族身份，开始关注自己民族的来源和悠久历史。再加上由于工业革命和土地开发导致大量文物出土，使考古学家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地区性差别。一般来说，当出土文物比较少的时候，考古学家往往看不出文化之间的明显差异，只能看出一个模糊的早晚轮廓。如果出土文物很多，就会发现文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鉴于出土材料的激增及其复杂性，再加上当时社会上民族主义思潮的流行，使得进化论导向的直线演化模式已经不能说明人类的历史。这代表了考古学从地质学视野向文化历史视野的重要变革。
 
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国家都力求建立起自己的民族与社会认同，所以他们需要用考古材料来证明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历史考古学用考古学文化的分析单位来组织考古材料，并将这些文化等同于史前和历史上的某些特定族群，这样考古材料就可以追溯民族的起源，为民族和国家的寻根提供具体的实证。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引入中国的就是这种历史考古学的方法，它与中国编年史学的方法和目标非常吻合，也符合当时的民族主义诉求，所以几乎没有困难就被中国学界所接受，中国考古学通过考古学文化的鉴定和分期，将遥远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和史书记载的朝代联系起来。

《考古学思想史》


在考古学进入中国之初，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这就是将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相对应，他指的地下之材只是金石上的文字资料，现在也努力把物质文化和考古遗址和文献记载对号入座。我国一些考古学者在关于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上，热衷把中原龙山文化与文献上提到的五帝时代和夏文化联系起来，并将一些史前遗址与历史记载中的城市和地点相对应。由于史前遗址缺乏文字的自证，所以会产生很大的争议。而且，这样简单地将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对应，也仅仅局限于某项文献记载是否真实可靠，并不探索考古现象的背后的社会文化问题以及来龙去脉，也很少涉及古代经济、技术、社会和意识形态等问题。
 
二战后对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反思最早是从美国开始的，欧洲的反思要来得要迟一点。新考古学或者过程考古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美国考古学的传统和旧大陆的传统差别很大。因为美国考古学者研究的对象是印第安人的历史，不是欧洲殖民者的历史，所以他们把美洲土著的文物放在自然博物馆，把考古研究放在自然史和人类学的范畴之内。这和欧洲和中国将考古学放民族历史的范畴里面很不相同，而且新大陆跟旧大陆的社会发展有很大差异，新大陆只有在中南和南美有玛雅和印加等比较进步的古代文明，北美没有特别显赫的文明和早期国家，大部分是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民的考古遗存，再加上美国考古学与人类学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文献记载，所以美国的考古学更强调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考古学的方法和欧洲基本相同，也是采用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用考古学文化单位来组织考古材料，构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但是美国考古学者觉得印第安人的历史不长，而且文化从史前期到现在变化不大，好像一直保持着很原差异始的状态，所以他们不大关注历史的发展过程，更注重区域文化之间的比较。所以美国这种的考古学特点和欧亚，乃至非洲的考古学实践还是有一定差别，但是有一点还是基本相似，这就把考古材料用一种文化单位归组，然后把文化单位与特定的族群相对应。美国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可以把出土的考古材料跟现在土著的文化与习俗做对比研究，因为这些考古遗址先民的后裔还在，考古学者可以从这些印第安人后裔的口述与物质文化的比较来解释考古学材料，由于考古材料与民族学研究之间没有太长的中断，这就成为美洲考古学的一个特色。
 
到了六十年代，美国一些年轻考古学家开始对现状感到不满，认为纯粹器物的分类和编年是见物不见人。这和他们的人类学传统有关系，因为人类学的传统更强调要透物见人，要解释文化的变迁。因为美国考古学家都是在人类学背景里训练出来的，基本没有受历史学的影响。而中国的考古学家都是在历史学的传统里面培养起来的，没有人类学的训练。所以这种学术背景对考古学家先入为主的思考方式有很大的影响。在人类学背景里训练出来的美国考古学家，就强调要从一种人类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考古材料，而不会考虑中国学者感兴趣的那些问题。所以到六十年代，美国一些年轻的考古学者，就对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表示不满，要求这门学科更加科学化和更加人类学化。

 

《小屯、龙山与仰韶》
 
所谓透物见人就是从静态的文物去了解活生生的人类行为，所以美国考古学把考古学看作是民族学的过去时态，也就是用考古学来了解古代民族的情况。另一方面，历史学在美国不受重视，认为这是一种描述性学科。而人类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一样，属于一种研究社会规律的学科，学术地位比历史学要高。1960年代一些年轻学者觉得文化历史考古学不够科学的地方，在于学者主要是根据经验和直觉来进行研究，缺乏严建的科学方法来检验自己的结论。其实今天大部分中国的学者也是如此，具体操作大多仍处于经验主义的层面，而且常凭想象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基本上就是猜测。
 
所以考古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知其然”的层面，这就是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和罗列出土文物和表面现象的层面，还要探究文物和现象背后的原因，也就是是要弄清是古人什么样的行为和活动造成这种现象的。比如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可以探索、概况和总结许多社会问题，比如生业方式、文化发展层次，社会等级等问题。有许多无法直观的因果问题必须采用自然科学的演绎方式来探讨，先对现象的成因做出各种可能的假设，然后用逻辑实证的途径来加以检验。
 
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问题，其实是社会发展的问题。考古的物质材料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个发展过程的，需要考古学用科学方法去破解，也就是了解造成社会复杂化的因果关系以及早期国家起源的动力。今天中国考古学界热衷于讨论夏朝和最早中国的问题，争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虽然进行了很多研究，但是没有文字证据仍然无法肯定二里头就是夏朝的首都。而且，这种二重证据法研究只是满足于将考古发现与文献相对应，并不关心中国的早期国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所以，中国考古学目前还是停留在材料的积累，没有采用科学方法来进行信息的提炼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分析，所以还不能说是真正的历史重建。而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过程考古学追求社会发展动力的研究，更要把研究提升到文化动态分析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层面，对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3，问：中国考古学界一直有重建古史的抱负，1990年代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确认了夏的存在，而且明确了夏代的世系表。支持这一说法的学者大多是取信于文献材料，认为殷墟发掘既然证明了司马迁所记载的商朝为信史，那么夏代也必然存在，而且二里头的发掘也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试图重演殷墟发掘的一幕。然而，美国汉学家也并不认同中国学者的这种观点。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中国考古学因为有很强的编年史学的情节，所以很重视文献。于是，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问题都来自文献，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后续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因为早期文献中有关三代的确切纪年问题很不清楚，特别是最早朝代的夏并没有像商那样有文字的自证，因此作为中华文明的起点，这个问题还是存疑的。所以，在启动中华文明探源项目时，就把夏的真实性以及夏商替代的时间作为最重要的问题来探究，所以中华文明探源是以文献为出发点。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文明探源继续向前追溯，于是有学者主张要将文明的源头追溯到五帝时代。
 
对于现代学术来说，科学概念非常重要。探究五帝时代，你首先要定义“什么是五帝”？虽然文献中有五帝的说法，但是它们在文献上的说法不一，并无定论，而且五帝的说法出现很晚，可靠性很成问题。而且，如果五帝代表了龙山时代的五大部族，没有文字的话，究竟如何从出土的物质材料来予以分辨？顾颉刚曾提到过中国历史层累造成的问题，就是越早的历史记载出现的越晚。五帝和夏就有这个问题，它们在文献中的出现得比较晚。商代甲骨文中并没有夏的记载，说明商王并不把自己视作夏的后继者。现在一般认为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西周，其间隔的时间有1000多年，这段时间大概相当我们今天与北宋之间的距离。相隔这样漫长年代，单凭口耳相传的记忆，这段历史究竟有多少可信的成分？

《国家与文明的起源》


与国际考古学界将文明起源从社会不平等的出现来追溯不同，中国学者把主要目标放在追溯文献记载的最早朝代上，于是文献上提到的夏便成了最重要的对象。而且这个研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徐旭生开始就一直在做，并延续到许宏等学者。后来的田野工作一直坚持在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找到了比较显赫的墓葬和宫殿。因为大部分学者认为二里头的位置和时间与的文献上的夏朝基本重合，也因此都倾向于把二里头看作是夏墟，把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看作是夏国疆域的范围。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没有出土文字可以证明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都城，如果我们仅仅靠器物类型的研究，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将二里头遗址定义为夏墟是不严谨的。科学研究是一种或然性研究，有置信度的考量，不是要证明和坚定一种社会和学界的信念。考古学发掘证明，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社会已经有很复杂的社会发展层次，甚至可能达到了古代国家的发展水平。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必非得要把它和夏拉上关系，除非以后出土了确切的文字证据。这是严肃的科学态度问题，不应被民族主义热情所左右。
 
虽然国内有学者声称，夏的存在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但是要得到国外学界的认可就很有问题了。尤其是美国的汉学界一般都不承认这种说法。前几天《剑桥上古史》主编夏含夷的在澎湃新闻上的访谈，就解释了为什么不把夏代放在《剑桥上古史》中的原因。他谈到“我们就是确定一个比较窄的历史定义——有文字资料。没有文字资料之前，不是信史。比如说《禹贡》，我们不相信是夏代的东西；《尧典》，我们不相信是夏代的。我们认为真正的历史文字资料是从甲骨文开始的。我知道在中国国内有批评，但是我们的原则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历史是什么东西。”   

《沙发考古随笔》


在编纂《剑桥上古史》的过程中，美国汉学界召开了两次会议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其中包括巫鸿、李峰等中国知名学者也出席了。我觉得夏含夷的说法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那就是我们的历史研究还是应该从文献记载开始，文献中虽然有夏，但是它属于后代的传说或记忆。目前在考古和文献尚无法完全对应或证实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严格遵从历史学的界定。所以，美国学者的态度是严谨的，没有文字的历史就是史前史，尽管后来有文字提到，也不能作为历史学研究的起点。玛雅文明在文字破译后仍然是史前考古学的范畴，这点与国内的做法有很大不同。
 
4，问：顾颉刚的“疑古”和“层累说”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范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革命性地提出了“东周以上无信史”，但是随着考古技术与理论的发展以及出土文物的增多，九十年代以来对疑古思潮提出了一系列反思与批判，相应地有人提出要“走出疑古”，重新建立上古史的叙述。您作为一个考古学者，如何看待对于上古史的“疑”与“信”？
 
答：疑不只是一种古史研究的方法，它是任何科学研究必备的要素，但是中国的学术传统的一个很大弱点就是缺乏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当代科学的基本原理，都是在西欧起源的，最终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贤与哲人。希腊哲学家思考宇宙与社会万物的来历，探究人类社会和国家的起源。他们也为一种抽象和逻辑推理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许多哲学家认识到，单凭直觉和经验来进行认识世界是不够的，因为表象世界是有蒙蔽性的，而且表现也并不告诉我们产生的原因。所以，科学探索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探究事物产生的因果原理，检验直觉认知的可靠性。这种思维方法便是现代科学的精髓。
 
人类直觉的错误无处不在，人类就是靠试错而才能取得教训，才能不断进步的。比如，太阳东升西落是真理。但是哥白尼和伽利略就是怀疑地心说，而伽利略发明望远镜来检验直觉的错误，代表了科学认知划时代的进步。所以，科学研究应该始于怀疑，这是科学工作者的必备素质。如果只信不疑，就不会产生近代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也是一种或然性研究，它从不侈谈“真理”。因为世界是无限的，而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任何科学研究都受到时代和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如果从科学研究的要求来审视我们的文明探源，确实还有许多值得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考古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尤其严重，因为它研究的是残缺不全的材料，而物质材料并不告诉我们真相。有的学者辛苦挖掘和研究之后，得出了初步的结论。但是，这种结论会被后来的新发现完全否定。因此考古研究好像是盲人摸象，考古发现永远是历史的一个局部。只有出土材料不断丰富，不断提炼新的信息并做出解读，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能不断更新，我们才能慢慢把碎片化的材料和信息拼凑出轮廓大体可读的历史。所以，怀疑是科学研究最起码的要求。我们的传统学术没有怀疑的传统，即便乾嘉学派讲求考证以及对文献的批判，但更多的还是要为圣人之言做注。总的来说，中国的传统学术缺乏西方现代科学的许多关键要素，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逻辑推理和批判性思维。
 
前不久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庆伟教授提出了夏代为“信史”的观点，在《传说时代与最早中国》一文中强调“人们通常认为，怀疑是科学态度，相信则是盲目的。但实际上，‘有疑’是为了‘无疑’，在疑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裁断，所以‘信’比‘疑’更难，层次更高。现在的很多怀疑是很草率的，只是人云亦云，是缺乏判断力的表现。”我无法理解“信”比“疑”更难的理由，难道考古学和科学研究是要培养某种信念，或者证明自己某种看法是正确吗？只有宗教才会坚持某种信念，不容置疑。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只有怀疑精神才能引领一个学科不断深入并且推动前沿的研究。如果你对文献记载深信不疑，而且将全部精力放在证明其的正确性上，那么你的考古视野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你就不会认为有比证明史籍更有意义的工作。

《追迹三代》

如果考古学者完全相信眼见为实，相信历史记载，相信权威学者的观点，那么这门学科就很难发展和进步。我觉得这和传统训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小起就要求相信老师的说法，相信书本上的答案，相信各种权威的论断，而怀疑上述这些教导会被视为异端。在高校课程中，我们缺乏科学方法的培养，缺乏逻辑思维的训练。所以导致我们的学生缺乏科学批判精神，反而认为怀疑具有负面意义。所以中国学者的研究不像西方学者，强调在论证问题时需要一条很严谨的证据链，从前提到结论都有严格的逻辑关系。他们大部分都是凭借经验积累或灵光一闪，想当然地做出结论。考古研究主要依靠类比，二重证据法就是一例，但是两者之间是否有证据链和逻辑关系，大家似乎不太在乎。
 
考古的类比的方法，是以我们熟悉的东西来推断古代东西是什么。在社会发展层次上，我们从现在所见的原始社会形态来反推已经消失的古代社会。这很像今天的古生物学研究，以今天已知的爬行类、哺乳类动物来推断古代已经灭绝的那些动物特征。这种类比十分重要，但是在应用时应当十分谨慎，不能简单地划等号。
 
在中国早期国家的研究中采取了这样一种类比：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夏朝=夏国的疆域，最后夏文化器物类型的地理分布就等同于夏代国家范围。但是，人类学研究表明文化、族群、国家这些概念差异很大，并不能互换。我们无法从一批陶器类型的分布就得出一批族群的分布和国家疆域的结论。陶器是家庭日用品，而国家是统治的范围，二者没有必然的逻辑对应关系。
 
中山大学的林定夷教授写过一本书叫做《科学研究方法概论》，他指出类比只是一种猜测，并非严谨的逻辑推理。他在书中认为，“科学追求理论与经验事实的匹配。但必须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匹配”，决不是意味着只能依经验事实为准绳，单向性地要求科学理论与它们相匹配。”类比要强调概念的本质，这是一个哲学本体论的问题。在将几个不同的概念进行类比，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是比较它们之间的哪些内容，否则泛泛的类比会出现偏差。二里头文化的类比就存在这个问题，比如北大考古学者邹衡按照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批陶器与少数青铜器来定义了二里头文化，而目前整个二里头文化的界定或分布范围都是以这批陶器为标准，进而将二里头文化等同于夏文化并等同于夏民族。人类学观察表明，物质文化与族群并不对应与重合。比如对缅甸克钦族以及泰国氻族的研究发现，同一个民族所用的物质文化并不完全相同。族属的认同并不基于某些物质文化，而是根据某种信仰或价值观。因此依赖器物和陶器来定义族群的分布并不可信。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在非洲巴林戈湖附近研究时，特别注意物质文化与族群的对应关系，他发现妇女的耳环可以作为分辨族群的标志，但是陶器的分布范围就并不相同。所以在相关族群之间，各种物质文化分布的边界与族群并不完全重合。还有，具有实用价值的工具和武器很容易被不同族群所采纳。但是，信仰和习俗等文化特点则比较保守，较难传播，所以适合用来分辨族群。所以，在从物质文化来分辨族群时，一定要考虑物质文化在当时社会中的功能，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很少考虑到这个层面。
 
5，问：分子人类学在考古学研究和早期文明探源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人类迁徙的轨迹，有外来说以及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是本地古人类连续进化的后代两种对立的说法。也有学者提出说法，汉族血统非常之纯正父系血统相似高达90%以上。因此在公共舆论中，中国境内人种的起源也成为了和民族自豪感相关的话题。您如何看这样的争论？
 
答：我觉得对于这种说法首先需要对“纯正”有一个定义，如果要追溯历史，或者追溯整个东亚人类的演化过程，究竟要追溯到哪里或者哪一个祖先，才算是“纯正”。我觉得很多分子人类学学者所定义的纯正只是依赖于Y染色体，认为今天的汉民族都具有某种Y染色体的基因，于是就会被认为“纯正”。
 
汉民族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就一直和周边地区的不同民族有来往。比如在甲骨文的记载中，就有所谓“土”和“方”的区别，“土”是指商王统治的区域，“方”即周边的各种不同的少数民族，双方有合有分，经常发生冲突。西周也有羌、戎狄、鬼方、东胡等少数族群。无数少数民族在历史时期的互动中慢慢被融入中华民族当中。要以这样动态的状况来定义汉民族的源头是困难的，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从Y染色体来追溯父系分支的源头，可能还需要和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对应起来，如果单单从试管里面分辨出来的基因，并认定就代表汉族，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现在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无数不同的遗传谱系，汉族基因可能只是其中之一，没有必要将其置于其他传承谱系之上。
 
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迁移和融合的过程，史前期初地广人稀，人群之间的交流较少，这种地理隔绝造成了独特的种群和文化。随着人口增长，这些种群和文化就会发生互动，甚至慢慢融合。这其实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人口增长开始了对资源的竞争，于是出现了战争与征服，开启了人类社会复杂化的过程。被征服的社会和主导社会之间的就出现了等级的差异，那么随着社会的不断融合与重组，等级差异越来越明显。商代和周代应该已经把一大片区域内的不同族群统一起来，形成了多族群组成的国家。而且多族群的国家的治理，不可能再以血缘关系来管理，因为血缘关系是一种家族式的统治方式，并以世袭等级制来安排的。

《古代中国考古学》


国家的起源的标志是，在族群征服和融合达到了一个程度，使得过去的世袭等级制达到了一个难以管理的节点。最高领导不得不委派亲信或官员来进行统治，当这种官僚体制的政府取代之前酋邦社会的血缘世袭制的时候，那么国家就出现了。国家之前的酋邦社会是一种神权统治，酋长是神的化身，社会各级的统治系统是以与这位最高酋长的血缘距离来决定的，一个人的血缘关系与这位酋长越近，地位就越高。
 
这样的国家定义来自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体现了国家有别与酋邦的根本区别，也指出了考古学研究古代国家起源需要注意的问题。所以，目前欧美学界的文明起源研究被用社会复杂化来指称，也就是要研究社会从平等向等级社会的发展，研究等级世袭的出现，以及酋邦血缘世袭制被国家官僚制取代的过程。当然，国家的统治阶层和王位继承仍然还是世袭制，但是在整个国家管理的制度上已经不再以血缘为纽带。因为国家所包含的许多族群和臣民与统治阶级并没有血缘关系，只能由官僚体制来进行统治。按照政府出现这个标准，考古学家认为埃及真正的统一要到第二王朝才开始。
 
6，酋邦理论最早是由张光直先生引入到大陆学界的。酋邦理论也必须与中国早期历史上出现的政治体进行对应。那么在早期文明向国家发展的阶段中出现的古国、邦国甚至邑君、邑长、王、侯的形态，能否以酋邦理论对号入座？您认为酋邦理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观念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答：我觉得酋邦这个概念在中国也不能说是挑战。因为酋邦理论是西方的学术概念，国内的学者并不熟悉西方的人类学理论，不愿意使用这个概念。对于酋邦概念国内学者的意见各不相同，有权威学者建议用文献中的“古国”代替酋邦比较好，比较符合国情。
 
但问题在于，酋邦是人类学新进化论的一个发展阶段或社会类型，具有明确的科学定义和学术概念的抽象性。就像生物进化论用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和哺乳类来定义生物进化阶段一样，酋邦是用来定义社会发展阶段的一种类型，所以有一种科学概念的普遍性和抽象性。同生物学哺乳类的定义一样，酋邦也有一种现代民族学的类比蓝图。它最早是美国人类学者卡勒沃·奥伯格用来指称一种介于部落和国家之间的南美低地复杂社会。他认为这种社会类型是在平等的部落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一种过渡的桥梁。现代民族志研究证明，世界各地都见有发达程度不等的酋邦。而且，目前酋邦研究成为探索国家起源的重要环节。
 
国内一些学者不愿意采用酋邦概念当然是他的学术自由，但问题是用古国概念来取代酋邦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分辨国家的起源？古国这个术语来自文献，文献中的古国并没有提供堪比酋邦那样的科学定义 ，也没有堪比民族志提供的具体蓝图。所以要用“古国”取代酋邦，在具体的考古研究中采用什么标准去做类比的依据？如何用古国这个概念帮助考古学者从考古遗存来分辨前国家时期的社会形态？人类学的酋邦具有明确的科学定义，主要特点包括神权体制、酋长的再分配作用，以及缺乏强制性武力等，这些要素都是我国偏好的古国概念所没有的。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形成》

所以，借鉴西方的人类学概念并非引入一个新术语那么简单，它体现了一种解读早期国家产生的理论框架。作为新进化论的酋邦概念是社会进化理论的一个阶段或社会类型，其科学定义和民族志蓝图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社会从平等的部落向等级世袭酋邦的演进过程，进而了解这种世袭等级制被国家官僚体制取代的过程和原因，并为考古学家提供了按图索骥的标准。这是文明和国家探源的要义所在，如果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入手来进行文明探源，纠缠与中外术语是否适当对于我国的文明探源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7，问：张光直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致力于“台湾史前史研究”以及“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希望由此考察出早期人类迁徙至东亚大陆的轨迹。您怎么看早期中国文明的成分，我们如何定义与理解其中的“本土”与“外来”？
 
答：我觉得本土和外来应该从人类的流动来观察。自人类在非洲起源之后，史前人群的流动就没有停止过。到历史阶段之后，这种迁移和相互交融的情况更加频繁。东亚大陆的中国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和周边地区比如西域、东南亚、朝鲜、日本和都有着紧密的交流与联系。
 
在漫长时间里，族群和国家的边界一直处在变动之中。秦汉以来以长城为界，北方的匈奴、契丹、蒙古等少数民族以及南方地区的各类族群并不在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以内。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其统治范围达到了1300多万平方公里，之后又因外蒙独立等原因发生了许多变化。所以，我觉得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应该分开谈，国家是一种政体，其疆域内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民族群体。族群作为血缘和文化的共同体，其凝聚力更多来自是心理认同。而且民族的分布是非常复杂的，它的分布常常会超越国家的界限。文明、国家和民族是不能互换的概念，不能以人群流动、政治边界或某个刻板的标准如当今国家的概念来追溯和定义中华文明和早期的起源。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皇朝与周边的国家族群也不断发生交往，有时候是征服和战争，有时候是和亲互市。所以这是一幅非常复杂的图像。像宋代，当时被视为敌方的辽国金国也是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融合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同样，中国境内的不同民族也存在互动和较，比如北方和南方的族群无论从语言、习俗还是从体质形态上差异就很大。所以在国家与民族的融合过程中，不单有国内不同族群之间的联系，还有和境外民族文化之间的频繁交流。所以我觉得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内部不断同化，外面不断融合的复杂的过程。不可能用一个固定的或者刻板的模式进行定义。
 
8，问；在东西方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文明的形成与国家的起源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比如张光直认为，中国文明的形成与西方文明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文明的形成于政治秩序。比较经典的解读中国早期文明形态的学说有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魏特夫的“治水国家说”。中西早期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是否经历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演进的过程中考古学家能否总结出相似的规律？
 
答：一般来说，我觉得国家探源的共同规律应该是追溯一种世袭等级制的出现到被官僚政府取代的过程。而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起源，肯定有不同的动力和模式。比如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个地区的文明形态就很不一样。中华文明的形态也是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形态，中美洲的玛雅也是如此。这些不同的轨迹可能反映了地理环境、资源物产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一种以城邦林立为特点的文明，形态有点类似于我国的战国时期，但是从文化来看，就只有一种苏美尔文化。整个埃及的尼罗河流域都是在法老的统治之下，是一种集中统一的王权国家。
 
玛雅文明的形态与苏美尔类似，文化面貌统一，但是城邦林立。在玛雅象形文字还没有破译的时候，考古学家搞不清楚，玛雅到底是统一帝国还是城邦割据的一种文明。后来象形文字破译以后，才知道它的具体形态。玛雅各城邦之间彼此模仿，相互竞争，表现出很强的文化共性。有时一个王国的王子，因不能继位于是逃到异邦，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厄瓜多尔的科潘就是这样一个王国。在中国古代，周天子是把天下分封给自己的子孙，后来变成了列国。而玛雅文化中的城邦林立可能并非分封的结果，而是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发展过程。
 
目前要讨论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演进的动力或原因，仍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中国学者的主要兴趣都放在了断代（比如夏王朝的具体年代）、地点（二里头遗址是否是夏墟）以及三代过渡的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细节之上。没有人考虑中国早期国家的具体形态怎样，政治经济体制如何，内部统治机制如何。这种情况反映了我国学者缺乏人类学理论的训练和指导，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探索问题。仅限以文献中的问题为出发点，对于早期文明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关注很少。这一方面有从考古材料提炼社会结构信息上的难度，另一方面这些问题需要较高的理论素养与问题意识，而且探索这些问题无法直接通过器物研究来获得。它还需要从动态的视角关注聚落形态的结构、经济基础、社会等级分化的过程，要进行这种研究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需要有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理论和知识背景。
   
9，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早期社会的发展历程和国家性质的研究有着很深的影响。斯大林模式下的“五阶段论”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对于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解方式。随着欧美学界在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发展，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提倡的单线进化论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与批判。从考古学的角度，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早期社会的发展形态？
 
答：受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提出了一种社会进化的模式。模仿生物进化的一种阶段性发展过程，构建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摩尔根据民族学资料，建立起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的文化进化模式，并为每个阶段提出了相对应的物质条件的标志。比如说，蒙昧时代就是采集狩猎作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早期农业是野蛮时代的标志，文字则是文明时代的标志。这种思维方式是一条直线累进的模式。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终点最终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社会。他的这种说法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赏识。马克思读完了《古代社会》之后也想去研究阶级形成之前的社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摩尔根的影响下，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


1928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历史学家提出了一种直线递进的社会发展模式：原始社会被分为氏族前、母系氏族、父系氏族三个阶段；后继为三个形态的阶级社会，分别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为两个无阶级社会。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总结了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型、奴隶占有型、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主义制的模式。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发展都要经历这个过程，都适用于这种模式。在1949年之后，这种社会进化的理论模式对中国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实，世界文明和国家的演进和发展轨迹的多线的。所以把苏联这种单线的五阶段进化论套到中国，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还有，中国历代皇朝都是封建社会吗？
 
中国很多考古学者不假思索地把夏商周指称为奴隶社会，但是奴隶社会是指社会主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剥削关系。奴隶在原始社会以前就已经出现，酋邦社会中就有把战俘作为奴隶的情况。中国许多历史学者怀疑三代并非奴隶社会。比如胡厚宣根据甲骨文就发现，甲骨文中并没有奴隶的称呼。杨向奎和陆德等学者也认为，商代的人殉制度更多的是信仰和政治关系的表现，和社会制度无关。所以中国古代虽然有奴隶存在，但与奴隶作为主要生产力的罗马帝国并不一样。同样，美国在建国之后曾经存在蓄奴州，但是并不能就说，18世纪的美国是奴隶社会。
 
殷墟墓葬见有殉人，但是可能为战俘而非奴隶，古代的殉人是一种豪华的丧葬消费，在世界各地的早期文明中都有所见。尤其中美洲的古代文明，把太阳、月亮视作最高的神祗，所以必须用最高档的祭品来奉祀。而这种最高档的祭品就是人。存在人殉现象并不能作为奴隶制的证据，它更多地体现了宇宙观或灵魂观，并不是一种社会形态的标准。
 
中国历代都是封建皇朝的说法也值得商榷，中国除了西周和汉代早期曾经实施分封制之外，绝大多数朝代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与中国不同，农民耕种领主的土地，只对领主负责，并不效忠国王。正如马克·布洛赫在《封建社会》种所说“（西欧）许多小领主，特别是法国中部和托斯坎尼地区的小领主，像农民一样共同继承、共同使用其公共遗产，共同居住在祖传的城堡里，至少共同保卫其城堡。”所以把欧洲的封建制套到中国的古代社会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把中国古代各个朝代定性为封建皇朝显然是受了苏联社会进化模式的影响。
 
社会进化论是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比如19世纪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的进化论。还有20世纪中叶塞维斯的四阶段新进化：游群-部落-酋邦-国家。这种大体的趋势，可以从我们的文明与早期国家中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发展的特点以及具体的轨迹进行异同的比较。正如世界上的人类之间具有一般的共性，但也有着族群、信仰、肤色、语言和习俗等的差别。我们的探索除了普世性的发展规律之外，我们也要探索，为什么会在不同地区的早期文明会有不同的发展轨迹，时间和具体特点都有不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出现的比较早，中国相对较晚，中美洲就更晚了。所以不同区域文明发展的时间、特点和发展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除了了解一般的趋势以外，我们还要了解不同文明的特殊性。所以现在文明起源研究注重于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我们在了解一般性的同时，也需要更好了解不同文明的特殊性，再用不同的特殊性，来阐释一般性的意义。通过规律性和特殊性研究的结合，可以更好了解文明发展的起源和过程。
 
中国学界对早期国家的理解仍停留在对文献上夏朝真实性的层面上，缺乏社会发展动因的思考，习惯于套用苏联的五阶段模式来为古代社会的发展贴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标签，而没有用考古材料来深入探索和检验古代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是否符合这类社会的科学标准。虽然我们的文明探源从以前的中原单中心说到苏秉琦提出的“满天星斗”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对于三星堆、良渚、龙山、红山等独特的早期文明，学者们还很少涉及这些不同早期文明起源的发展动力和背景。或满足于贴标签，比如认为良渚已经属于早期国家的形态。但是，良渚如果是早期国家，说它是王国的人类学标准是什么？发展轨迹如何？政治经济特点与中原文明的有什么不同？缺乏这种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思维，其实是一种视野上的局限。
    
10，问：张光直晚年主张将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放在世界古代文明的框架来考察，或者提出新的理论，或者用在其他地区形成的理论讨论古代中国或者进行对话。西方汉学界认为在中国考古学界有一种“中原文明本位”的观念心理，左右着考古学者的观察与方法，导致考古学成果难以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沟通。您认为对于考古学者，如何面对并回应这种批评？    
 
答：我觉得中国文明探源最大问题就是受到当下意识形态影响太大。特别是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出发点把这项研究用来增强民族自信力与凝聚力，为了证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是多元一体的。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在中原地区，所以这种编年史的正统性左右着我们今天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视野，会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影响。英国考古学者罗宾·科林伍德所指出的：人类习得概念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发现的材料，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考古学家只关心那些他们习惯思考的东西，除此以外都没有意义。考古学家的认知离不开自己习得的分析概念，他们无法理解这些概念以外的现象。所以，中国学者从文献来考察文明探源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国学术传统的一种延续。对于这点，马克思有一段精湛的论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
 
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考古学界才出现了对中原中心论的反思。比如苏秉琦提出的“满天星斗”的说法，他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乃至夏商时期，中国境内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早期文明，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他还强调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认为这些各地的早期文明虽然相互之间并没有联系，但是最终汇入到同一条大河之中。
 
这种“多元一体”的说法是当代学者的解读。其实，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交流不畅，像中原文明与三星堆、红山、石峁和良渚文化之间有什么联系是很难确定的，而且这些早期文明兴衰倏忽，可能都没有能够向更高层次的文明发展。柴尔德说过，古代人的思维方式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对一百里外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古人和现代人思维方式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对超自然、自然和社会现象不加区分，他们会用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来和神灵与大自然打交道。所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酋邦是神权社会，为什么商代、埃及和玛雅文明中会有“人殉”和“人祭”。这种情况一直要延续到雅思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来临，世界重要的宗教领袖与哲学家如耶稣、孔子、释迦摩尼出现之后，人类才逐渐把超自然、自然和人类自身分开对待。
 
所以要说早期中国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原始先民就有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凝聚力和民族大一统的观念和趋势，我认为并不符合真实的情况。世界有太多的民族学资料可以证明，任何一个民族都把自己的故土或祖先出生地看作是创世之地或宇宙的中心。比如印加人就将其首都库斯科视作宇宙的肚脐眼。所以原始先民不会把异族的土地视作自己的故土。非吾族类，其心必异，原始先民对异族向来存在排斥。除了迫不得已，即使很小的族群也不会轻易认同异族的信仰，更不可能臣服异族的首领。民族大一统的观念应该是到秦汉之后才出现的一种国家认同，因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需要整合周边民族，维持帝国稳定，必定要建立一种国家的认同。所以在统一的集权国家出现之前，基本自治的部落或酋邦是不太会有这种向心的凝聚力的。春秋战国就是从分治向统一发展过程最生动的具体表现。
 
近来不少学者对何为最早“中国”充满了热情，大体认为在西周就已经有了“中国”的称谓和天下居中概念。但是，历史学家吕思勉指出，中国这个词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古代历朝皇帝从不自称“中国”， 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上的“中国”应当另有别意。最早的“国”字可能与“域”字或“田”字相通，意指贵族的采邑或封地，并没有国家的意思，早期把“国”称为“邦”，如“万邦来朝”。古代典籍用“社稷”来指称国家，比如《书经·太甲上》：“社稷宗庙，罔不祇肃。”。吕思勉指出，到了汉高祖刘邦登位，为避讳用国代邦。因此，把中国的称呼和概念提前到西周甚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不妥当的，因为同样一个字，其古今的意思并不相同，把向心一统的社会认同推前到前国家的部落时期，是把今天的事实强加给了史前。
 
所以当今天学者用“最早中国”或“何为中国”，去追溯中华民族最早向心力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明显受到了他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左右。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看待历史离不开他自己的立场，离不开他偏好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向，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是根据自己习得的概念和思维来重建历史。尤其在申请某项课题或工程项目的时候，已经就为他预设了某个目标。这样的结果就是，即使研究中出现了与预期存在矛盾的现象，也会刻意避开以迎合想要的结果。我认为这是当下文明探源很难避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