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联，为翁方纲行书之作，从中当可见其深厚的书写功力。另一件“放开眼界，立定脚跟”隶书四言联，为其中年之作。此为翁氏偶有隶书之作之一，其笔体意味与其行书可见如出一辙。

　　在书坛上素有“浓墨宰相”和“淡墨探花”之称的刘墉（1720—1805）、王文治（1730—1802），是两位在艺术风格上可以相提并论和互为比照的书法名家。

　　刘墉书法早岁入手赵孟頫，中年之后变通诸家自成家数。在学习古人的过程中，刘墉的审美观念与“帖学四家”中的梁山舟颇多相似，即不斤斤计较于形态本身而唯求精神合契。故尔相对其他三家，他的书写风格最为突出。刘墉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在娟秀华美甚至妩媚纤丽为主要表现特点的彼时书坛，异军突起地以貌丰骨劲、味厚神藏的个性化笔体自显。

　　刘墉之作初看粗率拙钝、信手而为，然细细推敲之下，方见得他的大智若愚、文冠武略式的另番高明。尤其是刘墉善用裹锋的运笔之道，更使他的创作别具妙处。包世臣对刘氏书作多有赞评，他说“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老，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然其笔法则以搭锋养势，以折锋取姿。墨法则以浓用拙，以燥用巧。结法则打叠点画，放宽一角，使白黑相当，枯润互映，以作插花援镜之致。卷帘一顾，目成万态”。从实物看，刘氏书法确具以上特点，特别在笔法和墨法上，信通常技巧手段犹不能作同日语。此中，“客过茅蓬非率尔，诗如锦绣益飘然”，行书七言联，为其最具典型风格的作品之一。

　　王文治的楷书得法于唐代褚遂良、南宋张即之和唐人写经一体。行书则以《兰亭》《圣教》两序及笪重光和董其昌为借鉴对象。从总的书写风格看，他的书法亦归于秀丽明洁一路。

　　王文治 行书七言联 《云山看去天无尽 书画工来笔有神》

　　对于王文治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褒者誉之为“秀逸天成，得董华亭神髓”，贬者则论之“沾笪江上习气，入轻佻一路终不庄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儘管如此，王文治“笔力遒实，体製整密”的以功力见长的独立书法风格，却是当时大多数书家所难企及并一致赞同的。在总体创作上，王氏的楹联书写似乎变化不大，如“读书大游览，为善小薰修”便为其基本模式。此间，以禊帖为主要书写内容的集句之作占了一定比例。

　　梁同书（1723—1815）书作自幼汲取颜（真卿）柳（公权）法乳，中年用米（南宮）之法，继而步履董（其昌）之妙。此间或严于法度气质绵厚，或意味醇正风姿婉约，皆自成家数。“帖学四家”中，梁氏在世年岁最长，至暮年依然健笔自运，丝毫不见颓意。他擅长大字，虽风貌遒壮，然气息安雅，老境所书愈归纯朴本真之态。

　　梁氏作书通常仅行书一体。馆藏“万轴丹黄无脱简，千寻清白有遗风”，行书七言联为其86岁所书，从中自可见得遣笔从容之态。另一件作于93岁去世当年的“文章高摘汉唐艳，骚雅浓薰李杜香”书联，则依然如瞽者按拍般丝丝入扣而不见衰容。

　　钱澧（1740—1795）书法以得颜鲁公真髓获得时誉。郑孝胥激赏“南园先生之书，自蔡君谟以后一人而已，结体虽出鲁公，而计白当黑，特多新意。观君谟金笺帖万安桥碑，可见其诣力相近处。惟南园笔性峻拔，发扬蹈厉之概，微不同耳。何子贞、翁叔平皆尝求其墨迹，张于四壁玩之，盖欲涤赵董之侧媚，必有取乎此也”。由此可见一斑。钱南园书作多楷体，从中尤可见他的精湛书艺和不凡功力所在。钱氏所作“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识荆州”楷书七言联，但见用笔周到，气局宏大，故被人誉为独立鲁公堂奥者。钱氏所作行书，亦称骨力丰沛，多见旷畅清迈之气。

　　邓琰时代

　　在我国艺术史上，邓琰（1743—1805）是一位蜚声于书坛和印坛的大家。在碑学书法创作领域，同样是一位极受关注的人物。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乾嘉以往书法群体的产生，大多认为必然是在碑学之风兴起之后所带来的。有的还认为，出土日多的地下文化养料，自然而然地会丰富这些书家的创作技能和支撑他们的创作热情，并期望藉此取得成功。如今看来，此类看法未免简单笼统，抑或导致偏颇。换言之，如果人们以另种冷静和客观的眼光来观察当时书坛及其创作的话，便会发现这一时代发展和人物行为的难能同一性。也就是说，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中，一代先行者的引领作用，或许不可替代。从这一角度看，邓琰的出现，则无疑显得分外重要。虽说在邓氏之前，已有郑簠、朱彝尊、王澍、金农、丁敬、钱大昕和桂馥之辈，他们率先开启了金石学的大门，然而，邓琰的价值恰恰在于，他非但能身体力行地体验并拓展了碑学一域的审美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还为完善碑体书法的书写技能和技艺，以进一步确立碑派书法的美学意义，作出了卓越贡献。邓氏创作的意义还在于，他既有全面继承古典传统书艺的一面，更有立意创新的一面，如果说，前述诸家之作，一般局限于各善所长的或篆或隶一体的话，那么邓琰的书法创作却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个人艺术体系的四体全能的书家，他完全担当得起如赵之谦所云“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的隆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