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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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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觚与瓷觚的出现
作为酒礼器的觚，大口、细腰、长身、阔底，多为铜制，盛行于殷商。目前所知最早的铜觚出现于商代二里岗时期，在周代逐渐衰落。《考工记图》补注称：“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说文·角部》：“乡饮酒之爵也。”因而铜觚最初的基本作用是饮酒，《韩诗外传》中有记载：“二升曰觚。觚，寡也。饮当寡少。”可见觚也有劝诫人们饮酒有度，不因酒败坏德行的功用。在商后期，觚逐渐发展为一种重要的酒礼器，《考工记》：“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商代尚酒，其礼器以酒器为中心。觚作为礼器主要用于祭祀和陪葬，在二里岗贵族墓葬出土的陪葬品中，爵、觚的数量按一定比例配套出现，且至少出现一爵一觚的定制组合。西周早期，以爵、觚为中心的礼器系统被以鼎、簋为核心的新体系所代替，铜觚在墓葬中数量剧减，到了春秋时期铜觚已较少运用于墓葬。
周代灭亡之后，中国进入铁器时代，秦汉以降制作的铜器相对罕见，三代青铜器逐渐成为皇室贵族和私人收藏家的藏品。直到北宋时期，由于文人盛行金石考古，三代古铜器开始成为重要的收藏品和研究对象。三代铜器由于数量稀少，价格昂贵，因此成为人们身份财富的象征，在尚古的社会风气下，古物收藏程度大大超过前朝，铜觚也作为古董再次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觚因其造型纤美典雅，深得宋代文人的喜爱，除收藏研究之用，也将其用作案头把玩的雅物，尤喜用作插花器物。宋代文人士大夫插花讲究意境，喜插梅、水仙、兰、葵、荷、栀子等花，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中云：“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 如故宫藏南宋佚名《瑶台步月图》页（图1）画幅右侧有一青铜觚，觚中插花。因此宋人喜用古铜器插花，铜觚在宋时开始被称作“花觚”。由于觚的造型别致，器形优美，符合文人的审美雅趣，在宋代逐渐普及。然而铜觚在当时毕竟是少数显贵的收藏，为了适应更多人士的需求，在南宋时期开始出现仿铜觚造型的瓷器。
北宋尚无出土或传世的瓷觚。目前已知最早的瓷觚出土物是南宋官窑博物馆藏的瓷觚（图2），是南宋官窑的常见器形，但在其他南宋窑址中尚无发现。此时的瓷觚颇有仿制青铜器的意味，其瓷胎呈灰黑色，施釉较厚，釉面有开片，釉色为青色或米黄色，足底刮釉垫烧，因此大多是紫口铁足 。造型多为大口、细腰、阔底的仿铜觚造型，大小各异，装饰较随意，部分瓷觚带有仿青铜器的扉棱、乳钉装饰。
宋代以后，瓷觚开始大量出现，元代是瓷觚发展的时期，在明清两朝，瓷器烧制技艺高度发达，各种形制、纹饰的瓷觚厚积薄发，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
二
元代瓷觚特征
元朝统治者将其游牧民族特有的审美风尚带到了中原地区，宋人崇尚的纤美雅致被元代的浑厚豪迈所代替，而觚明显不符合元代统治者审美，因此这一时期出土或传世的瓷觚发现较少，但在这些稀少的瓷器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元代瓷觚造型的变化。
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品元朝龙泉窑花觚（图3），其特征为喇叭口、短颈、鼓腹、高撇足，通体施青釉，釉质莹厚，有细碎开片，圈足露胎，涂赭色釉，为仿紫口铁足；另一件元代临川窑花觚（图4）形制相似，但通体施白釉，以印花装饰外壁，颈部和足部有蕉叶纹，腹部回纹地如意云纹。另有江西高安窖藏出土的元代青花蕉叶纹出戟觚，因腹部出四戟而得名，青花装饰，颈部蕉叶纹，腹部戟间饰如意状卷叶图案。此外磁州窑也曾出土白釉褐彩瓷觚，为花口鼓腹。
瓷觚发展至元代，虽存世数量不多，但无论从釉色还是纹饰方面，都比南宋瓷觚更加丰富多变。元代除青瓷、白瓷外，也出现了青花、彩瓷的瓷觚，纹饰也更加规范，多以蕉叶纹饰颈足，云纹或卷叶纹饰腹部。此外器型上也出现鼓腹、出戟、花口等多种变化。可见元代的瓷觚不再单纯模仿青铜器觚，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新型的瓷器品类看待，在烧造和装饰方面注重突出其瓷器的自身之美。
三
明清瓷觚特征
明清时期觚被更广泛地用于陈设器，并逐渐打破了宋代的限制, 不再只用于宫室、贵族书房等高等场所, 而开始较多地用于日常生活场景中。觚因其谐音“孤”而有孤芳自赏、孤家寡人之意，带有清高色彩，觚来插花陈设，显示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此时觚被更广泛地称作“花觚”“美人觚”，明代张岱《陶庵梦忆》中载：“河南为铜薮，所得铜器盈数车，美人觚一种，大小十五六枚……” 中便出现了美人觚的说法，应是特指细腰撇口样式的觚，以其形态优美、身段似美人得名。此时的铜觚主要功能是用于插花及室内陈设，而瓷觚作为铜觚的替代品，其功能自然相类。插花需以“撇”来使花枝得以舒展，以“直立、收腹”固定花枝根部，而觚的大撇口、细腰、长足的造型非常符合插花器的要求，在明清时期几乎成为专门插花的瓷器。明文震亨《长物志》云：“铜器可插花者，曰尊，曰罍，曰觚，曰壶，随花大小用之。”明末谷应泰《博物要览》中也记载：“尊、觚、解皆酒器也，三器俱可插花。觚尊口敞，插花散漫不佳，须打锡套管入内，收口作一小孔，以管束花，不令斜倒。又可注滚水插牡丹、芙蓉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仇英《蕉阴结夏图》（图5）中右侧有一方形出戟青瓷觚中插一枝花卉。清代，同样沿袭明代用觚陈设、插花的功能。红楼梦中也有类似描写：“……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觚内插着时鲜花卉……”觚除插花外也常作为宫室中雅玩陈设之用，清姚文瀚《弘历鉴古图》中，画面左右各陈设有一瓷觚，可看出左侧瓷觚颈部饰有蕉叶纹，右侧则为单色釉瓷觚。瓷觚的第三种作用是祭祀用品，明清佛教祭祀用具五供中即包含花觚，五供由鼎一只、烛台一对、花觚一对组成，其中花觚同样作为插花器，作供佛之用。
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评论瓷觚：“口大腹小者谓之‘花觚’，明制者身段直下，绝无波折。康熙以后则腰际凸起，略如香案中插花之具矣。康仿明制粗五彩花者为多，于粗率中更见老横……”即描述了明清时期瓷觚的大致形状，身段垂直而下，没有波折，康熙以后则腰部凸起。然而明代身段直下的瓷觚是从崇祯时期开始出现的，此前的明万历时期也曾出现鼓腹的形制，因而此段文字尚不能概括明清时期多种多样的瓷觚样式。
瓷觚发展至清代，在保留明代艺术特征的同时又有其独特的发展和创新。此时瓷觚已经成为极为常见的一种器型，并仍沿袭其陈设品（或插花器）和佛教用具的功能，在宫廷及民间均有使用。
1. 尺寸
明清瓷觚的尺寸相差较大，按照尺寸不同将其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高30 厘米以下的瓷觚为小型瓷觚，此类瓷觚多用于案头把玩、架上陈设、插花，多为单色釉或釉下彩瓷器，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天蓝釉出戟花觚（图6），高16.5cm，口径12.2cm，足径6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龙泉窑划花花口觚（图7），高28.2cm，口径19.8cm，足径9.4cm。高30cm至50cm 的瓷觚为中型瓷觚，其功用处于小型瓷觚与大型瓷觚之间，如故宫博物院藏清顺治五彩牡丹玉兰纹花觚，高38.7cm，口径18cm，底径12.3cm；清乾隆古铜彩蕉叶纹出戟花觚（图8），高27.7cm，口径17.5cm，足径8.5cm。高50cm 以上的瓷觚为大型瓷觚，此类瓷觚无法作为案头文玩或插花器，而是作为厅堂装饰陈设之用，如故宫藏明万历青花异兽纹花觚， 高76.5cm， 口径22.6cm， 足径19.3cm。可见瓷觚发展到明代，其尺寸因样式不同而产生了很大差别，也因尺寸相异而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同功用。
2. 工艺
明代瓷觚釉色多样，器型多变，相比宋元的瓷觚更趋于表现瓷器之美，已不再追求仿制青铜觚的面貌。明代景德镇瓷窑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其制瓷工艺已经大大超过前朝，也为瓷觚的制作与创新奠定了基础。存世明代瓷觚以万历时期数量最多，工艺最为精湛。明代瓷觚的釉色除青瓷、白瓷等单色釉外，还广泛运用釉下彩和釉上彩工艺，制造出美轮美奂的五彩、青花、颜色釉瓷觚。
清代的制瓷技艺在明代基础上变得更加精巧，釉下彩工艺日臻完善，并发明了粉彩及多种颜色釉瓷的烧制技巧，因而这些新的制瓷工艺也体现在瓷觚上。除青花、五彩、粉彩等几类常见的釉色外，清代还出现了专为仿古而烧制的古铜彩，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古铜彩蕉叶纹出戟花觚（图8），其色彩及纹饰均仿制青铜觚而制，其造型和纹饰与宋吕大临《考古图》中的铜觚（图9）相类，亦类似于妇好墓出土的53 件觚形杯。烧制古铜彩首先要在高温下烧成茶叶末色釉，在其上加绘金彩和绿锈斑色，然后入窑低温二次烧制，才能达到古旧斑驳的效果，尤以乾隆时期的瓷器仿铜器最为成功。此外，清代釉下彩技艺娴熟，出现了釉里三色的瓷觚，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釉里三色花鸟纹花觚（图10）通体釉里三色（青花、釉里红、豆青）装饰，工艺精湛，极为珍贵。其他如天蓝釉、粉青釉、孔雀绿釉也是清代流行的釉色，在瓷觚上亦见使用，如乾隆冬青釉龙纹花口花觚。
3. 器型
明代瓷觚样式可分为以下几类：(1) 球腹：长颈，腹部鼓出似球，足部高长，微外撇。相对于元朝鼓腹瓷觚，明朝的球腹瓷觚腹部更加圆鼓，且在明万历时期尤为流行。明万历五彩云龙纹花觚（图11）、明万历青花异兽纹花觚（图12）属于此类。(2) 出戟：大口外撇、长颈略粗、鼓腹、腹部两侧或四棱有出戟，是从宋元流行至明朝的器物样式。故宫藏明万历青花花卉纹出戟花觚、青花龙凤纹出戟花觚属于此类。(3) 方形：觚呈四方形，撇口，长颈，方腹，足外撇。此种样式只见于明天启时期，故宫博物院藏明天启青花花卉纹方花觚（图13）属于此类，其腹部四方呈弧形微鼓，四棱饰凸起的四条花边戟，高足外撇。(4) 筒形：明崇祯时期出现了新的瓷觚造型，筒形花觚器形较粗，腹部直立或微微凸起，撇口撇足，此种瓷觚与商代二里岗时期的一出土铜觚造型相类，因此亦有仿青铜器之意；如英国巴特勒家族藏明崇祯五彩伯夷叔齐故事图花觚，中间腰身微凸，底足略外撇，颈部做喇叭状。
清代瓷觚仍沿袭明代的四种器物样式。清早期（顺治时期）多为筒形花觚，如清顺治五彩牡丹玉兰纹花觚，撇口，直腹，中间略凸，胫部外撇，平底，为标准的筒形觚。康雍乾三代，瓷觚逐渐由筒形发展为大喇叭口、细腹、撇足，类似宋元时期的仿青铜觚的样式，且口沿扩张与腹部纤细的程度更为夸张，也有口沿部发展出花口等形式。如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孔雀绿釉花觚（图14）、清乾隆天蓝釉出戟花觚（图6）等。
4. 纹饰
明代瓷觚的纹饰相比元代更加繁复，色彩鲜艳，其纹饰最突出的变化是开始运用佛教相关纹饰，如缠枝莲纹、八宝纹、十字杵等。这一变化应是由于觚在佛教祭具五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纹饰应与宗教功能相辅相成。作为日常陈设器的瓷觚纹饰包括云龙纹、如意云纹、卷草纹、灵芝纹等，主纹饰包括花鸟、龙凤、人物故事图等。如故宫博物院藏明万历五彩云龙纹花觚（图11），颈绘双龙戏珠纹，肩饰如意云头纹，腹部主纹饰为两只孔雀栖息在树丛花草之中，腹下部绘莲瓣纹，胫部绘折枝花卉、山石海水纹；又如故宫博物院藏明万历青花异兽纹花觚（图12），颈部绘洞石、花卉草虫纹、双龙穿花及缠枝莲托八宝纹，腹部八面皆绘异兽。相比元代青花瓷觚颈足常绘蕉叶纹、腹部绘云纹等规范纹饰，明代的纹饰选择更加多样化，且觚的各部位都包含一种以上的纹饰，是瓷器烧造技术与社会审美的双重提升。
清代瓷觚纹饰较明代更加繁缛，大致分为以下几类：首先是通体装饰组合纹饰，如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底白牡丹蟠螭纹花觚（图15），通体饰牡丹纹和蟠螭纹，纹饰繁复规律，有华贵之感；再如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觚，颈部和口沿饰蕉叶纹和缠枝莲纹，腹部饰缠枝莲纹。第二种为图画纹饰，此种纹饰多为花鸟、人物、典故等绘画题材，多见于彩瓷，如故宫博物院藏清顺治五彩牡丹玉兰纹花觚，画面上部绘月影洞石花卉，牡丹、玉兰等众多花卉簇拥洞石，腰部绘两组石榴纹，胫部绘垂枝海棠；康熙釉里三色花鸟纹花觚，颈部绘孔雀、山石、牡丹，腹部绘螭龙、灵芝，胫部绘山石、玉兰、菊花、蝴蝶。第三种为仿青铜器纹饰，将乳钉、弦纹、饕餮纹、燮龙纹等装饰在瓷觚上，如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天蓝釉花觚（图16），通体施天蓝釉，腰部饰凸乳钉，上下各饰三道凸起的弦纹；另有康熙孔雀绿釉暗饕餮纹花觚，腹部饰暗饕餮纹，足饰海水纹；古铜彩器蕉叶纹出戟花觚，体模印蕉叶纹，束腰处模印夔龙纹。
……
（本文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节选自《艺术品》2017-11 总第71期）
明清瓷觚源流及特征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明清瓷觚源流及特征
一
觚与瓷觚的出现
作为酒礼器的觚，大口、细腰、长身、阔底，多为铜制，盛行于殷商。目前所知最早的铜觚出现于商代二里岗时期，在周代逐渐衰落。《考工记图》补注称：“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说文·角部》：“乡饮酒之爵也。”因而铜觚最初的基本作用是饮酒，《韩诗外传》中有记载：“二升曰觚。觚，寡也。饮当寡少。”可见觚也有劝诫人们饮酒有度，不因酒败坏德行的功用。在商后期，觚逐渐发展为一种重要的酒礼器，《考工记》：“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商代尚酒，其礼器以酒器为中心。觚作为礼器主要用于祭祀和陪葬，在二里岗贵族墓葬出土的陪葬品中，爵、觚的数量按一定比例配套出现，且至少出现一爵一觚的定制组合。西周早期，以爵、觚为中心的礼器系统被以鼎、簋为核心的新体系所代替，铜觚在墓葬中数量剧减，到了春秋时期铜觚已较少运用于墓葬。
周代灭亡之后，中国进入铁器时代，秦汉以降制作的铜器相对罕见，三代青铜器逐渐成为皇室贵族和私人收藏家的藏品。直到北宋时期，由于文人盛行金石考古，三代古铜器开始成为重要的收藏品和研究对象。三代铜器由于数量稀少，价格昂贵，因此成为人们身份财富的象征，在尚古的社会风气下，古物收藏程度大大超过前朝，铜觚也作为古董再次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觚因其造型纤美典雅，深得宋代文人的喜爱，除收藏研究之用，也将其用作案头把玩的雅物，尤喜用作插花器物。宋代文人士大夫插花讲究意境，喜插梅、水仙、兰、葵、荷、栀子等花，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中云：“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 如故宫藏南宋佚名《瑶台步月图》页（图1）画幅右侧有一青铜觚，觚中插花。因此宋人喜用古铜器插花，铜觚在宋时开始被称作“花觚”。由于觚的造型别致，器形优美，符合文人的审美雅趣，在宋代逐渐普及。然而铜觚在当时毕竟是少数显贵的收藏，为了适应更多人士的需求，在南宋时期开始出现仿铜觚造型的瓷器。
北宋尚无出土或传世的瓷觚。目前已知最早的瓷觚出土物是南宋官窑博物馆藏的瓷觚（图2），是南宋官窑的常见器形，但在其他南宋窑址中尚无发现。此时的瓷觚颇有仿制青铜器的意味，其瓷胎呈灰黑色，施釉较厚，釉面有开片，釉色为青色或米黄色，足底刮釉垫烧，因此大多是紫口铁足 。造型多为大口、细腰、阔底的仿铜觚造型，大小各异，装饰较随意，部分瓷觚带有仿青铜器的扉棱、乳钉装饰。
宋代以后，瓷觚开始大量出现，元代是瓷觚发展的时期，在明清两朝，瓷器烧制技艺高度发达，各种形制、纹饰的瓷觚厚积薄发，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
二
元代瓷觚特征
元朝统治者将其游牧民族特有的审美风尚带到了中原地区，宋人崇尚的纤美雅致被元代的浑厚豪迈所代替，而觚明显不符合元代统治者审美，因此这一时期出土或传世的瓷觚发现较少，但在这些稀少的瓷器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元代瓷觚造型的变化。
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品元朝龙泉窑花觚（图3），其特征为喇叭口、短颈、鼓腹、高撇足，通体施青釉，釉质莹厚，有细碎开片，圈足露胎，涂赭色釉，为仿紫口铁足；另一件元代临川窑花觚（图4）形制相似，但通体施白釉，以印花装饰外壁，颈部和足部有蕉叶纹，腹部回纹地如意云纹。另有江西高安窖藏出土的元代青花蕉叶纹出戟觚，因腹部出四戟而得名，青花装饰，颈部蕉叶纹，腹部戟间饰如意状卷叶图案。此外磁州窑也曾出土白釉褐彩瓷觚，为花口鼓腹。
瓷觚发展至元代，虽存世数量不多，但无论从釉色还是纹饰方面，都比南宋瓷觚更加丰富多变。元代除青瓷、白瓷外，也出现了青花、彩瓷的瓷觚，纹饰也更加规范，多以蕉叶纹饰颈足，云纹或卷叶纹饰腹部。此外器型上也出现鼓腹、出戟、花口等多种变化。可见元代的瓷觚不再单纯模仿青铜器觚，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新型的瓷器品类看待，在烧造和装饰方面注重突出其瓷器的自身之美。
三
明清瓷觚特征
明清时期觚被更广泛地用于陈设器，并逐渐打破了宋代的限制, 不再只用于宫室、贵族书房等高等场所, 而开始较多地用于日常生活场景中。觚因其谐音“孤”而有孤芳自赏、孤家寡人之意，带有清高色彩，觚来插花陈设，显示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此时觚被更广泛地称作“花觚”“美人觚”，明代张岱《陶庵梦忆》中载：“河南为铜薮，所得铜器盈数车，美人觚一种，大小十五六枚……” 中便出现了美人觚的说法，应是特指细腰撇口样式的觚，以其形态优美、身段似美人得名。此时的铜觚主要功能是用于插花及室内陈设，而瓷觚作为铜觚的替代品，其功能自然相类。插花需以“撇”来使花枝得以舒展，以“直立、收腹”固定花枝根部，而觚的大撇口、细腰、长足的造型非常符合插花器的要求，在明清时期几乎成为专门插花的瓷器。明文震亨《长物志》云：“铜器可插花者，曰尊，曰罍，曰觚，曰壶，随花大小用之。”明末谷应泰《博物要览》中也记载：“尊、觚、解皆酒器也，三器俱可插花。觚尊口敞，插花散漫不佳，须打锡套管入内，收口作一小孔，以管束花，不令斜倒。又可注滚水插牡丹、芙蓉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仇英《蕉阴结夏图》（图5）中右侧有一方形出戟青瓷觚中插一枝花卉。清代，同样沿袭明代用觚陈设、插花的功能。红楼梦中也有类似描写：“……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觚内插着时鲜花卉……”觚除插花外也常作为宫室中雅玩陈设之用，清姚文瀚《弘历鉴古图》中，画面左右各陈设有一瓷觚，可看出左侧瓷觚颈部饰有蕉叶纹，右侧则为单色釉瓷觚。瓷觚的第三种作用是祭祀用品，明清佛教祭祀用具五供中即包含花觚，五供由鼎一只、烛台一对、花觚一对组成，其中花觚同样作为插花器，作供佛之用。
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评论瓷觚：“口大腹小者谓之‘花觚’，明制者身段直下，绝无波折。康熙以后则腰际凸起，略如香案中插花之具矣。康仿明制粗五彩花者为多，于粗率中更见老横……”即描述了明清时期瓷觚的大致形状，身段垂直而下，没有波折，康熙以后则腰部凸起。然而明代身段直下的瓷觚是从崇祯时期开始出现的，此前的明万历时期也曾出现鼓腹的形制，因而此段文字尚不能概括明清时期多种多样的瓷觚样式。
瓷觚发展至清代，在保留明代艺术特征的同时又有其独特的发展和创新。此时瓷觚已经成为极为常见的一种器型，并仍沿袭其陈设品（或插花器）和佛教用具的功能，在宫廷及民间均有使用。
1. 尺寸
明清瓷觚的尺寸相差较大，按照尺寸不同将其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高30 厘米以下的瓷觚为小型瓷觚，此类瓷觚多用于案头把玩、架上陈设、插花，多为单色釉或釉下彩瓷器，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天蓝釉出戟花觚（图6），高16.5cm，口径12.2cm，足径6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龙泉窑划花花口觚（图7），高28.2cm，口径19.8cm，足径9.4cm。高30cm至50cm 的瓷觚为中型瓷觚，其功用处于小型瓷觚与大型瓷觚之间，如故宫博物院藏清顺治五彩牡丹玉兰纹花觚，高38.7cm，口径18cm，底径12.3cm；清乾隆古铜彩蕉叶纹出戟花觚（图8），高27.7cm，口径17.5cm，足径8.5cm。高50cm 以上的瓷觚为大型瓷觚，此类瓷觚无法作为案头文玩或插花器，而是作为厅堂装饰陈设之用，如故宫藏明万历青花异兽纹花觚， 高76.5cm， 口径22.6cm， 足径19.3cm。可见瓷觚发展到明代，其尺寸因样式不同而产生了很大差别，也因尺寸相异而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同功用。
2. 工艺
明代瓷觚釉色多样，器型多变，相比宋元的瓷觚更趋于表现瓷器之美，已不再追求仿制青铜觚的面貌。明代景德镇瓷窑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其制瓷工艺已经大大超过前朝，也为瓷觚的制作与创新奠定了基础。存世明代瓷觚以万历时期数量最多，工艺最为精湛。明代瓷觚的釉色除青瓷、白瓷等单色釉外，还广泛运用釉下彩和釉上彩工艺，制造出美轮美奂的五彩、青花、颜色釉瓷觚。
清代的制瓷技艺在明代基础上变得更加精巧，釉下彩工艺日臻完善，并发明了粉彩及多种颜色釉瓷的烧制技巧，因而这些新的制瓷工艺也体现在瓷觚上。除青花、五彩、粉彩等几类常见的釉色外，清代还出现了专为仿古而烧制的古铜彩，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古铜彩蕉叶纹出戟花觚（图8），其色彩及纹饰均仿制青铜觚而制，其造型和纹饰与宋吕大临《考古图》中的铜觚（图9）相类，亦类似于妇好墓出土的53 件觚形杯。烧制古铜彩首先要在高温下烧成茶叶末色釉，在其上加绘金彩和绿锈斑色，然后入窑低温二次烧制，才能达到古旧斑驳的效果，尤以乾隆时期的瓷器仿铜器最为成功。此外，清代釉下彩技艺娴熟，出现了釉里三色的瓷觚，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釉里三色花鸟纹花觚（图10）通体釉里三色（青花、釉里红、豆青）装饰，工艺精湛，极为珍贵。其他如天蓝釉、粉青釉、孔雀绿釉也是清代流行的釉色，在瓷觚上亦见使用，如乾隆冬青釉龙纹花口花觚。
3. 器型
明代瓷觚样式可分为以下几类：(1) 球腹：长颈，腹部鼓出似球，足部高长，微外撇。相对于元朝鼓腹瓷觚，明朝的球腹瓷觚腹部更加圆鼓，且在明万历时期尤为流行。明万历五彩云龙纹花觚（图11）、明万历青花异兽纹花觚（图12）属于此类。(2) 出戟：大口外撇、长颈略粗、鼓腹、腹部两侧或四棱有出戟，是从宋元流行至明朝的器物样式。故宫藏明万历青花花卉纹出戟花觚、青花龙凤纹出戟花觚属于此类。(3) 方形：觚呈四方形，撇口，长颈，方腹，足外撇。此种样式只见于明天启时期，故宫博物院藏明天启青花花卉纹方花觚（图13）属于此类，其腹部四方呈弧形微鼓，四棱饰凸起的四条花边戟，高足外撇。(4) 筒形：明崇祯时期出现了新的瓷觚造型，筒形花觚器形较粗，腹部直立或微微凸起，撇口撇足，此种瓷觚与商代二里岗时期的一出土铜觚造型相类，因此亦有仿青铜器之意；如英国巴特勒家族藏明崇祯五彩伯夷叔齐故事图花觚，中间腰身微凸，底足略外撇，颈部做喇叭状。
清代瓷觚仍沿袭明代的四种器物样式。清早期（顺治时期）多为筒形花觚，如清顺治五彩牡丹玉兰纹花觚，撇口，直腹，中间略凸，胫部外撇，平底，为标准的筒形觚。康雍乾三代，瓷觚逐渐由筒形发展为大喇叭口、细腹、撇足，类似宋元时期的仿青铜觚的样式，且口沿扩张与腹部纤细的程度更为夸张，也有口沿部发展出花口等形式。如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孔雀绿釉花觚（图14）、清乾隆天蓝釉出戟花觚（图6）等。
4. 纹饰
明代瓷觚的纹饰相比元代更加繁复，色彩鲜艳，其纹饰最突出的变化是开始运用佛教相关纹饰，如缠枝莲纹、八宝纹、十字杵等。这一变化应是由于觚在佛教祭具五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纹饰应与宗教功能相辅相成。作为日常陈设器的瓷觚纹饰包括云龙纹、如意云纹、卷草纹、灵芝纹等，主纹饰包括花鸟、龙凤、人物故事图等。如故宫博物院藏明万历五彩云龙纹花觚（图11），颈绘双龙戏珠纹，肩饰如意云头纹，腹部主纹饰为两只孔雀栖息在树丛花草之中，腹下部绘莲瓣纹，胫部绘折枝花卉、山石海水纹；又如故宫博物院藏明万历青花异兽纹花觚（图12），颈部绘洞石、花卉草虫纹、双龙穿花及缠枝莲托八宝纹，腹部八面皆绘异兽。相比元代青花瓷觚颈足常绘蕉叶纹、腹部绘云纹等规范纹饰，明代的纹饰选择更加多样化，且觚的各部位都包含一种以上的纹饰，是瓷器烧造技术与社会审美的双重提升。
清代瓷觚纹饰较明代更加繁缛，大致分为以下几类：首先是通体装饰组合纹饰，如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底白牡丹蟠螭纹花觚（图15），通体饰牡丹纹和蟠螭纹，纹饰繁复规律，有华贵之感；再如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觚，颈部和口沿饰蕉叶纹和缠枝莲纹，腹部饰缠枝莲纹。第二种为图画纹饰，此种纹饰多为花鸟、人物、典故等绘画题材，多见于彩瓷，如故宫博物院藏清顺治五彩牡丹玉兰纹花觚，画面上部绘月影洞石花卉，牡丹、玉兰等众多花卉簇拥洞石，腰部绘两组石榴纹，胫部绘垂枝海棠；康熙釉里三色花鸟纹花觚，颈部绘孔雀、山石、牡丹，腹部绘螭龙、灵芝，胫部绘山石、玉兰、菊花、蝴蝶。第三种为仿青铜器纹饰，将乳钉、弦纹、饕餮纹、燮龙纹等装饰在瓷觚上，如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天蓝釉花觚（图16），通体施天蓝釉，腰部饰凸乳钉，上下各饰三道凸起的弦纹；另有康熙孔雀绿釉暗饕餮纹花觚，腹部饰暗饕餮纹，足饰海水纹；古铜彩器蕉叶纹出戟花觚，体模印蕉叶纹，束腰处模印夔龙纹。
……
（本文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节选自《艺术品》2017-11 总第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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