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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艺术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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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东林广惠禅师二首》
东林常总（1025—1091）禅师为临济宗黄龙派高僧，按南宋以来禅门定论，常总乃苏轼嗣法之师，但其实他们只见过一次面，就在元丰七年苏轼上庐山时。《五灯会元》以常总的师兄弟上蓝顺、黄龙祖心分别为苏辙、黄庭坚的嗣法之师，《续传灯录》又谓秦观嗣法建隆昭庆，那也是黄龙慧南的弟子。看起来，这不是常总与苏轼的关系问题，而是整个黄龙派禅僧与“苏门”士大夫的关系问题。
《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并无苏轼写给常总的尺牍，但《纷欣阁丛书》本《东坡尺牍》有之，标题亦作《与东林广惠禅师》，当是茅维所据。不过，《东坡尺牍》录有三首，其第二、三首就是茅维所录，其第一首则被茅维录为《与佛印十二首》之第七首，这倒是根据《外集》而来的。大概茅维看到《外集》与佛印了元的尺牍中有这一首，文字与《与东林广惠禅师》之第一首相同，他判断此首是写给了元的，所以编入《与佛印十二首》，而从《与东林广惠禅师》的三首中删去这一首。他这个判断恰恰是错误的，《苏轼全集校注》已指出，笔者也于《苏轼与云门宗禅僧尺牍考辨》[1]一文中详论此为元丰八年（1085）苏轼致常总的尺牍，不再赘述。
从文本本身提供的信息来看，被茅维删去的一首是可以确切系年的，保留下来的两首却是谈药方、谈碑刻字体，并无系年依据。茅维在题下标“以下俱翰林”，恐怕还是据删去的一首推断的。《苏轼全集校注》则考为元祐三年（1088）之作[2]，与“翰林”的说法相符，但其考证也大有问题。《校注》引用了黄裳《演山集》卷三十四《照觉禅师行状》，谓常总于元丰七年得赐号“广惠大师”，元祐三年得诏住持东林寺，元祐四年改赐号“照觉禅师”，如此确定“东林广惠禅师”的称呼当在元祐三年，而此时苏轼正任翰林学士。按，元丰七年苏轼上庐山时，已参见东林寺住持常总禅师，这在苏轼生平研究中，已为常识，何以《校注》反信黄裳之说，谓常总住持东林寺晚至元祐三年？黄裳的原文是明显有错误的，“元祐三年，神宗诏东林为禅寺……”[3]云云，年号与皇帝庙号不合，《校注》疑“神宗”为“哲宗”之误，实际上，从全文叙事顺序来看，应该是“元祐”为“元丰”之误，而“神宗”不误。常总于元丰三年住持东林寺，可以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二十四《东林照觉总禅师传》为证。这样，因黄裳的字误（更有可能是传写之误）而引起的元祐三年之说，是并不成立的。《与东林广惠禅师二首》宜与茅维删去的那一首同系元丰八年末或元祐元年初。
二、《与清隐老师二首》
此二首不见于《东坡尺牍》，而见于《外集》卷六十九，编在“黄州”阶段。《外集》题作《与清隐老夫》，《东坡续集》卷五标题改“夫”为“师”，茅维当据此录入。题下虽无系年标注，但茅本前一题《与无择老师一首》则标明“以下俱黄州”，按茅维的编辑体例，这个标注对后续的《与清隐老师二首》也是有效的[4]。所以，茅维对写作时间的判断，也与《外集》相同。《苏轼全集校注》则谓“疑作于元祐时期”[5]，但未提供根据，亦不知“清隐老师”为何许人，仅注“未详”。
孔凡礼先生却知道“清隐老师”为清隐惟湜禅师，所著《苏轼年谱》于熙宁四年叙：“在京师时，尝晤惟湜于净因。”并论证云：
《栾城集》卷十三《题都昌清隐禅院》末云：“谁道溪岩许深处，一番行草识元昆。”原注：“长老惟湜，曾识子瞻于净因，有简刻石。”都昌属江南东路南康军，今属江西。惟湜时居清隐，人以清隐称之。诗次元丰七年。轼简佚。《文集》卷六十一《与清隐老师》第二简：“净因之会，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绝境，寤寐不忘。”[6]
他将苏辙元丰七年《题都昌清隐禅院》诗的自注与苏轼尺牍第二首的内容相沟通，既考出清隐禅院的长老惟湜之名，又推知苏轼与惟湜的相识是在熙宁间京师的净因禅院。按，《五灯会元》卷十二列清隐惟湜为临济宗高僧浮山法远（991—1067）之法嗣，而法远的另一法嗣净因道臻（1014—1093）正是净因禅院的住持，苏氏兄弟熙宁初在京时屡访禅院，与道臻交往甚多[7]，惟湜想必曾至京师访问同门道臻，故得与苏轼相识。这样，尺牍第二首所谓“净因之会”就完全可以落实了。但此首后面又有“何时得脱缨绊，一闻笑语”之文，大概孔先生体会这是身任朝官时的口吻，故又将这首尺牍的写作时间系于“元祐在朝时”[8]。此推测与《苏轼全集校注》相同，但也无确切根据。
禅宗灯录对清隐惟湜的记载甚为简单，比较详细的是黄庭坚《南康军都昌县清隠禅院记》：
熙寜甲寅，令王师孟初得庐山僧建隆主之，遂为南山清隠禅院。乙卯、丙辰而隆卒，长老惟湜自庐山来，百事权舆，愿力成就，而僧太琦实为之股肱。于今八年，宫殿崇成……清隠出于福清林氏，饱诸方学，最后入浮山圆鉴法远之室。浮山，临济之七世孙，如雷如霆，观父可以知子矣。[9]
这里也提及清隐惟湜乃浮山法远的弟子。前面叙述清隐禅院的修建过程，“熙宁甲寅”是熙宁七年（1074），由僧建隆主持，经熙宁八年乙卯、九年丙辰，而建隆卒，于是惟湜“自庐山来”，继续主持修建，乃至成功。由此可知，惟湜离开京师净因禅院后，去了庐山，至熙宁九年（1076）开始担任都昌县清隠禅院的住持。“于今八年”，推算黄庭坚作此记当在元丰六年（1083）。该年黄庭坚从吉州太和县令解官，返家分宁，曾舟过彭蠡湖（鄱阳湖）[10]，当可登临湖岸的清隐禅院。此时的苏轼，则尚贬居黄州，但尺牍第一首所云，却似乎与黄庭坚此记相关：
黄长生人来，辱书，承起居佳胜为慰。示及黄君佳篇及山中图刻，欲令有所记述，结缘净境，此宿所愿也。但多病久废笔砚……
我以为“黄君佳篇”很可能就指黄庭坚的记文。惟湜营建禅院既已成功，就希望征集名人的文字，刻石纪念。苏轼在黄州，水路遣使便利，又是旧识，当然也在征集之列。从尺牍中可以看到，他先把已经征集到的成果寄示苏轼，想唤起对方的创作欲。除黄庭坚记文外，还有一些“山中图刻”。次年苏辙舟过清隐禅院，惟湜也不放过，这才有了上面说的《题都昌清隐禅院》诗。从此诗自注“有简刻石”来看，虽然苏轼在尺牍中表示了推辞之意，但惟湜实在太想得到苏轼的有关文字，所以把他的来信刻到石上去了，正好让苏辙看到。
如此，《外集》将苏轼这两首尺牍编在“黄州”阶段，就是完全正确的。具体地说，当在元丰六年，略后于黄庭坚的记文。所谓“何时得脱缨绊”，这“缨绊”宜指贬居处境，而不是高官厚禄。
苏轼与惟湜的交往，从熙宁初在净因禅院相识开始，保持终生。绍圣元年（1094）苏轼南迁，建中靖国元年（1101）北返，都经过虔州，而惟湜已任虔州崇庆禅院住持，苏轼有多篇作品与惟湜相关，已详见《苏轼年谱》[11]，此略。
三、《与南华辩老十三首》
这是苏轼写给临济宗禅僧的尺牍中留存最多的部分，“南华辩老”名重辩，有《苏轼文集》卷六十六《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为证。《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十四以南华重辩为“荆门军玉泉谓芳禅师法嗣”，玉泉谓芳与净因道臻、清隐惟湜一样，嗣浮山法远。然则重辩乃惟湜之法侄。绍圣元年（1094）苏轼南迁惠州，路过韶州南华寺，始与重辩相识，到元符三年（1100）北归，再过南华寺时，重辩已卒。二人间的尺牍联系，都发生在苏轼贬居惠州阶段，茅维在题下标“以下俱惠州”，当然是不错的。
十三首中，第一至十首，及第十二首，俱见《纷欣阁丛书》本《东坡尺牍》卷八，标题、次序全同；而第一、十三、十、五、八首，则见于《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七十五，题《答南华辨禅师》，亦置“惠州”阶段。茅维显然综合了以上两种资料，编定此十三首。《东坡尺牍》未收入的第十一首，其实并非写给重辩的尺牍，而是写给“学佛者张惠蒙”的一张字据，让他持此字据去南华寺参拜重辩禅师，不知茅维何从得此字据，因其内容与尺牍第十首相应（第十首有向重辩介绍张惠蒙前去参拜的内容），故编为第十一首。至于第十三首，《东坡尺牍》卷八编在开头，为《与辩才》的第一首。也就是说，《东坡尺牍》的编者认为此首的受书人是“辩才”（杭州僧元净）而非“辩老”。但茅维根据《外集》，将它判归“辩老”，故编在最后。
《苏轼年谱》和《苏轼全集校注》对这些尺牍都有比较具体的系年，我们先来看《外集》所收的五首：
第一首，《校注》系绍圣二年（1095）二月，根据是尺牍中“到惠已百日”之句。按，苏轼于绍圣元年十月二日抵惠州，有他自己的文字为证[12]，是可以确信的，下推百日，当在次年正月中旬。但《外集》这一首的文本，作“到惠已二百日”，则也可推至四月下旬。第十三首，《年谱》系绍圣三年六月，无据，《校注》则系二年六月，根据是尺牍中“泉铭模刻甚精”及“热甚”等语。按，《苏轼文集》“泉铭”作“银铭”，不通，《校注》据《续集》改，并考此“泉铭”当指苏轼为南华寺所作《卓锡泉铭》，甚是。《外集》亦作“泉铭”，可证《校注》所考不误。第十首，《年谱》与《校注》皆系绍圣二年六月。按，上文已叙此首内容与第十一首相关联，即介绍张惠蒙前往参拜重辩，而第十一首末署明“绍圣二年六月十一日”，可无疑问。接下来的第五首却颇有疑问，《苏轼文集》的文本如下：
某顿首。浄人来，辱书，具审法体胜常，深慰驰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但行馆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圃筑室，为苟完之计，方斫木陶瓦，其成当在冬中也。九月中，儿子般挈南来，当一礼祖师，遂获瞻仰为幸也。伏暑中，万万为众自重。不宣。
《年谱》与《校注》皆据尺牍中“至此二年，再涉寒暑”与“九月中，儿子般挈南来”二语，将此首的写作时间系于绍圣三年六月。按，“儿子”指苏轼长子苏迈，因授仁化县令，将带家属来广南上任，确是绍圣三年事。但《外集》和《续集》此首的文本，却只到“其成当在中冬也”为止，并无“九月中”以下部分。这当然可以认为是《外集》、《续集》系统的文本有脱落，也可以认为是《东坡尺牍》、茅维、《文集》系统的文本误合两首为一，难以定论。笔者是倾向于后者的，因为“至此二年，再涉寒暑”也比较费解，从绍圣元年十月抵惠州算起，两历寒暑，自然要到三年的暑月，可是苏轼笔下对年数的表述，与宋人一般的习惯相同，都是统计首尾的，自绍圣元年至三年，他应该表述为“三年”而不是“二年”。他说“至此二年”，就应该是绍圣二年的说法。至于“再涉寒暑”，也许是把绍圣元年贬赴惠州的途中经历也算在里面了。还应当考虑的一点是，绍圣三年的夏天瘴疫流行，苏轼侍妾朝云亦感染，于七月五日病卒[13]。如果此首尺牍作于该年六月，则正当朝云病危之时，苏轼岂能自幸“粗免甚病”而一心去“置圃筑室”？《年谱》似乎也考虑及此，却说此首“作于伏暑，朝云未病也”，甚不合情理。所以，如果不考虑“九月中”以下《外集》所无的部分，这一首尺牍的系年就可以提前到绍圣二年。《外集》最后的第八首，《年谱》系绍圣二年六月，《校注》系同年七月。按，此首提及张惠蒙回到惠州后的事，显然在第十、十一首之后，系七月较妥。总体来看，《外集》所录的五首，叙事前后衔接，写作时间都在绍圣二年的数月之间，确实可以视为一个整体的。当然，如上所述，第五首的后半部分应该割出，另成一首。
《外集》未收的另外八首，第二、三、四、九、十一首是绍圣二年作，第六、七、十二首是绍圣三年作，俱见《校注》所考，笔者无异议。需要再次强调的一个结论是：《外集》所录虽少，却有比较规整的编年顺序；《东坡尺牍》所录虽多，其排列则杂乱无序。茅维综合这两类资料，来编定苏轼的尺牍作品，总体思路是不错的，但他的工作做得粗疏，对《外集》的重视很不够，判断常有失误。由于《苏轼文集》和《苏轼全集校注》都用茅维的本子做底本，便经常受到茅维的影响，继续其错误的判断。对于目前的苏轼研究来说，这一点是有必要从方法论层面加以反思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摆脱茅维的影响，直接面对茅维所根据的那些更原始的资料，重新加以审核。
苏轼写给临济宗禅僧的尺牍，现在能够考定的就是如此而已。当然，这并不说明他所交往的临济宗禅僧只此三位，但无论如何，其数量不会超过云门宗禅僧，这一点毫无疑问。
[1] 朱刚《苏轼与云门宗禅僧尺牍考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学刊》2012年第2期。
[2] 《苏轼全集校注》第18册第6791页。
[3] 黄裳《照觉禅师行状》，《演山集》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这一点详见拙作《东坡尺牍的版本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辑，2010年。已收入本书。
[5] 《苏轼全集校注》第18册第6806页。
[6] 孔凡礼《苏轼年谱》上册第203页，中华书局，1998年。
[7] 苏轼曾作《净因院画记》、《净因净照臻老真赞》，参考《苏轼年谱》熙宁四年纪事；苏辙曾作《赠净因臻长老》，参考孔凡礼《苏辙年谱》熙宁二年纪事，学苑出版社2001年。
[8] 《苏轼年谱》下册第1113页。
[9] 黄庭坚《南康军都昌县清隠禅院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八，《四部丛刊》景宋乾道刊本。
[10] 参考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第13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11] 《苏轼年谱》下册第1169页、1380页。
[12] 苏轼《迁居并引》，《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4746页。
[13] 详《苏轼年谱》下册第1230页。
【本文原载《新国学》2015年，收录于《苏轼苏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感谢朱刚老师授权发布。】
朱刚║“苏轼尺牍考辨”系列之三：苏轼与临济宗禅僧尺牍考辨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朱刚║“苏轼尺牍考辨”系列之三：苏轼与临济宗禅僧尺牍考辨
苏轼与临济宗禅僧尺牍考辨
一、《与东林广惠禅师二首》
东林常总（1025—1091）禅师为临济宗黄龙派高僧，按南宋以来禅门定论，常总乃苏轼嗣法之师，但其实他们只见过一次面，就在元丰七年苏轼上庐山时。《五灯会元》以常总的师兄弟上蓝顺、黄龙祖心分别为苏辙、黄庭坚的嗣法之师，《续传灯录》又谓秦观嗣法建隆昭庆，那也是黄龙慧南的弟子。看起来，这不是常总与苏轼的关系问题，而是整个黄龙派禅僧与“苏门”士大夫的关系问题。
《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并无苏轼写给常总的尺牍，但《纷欣阁丛书》本《东坡尺牍》有之，标题亦作《与东林广惠禅师》，当是茅维所据。不过，《东坡尺牍》录有三首，其第二、三首就是茅维所录，其第一首则被茅维录为《与佛印十二首》之第七首，这倒是根据《外集》而来的。大概茅维看到《外集》与佛印了元的尺牍中有这一首，文字与《与东林广惠禅师》之第一首相同，他判断此首是写给了元的，所以编入《与佛印十二首》，而从《与东林广惠禅师》的三首中删去这一首。他这个判断恰恰是错误的，《苏轼全集校注》已指出，笔者也于《苏轼与云门宗禅僧尺牍考辨》[1]一文中详论此为元丰八年（1085）苏轼致常总的尺牍，不再赘述。
从文本本身提供的信息来看，被茅维删去的一首是可以确切系年的，保留下来的两首却是谈药方、谈碑刻字体，并无系年依据。茅维在题下标“以下俱翰林”，恐怕还是据删去的一首推断的。《苏轼全集校注》则考为元祐三年（1088）之作[2]，与“翰林”的说法相符，但其考证也大有问题。《校注》引用了黄裳《演山集》卷三十四《照觉禅师行状》，谓常总于元丰七年得赐号“广惠大师”，元祐三年得诏住持东林寺，元祐四年改赐号“照觉禅师”，如此确定“东林广惠禅师”的称呼当在元祐三年，而此时苏轼正任翰林学士。按，元丰七年苏轼上庐山时，已参见东林寺住持常总禅师，这在苏轼生平研究中，已为常识，何以《校注》反信黄裳之说，谓常总住持东林寺晚至元祐三年？黄裳的原文是明显有错误的，“元祐三年，神宗诏东林为禅寺……”[3]云云，年号与皇帝庙号不合，《校注》疑“神宗”为“哲宗”之误，实际上，从全文叙事顺序来看，应该是“元祐”为“元丰”之误，而“神宗”不误。常总于元丰三年住持东林寺，可以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二十四《东林照觉总禅师传》为证。这样，因黄裳的字误（更有可能是传写之误）而引起的元祐三年之说，是并不成立的。《与东林广惠禅师二首》宜与茅维删去的那一首同系元丰八年末或元祐元年初。
二、《与清隐老师二首》
此二首不见于《东坡尺牍》，而见于《外集》卷六十九，编在“黄州”阶段。《外集》题作《与清隐老夫》，《东坡续集》卷五标题改“夫”为“师”，茅维当据此录入。题下虽无系年标注，但茅本前一题《与无择老师一首》则标明“以下俱黄州”，按茅维的编辑体例，这个标注对后续的《与清隐老师二首》也是有效的[4]。所以，茅维对写作时间的判断，也与《外集》相同。《苏轼全集校注》则谓“疑作于元祐时期”[5]，但未提供根据，亦不知“清隐老师”为何许人，仅注“未详”。
孔凡礼先生却知道“清隐老师”为清隐惟湜禅师，所著《苏轼年谱》于熙宁四年叙：“在京师时，尝晤惟湜于净因。”并论证云：
《栾城集》卷十三《题都昌清隐禅院》末云：“谁道溪岩许深处，一番行草识元昆。”原注：“长老惟湜，曾识子瞻于净因，有简刻石。”都昌属江南东路南康军，今属江西。惟湜时居清隐，人以清隐称之。诗次元丰七年。轼简佚。《文集》卷六十一《与清隐老师》第二简：“净因之会，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绝境，寤寐不忘。”[6]
他将苏辙元丰七年《题都昌清隐禅院》诗的自注与苏轼尺牍第二首的内容相沟通，既考出清隐禅院的长老惟湜之名，又推知苏轼与惟湜的相识是在熙宁间京师的净因禅院。按，《五灯会元》卷十二列清隐惟湜为临济宗高僧浮山法远（991—1067）之法嗣，而法远的另一法嗣净因道臻（1014—1093）正是净因禅院的住持，苏氏兄弟熙宁初在京时屡访禅院，与道臻交往甚多[7]，惟湜想必曾至京师访问同门道臻，故得与苏轼相识。这样，尺牍第二首所谓“净因之会”就完全可以落实了。但此首后面又有“何时得脱缨绊，一闻笑语”之文，大概孔先生体会这是身任朝官时的口吻，故又将这首尺牍的写作时间系于“元祐在朝时”[8]。此推测与《苏轼全集校注》相同，但也无确切根据。
禅宗灯录对清隐惟湜的记载甚为简单，比较详细的是黄庭坚《南康军都昌县清隠禅院记》：
熙寜甲寅，令王师孟初得庐山僧建隆主之，遂为南山清隠禅院。乙卯、丙辰而隆卒，长老惟湜自庐山来，百事权舆，愿力成就，而僧太琦实为之股肱。于今八年，宫殿崇成……清隠出于福清林氏，饱诸方学，最后入浮山圆鉴法远之室。浮山，临济之七世孙，如雷如霆，观父可以知子矣。[9]
这里也提及清隐惟湜乃浮山法远的弟子。前面叙述清隐禅院的修建过程，“熙宁甲寅”是熙宁七年（1074），由僧建隆主持，经熙宁八年乙卯、九年丙辰，而建隆卒，于是惟湜“自庐山来”，继续主持修建，乃至成功。由此可知，惟湜离开京师净因禅院后，去了庐山，至熙宁九年（1076）开始担任都昌县清隠禅院的住持。“于今八年”，推算黄庭坚作此记当在元丰六年（1083）。该年黄庭坚从吉州太和县令解官，返家分宁，曾舟过彭蠡湖（鄱阳湖）[10]，当可登临湖岸的清隐禅院。此时的苏轼，则尚贬居黄州，但尺牍第一首所云，却似乎与黄庭坚此记相关：
黄长生人来，辱书，承起居佳胜为慰。示及黄君佳篇及山中图刻，欲令有所记述，结缘净境，此宿所愿也。但多病久废笔砚……
我以为“黄君佳篇”很可能就指黄庭坚的记文。惟湜营建禅院既已成功，就希望征集名人的文字，刻石纪念。苏轼在黄州，水路遣使便利，又是旧识，当然也在征集之列。从尺牍中可以看到，他先把已经征集到的成果寄示苏轼，想唤起对方的创作欲。除黄庭坚记文外，还有一些“山中图刻”。次年苏辙舟过清隐禅院，惟湜也不放过，这才有了上面说的《题都昌清隐禅院》诗。从此诗自注“有简刻石”来看，虽然苏轼在尺牍中表示了推辞之意，但惟湜实在太想得到苏轼的有关文字，所以把他的来信刻到石上去了，正好让苏辙看到。
如此，《外集》将苏轼这两首尺牍编在“黄州”阶段，就是完全正确的。具体地说，当在元丰六年，略后于黄庭坚的记文。所谓“何时得脱缨绊”，这“缨绊”宜指贬居处境，而不是高官厚禄。
苏轼与惟湜的交往，从熙宁初在净因禅院相识开始，保持终生。绍圣元年（1094）苏轼南迁，建中靖国元年（1101）北返，都经过虔州，而惟湜已任虔州崇庆禅院住持，苏轼有多篇作品与惟湜相关，已详见《苏轼年谱》[11]，此略。
三、《与南华辩老十三首》
这是苏轼写给临济宗禅僧的尺牍中留存最多的部分，“南华辩老”名重辩，有《苏轼文集》卷六十六《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为证。《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十四以南华重辩为“荆门军玉泉谓芳禅师法嗣”，玉泉谓芳与净因道臻、清隐惟湜一样，嗣浮山法远。然则重辩乃惟湜之法侄。绍圣元年（1094）苏轼南迁惠州，路过韶州南华寺，始与重辩相识，到元符三年（1100）北归，再过南华寺时，重辩已卒。二人间的尺牍联系，都发生在苏轼贬居惠州阶段，茅维在题下标“以下俱惠州”，当然是不错的。
十三首中，第一至十首，及第十二首，俱见《纷欣阁丛书》本《东坡尺牍》卷八，标题、次序全同；而第一、十三、十、五、八首，则见于《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七十五，题《答南华辨禅师》，亦置“惠州”阶段。茅维显然综合了以上两种资料，编定此十三首。《东坡尺牍》未收入的第十一首，其实并非写给重辩的尺牍，而是写给“学佛者张惠蒙”的一张字据，让他持此字据去南华寺参拜重辩禅师，不知茅维何从得此字据，因其内容与尺牍第十首相应（第十首有向重辩介绍张惠蒙前去参拜的内容），故编为第十一首。至于第十三首，《东坡尺牍》卷八编在开头，为《与辩才》的第一首。也就是说，《东坡尺牍》的编者认为此首的受书人是“辩才”（杭州僧元净）而非“辩老”。但茅维根据《外集》，将它判归“辩老”，故编在最后。
《苏轼年谱》和《苏轼全集校注》对这些尺牍都有比较具体的系年，我们先来看《外集》所收的五首：
第一首，《校注》系绍圣二年（1095）二月，根据是尺牍中“到惠已百日”之句。按，苏轼于绍圣元年十月二日抵惠州，有他自己的文字为证[12]，是可以确信的，下推百日，当在次年正月中旬。但《外集》这一首的文本，作“到惠已二百日”，则也可推至四月下旬。第十三首，《年谱》系绍圣三年六月，无据，《校注》则系二年六月，根据是尺牍中“泉铭模刻甚精”及“热甚”等语。按，《苏轼文集》“泉铭”作“银铭”，不通，《校注》据《续集》改，并考此“泉铭”当指苏轼为南华寺所作《卓锡泉铭》，甚是。《外集》亦作“泉铭”，可证《校注》所考不误。第十首，《年谱》与《校注》皆系绍圣二年六月。按，上文已叙此首内容与第十一首相关联，即介绍张惠蒙前往参拜重辩，而第十一首末署明“绍圣二年六月十一日”，可无疑问。接下来的第五首却颇有疑问，《苏轼文集》的文本如下：
某顿首。浄人来，辱书，具审法体胜常，深慰驰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但行馆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圃筑室，为苟完之计，方斫木陶瓦，其成当在冬中也。九月中，儿子般挈南来，当一礼祖师，遂获瞻仰为幸也。伏暑中，万万为众自重。不宣。
《年谱》与《校注》皆据尺牍中“至此二年，再涉寒暑”与“九月中，儿子般挈南来”二语，将此首的写作时间系于绍圣三年六月。按，“儿子”指苏轼长子苏迈，因授仁化县令，将带家属来广南上任，确是绍圣三年事。但《外集》和《续集》此首的文本，却只到“其成当在中冬也”为止，并无“九月中”以下部分。这当然可以认为是《外集》、《续集》系统的文本有脱落，也可以认为是《东坡尺牍》、茅维、《文集》系统的文本误合两首为一，难以定论。笔者是倾向于后者的，因为“至此二年，再涉寒暑”也比较费解，从绍圣元年十月抵惠州算起，两历寒暑，自然要到三年的暑月，可是苏轼笔下对年数的表述，与宋人一般的习惯相同，都是统计首尾的，自绍圣元年至三年，他应该表述为“三年”而不是“二年”。他说“至此二年”，就应该是绍圣二年的说法。至于“再涉寒暑”，也许是把绍圣元年贬赴惠州的途中经历也算在里面了。还应当考虑的一点是，绍圣三年的夏天瘴疫流行，苏轼侍妾朝云亦感染，于七月五日病卒[13]。如果此首尺牍作于该年六月，则正当朝云病危之时，苏轼岂能自幸“粗免甚病”而一心去“置圃筑室”？《年谱》似乎也考虑及此，却说此首“作于伏暑，朝云未病也”，甚不合情理。所以，如果不考虑“九月中”以下《外集》所无的部分，这一首尺牍的系年就可以提前到绍圣二年。《外集》最后的第八首，《年谱》系绍圣二年六月，《校注》系同年七月。按，此首提及张惠蒙回到惠州后的事，显然在第十、十一首之后，系七月较妥。总体来看，《外集》所录的五首，叙事前后衔接，写作时间都在绍圣二年的数月之间，确实可以视为一个整体的。当然，如上所述，第五首的后半部分应该割出，另成一首。
《外集》未收的另外八首，第二、三、四、九、十一首是绍圣二年作，第六、七、十二首是绍圣三年作，俱见《校注》所考，笔者无异议。需要再次强调的一个结论是：《外集》所录虽少，却有比较规整的编年顺序；《东坡尺牍》所录虽多，其排列则杂乱无序。茅维综合这两类资料，来编定苏轼的尺牍作品，总体思路是不错的，但他的工作做得粗疏，对《外集》的重视很不够，判断常有失误。由于《苏轼文集》和《苏轼全集校注》都用茅维的本子做底本，便经常受到茅维的影响，继续其错误的判断。对于目前的苏轼研究来说，这一点是有必要从方法论层面加以反思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摆脱茅维的影响，直接面对茅维所根据的那些更原始的资料，重新加以审核。
苏轼写给临济宗禅僧的尺牍，现在能够考定的就是如此而已。当然，这并不说明他所交往的临济宗禅僧只此三位，但无论如何，其数量不会超过云门宗禅僧，这一点毫无疑问。
[1] 朱刚《苏轼与云门宗禅僧尺牍考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学刊》2012年第2期。
[2] 《苏轼全集校注》第18册第6791页。
[3] 黄裳《照觉禅师行状》，《演山集》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这一点详见拙作《东坡尺牍的版本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辑，2010年。已收入本书。
[5] 《苏轼全集校注》第18册第6806页。
[6] 孔凡礼《苏轼年谱》上册第203页，中华书局，1998年。
[7] 苏轼曾作《净因院画记》、《净因净照臻老真赞》，参考《苏轼年谱》熙宁四年纪事；苏辙曾作《赠净因臻长老》，参考孔凡礼《苏辙年谱》熙宁二年纪事，学苑出版社2001年。
[8] 《苏轼年谱》下册第1113页。
[9] 黄庭坚《南康军都昌县清隠禅院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八，《四部丛刊》景宋乾道刊本。
[10] 参考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第13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11] 《苏轼年谱》下册第1169页、1380页。
[12] 苏轼《迁居并引》，《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4746页。
[13] 详《苏轼年谱》下册第1230页。
【本文原载《新国学》2015年，收录于《苏轼苏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感谢朱刚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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