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鸟虫篆之翘楚方介堪

前面介绍谢磊明的时候，我们就说过温州其实并不缺少文化气息，只是在近现代商业文明过于发达，也就把其文化气息全部给遮盖住了，历史上晚清时期的学者、藏书家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就居于温州瑞安，民国时期，有马孟容、马公愚、方介堪等书画篆刻大家出自温州，啸聚海上。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印人也是出自温州，其堂兄弟和徒弟都是在近现代印坛可圈可点的人物，此人便是方介堪，而其鸟虫篆在近代篆刻史上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方介堪幼承庭训，7岁学书，初临颜真卿《多宝塔碑》，9岁学习篆刻，12岁开始从浙派入手，经五六年自习摸索，居然已具老苍之趣，便在其父翰墨轩设摊刻字，在温州初露头角，受到时任温州道尹的张宗祥和在温州闭关修佛的弘一法师的赞许。
18岁时在其父冠英公设立的五马街翰墨轩中悬润刻印，其间结识了同邑爱好书画篆刻的任宏中（公衡）、吕渭英（文起）、戴家祥（幼和）和马孟容（毅）、马公愚（范）昆仲等。后又拜识了浙南大藏家、篆刻家谢磊明，得以饱览谢氏珍藏的金石碑帖、篆刻印谱等，并受谢磊明之嘱，逐句篆刻古诗词印章数十篇，又大量勾摹古玺印与各名家印文，刻了几千方印，拟编专集，眼界大为增阔，也由此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字学、金石学基础。

1926年，年轻的方介堪随吕渭英赴沪，并经吕氏介绍，拜入赵叔孺门下，印艺得以猛进。同年，方介堪任上海西泠印社木版部主任。不久，方介堪拜谒吴昌硕，又受到吴昌硕的激赏，以后又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专教授。从此跻身艺林，与黄宾虹、马衡、经亭颐、王福厂、潘天寿、徐悲鸿等交谊深厚。特别是与国画大家张大千的友谊最为深厚，交情长达半个多世纪，张画方印，相映生辉，成为艺坛佳话。

1934年至1936年，方介堪先后赴南京、开封，并与张大千远赴北平，任职于故宫博物院古器部，编辑《宋贤名翰》《元贤名翰》等。
1948年前后，为张大千篆刻百余方印，其中包括二十多方龙角印（象牙化石）和一批唐宋真迹象牙轴头，深获世人称赞。

1949年后方介堪回归故里，先后担任温州市文管会副主任、温州博物馆馆长。其间先后创作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上海各界人民共同爱国公约》《温州市各界人民共同爱国公约》等系列印作。1964年又应潘天寿、吴茀之邀请，赴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班教授篆刻。1979年，西泠印社召开七十五周年社庆大会，方介堪被推选为副社长，之后又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浙江分会副主席等职。

方介堪的篆刻，以仿汉玉印和鸟虫篆印最为人所称道。而其对印学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复兴了古时的鸟虫篆印。鸟虫篆印来源于先秦时期出现的鸟虫书。鸟虫书作为一种装饰性的文字，多出现在旗帜、符节和兵器上，其笔画多作龙凤鸟虫之形。汉人以鸟虫书入印，婉转古艳，堪称绝品。然而魏晋以降，鸟虫篆问津者甚少，稍有影响的只有明清时期的何震、汪关等，成就有限。直到方介堪的出现，鸟虫篆印终于在现代得以复兴。方介堪不但吸收了古代鸟虫篆印的艺术手法，更把目光放到了秦汉以前的鸟虫书上。他的作品中普遍采用了一种鸟头状的纹饰，这种纹饰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的鸟虫篆金文中。古文字中的鸟虫、鱼雁、“戈头矛角”之形，有机地融入方介堪的鸟虫篆印中。在广取博学的基础上，方介堪的鸟虫篆印形成了形神兼备、粗细不同和繁简并重的独特风格，在没有流派印成功先例的情况下在鸟虫篆印领域取得了大成。他的学生韩天衡认为：“介堪先生刀下那堂皇诡丽的鸟虫篆印，正是‘璀璨去不得’的新风格”。

除篆法以外，方介堪的用刀技法也出神入化，无所不能。他治印惯于在印面上施以浓墨，以刀代笔。不像一般印人那样只能对付石印，方介堪能手刻白金、水晶、玛瑙、碧玉、骨化石等坚硬材料。他为徐悲鸿刻海鱼牙印，是当时篆刻艺术界轰动之举。民国时期，张大千到敦煌写生时在当地觅到一批“龙角”印料（实为古象牙），方介堪用此“龙角”料刻了“张爰大千父”及“大风堂”等印，在边款记道：“此甘肃出土龙角数方，万年物也。质已化石，犹发奇香，洵可宝已。今为大千篆此，所谓屠龙之手，亦足以自豪矣！”

方介堪的古文字学功底也极其深厚，对印章文字断代和分类特别擅长，刀法娴熟，创作印章以多、快、好出名，据说一天可刻30余方印章，不需打稿。在方介堪的篆刻中，以鸟虫篆印最受人们青睐，著名碑刻鉴定家王壮弘评其篆刻为“鸟虫篆第一”，并得到了张大千、谢稚柳的首肯。他从《顾氏集古印谱》《范氏集古印谱》《十钟山房印举》等二十一部著名秦汉玺印谱录中，精心挑选、勾勒三百七十余钮古玉印，辑为《古玉印汇》。该谱不单是一部周秦汉魏玉质玺印专题的集大成者，它还参考顾氏旧谱体例，对古玉印逐个详细考订，涉及钮式、著录、递藏、印文考释辨误与艺术特征等内容，显示出方介堪深厚的史学、古文字学功底和超前的审美眼光。此外，他还倾注了其半生心力编写最著名的十四卷玺印文字工具书《玺印文综》。

方介堪与谢磊明，堂弟方节盦、方去疾，表兄叶鸿翰，五人皆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文革”后方介堪、方去疾又当选为印社副社长，一门风雅，万人敬仰，已传为印坛美谈。

在艺术市场上，方介堪的作品很早就在市场上流通，据有关资料显示，早在1922年，方介堪的好友戴家祥认为其篆刻成就很高，就为他定润例，并将润例印发全国各大书店、裱画店、纸店、扇庄等有关商店。润例一出，外地约件不断，本地求刻络绎不绝，大大提升了方介堪的市场身价。

以后，随着他的治印享誉大江南北，润例稳步攀升，1929年他的润例为石章每字1元，牙章每字2元，竹木章每字3元，犀角章每字4元，铜章每字5元，金银章每字六6元，晶玉章每字10元。从中可以看出方介堪治印价格不低。那时，国内书画名家或是文化名人用方介堪的印，往往意味着品位和档次，故当时方介堪治印无论价格还是销路都不错。由于各种原因，方介堪在新中国成立后渐渐被人遗忘，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被重新重视。
方介堪个人生平介绍：

方介堪（1901—1987），祖籍浙江泰顺县。祖父名舆，号养初、养卿，同治初年秀才，中年曾为永嘉白象某私塾西席，遂移居温州，后在府学助教。父朝雄，字冠英，养初公第五子，为永嘉县学童生。方介堪生于永嘉县（今温州市）西门外浦桥方氏旧宅（今温州市烈士路11号）。乳名仁，谱名宣济。初名文榘，号介盦，27岁后更名岩，字介堪，以字行，别署玉篆楼、蝉园、松台山馆、晚香堂。晚号蝉园老人、蝉叟、晚香堂主。82岁后迁居木杓巷，又署木杓居。

上世纪30年代以后精研汉印，以典雅整饬汉玉印和细圆朱饮誉印坛，被郭沫若称为“已达炉火纯青之境”。一生治印逾4万方，创作勤奋严谨，“无一字无来历”（马衡）。解放前出版有《介堪印存》1-7集，逝世前后出版有《方介堪印选》、《白鹃楼印蜕》、《方介堪篆刻精华》。印学著作有《古玉印汇》、《玺印文综》等。

方介堪极力提倡的治印必须以汉印为宗，篆刻法定章法等印学思想，影响巨大。现代篆刻中坚大多出其门下，林剑丹、韩天衡、刘一闻、张如元、马亦钊、徐永年、吴子玉等为入室弟子。方介堪的书法主要精篆隶，大篆多以古玺文字为本，古雅温润，别具一格。绘画喜作白梅水仙，笔端一派清芬。偶作山水，取法梅瞿山，古硬淡艳，出色当行。尤擅博古鼎彝，千姿百态，不离端庄典重，最为行家喜闻乐见。

方介堪早年著作颇丰，而除了数种印谱以外，还有《秦汉封泥拾遗》、《两汉官印考存》、《古印文字别异》、《古印封识》、《玺玉印辨伪》、《说文通假补遗》等古印、古文字的研究著作，尤其是大型篆刻文字工具书《玺印文综》，也在这一时期编纂成稿。其师赵叔孺就曾草创《玺印文综》一书，希望将传世的古玺印文字，按照《说文》体例，按部首排布，以供印人和古文字学者参考。方介堪秉承师训，精心摹采，钩摹逼真，将一万余方古玺印文收入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