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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中原地区在大定年间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陶瓷窑，根据目前的发掘和调查，有河北曲阳定窑、磁县砚台窑及河南禹县钧窑、陕西铜川耀州窑等。很显然，金人南侵，灭辽侵宋，一方面继承了辽与宋的瓷业根基，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致使北方瓷业的衰落。北方几大窑区入金以后不久虽又恢复烧造，但产品粗劣，金瓷并未有出色创造，战乱之余，人们也以享受粗劣为满足，与北宋时酒楼茶坊都悬挂名人字画，以器皿精洁为号召，饭店用耀州青瓷碗，饮食担子也用定州白瓷瓶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因战争和商路的断绝，市场大大缩小，已失去了发展的势头，产品也失去了精彩。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从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到了宋代，我国瓷器已是大量地运销到外国。出口的通道主要是海路。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贸易港十分繁荣。宋朝廷于开宝四年（971年）就开始在这些地方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进出口事务，而瓷器便是大宗外销商品。朱彧在《萍州可谈》中描述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中国瓷器就从这些港口运销南洋，并转运到波斯、印度西岸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但噶尼喀沿海一带，有四十六处古代遗址都发现有我国的瓷器。宋朝廷在靖康以后，统治区域日益缩小，税源日益减少，因此大力开展对外贸易，以增税收而助国用。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高宗赵构多次下达“上谕”，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绍兴七年、1137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货贿”（绍兴十六年、1146年）等等。并且采取授与在外贸上有成绩的商人以官职的办法，进行鼓励。据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南宋嘉定十六年（1224年），仅与泉州有通商贸易关系的，就达五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瓷器的出口，也随着外贸的扩大而增长。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元代瓷器是被忽视的。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地下、地上的元瓷不断被发现，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实元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元代的钧窑、磁州窑、霍窑、龙泉窑、德化窑等主要窑场，仍然继续烧造传统品种。而且因为外销瓷的增加，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大型器物增多，烧造技术也更加成熟。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
首先是制瓷原料的进步，景德镇窑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提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的变形，因而能烧成颇有气势的大型器。
其次是青花、釉里红的烧成，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具有强烈中国气派与风格的釉下彩瓷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谓的青花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兰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的优点，一是青花的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窑内气氛对它影响较小，烧成范围较广，呈色稳定。二是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脱。三是青花的原料是含钴的天然矿物，我国云南、浙江、江西都有出产，也可从波斯进口，有充裕的原料可供使用。四是青花瓷的白地蓝花，有明净、素雅之感，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五是具有实用美观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青花瓷的这些优点，是其它瓷窑各类品种的瓷器无法与之匹敌的。它一经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使景德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青花瓷器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产品运销国内外。所谓釉里红是指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后，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釉里红和青花同为釉下彩，唯呈色红、蓝各异。它们同样是用笔在胎上绘花，但用料铜、钴有别。它们同需在高温下烧成，但对气氛要求不同。釉里红对窑室中气氛要求严格，铜非得在还原焰气氛中才呈现红色，而青花对窑室中气氛要求稍宽，窑室气氛的变化对钴呈蓝色的影响不大。因此青花的烧成比较容易，至今尚有较多的元青花器出土和传世品种的保存。釉里红由于烧成难度大，产量低，传世与出土的元代釉里红器数量不多。特别是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出土物更是屈指可数。国外仅见菲律宾出土了一批元代釉里红瓷器，国内则有北京丰台出土的釉里红玉春壶、保定窖藏的一对青花釉里红盖罐以及元大都和景德镇湖田窑址的少量残片。此外，江苏省吴县收藏有一件釉里红龙纹盖罐，罐身刻划纹饰三组，腹部釉里红为地，衬出白龙，红色艳丽，极为难得。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江西省“至元戊寅”款青花釉里红器，不仅出于元代中期纪年墓，并且也是元代釉里红器中唯一带纪年的瓷器。它证明在至元戊寅（1338年）已经有了釉里红瓷器的生产。从传世与出土的元代釉里红瓷器来看，在器型、胎、釉和烧造工艺上与同时期的青花瓷一样，不同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纹饰比较简单，不像青花瓷纹饰那样繁密细致。
（二）纹饰题材相应减少，不及青花瓷题材那样丰富多样。
（三）铜在高温下容易发挥，因此元代釉里红瓷器无淡彩，只有一个比较浓的色阶，并且纹饰线条常见晕散。
（四）铜彩料在烧成过程中十分敏感，窑室气氛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元代釉里红瓷器呈纯正红色的很少。
最后是颜色釉的成功。高温烧成的卵白釉、红釉和蓝彩，是景德镇的烧瓷工人熟练掌握各种呈色剂的标志，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元代景德镇窑取得的各种成就，为明、清两朝制瓷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并因此在日后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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