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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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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在书画鉴赏和收藏上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登上皇位后没多久，就开始整理宫内收藏的历代书画作品和古籍善本。其中，书画作品在进行编目之后，被赐名为“石渠宝笈”；古籍善本在整理编目后同样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天禄琳琅”。
“石渠”和“天禄”这两个名词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都来源于西汉的两座阁楼：石渠阁和天禄阁。西汉时期，这两座阁楼用于保留秦朝的各种文献资料。从一开始，石渠阁和天禄阁就像一对“姊妹花”，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一千多年后，以这对“姊妹花”为名的《石渠宝笈》和《天禄琳琅》两套著录文献，再次闪耀在历史的长河里。
同样的，在不可预知的岁月变迁中，它们也经历了极为类似的命运。
西汉建石渠阁和天禄阁存放秦朝文献
公元前206年，平民出身的刘邦率领着自己的部队包围了秦都咸阳，秦王子婴出城投降，刘邦大军得以入城。咸阳的繁华让将士们感到异常亢奋，刘邦也不例外。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后，将士们都觉得可以好好休整一下，并在繁华的咸阳城里享受一番了。而这时有一个人保持了冷静，他就是萧何。他向刘邦建言献策，劝刘邦一定要借鉴先秦灭亡的教训，决不能贪图富贵的诱惑而开始纵情娱乐。
刘邦听从了他的建议，用“约法三章”来约束手下军队，在咸阳城中保持了良好的军纪。而此时萧何又开始处理另外一件事儿：将咸阳御史府中所藏的各种图书文献资料全部予以封存，并随着部队的撤离将这些资料全部带走。这一做法使得珍贵的资料逃过了项羽火烧咸阳宫的劫难，并为刘邦打下天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
后来的楚汉之争最终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刘邦也成为新建立的汉朝的统治者。刘邦选择在咸阳故城南面建都，并由萧何主持修建了新首都长安城内的皇宫，萧何特意在皇宫的北部修建了两座相邻的楼阁，即石渠阁和天禄阁。前者是因为楼阁下有引水石渠经过而得名，而后者的名称“天禄”，则来源于我国古代神话中和麒麟、辟邪齐名的瑞兽。萧何将保留下来的秦朝各种文献资料贮藏在石渠阁和天禄阁，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就这样诞生了。
两座楼阁在建成后除了用于贮藏书籍档案以外，还发挥过其他的作用。其中石渠阁还起到了类似于今天的国家学术交流中心的作用，在这里曾经举办过几次高水准的学术交流会。历史上对于儒学的深入探讨——石渠阁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而天禄阁则是专门负责图书校勘和编纂的地方，西汉著名的文学家、目录学家刘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这里主持图书的校勘工作，以至于后人还曾经在天禄阁遗址上修建过一座专门纪念刘向的祠堂。
随着西汉的灭亡，石渠阁和天禄阁以及这里贮藏的众多书籍文献，在更始军焚毁未央宫的大火中焚烧殆尽。
清朝乾隆皇帝是一位雅好书画作品鉴赏和收藏的帝王。他登基之后便开始着手整理宫内收藏的书画古籍。其中，书画作品在进行编目之后，被赐名为“石渠宝笈”。而和这项工作几乎同时开展的，还有一项孤本善本的整理工作，“天禄琳琅”正是乾隆皇帝为这项工作所特赐的名称。
“天禄琳琅”这个名字来源于悬挂在乾清宫东侧附属建筑昭仁殿内的匾额。自乾隆九年(1744年)开始，乾隆皇帝就下令将宫内所藏的一些善本书籍进呈御览，观赏之后他就命人将书籍收藏在昭仁殿的书橱里，并题写了“天禄琳琅”这块匾额。这座规模不大的小殿宇在康熙年间曾经做过皇帝“日夕寝兴之温室”，康熙皇帝曾有“雕梁双凤舞，画栋六龙飞”诗句来描述这座宫殿建筑的华丽。雍正皇帝即位后将寝宫移至养心殿，这里便不再作为寝宫使用。因此乾隆皇帝将这里改建为藏书馆。经过三十余年的陆续增添，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这里的藏书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于是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大学士于敏忠等主持编纂了《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这其中包括上自宋代下至明代的古籍善本共429部，可谓是古籍善本的集大成者。
这其中部分书籍装帧十分精美，如宋版的《汉书》在被重新装帧之后，卷首是乾隆皇帝的画像一幅，并且在画像上加盖“乾隆御览之宝”和“天禄琳琅”印章，在画像左侧再加盖“德日新”和“执两用中”印章。翻过这一页是乾隆皇帝御题的对这本书的评价，他说道：“宫廷藏的旧版刻书非常多，而《汉书》和《后汉书》从刻板到纸墨的使用都可以算是宋版书籍的最上品。通过看前人跋语，我知道这本书最早是赵孟頫的私藏，后来辗转先后到了王世贞、钱谦益的手中。这二位都是擅长鉴赏的名家，并对这部书都爱惜有加，甚至把它们比作国宝，这真不是空穴来风的啊！如今我每次翻阅此书，都能感到墨香犹存，依我看这古往今来，凡是类似这种难得的宝物，一定都是有神灵在护持啊！”(内府藏旧刻书甚夥，而前后汉书雕镌纸墨，并极精妙，实为宋本之冠。览前人跋语，知旧为吴兴赵孟頫家物，辗转流传，一归之王世贞，再归之钱谦益。王钱二辈，皆精于赏鉴，而爱惜珍贵，至比之宝玉大弓，良非虚语。每一翻阅，楮墨尤香，古今至宝，真有神物护持耶。)在御题评语这一页，乾隆皇帝还加盖了自己的“乾隆宸翰”、“几暇临池”和“稽古右文”三方御用印章。第三页则是乾隆皇帝专门为这本书题写的诗句，并加盖他自己的“几暇怡情”和“得佳趣”两方御用印章。可以说翻阅这本书，在鉴赏善本的同时，也能欣赏乾隆皇帝的御用私章。
其余若干部书籍的装帧方式也和这部《汉书》类似，但根据珍藏级别的不同，有些书并没有乾隆皇帝的画像、书籍评价和御题诗句(含有御题评价或诗句的宋金元明旧版书共三十八部)。但“乾隆御览之宝”和“天禄琳琅”的印章，是所有书籍共同拥有的符号。
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发生火灾，殃及东侧的昭仁殿，而贮藏在这里的所有天禄琳琅辑录的古籍，也在这场大火中悉数被毁。这令当时已经87岁高龄的乾隆皇帝非常痛心，于是他下旨重修昭仁殿，并命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的彭元瑞重新辑录宫中所藏善本编写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这套后编的规模远超过了前编，共辑录有宋金元明版图书660余部。
后编的图书在印章的使用方面有自己的定制：每一册书籍的首末页分别加盖“乾隆御览之宝”印章，首末页文字框外则分别加盖“天禄继鉴”和“天禄琳琅”印章。前后副页上则是乾隆皇帝的“五福五代堂宝”或“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以及“八徵耄念之宝”和“太上皇帝之宝”印玺。
从一些私人笔记中我们得知，在嘉庆三年(1798年)《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编辑工作完成之后，继任的嘉庆皇帝接着进行珍本的整理和收藏工作，他同时开启了《天禄琳琅书目三编》的工程，这项工程直到道光年间才最终完成，但最后的成书只刊印了专门给皇帝御览的“进呈本”，并没有大规模刊印，所以并没有能够流传到今天。
从笔记中我们还得知在光绪年间，由帝师翁同龢亲自主持了宫内善本古籍的又一次整理工作，这次整理再次发现了一些之前所有编目中没有涉及的古籍善本，于是宫廷又开始准备着手整理编纂《天禄琳琅书目四编》，也称为《天禄琳琅书目补编》，但终因甲午战争的爆发，这项工程最终没有开展。
1912年民国成立，从此紫禁城被一分为二，外朝部分归属于中华民国，溥仪和他的小朝廷则被允许居住在乾清门广场以北的内廷部分，并享受《清室优待条件》中的待遇。按照这份文件规定，紫禁城中的国宝都属于清帝的私有财产，于是末代皇帝溥仪就开始钻这个空子，打着“赏赐”的旗号，将《天禄琳琅》和《石渠宝笈》分别收录的古籍善本和名贵字画交由在宫中任伴读的溥杰和溥佳(溥仪堂弟)偷运出宫，藏于后海的醇亲王府中。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之后移居到天津居住，而这些珍宝也被分装了七八十个大箱子，并由溥佳打通各个关口，从北京运送到了天津溥仪的住处。
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进驻紫禁城，开始对紫禁城中的文物进行清点。1925年3月，在对相关文物经过详细的登记造册之后，发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收录的古籍善本仅剩余313部，连原有规模的一半都不到。他们甚至还发现了一些元老勋臣以“借用”的名义从宫中索取字画书籍的“借条”，这造成了大量文物流失到紫禁城外，足见溥仪小朝廷管理的混乱。更让人扼腕叹息的是，有一部分被溥杰和溥佳偷运出宫的名贵书画和善本，被直接变卖掉，流失到民间，不知去向。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溥仪秘密前往东北三省，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1934年，在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以及溥仪的老师罗振玉的安排下，他们将溥仪存放在天津的宝物运抵长春，并储藏在伪满皇宫一座被称为“小白楼”的建筑里。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伪满皇宫无人看守，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长春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很多当地居民直接冲进伪皇宫哄抢，盗走了部分珍贵的文物。1946年1月，国民党在长春的专员张嘉璈，命令接收人员从残存的小白楼藏品中“精中选精”，选出有“天禄琳琅”印玺的书籍13箱，共计92部，1449册运到沈阳故宫存放。
但毕竟整个挑选过程过于粗略，而且参与人员非常不专业，只是“寻章”办事儿，因此就造成了对于天禄琳琅书籍整理的遗漏。他们挑选出的13箱“精选书籍”被运送至沈阳后，剩下的文物都被运送到了当时的长春市市政府保管。那13箱“精选书籍”在沈阳存放不久后，即被送还至北京故宫博物院，以换回之前沈阳故宫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宋、明丝绣。存放在长春市市政府的那批书籍，被后来的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长春时发现。这些书籍被运送到哈尔滨，交由东北图书馆筹备处(今辽宁省图书馆前身)管理。而这批藏品也随着辽宁省图书馆的搬迁最终落户沈阳，成为辽宁省图书馆重要的馆藏文献之一。
当年，这批古籍在从长春迁移到沈阳的过程中，有些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很多珍贵的善本都成了残本。更为遗憾的是，被张元济先生苦心从民间收集来并储藏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两部古籍，即宋版的《公是先生七经小传》和明版的《鹤林玉露》，都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毁于日寇的炮火中。
存留于紫禁城中的另外三百多部古籍也由于抗战的爆发而踏上了“流亡”的道路：由于日寇逼近华北，这些古籍也随着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南迁，历尽了周折。可以说它们见证了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这批天禄琳琅古籍最后被运送到台湾，成为后来兴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中重要的收藏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种种经历既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动荡和屈辱，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从乱世时古籍善本的离散，到最近海峡两岸共同努力搜集和保存古籍善本，这一切都体现了华夏儿女对于自己文化遗产的珍视。当然我们也希望终有一日，《天禄琳琅》系列能够珠联璧合，重新以一个整体展现在世人面前。（杨征）
清代古籍善本集《天禄琳琅》沉浮录：首编遭焚毁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清代古籍善本集《天禄琳琅》沉浮录：首编遭焚毁
乾隆皇帝在书画鉴赏和收藏上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登上皇位后没多久，就开始整理宫内收藏的历代书画作品和古籍善本。其中，书画作品在进行编目之后，被赐名为“石渠宝笈”；古籍善本在整理编目后同样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天禄琳琅”。
“石渠”和“天禄”这两个名词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都来源于西汉的两座阁楼：石渠阁和天禄阁。西汉时期，这两座阁楼用于保留秦朝的各种文献资料。从一开始，石渠阁和天禄阁就像一对“姊妹花”，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一千多年后，以这对“姊妹花”为名的《石渠宝笈》和《天禄琳琅》两套著录文献，再次闪耀在历史的长河里。
同样的，在不可预知的岁月变迁中，它们也经历了极为类似的命运。
西汉建石渠阁和天禄阁存放秦朝文献
公元前206年，平民出身的刘邦率领着自己的部队包围了秦都咸阳，秦王子婴出城投降，刘邦大军得以入城。咸阳的繁华让将士们感到异常亢奋，刘邦也不例外。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后，将士们都觉得可以好好休整一下，并在繁华的咸阳城里享受一番了。而这时有一个人保持了冷静，他就是萧何。他向刘邦建言献策，劝刘邦一定要借鉴先秦灭亡的教训，决不能贪图富贵的诱惑而开始纵情娱乐。
刘邦听从了他的建议，用“约法三章”来约束手下军队，在咸阳城中保持了良好的军纪。而此时萧何又开始处理另外一件事儿：将咸阳御史府中所藏的各种图书文献资料全部予以封存，并随着部队的撤离将这些资料全部带走。这一做法使得珍贵的资料逃过了项羽火烧咸阳宫的劫难，并为刘邦打下天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
后来的楚汉之争最终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刘邦也成为新建立的汉朝的统治者。刘邦选择在咸阳故城南面建都，并由萧何主持修建了新首都长安城内的皇宫，萧何特意在皇宫的北部修建了两座相邻的楼阁，即石渠阁和天禄阁。前者是因为楼阁下有引水石渠经过而得名，而后者的名称“天禄”，则来源于我国古代神话中和麒麟、辟邪齐名的瑞兽。萧何将保留下来的秦朝各种文献资料贮藏在石渠阁和天禄阁，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就这样诞生了。
两座楼阁在建成后除了用于贮藏书籍档案以外，还发挥过其他的作用。其中石渠阁还起到了类似于今天的国家学术交流中心的作用，在这里曾经举办过几次高水准的学术交流会。历史上对于儒学的深入探讨——石渠阁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而天禄阁则是专门负责图书校勘和编纂的地方，西汉著名的文学家、目录学家刘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这里主持图书的校勘工作，以至于后人还曾经在天禄阁遗址上修建过一座专门纪念刘向的祠堂。
随着西汉的灭亡，石渠阁和天禄阁以及这里贮藏的众多书籍文献，在更始军焚毁未央宫的大火中焚烧殆尽。
清朝乾隆皇帝是一位雅好书画作品鉴赏和收藏的帝王。他登基之后便开始着手整理宫内收藏的书画古籍。其中，书画作品在进行编目之后，被赐名为“石渠宝笈”。而和这项工作几乎同时开展的，还有一项孤本善本的整理工作，“天禄琳琅”正是乾隆皇帝为这项工作所特赐的名称。
“天禄琳琅”这个名字来源于悬挂在乾清宫东侧附属建筑昭仁殿内的匾额。自乾隆九年(1744年)开始，乾隆皇帝就下令将宫内所藏的一些善本书籍进呈御览，观赏之后他就命人将书籍收藏在昭仁殿的书橱里，并题写了“天禄琳琅”这块匾额。这座规模不大的小殿宇在康熙年间曾经做过皇帝“日夕寝兴之温室”，康熙皇帝曾有“雕梁双凤舞，画栋六龙飞”诗句来描述这座宫殿建筑的华丽。雍正皇帝即位后将寝宫移至养心殿，这里便不再作为寝宫使用。因此乾隆皇帝将这里改建为藏书馆。经过三十余年的陆续增添，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这里的藏书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于是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大学士于敏忠等主持编纂了《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这其中包括上自宋代下至明代的古籍善本共429部，可谓是古籍善本的集大成者。
这其中部分书籍装帧十分精美，如宋版的《汉书》在被重新装帧之后，卷首是乾隆皇帝的画像一幅，并且在画像上加盖“乾隆御览之宝”和“天禄琳琅”印章，在画像左侧再加盖“德日新”和“执两用中”印章。翻过这一页是乾隆皇帝御题的对这本书的评价，他说道：“宫廷藏的旧版刻书非常多，而《汉书》和《后汉书》从刻板到纸墨的使用都可以算是宋版书籍的最上品。通过看前人跋语，我知道这本书最早是赵孟頫的私藏，后来辗转先后到了王世贞、钱谦益的手中。这二位都是擅长鉴赏的名家，并对这部书都爱惜有加，甚至把它们比作国宝，这真不是空穴来风的啊！如今我每次翻阅此书，都能感到墨香犹存，依我看这古往今来，凡是类似这种难得的宝物，一定都是有神灵在护持啊！”(内府藏旧刻书甚夥，而前后汉书雕镌纸墨，并极精妙，实为宋本之冠。览前人跋语，知旧为吴兴赵孟頫家物，辗转流传，一归之王世贞，再归之钱谦益。王钱二辈，皆精于赏鉴，而爱惜珍贵，至比之宝玉大弓，良非虚语。每一翻阅，楮墨尤香，古今至宝，真有神物护持耶。)在御题评语这一页，乾隆皇帝还加盖了自己的“乾隆宸翰”、“几暇临池”和“稽古右文”三方御用印章。第三页则是乾隆皇帝专门为这本书题写的诗句，并加盖他自己的“几暇怡情”和“得佳趣”两方御用印章。可以说翻阅这本书，在鉴赏善本的同时，也能欣赏乾隆皇帝的御用私章。
其余若干部书籍的装帧方式也和这部《汉书》类似，但根据珍藏级别的不同，有些书并没有乾隆皇帝的画像、书籍评价和御题诗句(含有御题评价或诗句的宋金元明旧版书共三十八部)。但“乾隆御览之宝”和“天禄琳琅”的印章，是所有书籍共同拥有的符号。
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发生火灾，殃及东侧的昭仁殿，而贮藏在这里的所有天禄琳琅辑录的古籍，也在这场大火中悉数被毁。这令当时已经87岁高龄的乾隆皇帝非常痛心，于是他下旨重修昭仁殿，并命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的彭元瑞重新辑录宫中所藏善本编写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这套后编的规模远超过了前编，共辑录有宋金元明版图书660余部。
后编的图书在印章的使用方面有自己的定制：每一册书籍的首末页分别加盖“乾隆御览之宝”印章，首末页文字框外则分别加盖“天禄继鉴”和“天禄琳琅”印章。前后副页上则是乾隆皇帝的“五福五代堂宝”或“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以及“八徵耄念之宝”和“太上皇帝之宝”印玺。
从一些私人笔记中我们得知，在嘉庆三年(1798年)《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编辑工作完成之后，继任的嘉庆皇帝接着进行珍本的整理和收藏工作，他同时开启了《天禄琳琅书目三编》的工程，这项工程直到道光年间才最终完成，但最后的成书只刊印了专门给皇帝御览的“进呈本”，并没有大规模刊印，所以并没有能够流传到今天。
从笔记中我们还得知在光绪年间，由帝师翁同龢亲自主持了宫内善本古籍的又一次整理工作，这次整理再次发现了一些之前所有编目中没有涉及的古籍善本，于是宫廷又开始准备着手整理编纂《天禄琳琅书目四编》，也称为《天禄琳琅书目补编》，但终因甲午战争的爆发，这项工程最终没有开展。
1912年民国成立，从此紫禁城被一分为二，外朝部分归属于中华民国，溥仪和他的小朝廷则被允许居住在乾清门广场以北的内廷部分，并享受《清室优待条件》中的待遇。按照这份文件规定，紫禁城中的国宝都属于清帝的私有财产，于是末代皇帝溥仪就开始钻这个空子，打着“赏赐”的旗号，将《天禄琳琅》和《石渠宝笈》分别收录的古籍善本和名贵字画交由在宫中任伴读的溥杰和溥佳(溥仪堂弟)偷运出宫，藏于后海的醇亲王府中。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之后移居到天津居住，而这些珍宝也被分装了七八十个大箱子，并由溥佳打通各个关口，从北京运送到了天津溥仪的住处。
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进驻紫禁城，开始对紫禁城中的文物进行清点。1925年3月，在对相关文物经过详细的登记造册之后，发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收录的古籍善本仅剩余313部，连原有规模的一半都不到。他们甚至还发现了一些元老勋臣以“借用”的名义从宫中索取字画书籍的“借条”，这造成了大量文物流失到紫禁城外，足见溥仪小朝廷管理的混乱。更让人扼腕叹息的是，有一部分被溥杰和溥佳偷运出宫的名贵书画和善本，被直接变卖掉，流失到民间，不知去向。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溥仪秘密前往东北三省，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1934年，在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以及溥仪的老师罗振玉的安排下，他们将溥仪存放在天津的宝物运抵长春，并储藏在伪满皇宫一座被称为“小白楼”的建筑里。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伪满皇宫无人看守，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长春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很多当地居民直接冲进伪皇宫哄抢，盗走了部分珍贵的文物。1946年1月，国民党在长春的专员张嘉璈，命令接收人员从残存的小白楼藏品中“精中选精”，选出有“天禄琳琅”印玺的书籍13箱，共计92部，1449册运到沈阳故宫存放。
但毕竟整个挑选过程过于粗略，而且参与人员非常不专业，只是“寻章”办事儿，因此就造成了对于天禄琳琅书籍整理的遗漏。他们挑选出的13箱“精选书籍”被运送至沈阳后，剩下的文物都被运送到了当时的长春市市政府保管。那13箱“精选书籍”在沈阳存放不久后，即被送还至北京故宫博物院，以换回之前沈阳故宫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宋、明丝绣。存放在长春市市政府的那批书籍，被后来的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长春时发现。这些书籍被运送到哈尔滨，交由东北图书馆筹备处(今辽宁省图书馆前身)管理。而这批藏品也随着辽宁省图书馆的搬迁最终落户沈阳，成为辽宁省图书馆重要的馆藏文献之一。
当年，这批古籍在从长春迁移到沈阳的过程中，有些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很多珍贵的善本都成了残本。更为遗憾的是，被张元济先生苦心从民间收集来并储藏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两部古籍，即宋版的《公是先生七经小传》和明版的《鹤林玉露》，都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毁于日寇的炮火中。
存留于紫禁城中的另外三百多部古籍也由于抗战的爆发而踏上了“流亡”的道路：由于日寇逼近华北，这些古籍也随着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南迁，历尽了周折。可以说它们见证了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这批天禄琳琅古籍最后被运送到台湾，成为后来兴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中重要的收藏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种种经历既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动荡和屈辱，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从乱世时古籍善本的离散，到最近海峡两岸共同努力搜集和保存古籍善本，这一切都体现了华夏儿女对于自己文化遗产的珍视。当然我们也希望终有一日，《天禄琳琅》系列能够珠联璧合，重新以一个整体展现在世人面前。（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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