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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楷之｜于右任楷书墓志及碑学刍论

作者：佚名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唐楷之｜于右任楷书墓志及碑学刍论

摘要

北碑书法承秦汉遗韵，启隋唐新风。早在唐宋时期，已出土少量碑志，早期金石家已开始蒐集记载,见著于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延至清代，随着考古发掘和考据学究勃兴，碑板墓志出土日渐丰富，书家学者于古文字方面的关注逐渐增加。二十世纪初，于右任作为墓志收藏与研究的先驱，毕生精研北碑、用力甚勤，尤为注重洛阳出土的碑版墓志，其间共收集到北朝和隋唐等时期墓志近四百余方，当中以北魏时期占主要部分。这些碑版墓志的收集研究和创作借鉴对于右任的书风转变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推动近现代碑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于右任墓志碑学

一、于右任书碑志概况
碑志产生、发展至成熟、完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迄后汉碑碣乃达到高峰。碑碣、墓志从历史方面，可以还原补充历史细节、相互证明、纠讹勘误等。从碑志书法风格资源方面，给予好古习书者提供了新的门径。“南北朝墓志楷隶相杂，书法面目焕然一新，烂漫多姿，层出不穷，最有可观。隋墓志书法渐成楷则。墓志书体的更迭，是中国书法演变史的一个组成部分。”[1]
于右任先生从碑刻墓志蒐藏研究入手，不断深入，更倾注大量临习实践，融碑法入行草，不主故常、恢弘大气，为碑帖融合臻美时代高峰。唯此，不可小觑于右任书学高峰过渡时期的风格研究。这一时期，多有楷书墓志书作，别具出于世囿而特立独行的品格和意趣。于书碑志数量众多，内容清晰而保存完好，为当下全面研究于右任书法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图一《赠大将军邹容墓表》局部

图二《赠大将军邹容墓表》局部

于右任书丹碑志近二十方为楷书墓志，兼行草书墓志。其中楷书墓志集中在四十岁至五十六岁所创作。观其所书碑志，反映了民国碑志承明清旧制面貌，并无巨大变化，然志文内容因时所迁而有所改变。随着不可阻挡的西方思潮涌入，古旧碑志逐渐被替以新式，于右任在传统碑志形式溟灭之际，不遗余力、身体力行为碑志书法捍卫了道体的不朽遗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应忌讳对碑志的研究也具有尊重中华传统文化渊源的价值。

图三《刘仲贞墓志铭》局部

图四《刘仲贞墓志铭》局部

二、于右任书志之碑学探源
民国书法承接晚清，碑学特征显著。“民国时期书法创作既继承了清代碑学，又廓清思路，消除碑学、帖学对立的局面。既有写甲骨文名家，也有写帖的高手，更有碑帖兼写或谋求碑帖交融的探索者。”[2]这一时期虽社会动荡，对于书法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恰恰也因为思想的解放与西方外来思想的融合，书法艺术变得更加活跃，彰显民国书风特殊的研究价值。
1.于书碑志风格探微
于右任作为碑志收藏与研究的先驱，一生于北碑用力甚勤，尤为注意洛阳所出土的碑版墓志。其间共收集到北朝和隋唐等时期墓志近四百余方，当中以北魏时期占主要。这些碑版墓志的收集与研究对他的书风转变，乃至最终融碑法入行草书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于右任早期书《赠大将军邹容墓表》与北魏《元桢墓志》、《张猛龙碑》单字比较示意

通过与二碑例字比较，于书《赠大将军邹容墓表》笔画多取逆势斜进，其中“年”第二笔长横起笔法与《元桢墓志》中“大”字横划起笔相似，如包世臣提出的“始艮终乾”笔法。于书此表行笔转折处见棱角，捺角尖锐，峻峭挺拔，笔意流露大方，三者相较，用笔、结字、体势都明显相近于《元桢墓志》。宋曹《书法约言》[3]云：非动不能取势，非使转不能取致。若果于险绝处复旧平正，虽平正亦能包险绝之趣，而势与致两得之矣。与《元桢墓志》、《张猛龙碑》相比较的《赠大将军邹容墓表》，书于一九二四年，这时该墓志已有较成熟的北碑用笔与结字章法，这与王澄所考证的一九二零年于右任先生入手魏碑的时间较接近。目前，关于于右任取法临习魏碑前学帖的临作未见，仅从早期书迹中探寻碑帖消息，而其关注和临习魏碑的时间或应更早于一九二零年。有学者研究发现，于右任早在一九一八年（四十岁），已开始学碑，可能包括秦汉碑碣在内。陈墨石编《于右任年谱》记载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先生开始购置碑石墓志，一是为自己临摹所用，二是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尽力。”至一九三六年他将十几年收购珍藏的384块历代石碑全部捐赠西安碑林，其中包括著名的左思《晋武帝诏书》和《鸳鸯七志》。
于右任书《佩兰女士墓志》于《张黑女墓志》单字比较示意

于右任《佩兰女士墓志》书于一九二七年，亦属较早期墓志作品。《佩兰女士墓志》略参隶意，朴茂稚拙、舒雅自然。整体结字体势与《张黑女墓志》相似，左低右高，重心偏左，右侧舒展。对比两志如“令”、“天”二字，从体势、收放均有难言之妙。《张黑女墓志》就是他临习的第一本碑帖。在《于右任年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4]条列：“办报（《神州日报》）期间，专习北魏碑帖，尤以临习何绍基藏《张黑女墓志》极神似。”可以得知，早年时，于右任即开始临习何绍基所藏《张黑女墓志》。众所周知何绍基得《张黑女墓志》爱不释手，即有较多习书者效仿临习。《张黑女墓志》对于右任书法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多年后必有所展现，非徒摹形似，点画、体态、笔意不经意间跌宕洒脱。
于右任后期书《吴昌硕墓志铭》（1927年）、《秋瑾墓志铭》（1929年）与东晋《爨宝子碑》、北魏《石门铭》相比，其中显见二碑笔法端倪。《石门铭》点画圆厚，显篆籀之气，而线形呈仰弧态势。《爨宝子碑》则与之相反，点画方峻，其线形呈下弧态势。于书墓志较之二者，点画圆厚，起笔处方圆兼备，凸显《石门铭》之法脉。而线形虽与《石门铭》相近，大体呈上弧态势，细观收笔处，并非向下收笔，而是向上收笔（波磔），收笔处加以向上挑翘动作，似隶书燕尾、又似行草出锋，空际映带而势尤未尽。更甚者，《秋瑾墓志铭》中“有”字，长横藏锋圆笔按起，收笔处上挑，几为隶书“蚕头燕尾”。这一时期所书墓志更像是隶楷揉合，欲臻《爨宝子碑》之法乎？通过以上分析发现，于右任所书楷书碑志，早期博纳六朝墓志风神，后期善法碑碣、摩崖，融会贯通，成就于书楷体古朴老辣、纵横开阖、奇趣盎然的新气象。 2. 蒐藏研究熔铸书风于右任嗜爱金石，先后倾资数十万银元收购精绝碑刻。大量精美绝伦的碑刻收藏和研究，吸引同时期书家乐于交游，受其熏染，不仅熔铸了于书独树一帜的风神，更形成了以于右任为中心的师徒和盟友圈，共同汇聚成于派书风传承、传播的力量。一九六七年，高二适为于右任先生所藏汉石经拓片题跋：汉石经一方，八分以此为正宗，行笔婉媚，时露清刚之气。闻原石为于某所藏弆，相与俱作逋逃薮矣。丁亥寒冬舒父题。
这些碑刻不单以收集为目的，更是临习研究与传承中华文化。于右任尤倾力抚临《龙门二十品》和《石门铭》，即有“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的绝句。于右任评《广武将军碑复出歌》云：“碑版规模启六朝，环宇声价迈二爨。”他认为《广武将军碑》为“关中三绝碑”，其价值超过《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康有为评《广武将军碑》“古雅第一”、“此碑在陕亦为关中楷隶冠”，于右任直抒胸臆，不墨守康有为既定的神妙品说，反映其碑学观出蓝品质。

图五《张清和墓志铭》局部

图六《张清和墓志铭》局部

同时，于右任所书墓志杰构中逞现的磅礴气势，亦是社会时代的一味稀缺“特健药”。社会时代变革动荡、民生羸弱，孙中山先生提倡民族“尚武”精神，提倡“北碑”，正是因为北碑中蕴含“尚武”精神。藉雄强豪迈的魏碑风神，给予特定时代和人民以斗志和振奋的无穷力量。于右任“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抱负为书法情怀注入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三、于右任书法的影响意义民国政治、思想、文化发生巨变，考古新发现对书法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以至形成多元的书法局面。“总览民国后期的书法创作，当然仍存在单纯尚碑或尚帖的书法取向；同时也有对新的书法发现（甲骨文、汉简）简单继承的书法样式；但其主流是融碑于帖、挥洒自如的新样式。”[5]在碑学主流中尤其以于右任、李瑞清、曾熙为代表。 1.于书碑学的影响碑学勃兴，使书家热衷于追求苍厚雄浑、迟涩古朴的意趣，因而一时形成颤涩风气。这种“时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几无能敌。其代表者必须具备三点优势：一是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政治身份和经济条件；二是有声名远播的文化影响力，确立书学主张，组织建构，教学传承，展览出版蔚为规模；三是有显著的时效价值或历史性的艺术风格，为时人和后世所载录。早在晚清民初，李瑞清先于于右任确立了碑学大家的历史位置，成为统领天下“时风”的代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书风笼罩之下，于右任力挽狂澜、正本清源，而重振碑学，真正成为近现代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代大家。由大观小，于右任楷书墓志无论是修为还是作品本身都强烈地反映了“法古不泥”、崇尚自然的碑学思想。康有为《广艺舟双揖》[6]云：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者逸气，力沉着而出于涩笔，要以茂密为宗，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斓。于右任敏悟康南海书学，以自然书写夺冠北碑茂密奇逸、文质斑斓的灵魄。《写字歌》[7]云：“起笔不停滞，落笔不做势，纯任自然”这种“自然”书学观淋漓尽致的反映在于右任的书作中，亦映射在日常反复临书中。
2.融碑入草的价值明末清初的行草书是继宋代之后，帖学出现的又一高峰。这一时期涌现出王铎、徐渭、傅山等一批书家，与董其昌“娴雅秀美”相对，代表了抒发性灵自由，“新理异态”、独树一帜的书风。而后，传统帖学未能显著发展，逐渐式微。阮元、康有为认为，《阁帖》屡经翻刻，其古法早已失真失传。众多书者面对千篇一律失去本来面目的刻帖仍倾心临习，导致书法风貌千人一面，弊病百出。清末民初，碑学勃兴与帖学式微各自独立并存，其间或有融合二者大胆实践的书家，具未能脱略藩篱。
于右任早期的碑体楷书已流露以碑法入行草书意，将北碑中的方劲朴拙融入到南帖的秀媚姿逸，形成痛快郁勃、古厚酣畅，既融碑人帖又“非碑非帖”的独有特质。从其年谱信息判断，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可以视作他书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是成立标准草书社，完成《标准草书》，二是所有碑藏悉数捐赠西安碑林。他提出“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账”，倾力研究与推广标准草书，力图“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用，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之急务欤。”他进而在“经世致用”的思想和社会民生的重任下提出“易识、易写、准确、美观”时代标准，影响深远。康有为《广艺舟双揖》[8]载：盖方笔便于正书，圆笔便于做行草书，然此言大较。正书无圆笔；则无宕逸之致；行草无方笔，则无雄强之神，则又交相为用也。将北碑方笔融入行草书中，顿挫生姿，方圆兼备，更显雄强刚劲，行草书的用笔变化更为丰富，避免落入俗常窠臼和程式化的套路。
通观于右任一生的书法艺术道路和大量的碑体楷书及草书作品，我们发现，他在溯源六朝、依据古制书碑和收集整理、总结归纳标准草书的同时，并不是受当时流行的“时风”弊病影响，而是特立独行，磊落超迈于时代拘囿的藩篱。在草书随机创作中尤其注重情理交汇，“融碑入草”灵活挥洒，又超越了自定的标准草书。继明清草书高峰之后，于草有了新的拓展。于明铨在《于右任书法的意义》中说：“从传统两千年的草书圭臬中逃离出来，从有清以来碑帖藩篱对峙中实现了自然而然的融合与超越，从而打破了碑不能草的神话。”
综上所述，于右任书楷书碑志和其碑学的形成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超越时代的影响力，他的书学思想融入了民族民生大义，铸就书法艺术丰碑光耀后世，对当下书法创新发展和碑学研究深入都具有很好的启示价值。

图九《草书五言联轴》

图十《草书七言联轴》

图十一《草书八言联轴》
原文发表于中央文史馆《中华书画家》2020.4略有删减

[1]王壮宏、马成名《六朝墓志检要》，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二页。[2]孙洵《民国书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一七页。[3]宋曹《书法约言》，《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五六八页。[4]《于右任年表》，《中国书法全集·于右任卷》，荣宝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三一八页。[5]刘宗超.民国书风概说，《中国书画》，二〇一三年，第十二期，第三八页。[6]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七八二页。[7]《于右任诗词曲全集》，世界图书出版社，第二〇一四年版，第三四七页。[8]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八四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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