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秋考辩《溪岸图》| 王琪森

我和谢稚柳先生是同乡，在谢老生前，我有时去拜访他。陈佩秋先生看到我，会对谢老喊道：“老头子泥瓜（你的）小同乡来了。”
谢稚柳和陈佩秋都是中国古代书画的鉴定大家。在纪念陈佩秋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感到对于陈先生在书画鉴定方面的长期探索与突出成就，今人重视得还不够。记得有一次，陈先生在上海图书馆作关于海派书画的讲座后，我与她谈起了书画创作与书画鉴定，她相当认真地讲：“我在书画鉴定方面下的功夫，不会少于在书画创作上下的功夫。”并由此追溯道：“我之前想做科学家，由于父亲不让我读，种种机缘下学了画画。看的古画多了，再加上现在有问题的古画比较多，许多人问我作品的真假，我就开始研究绘画史，关心鉴定。”
说到书画鉴定，主要有三大流派：考订派、经验派与实践派。考订派主要依据书画图式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成因，是以“标准器”为参照。经验派主要依据创作风格与笔墨构成，是以“标准件”为范畴。实践派不仅要兼有考订派、经验派的能力，而且自己必须是具有很高造诣、很深功力的书画家，他们不局限于“标准器”或“标准件”，而是一种综合、系统、全面、能动的睿智鉴定。而陈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集实践派大成的书画鉴定家。
在陈先生的书画鉴定历程中，最有影响、最有价值、也最为成功的是她对五代南唐山水画家董源《溪岸图》的考证论辩。可以这样讲：长期以来，围绕着《溪岸图》（下图）的真伪，一直是众说纷纭，犹如一部悬疑剧，无论是叙事过程、矛盾冲突、相关人物，还是剧情发展，都跌宕起伏、波谲云诡。尽管此画1997年5月初入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系来自当时寓居纽约的著名中国书画收藏大家王季迁处，但对其真伪的议论与焦虑，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又一次引发了争论。

1997年5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在头版刊发了《溪岸图》这幅巨画 ，并称之为“中国的蒙娜丽莎”，以凸显其尊贵的地位与巨大的艺术影响，在国际艺术界引起关注，传为美谈。然而，同年8月却风云突变，也是颇具知名度的美国《纽约客》杂志，推出了《大都会刚获得的“中国的蒙娜丽莎”，它是真迹吗？》一文，作者是在西方研究中国画极具知名度的高居翰，他认为董源的《溪岸图》系张大千伪造，而谢稚柳、徐悲鸿等人则参与伪造了收藏史。高居翰不仅明确了伪造者，还牵出了一个伪造群体，时间跨度达几十年。高居翰研究中国书画几十年，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他的发声是有影响力的。而此时涉及《溪岸图》真伪的三位主要人物中，徐悲鸿早在1953年即已谢世，张大千于1983年作古，谢稚柳则在《纽约客》那篇文章发表前不久的1997年6月1日远行。“解铃还需系铃人”，但“系铃人”都去了天国，也就是说这场注定没有亲历者出场的笔墨官司该如何打？
高居翰对张大千、谢稚柳、徐悲鸿的指证，无疑是一场关于《溪岸图》真伪鉴定的大地震。当此之时，陈先生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挺身而出，从《溪岸图》的笔墨、线条、构图、绢质、人物形象乃至五代画家作画的习惯特征等作了雄辩的考证。记得她当时说：“鉴定《溪岸图》，我并不单单是为了老头子（谢稚柳），而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古典名画正名。中国书画的真伪，最终应该由我们中国人来下结论。”此番话可谓掷地有声。在正式评述陈先生对《溪岸图》的鉴定前，应当对《溪岸图》的流传过程及与张大千、谢稚柳、徐悲鸿的关系作一时代背景及历史成因的介绍。
抗战时期的1938年，徐悲鸿在广西阳朔见到的《溪岸图》（当时称《水村图》）不仅严重破损，且画面污渍混浊，用谢稚柳当时的话说是“乌黑乌黑的”，但画面极富古气。于是，徐就用几元钱买下了。后来，张大千也从北平流亡来到了阳朔，见到此画后眼睛一亮，拍案惊奇，遂以考证之名借走。1939年，徐悲鸿在给上海友人孙邦瑞的信中不仅为此次“捡漏”颇为得意，还说：“弟得董源《水村图》巨幅，恐天下第一北苑。大千惊奇不已，必欲携之入川。弟即托之作一番考证。”然而，嗜古画入骨的张大千却对此画爱不释手。后来，张大千托谢稚柳在重庆向徐悲鸿转告，张愿意用自己的藏品来换徐的《溪岸图》。徐悲鸿与张大千关系良好，又有谢稚柳出面说情，于是就同意了，徐提出要张拿所藏的金冬心《风雨归舟图》（下图）相换。张大千在1944年春让其义弟张目寒到重庆将《风雨归舟图》交给徐悲鸿。从此，《溪岸图》伴随着张大千天涯行旅。后来，张大千将此画携到美国纽约，华人书画收藏大家王季迁见后也极为喜欢，提出想要收此画，张大千不允。直到1967年张大千定居美国加州十七里湾后，第二年，王季迁才用八大和石涛等人的12幅明清书画与张交换了《溪岸图》。王对此图极为珍爱，并以“溪岸草堂”作为自己的新堂号。1997年5月，《溪岸图》入藏大都会博物馆。

客观地看，收藏《溪岸图》的直接当事人最初就是徐悲鸿与张大千，谢稚柳仅从中传了话，何以被说成是一起做局了？这就涉及张大千与谢稚柳的亲密关系及在收藏上的互动。如1945年张大千以500两黄金加20幅明画收入董源的《江堤晚景图》（下图），因当时对此画也存有疑问，所以张大千请博学的谢稚柳作学术文献上的考证。谢不负其望，从元赵孟頫的一封信札中读到赵曾见过董源的一幅画，其风格与唐朝画家李思训的青绿山水很相似，而《江堤晚景图》也正是董源作品中唯一的一件设色作品。于是张大千请谢稚柳在这幅画的装裱处题写了赵孟頫的信札。当时在这幅画上题跋的还有溥心畬、吴湖帆、庞莱臣、叶恭绰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高居翰之所以要说谢稚柳参加了做假，无非是为了增强论点的可信度，张、谢关系太铁。

我和谢稚柳先生相识于1989年9月在上海松江举办的“董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年6月，谢先生在美国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参加了国际董其昌研讨会后，又应台湾太平洋基金会和台湾美术馆之邀赴台访问。回上海后，我曾请教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董源《龙宿郊民图》的情况，他说：“这张画我看了。”随后，他作了比较：“董源存世的几件作品，一件是美国王季迁先生收藏的《溪岸图》，这是当年大千用金冬心的画从徐悲鸿手里换来的。一件是台北的《龙宿郊民图》，一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潇湘图》，一件是辽宁博物馆藏的《夏景山口待渡图》，再一件就是上海博物馆藏的《夏山图》，如今这几件作品我都看到了，原来的看法有些改变，产生了新的想法，看来，对董源要再研究，再重新认识。”然而，天不假寿，谢先生后来归道山了。
在谢老辞世不久，就发生了高居翰对《溪岸图》的指伪，舆论哗然。陈先生在国内获知这一情况后，即以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原本就很熟悉的董源《溪岸图》作了系统全面的审视、深入仔细的研究。一场当代国际鉴定界的“华山论剑”即将拉开帷幕。
1999年12月11日，一直忐忑焦虑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破天荒地为一张中国古典绘画《溪岸图》召开了中国书画鉴定国际艺术研讨会。高居翰在会上坚持对《溪岸图》的指伪，日本学者古原宏伸也说《溪岸图》是“张大千与徐悲鸿合谋造假”，并透露出一个“八卦”：徐悲鸿同意张大千以金冬心的《风雨归舟图》换《溪岸图》，其实是为了报答当年徐悲鸿与蒋碧薇离婚时张大千对他经济上的暗助。美国的中国艺术史专家方闻则认为《溪岸图》是董源真迹。来自中国的启功睿智地指出：董源是人中之龙，龙的变化是莫测的；此画时代为北宋，接近董源。整个研讨会观点各异，莫衷一是。
陈先生当时是接到大都会博物馆邀请的，因有事未能成行。但她随即公开发表了自己对《溪岸图》的考辩：“按照我的理解，他们作品的时代性是一致的。《溪岸图》《高士图》及《江行初雪图》山的轮廓线厚重而有顿挫，水曲折而有波澜，枝干曲曲弯弯而有夹叶，屋拙朴，人物形象生动，都画得非常繁复，五代的画家都注重写生，画得符合自然规律而生动。这种画风延续到北宋的范宽、郭熙、燕文贵，到元就面貌迥异，以后就变得简单草率疲软了。”陈先生是因大量临摹古画而精熟历朝历代画家的用笔、墨色、款识及绢质的。所以，她对绢的织造及破损极为关注，并作了风趣的比方：“小娃娃刚生出来皮肤很嫩，老的时候会是皱纹。绢底也是这样子，其破损度反映了它的年限，上千年的绢不可能没有时代的痕迹。”还指出：“《溪岸图》中的山石峻峭形体及带角形的外轮廓勾线，线条曲折有棱角的坡和陂、皴笔和小苔点、树干和树叶、曲折的带角形的网巾水波、人物、亭台、茅舍等方面的特征都显示出10世纪绘画的时代性，同时也具有个人的特征。此外，这件作品的绢底材质及其破损也够得上10世纪，再加上款识‘后苑副使臣董源画’的墨色与画面色泽一致，可认定《溪岸图》是目前董源的唯一传世真迹。”
对于《溪岸图》是出于清代画家之手或张大千伪造之说，陈先生亦相当直率地指出：“只有外行人才会这样说，懂行的人不会这样认为的。造假画也得有水平，清代没有人能画出这样的线条，张大千的水平只能造石涛、石溪、八大、陈老莲和少数不成熟的宋人假画，也不可能画出这样好的五代北宋水平。徐悲鸿是搞西画的，谢稚柳一生不作假画，三人画路不同，如何能串通作假画呢？”（见费滨海、庞沐兰《陈佩秋年谱》352至353页）陈先生从线条顿挫、枝干弯曲、人物形象、皴笔苔点、网巾水波、个人特征、绢质年份乃至张大千造假画的水准等作了极有说服力的论断，在国内外鉴定界的反响很大，为当代中国书画鉴定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大都会博物馆也用软X光摄影对画幅进行了拍摄，拍了好多层，发现破损的痕迹不一样，显示这张画前后装裱过三次，而且拍出了不少模糊的印章，如南宋贾似道的“秋壑”朱文印，南宋赵与懃“天水郡收藏书画印记”朱文印，元柯九思“丹丘柯九思章”朱文印，“柯氏敬仲”朱文印，明初“典礼稽察使印”朱文半印等。而其中“天水郡收藏书画印记”“丹丘柯九思章”与传世作品中的相同印比较均相符。由此可见，《溪岸图》历经沧桑，流传有绪，有印鉴为证，不可能是张大千做局作伪。为此，陈先生在2000年12月为谢稚柳庚子作《云壑松风图》题诗堂时，进一步指出：“《溪岸图》左下方有题款：后苑副使臣董源画。上有天水赵氏印、柯九思印，画中水阁人物与南唐李煜内庭供奉卫贤高士图骨体相近，波纹杂树及枝叶，山皴轮廓勾勒无不相合，显为同一时代风格。” （见费滨海、庞沐兰《陈佩秋年谱》386页）至此，《溪岸图》的历史悬疑剧终于收官。
2012年12月，上海博物馆为馆庆60周年，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克利夫兰博物馆、纳尔逊博物馆四家博物馆合作，举办了《翰墨荟萃——美国收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备受瞩目的董源《溪岸图》首次在国内公开展示。记得就在那次展览上，我遇到了陈先生，自然谈到了董源《溪岸图》的考辩之事。那时她已90高龄，但依然谈锋甚健。她快人快语地讲：“十几年前，围绕《溪岸图》的真伪，曾经在学术界有过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如今，《溪岸图》已经被公认为是一件卓越的十世纪绘画，是董源唯一传世的真迹。”这应当是陈先生为董源《溪岸图》所下的结论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