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标是上海卓有成绩的年画收藏家，在二十多年的寻觅之后，他收藏的年画已有数千件，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他收藏的上海旧校场年画，为近半个世纪来所难得一见的珍稀品种。

他最早收藏的是连环画和各色画报，后来，不少民间收藏家都发现了连环画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连环画行情持续看涨，珍稀品种不仅难觅，还屡创天价。张文标看准时机将连环画悉数出手，获利相当可观，据他称有五十多万，“掘到了第一桶金”。

接下来，张文标就将目光瞄准了还没被大家重视的年画和月份牌。有一天，他到藏宝楼逛地摊，突然眼睛一亮，一张老年画夹杂在一大摞旧书中。他捡出一看，是一张彩色关公像，尺幅也有对开那么大。摊主并不懂年画行情，张文标就以较低的价位购得。这是他收藏的第一张年画。

清末民初的上海旧校场年画

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宝哥哥，你来迟了”。这时，虽然中国人并不在意年画和月份牌，而老外已经“悄悄地进城，打枪的不要”了。有些出自名家之手、品相较好的月份牌，画面为现代旗袍仕女的那种，已经卖到上万元了。清末民初的老年画，卖得也不低了。而且在古董市场上，一样的年画和月份牌，卖给老外的价格是卖给中国人的十倍，唯利是图的老板当然要以“国际友人”为重点关照对象了。

所以，张文标一出手就遇到了重重困难。但好在他有收藏连环画的经历，与古董市场的老板混熟了，人缘还不错，人家就愿意留一些给他。

“你如果到市场上看到摊头上摆着的，大多是没有多少价值的，老板开价也高。只有看到认识的熟人，他才肯从柜子底下找出一两件来，那当然是好东西，但价格也只能由他开了。你当然也可以嫌贵不要，但一转身他就卖给老外了，还是高价。结果就是好东西又流到国外去了。”

据张文标说，近二十年里，不少欧洲的收藏家针对性很强地在中国大陆收藏老年画和月份牌，有些学者型的收藏家还在大学基金会的帮助下进行专题研究，写了论文，出了专著，有的还开设了专题收藏馆。

“日本早稻田大学就有一个中国年画研究所，他们的学者到中国来收购年画，价钱随便你老板开，再高的价钱他都要。而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的学术机构关注土生土长的年画。恐怕将来中国人要研究年画和月份牌，还得到欧洲去呢！”张文标感慨地说。

凭着一股与老外抢宝贝、为中国文化保存一株根须的劲头，张文标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扑在年画搜求上了，足迹遍布北京、南京、天津、开封、扬州、苏州等地。有一次他在北京古玩交易会上收到一对山东杨家埠的年画《麒麟送子》，尺幅很大，而且人物开脸是手工的，与天津杨柳青年画的技法极为相似，所以很有点研究价值。事后有老外希望他出让，被他一口回绝了。

山东杨家埠年画

《四美图》的故事

 

张文标曾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一张老年画，这是他与一叠旧画报一起购进的。由于他此时已有一定的鉴赏能力，能够肯定这件老年画非同寻常。后经翻查资料，果然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年画。虽然他收藏的这件是清代复制的，钤有“浙绍墨润堂印”等字样，但它的母本却颇有来头。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帝俄时代的一个军官柯兹洛夫大佐潜入我国甘肃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古塔内盗掘西夏文物时，偷走了一张年画，这张年画就是《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俗称《四美图》。年画上画着汉代的赵飞燕、王昭君、班姬和晋代的绿珠四位美女，它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年画，出自平阳（今临汾）刻坊。画上盖有“平阳姬家雕郎”的店铺字样，足见在当时年画生产已具规模。

 

《四美图》在中国年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1915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狩野直喜博士游历欧洲时，在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现东方博物馆）内看到此图，于是设法将其影印件带回日本，几年后撰文在《支那学》杂志上予以介绍，认定它的制作年代应该在金代。作品由此引起东西方各国对中国民间木版年画的高度重视，《四美图》也被世界美术界公认为中国版画史上划时代的作品。现在山西襄汾丁村民俗博物馆中也藏有此图，是从俄罗斯复制回来的。而张文标收藏的这张《四美图》，据他考证是清代复制的，也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我在他的众多藏品中看到了这张年画，四大美女身上的衣纹如此灵动，神态如此安详，体态如此丰盈，举止如此雍容，充分展现了当时匠人高超的构图布局能力和刻版技术。

 

 

从旧校场年画看海派文化

 

上海的文史专家对上海本土的年画一直很感兴趣，但长期以来，上海旧校场年画在古玩市场上很少露面。原因是什么呢？这或许是一个谜。

 

据上海地方史研究资料记载，老城厢的旧校场是建于明代的一个演武场。十九世纪中期，旧校场出现代销苏州桃花坞年画的店铺。由于获利丰厚，有些店就自己刻印年画，聘请苏州桃花坞的画师、工匠绘稿并制作，行销颇畅。旧校场年画除在上海自销外，还返销苏州。1860年太平军东征期间，不少桃花坞业主和工匠为躲避战乱来到上海，在旧校场重操旧业，使上海的年画市场繁荣起来。

 

清同治、光绪年间，旧校场年画盛极一时，在短短200余米的街面上聚集了几十家画铺，其中较出名的有吴文艺、孙文雅、义盛斋、异馨斋、韩菁华斋、赵一大、甘德盛、老文仪、筠香阁、彩云阁、吴锦增、陈茂记、新记、泰兴、源兴等。著名海派画家吴友如、钱慧安、改琦等积极参与了年画创作，在提升艺术境界的同时兼顾了平民化、大众化，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清末民初的上海旧校场年画

 

旧校场年画在艺术上海纳百川，融汇了中西绘画技巧，想象丰富，多视点构图，写实和寓意结合，画面线条细腻、色彩鲜艳；在选题上与时俱进，除了民间传说、风俗时事、岁朝吉祥外，更注重反映新事物、新风尚，充满了时代气息。

 

上海图书馆藏有三千多幅老年画，其中有不少旧校场年画。我曾在那里看到一些相当有上海开埠城市特色的年画，比如《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各行各业风情图》《新出夷场十景》《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西国车利尼大马戏》《海上第一名园》《西洋斗鸡》等，表现的都是沪上风情、新事物及日常生活的新面貌。在新闻业还不发达的那个时候，旧校场年画还承担了新闻报道和新观念传播的使命。

 

张文标说：“当时，上海人比较洋派，所以年画师傅开始以苏州年画的笔法，描绘上海的习俗、时事、新闻和社会生活。这次在展出的一幅年画《新拷打寇承御》中，竟然出现了油头粉面、拿着斯蒂克（手杖）的小开。还有一幅年画是京剧题材，却是由小孩子来扮演角色，他们身装时装，露出白白的胳膊和小腿，观念上相当时尚，在取悦受众的思路上今天的电视娱乐节目与之一脉相承。”

 

 

年画的存在价值和新空间

 

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先进印刷技术传入我国，富文阁、藻文书局、宏文书局等新型书局相继成立，五彩石印胶印逐步代替手工木刻印刷。与此同时，上海出现的月份牌画发展成上海独有的一种新的年画样式，成为上海年画史上另一个有国内外影响的辉煌代表。月份牌不仅取代了上海的木版年画，也取代了上海的石印年画，并在上海年画领地一统天下。

 

旧校场年画发展经历了木版手工拓印时期、石版印时期和胶版印时期，完成了由木版印向石印和胶印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年画浓缩了中国年画的印刷史。

 

月份牌美女画是“海派年画”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其魅力一度盖过“中国四大年画”。

 

月份牌美女画

 

在清末民初，有一洋人在上海推广美女加广告的画片，但市场反响不佳，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将洋人的肖像挂在家里，认为这是“卖野人头”，何况又是搔首弄姿的洋妞。于是周慕桥、金雪尘、杭稚英、金梅生、周柏生、谢之光等一批有商业头脑的海派画家就推出中国女明星的画片，风靡一时。而郑曼陀被认为是月份牌的鼻祖。后来周璇、胡蝶等明星都上过月份牌，并以此为荣呢。

 

新中国成立后，年画还是在中国农村流传最最广泛的艺术图像，后来又承担起宣传教育及移风易俗的重任，但群众喜闻乐见的真谛一直没有被民间艺术家所抛弃。

 

新中国年画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领袖的感情     

 

解放初期的年画《三毛解放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年画还是农村辞旧迎新最醒目的信息表达，最直接的愿望传递。再后来，大量影视明星的写真图像成为青年人偶像崇拜的直接落实，在中国广袤的城乡大地上铺天盖地，覆盖面和影响力大大超过年画，年画的空间被压缩了。

 

五年前我曾在潍坊杨家埠采访过年画生产作坊，以前作坊式的规模和家族式的生产流程，现在很难保持下去了，因为不少老艺人的后代都不愿意涉足这个艰难生存的行当了。杨家埠最大的东大顺画店曾经拥有画版300多套，年产量百万余张。但一代代传下来的明清年画版子也在十年动乱中付诸一炬，现在印制年画的木版都是前不久复刻的。

 

1945年山东解放区印制的年画

 

但作为一种悠久的民间艺术，作为一种乡土风俗的载体，甚至作为一种“土得可爱”的旅游纪念品，年画所储存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它不朽的美学意义，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不少商家也从中发现了商机，将年画重新包装一番，与西式烛台、照相框、八音盒、编织手袋、芭比娃娃一起挂在时尚小店里，外国游客及都市白领和小资们对它青目有加，购回后挂在居室里，与现代家具和器物形成强烈反差，自有一番风韵。老年画的价值再发现，也使它在今天瞬息万变的时代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