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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古代字体论稿》说:“‘章草’这一名称, 在文献中最早出现的 ，要属于王献之的话。张怀瓘《书断》卷上说:‘献之尝白父云: 古之章草，未能宏逸?’”这样的说法有欠妥当。南朝宋虞和《论书表》云:“( 王羲之) 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 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 过江亡失?’”庾翼卒于345年，王献之生于344年, 二人的先后关系很清楚。所以，如果以后人引用前人的话为根据，那么“章草”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庾翼的信中，而不是王献之的话中。
章草名称出现的原因在于今草的成熟,“因为把王氏兄弟(指王羲之和王洽) 的新体称为今草, 所以把张芝、索靖旧体称为章草” 。今草成熟前经历了很长的孕育期, 在这期间, 今草和章草并不容易区分。今草成熟后, 人们发现草书系统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形态,为了加以区分, 才有了章草之名。
章法、法度、条理说的支持者认为“章法、法度、条理”是契合章草字体特点的。其实, 章法、法度、条理是字体的共性, 能称得上一种字体的, 哪一种不具备这种性质呢? 篆、隶、楷等正体字固不必说, 即以同为草书的今草论, 其符号系统也是很严格的, 近人于右任作《标准草书》,其主要依据就是今草字形, 设若无章可寻, 焉能用作标准? 所以, 章法、法度、条理说未免空泛。
其次, 即使史游没有用章草来写《急就》, 也不见得后人不用章草来写。唐兰《中国文字学》:“假使史游时还没有草书( 按, 史游之前已有草书, 见前面的启功说) , 他决不会造一种新字体来写一本新字书《急就》的。到后来草书流行后, 有人用草书写, 倒是平常的事情了。”事实上,章草名称出现时的确已经有了多种《急就》的章草写本( 详下) 。 再次, 虽然已经发现的汉代《急就》写本都是隶书的,但这并不能说明汉代根本不曾有过章草写本, 更不意味着章草名称出现时仍然没有章草写本。就连否定章草得名于《急就章》的启功先生也说:“然此数简(《急就》汉代隶书写本) , 固难概当时众本, 不得谓汉人写《急就》绝无草书者, 但足证汉有隶书之本而已。余妄度之, 汉人所传, 或有二种,隶书本所以便童蒙之诵习, 草书本则兼资以识草体。抑或有人欲集草字于一编, 藉《急就》之文, 以为贯索, 惟亦不出两汉之世。不然后世迻写, 何以必作汉时解散隶体之章草, 而罕作上下牵连之今草乎? ”
既然章草名称出现的时候《急就》已经开始称“章”了, 并且已经有了章草写本的《急就章》,那么,《急就》在汉代称“篇”抑或称“章”、史游是否写过《急就章》就都无关紧要了。也就是说, 上面三条非议的理由不能成立。
上面提到的 唐兰“章程说”有其合理的一面, 原因在于它从侧面指出了学习书法是需要章程的。学习书法的人往往以名家手迹为临池之范本( 章程) , 在汉晋时期, 这样的范本被称作“篇”。如, 东汉蔡邕《劝学篇》:“齐相杜度, 美守名篇。”又赵壹《非草书》:“手楷其篇……守令作篇。”又西晋卫恒《四体书势》:“齐相杜度, 号善作篇。”东晋以还,“篇”的主要文本就是《急就章》, 人们普遍以《急就章》为章程, 这大概引发了“章草”的命名。 作为“篇”与“章”密切关系的一种结果,“篇章”一词被用作章草的另称。唐孙过庭《书谱》:“旁通二篆, 俯贯八分, 包括篇章, 涵泳飞白。”“篇章”与“二篆、八分、飞白”并列, 所指正是章草。结合“作篇”和章草得名的情况可以发现, 章草的“章”揭示了一种有关字体规范化的重要现象: 虽然章草是游离于政府管理体系之外的辅助字体, 但它毕竟是一种字体, 应当具备社会交际的功能, 因此它的规范性必须得到保证。在政府缺席的情况下,书法家“作篇”之举实际上承担了规范章草的工作, 这一事实表明, 书法家对汉字系统演变的稳定性提供了某种保证。
章草为啥叫章草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章草为啥叫章草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说:“‘章草’这一名称, 在文献中最早出现的 ，要属于王献之的话。张怀瓘《书断》卷上说:‘献之尝白父云: 古之章草，未能宏逸?’”这样的说法有欠妥当。南朝宋虞和《论书表》云:“( 王羲之) 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 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 过江亡失?’”庾翼卒于345年，王献之生于344年, 二人的先后关系很清楚。所以，如果以后人引用前人的话为根据，那么“章草”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庾翼的信中，而不是王献之的话中。
章草名称出现的原因在于今草的成熟,“因为把王氏兄弟(指王羲之和王洽) 的新体称为今草, 所以把张芝、索靖旧体称为章草” 。今草成熟前经历了很长的孕育期, 在这期间, 今草和章草并不容易区分。今草成熟后, 人们发现草书系统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形态,为了加以区分, 才有了章草之名。
章法、法度、条理说的支持者认为“章法、法度、条理”是契合章草字体特点的。其实, 章法、法度、条理是字体的共性, 能称得上一种字体的, 哪一种不具备这种性质呢? 篆、隶、楷等正体字固不必说, 即以同为草书的今草论, 其符号系统也是很严格的, 近人于右任作《标准草书》,其主要依据就是今草字形, 设若无章可寻, 焉能用作标准? 所以, 章法、法度、条理说未免空泛。
其次, 即使史游没有用章草来写《急就》, 也不见得后人不用章草来写。唐兰《中国文字学》:“假使史游时还没有草书( 按, 史游之前已有草书, 见前面的启功说) , 他决不会造一种新字体来写一本新字书《急就》的。到后来草书流行后, 有人用草书写, 倒是平常的事情了。”事实上,章草名称出现时的确已经有了多种《急就》的章草写本( 详下) 。 再次, 虽然已经发现的汉代《急就》写本都是隶书的,但这并不能说明汉代根本不曾有过章草写本, 更不意味着章草名称出现时仍然没有章草写本。就连否定章草得名于《急就章》的启功先生也说:“然此数简(《急就》汉代隶书写本) , 固难概当时众本, 不得谓汉人写《急就》绝无草书者, 但足证汉有隶书之本而已。余妄度之, 汉人所传, 或有二种,隶书本所以便童蒙之诵习, 草书本则兼资以识草体。抑或有人欲集草字于一编, 藉《急就》之文, 以为贯索, 惟亦不出两汉之世。不然后世迻写, 何以必作汉时解散隶体之章草, 而罕作上下牵连之今草乎? ”
既然章草名称出现的时候《急就》已经开始称“章”了, 并且已经有了章草写本的《急就章》,那么,《急就》在汉代称“篇”抑或称“章”、史游是否写过《急就章》就都无关紧要了。也就是说, 上面三条非议的理由不能成立。
上面提到的 唐兰“章程说”有其合理的一面, 原因在于它从侧面指出了学习书法是需要章程的。学习书法的人往往以名家手迹为临池之范本( 章程) , 在汉晋时期, 这样的范本被称作“篇”。如, 东汉蔡邕《劝学篇》:“齐相杜度, 美守名篇。”又赵壹《非草书》:“手楷其篇……守令作篇。”又西晋卫恒《四体书势》:“齐相杜度, 号善作篇。”东晋以还,“篇”的主要文本就是《急就章》, 人们普遍以《急就章》为章程, 这大概引发了“章草”的命名。 作为“篇”与“章”密切关系的一种结果,“篇章”一词被用作章草的另称。唐孙过庭《书谱》:“旁通二篆, 俯贯八分, 包括篇章, 涵泳飞白。”“篇章”与“二篆、八分、飞白”并列, 所指正是章草。结合“作篇”和章草得名的情况可以发现, 章草的“章”揭示了一种有关字体规范化的重要现象: 虽然章草是游离于政府管理体系之外的辅助字体, 但它毕竟是一种字体, 应当具备社会交际的功能, 因此它的规范性必须得到保证。在政府缺席的情况下,书法家“作篇”之举实际上承担了规范章草的工作, 这一事实表明, 书法家对汉字系统演变的稳定性提供了某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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