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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曲记】汤显祖: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上)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觅曲记】汤显祖: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上)


汤显祖是明代戏曲史上极具名气的人物,被誉之为“曲仙”,《重刻清晖阁批点〈牡丹亭〉凡例》称:“《牡丹亭》传奇,以诗人忠厚之旨,为词人丽则之言,句必尖新,义归浑雅。高东嘉为曲圣,汤玉茗为曲仙,洵乐府中醇乎醇者。”在这里,高明被称为“曲圣”,汤显祖被称为“曲仙”,这应当是本自“诗圣”、“诗仙”之誉,至少该书把汤显祖比喻成诗坛中的唐代大诗人李白。而陈炌又在《酉塘公传》中把汤显祖称为“望重士林,学者推为词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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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汤显祖撰《还魂记》二卷,明刻本,曹大铁绘汤显祖像
 
汤显祖总计有四部曲作流传后世,分别为《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因为这四部剧作其中情节都跟梦有关,故而这四部作品被称为“临川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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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汤显祖撰《还魂记》二卷,明刻本,卷首
 
汤显祖的堂号为玉茗堂,故此四部作品又被誉为“玉茗堂四梦”,对于他这四部作品,后世有着不同评价,比如梁廷楠在《曲话》中说:“玉茗‘四梦’,《牡丹亭》最佳,《邯郸》次之,《南柯》又次之,《紫钗》则强弩之末耳。”看来梁廷楠认为这“四梦”中的《牡丹亭》为汤显祖最佳作品。而黄周星在《制曲枝语》中则言:“《邯郸》第一,《南柯》次之,《牡丹》又次之,若《紫钗》,不过《昙华》《玉合》相伯仲,要非临川得意之笔也。”对于黄的这句评价,金宁芬在《明代戏曲史》中称:“是以元曲的本色当行为主要标准来评价‘四梦’,不免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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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撰《南柯记》二卷,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刻六十种曲本
 
且不管这种评价是否偏颇,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牡丹亭》被公认为是汤显祖的代表作品。对于该剧,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说:“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西厢记》可谓中国戏剧史上的一流作品,《牡丹亭》的出现,能从《西厢记》中分得春色,可见该剧在社会上有着何等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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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撰《汤义仍先生南柯梦记》二卷,明末刊本
 
虽然说以上的评价只是关系者的偏爱,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评价则将该剧提升到了世界级高度,其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称:“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之逝世一年而卒,同出其时,亦一奇也。”青木正儿把汤显祖跟世界上最著名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相并提,由此足可说明,在日本汉学家眼中,汤显祖的剧作水准也位列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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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撰《汤海若问棘邮草》二卷,明刻本
 
《牡丹亭》的全称是《牡丹亭还魂记》,对于此剧的题材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其中说法之一,是称该剧是写昙阳子事件。昙阳子本是王锡爵的女儿,曾许配他人,未曾结婚时,未婚夫就去世了,故而她出家,号昙阳子,不知道她哪里来那么大的法力,当时很多著名人物都拜其为师。而《牡丹亭》的故事情节与之有类似的一面,故被人附会为该剧影射的就是昙阳子。但也有人反对这样的类比,龚炜在《巢林笔谈》中专有一文《〈牡丹亭〉非昙阳子事》,其在文中称:“昙阳子仙去,凤洲先生传其事,而世或以《牡丹亭》诬之,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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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评《花间集》四卷,明聚锦堂刻本,书牌
 
焦循在《剧说》中又讲出来几个不同的故事:“明人南曲,多本元人杂剧,如《杀狗》《八义》之类,则直用其事;玉茗之《还魂记》,亦本《碧桃花》《倩女离魂》而为之者也。又《睽车志》载:‘士人寓三衢佛寺,有女子与合。其后发棺复生,遁去。达书于父母,父以涉怪,忌见之。’柳生、杜女始末,全与此合,知玉茗‘四梦’皆非空撰,而有所本也。”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汤显祖所创作出来的“四梦”都不是凭空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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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评《花间集》四卷,明聚锦堂刻本,卷首
 
接下来他又引用了《齐乐野语》上的一段记载:“嘉、熙间有宰宜兴者,县斋前红梅一树,极美丽华粲。一夕酒散,见红裳女子,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有老卒颇知其事,白曰:‘昔闻某知县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适而殂。其家远在湖湘,因藳葬于此,树梅以识之。’遂发之,其棺正蟠络老梅根下,两樯微蚀,一窍如钱,若蛇鼠出入者。启而视之,颜貌如玉。妆饰衣衾,略不少损。真国色也。令见,为之心醉,舁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体亦和柔,非寻常僵尸之此,于是每夕与之接。既而气息惙然,瘦茶不可治文书。其家忧之,乃乘间穴壁取焚之,令遂属疾而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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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园占地面积不小
 
为此,有人认为《牡丹亭》就是本自这红裳女子的故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俞樾认为《牡丹亭》是本自马绚娘复生事,而蒋瑞藻则在《小说考证》中认为这个故事本自木秀才。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说法。且不管这些说法哪个更贴近事实,但那些故事的知名度都远远无法与《牡丹亭》相提并论,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汤显祖的伟大。更何况,其实作者本人在该剧的《题词》中已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考谈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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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翠柏
 
《牡丹亭》有五十五出之多,其故事梗概如下:南安太守杜宝有个女儿叫杜丽娘,某天她私自到花园游玩,在这里做了个梦,梦见跟一位书生在此幽会,醒来之后因思念而得重病,在她弥留之际,要求将其自画像殉葬。后来有位叫柳梦梅的书生路过梅花观,拾到了这个画像,于是便与杜丽娘的幽魂私会,而后杜丽娘死而复生,准备跟柳梦梅成婚。有人给在外任职的杜宝报信,柳梦梅以盗墓的罪名被扣押拷打,然而考试揭榜,他却成了状元。杜宝回到朝中成为宰相,但他拒绝承认女儿女婿之事,后经皇帝调解,这个传奇故事才变成了大团圆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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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坊
 
整体上看,剧情并不复杂,但该剧在写法上却出人意表,比如刘文峰在《中国戏曲史》中说:“《牡丹亭》与前人的剧作相比,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具有新的内涵。如与《西厢记》相比,两者都写的是男女之情,但可以看出两者不同的地方:莺莺对张生,是由‘情’到‘欲’;而杜丽娘对柳梦梅,却是由‘欲’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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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牌
 
汤显祖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传奇故事改编成戏曲呢?这当然跟他的戏曲观有很大的关系。金宁芬认为,汤显祖的戏曲观集中体现在他所写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文中,汤在此记中称:
 
一勾栏之上,几色目之中,无不纡徐焕眩,顿挫徘徊。恍然如见千秋之人,发梦中之事。使天下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或语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听,或侧弁而咍,或窥观而笑,或市涌而排。乃至贵倨弛傲,贫啬争施。瞽者欲玩,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饥可使饱,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以兴。鄙者欲艳,顽者欲灵。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愦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然则斯道也,孝子以事其亲,敬长而娱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终,少者以此长。外户可以不闭,嗜欲可以少营。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岂非以人情之大宝,为名教之至乐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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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园墙上的刻石
 
汤显祖在此记中把戏剧禅师清源与孔子、佛老并列,可见他把戏曲对社会的功用看得是何等之重要,而以上这段话也正说明他为什么下那么大工夫来创作“临川四梦”,尤其《牡丹亭》。其在用语方面也受到后世的广泛夸赞,比如王骥德在《曲律》卷四中称:“布格既新,遣词复俊,其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蹊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而近代曲学大师吴梅在《顾曲麈谈》中则把《牡丹亭》中的用语视之为古代戏曲作品中的典范:“若如玉茗‘四梦’,其文字之佳,真是赵璧隋珠,一语一字,皆耐人寻味。”如前所言,后世把《牡丹亭》拿来跟《西厢记》相比,作出这种比较者还有张琦,其在《衡曲麈谭》中说:“临川学士旗鼓词坛,今玉茗堂诸曲,争脍人口,其最者,《杜丽娘》一剧,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实甫《西厢》交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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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足够大
 
虽然《牡丹亭》受到了这么多的夸赞,但也有人指摘剧中之曲有不合韵的地方。梁廷楠在《曲话》卷四中说:“曲有句谱短促,又为平仄所限,最难谐叶者。李笠翁谓:‘遇此等处,当以成语了之。’是固一说。但强押亦难巧合。如《还魂记》之‘烟波画船’,何尝不是绝妙好词,何尝不平仄谐叶。”梁廷楠认为《牡丹亭》有些曲句虽然不合韵,但依然还是好词。而《牡丹亭》用词之美,在此前就受到了关注,比如茅映在评点该剧时说“风味不减柳七郎”,把剧中词之美跟北宋的柳永相比较,即此可见该剧中词曲有着怎样高的成就。关于这一点,陈继儒也有着类似的评价,他在《〈批点牡丹亭〉题词》中说:“独汤临川最称当行本色。以《花间》《兰畹》之余彩,创为《牡丹亭》,则翻空转换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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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门牌号
 
由此可知,汤显祖长于词,而拙于曲。对于这一点,后人多有指出,比如凌濛初在《谭曲杂札》中说:“近世作家如汤义仍,颇能模仿元人,运以俏思,尽有酷肖处,而尾声尤佳,惜其使才自造,句脚、韵脚所限,便尔随心胡凑,尚乖大雅。……义仍自云:‘骀荡淫夷,转在笔墨之外,佳处在此,病处亦在此。’彼未尝不自知。只以才足以逞而律实未谙,不耐检核,悍然为之。”凌濛初认为,汤显祖拙于曲,他本人也明白,只是因为他才气太高,所以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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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大门
 
但也有人替汤显祖抱不平,比如郑元勋在《媚幽阁文娱》中说:“曲祖元人,谓其无移宫入商之紊耳。若协律矣,而更加香艳,岂不更佳?此《还魂记》之逊《西厢》而凌《拜月》也。优人苦其文义幽深,不易入口,至议为失律,冤矣!”郑认为《牡丹亭》确实是比《西厢记》略逊一筹,但并没有后世所说的那样,在声律上有较多的毛病,他认为只是汤显祖把曲词写得太过典雅,以至于让演员不容易歌咏,所以他们就埋怨《牡丹亭》不合韵律,这实在是一件冤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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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边无意间看到了一棵奇形怪状的老槐树
 
吴梅则从时代上替汤显祖辩护,他在《中国戏曲概论》中说:“惟曲中舛律处颇多,缘临川当时,尚无南北词谱,所据以填词者,仅《太和正音谱》《雍熙乐府》《词林摘艳》诸书而已。”吴也认为《牡丹亭》有些曲子不合律,但他认为出现这种结果的缘由,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南曲和北曲的词谱,而汤显祖能够参照的书又很有限。而吴震生则认为:“夫‘四梦’,才子之文,非优师作也。才子,则岂以曲调之小误论也?”(笠阁渔翁撰《刻才子〈牡丹亭〉序》)吴的这段话说得更明白,他说“临川四梦”是大才子的作品,而不是曲作家的作品,既然是才子之作,那为什么要从曲调上来论证这种小失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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