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趣的茶盏

　　郭学雷开宗明义地说，“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宋元之际的瓷器的一些实物，建议现在去深圳博物馆老馆，参观那里正展出的“融会禅儒，法效百工——宋元时期吉州窑瓷器特展”；而我的这个演讲，也是从吉州窑瓷器的纹饰而展开的。”

　　“我们先说展厅中的桑叶盏，一共8件，那是宋人饮茶的家什，每盏中都有一片桑叶。为什么是桑叶而不能是别的什么叶子呢？我们看日本收藏的一件中国宋代桑叶盏，盏的内壁树叶旁，装饰一条栩栩如生的蚕，树叶边缘有锯齿，具备桑叶幼树的典型特征；类似的盏，瑞士Baur艺术馆、美国芝加哥美术馆等地也有收藏。”郭学雷说，这种带有桑叶的木叶盏，跟禅宗是有密切关系的，例如南宋诗人陈与义“柏树解说法，桑叶能通禅”的诗句就是很好的明证。吉州窑盏的主要功能是饮茶，而在南宋时期，“饭后三碗茶”已成为禅寺“和尚家风”。茶对禅僧而言既有养生之功又是得悟途径，因茶禅一体，故茶助禅，禅助茶，茶与禅的关系已达到“茶禅一味”的境界。深圳望野博物馆藏一件金代红绿彩碗中题写“有客方沽酒，无僧不点茶”之句；另见一件金代狮形枕枕面题写“高楼好饮农夫酒，僧舍更饮粗草茶”诗文。上述题写诗文的器物虽为金代制品，但同样反映了禅宗北传后，茶与禅僧的密切关系。

　　文人的梅花

　　郭学雷认为，宋代的江西在文学方面空前繁荣，名士宿学比肩继踵，那么文人意趣的清玩、赏鉴之风自然吹袭不已，并渗透于各类工艺和实用器的制造，其表现在吉州窑瓷器装饰的影响则是诗画的加入，特别是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中所见的冷峭高洁的梅竹、春意盎然的海棠啼莺、寄寓男女之情的鸾蝶鸳鸯等装饰，颇能体现宋代文人的诗情画意。

　　郭学雷拿一件南宋吉州窑瓷器上的梅花举例，其装饰技法或以釉下彩绘，或以黑地釉绘，或以漏花，或以黑釉漏花、划花、绘画复合手法装点于各类瓷器之上；构图上或一枝梅，或梅梢月、或梅竹相伴，或梅鹊呼应，体现了南宋吉州窑瓷器特有的文人气韵。吉州窑梅花装饰的流行，已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这一现象与宋代梅花渐受文人雅重有莫大关系。

　　所谓的“一枝梅”，是吉州窑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梅花表现形式，主要见于黑釉梅瓶、长颈瓶、香炉、执壶之上。“一枝梅”是宋时人的称谓，其在吉州窑瓷器上的流行，除前述原因之外，还与宋代文人对清逸瘦雅“一枝梅”形象的特殊偏好有关。如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藏黑釉一枝梅纹梅瓶，1982年江西宜春南宋墓出土黑釉一枝梅纹长颈瓶、黑釉一枝梅纹炉，私人藏黑釉一枝梅执壶等。“一枝梅”的装饰工艺较为复杂，首先以漏花工艺形成梅花及主枝干，然后辅以剔划手法刻出细小枝条，接着在梅花花朵之上以黑彩描绘花蕊，最后在梅花花朵部位补一层透明釉入窑烧成。

　　世俗的吉语

　　宋代城市商业的繁荣，也就催生了丰富多元的市井文化。当时士人精英固然引领着社会风尚，但市民生活也有自己的精彩。那么宋代工艺美术，除儒雅的层面而外，接下来就是民俗中兼具世俗和功利的特质，其中吉语和杂宝最具特色。

　　深圳博物馆老馆目前所展的吉州窑瓷器中，有一些瓷器是带有吉祥语的，有在盏内壁一周等距分布三组柿蒂形的漏花装饰的，三组柿蒂形内各有四字，通常由“金玉满堂”、“福寿康宁”、“长命富贵”三组吉语组成；另一种类，则是在盏内壁一周等距分布三组漏花折枝花果纹，每组折枝花挂四果，三组折枝花的四果内分别由“金玉满堂”、“福如东海”、“福禄长寿”吉语组成。有的还以“福鹿(谐音禄)”、“竹(谐音祝)寿”等图文来喻示祥瑞的含义。

　　此外，瓷器上的银铤、金铤、犀角、方胜、玛瑙等杂宝也流行于吉州窑的装饰上，这就真实地反映了南宋世俗社会对金钱、财富、官位、长寿、爱情、幸福、享乐的普遍追求，是宋代高度商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市井世俗“利欲观”的具体表现。

　　丝织的移用

　　南宋以来纺织业素称发达，那些织锦、花罗、缬染的纹样，被写进了吉州窑瓷器的器表，至于金银器、漆器工艺的进步，龟筒、玳瑁等珍稀材料制成的奢侈工艺品在上层社会的广为流行等等，直接刺激了吉州窑瓷器努力地模仿这些珍贵材料质感和表面肌理工艺。

　　以丝织品的纹饰借鉴来说，吉州窑瓷器纹饰表现在釉下彩、点釉彩和所谓的“剪纸漏花”这三类瓷器之上。窑釉下黑(褐)彩瓷器装饰，就明显存在大量南宋丝织品装饰因素，这表明当时各类工艺之间在装饰图案的相互借鉴已非常普遍，而吉州窑长颈瓶、香炉等口沿常见的回纹装饰带，同样受到丝织品的影响。至于吉州窑点釉彩，俗称为“满天星”，是以黑釉为地的点褐釉彩装饰，多见于梅瓶、长颈瓶、罐、盏等。盏内的点状褐釉彩呈多重同心圆状分布。还有漏花工艺，多数学者认为是借鉴了民间的剪纸工艺，我认为所谓的“剪纸漏花”工艺，主要是借鉴了南宋最流行的夹缬工艺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