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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艺术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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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文缪篆，在正方的砖面中分成四格，横竖线条以等距离排列，篆法方整，各字因势又长短不一，空间协调而独具匠心，被“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在四川新繁发现，广为世人所知，当为汉代出土文字砖之王者。
这类吉祥语的汉代砖文，有“千秋万口子孙益昌长乐未英”、“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无饥人”、“夏阳扶荔宫令壁与天地无极”、“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富乐未央子孙益昌”、“左常遂右富贵吉详”。
还有“宜子孙大吉利”、“利后子孙”、“宜侯王”、“大富安”、“长寿贵”、“不败”、“宜官”、“万岁”、“大吉”、“宜贵”、“常宜”，等等，表达了当时人们的理想和向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祈望，是汉砖文字的主要类别之一。
再有记事砖文，“永和五年造作，竭力无余，用庸数千，士夫莫不相助，生死之义备矣”、“延熹七年纪雨砖”等，甚至有制作匠人的名字信息，比如“朱君”、“张氏作”、“竟宁元年太岁在戊子卢乡刘吉造”。
砖，是古代建造房屋、城墙、道路、陵墓的主要建筑材料，用来砌墙、铺地、贴壁，最早出现于西周晚期的陕西扶风周原遗址。但直至西汉，砖多只能为皇家显宦享用。约至东汉，砖始在民间广为使用。
“益延寿”砖，左右各刻两只螭虎，四兽左右相背对称，形制奇古，据考证这块砖应当出自今陕西省淳化县，为汉武帝元封二年于甘泉宫兴建的“益延寿馆”之遗物。
据有关资料显示，汉砖的制作要求工艺相当高：首先，取泥要掘地几尺深，择取无沙粘土为之，还需辨别土色。以粘而不散，粉而不砂为上。随之，晒干碾碎，汲水滋土，人逐牛，错趾踏成稠泥，然后填木框之中，制备泥料。
最后，用木模坯斗制坯，自然干燥，用方窑、吊窑、马蹄窑等烧制成砖。一般有有长条形和方形，胎质有红胎质、灰胎质两种，四边多见网纹、菱纹、圆圈纹、方格纹、米字纹等。
砖文，就是写在、刻在或模印在砖上的文字。模印砖文需要先将文字和花纹刻在模子上，然后在未干的砖坯上压印，等砖坯晾干之后，再入窑烧成。有些印模同样也是坯模，工匠们事先在坯模上刻好文字图案，这样在制坯的同时也模印好了砖文，批量多产，提高效率。
这类砖文也是汉代砖文中所见最多的一类，一般多为阳文篆书或隶书，阴文相对较少，文字在砖的正面与侧面的方形或条形上展开，为适应形式进行形体上和结构上的精心变化，夸张变形，富于装饰美，规范严谨中见质朴灵活，与汉印有异曲同工之妙。
干刻是在烧好的砖面上刻划，主要是用尖锐的金属利器比如凿子、刻刀之类。与刻石相似，一般先用毛笔书写起稿，然后再按照笔画线条刻划，也有的没有书丹而直接刻划的，有单刀，有的双刀，线条瘦劲挺拔，笔道率意尖利，比如《急就奇觚砖》、《洛阳刑徒墓砖铭》，可见制砖工匠的即兴状态。
湿刻是在未干的泥坯上用锥形的杆棒之类的硬物，或者用手直接刻划，笔势连贯，笔顺清晰，线条富于弹性，飞动自然，显示出熟练的书写技能，这类砖文主要曹操宗族墓志砖。
汉砖是宫殿、庙宇祠堂的建筑所用，还有很多是墓室用砖，有图、字、纹等标记，称之为画像砖。
砖上绘有车骑仪仗、阙楼桥梁、人物故事、舞乐百戏、祥瑞异兽、神话典故、奇葩异卉等，内容珍奇，匠心独运，画技古朴，包括上层社会的求仙、祭祀、宴乐、狩猎、出游、建筑，以及辟鬼、禳灾、庖厨的活动，到下层普通百姓采桑、纺织、耕种、收获、百戏的劳动生活场景等，堪称汉代的大百科全书。
这些砖文所包括的书体，也十分全面，有大篆、小篆、缪篆、虫书、八分、隶书、章草、今草、行书、楷书，同时每一种书体的规范化与草率化两种倾向，在砖文中时有反映。
它反映了汉代下层社会的信息和民间书法的真实状态，与汉代碑刻、简牍、玺印、铜铭、瓦当、陶器等同时期不同载体上面的文字一起构成了整个汉代书法史，是研究汉字形体演变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中可以看到汉代书体的重大演变意义，纠正前人由篆到隶，由隶至草，草又发展为行，行又演变为楷的单线发展模式这一错误观点。同时也是研究两汉思想史、书法史、文化史的重要文字依据，
与那些碑刻、简牍书写者——受过良好教育的“主文书”的官吏不同，砖文的制作和书写者多为下层工匠，文化艺术水平不高，没有受太多的规矩范式的制约，书写较为自由，对书体的设计也可以加入个人的审美，所书刻的文字有着一种天然稚拙的趣味。
这也正是民间工匠与官方正体之间的差异。它没有官方文吏那种达到极致的规范，也没有他们程式化的审美，但恰恰是这种原生态的文字，可以更让我们看到汉代书法的真实面目。
所以汉代砖文也是一种不成熟的有很大发展空间的书体。
在砖面上，掏个简单的砚池，方正开阔，周缘不加磨治，皴皱满布，自己动手或邀名宿大家题款刻铭，“厚而静似仁，刚而温似德，不反不侧似宜翰墨”，尽显稚拙无华、高古素雅之态，陈于书斋，感世变之沧桑，发思古之幽情，便成了文房雅器，并成风气。
当时显赫的藏砖砚家，有阮元、陈鸿寿、赵之谦、张廷济、陆增祥、陆心源、陈介祺、端方、僧达受、吴昌硕等。“西泠八家”之一蒋仁得“延光三年”砖，作砖砚铭曰：“延光三年，苍古遒劲。因制成研，置诸书案，相以为宝，非金石之交不与视焉”，古色古香，足令后人追慕效仿。
同时，古砖文著述大增，并出现藏砖专著和目录，有冯登府《浙江砖录》、吕佺孙《百砖考》，到了1891年浙江归安陆心源的砖文鸿篇《千甓亭古砖图释》问世，砖文声势大振。另外还有一些收入部分砖文的著作，如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陈介祺《簠斋藏古目》等。
近来有组织计划、有规模的文物调查和田野考古发掘，获得了大批新的古砖瓦资料，品类数量都有增加，古砖的汇集整理目录和研究工作的著作也更为完备，主要有《汉代圹砖集录》、《郑州汉画像砖》、《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中国古代砖文》等，具为古砖鉴赏者和砖文研究者的重要参考。
“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天，当观于其事；古，当观于其变”（刘熙载语），于此有极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来源：中国书法网
汉砖文字，最有韵味的书法形式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汉砖文字，最有韵味的书法形式
阳文缪篆，在正方的砖面中分成四格，横竖线条以等距离排列，篆法方整，各字因势又长短不一，空间协调而独具匠心，被“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在四川新繁发现，广为世人所知，当为汉代出土文字砖之王者。
这类吉祥语的汉代砖文，有“千秋万口子孙益昌长乐未英”、“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无饥人”、“夏阳扶荔宫令壁与天地无极”、“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富乐未央子孙益昌”、“左常遂右富贵吉详”。
还有“宜子孙大吉利”、“利后子孙”、“宜侯王”、“大富安”、“长寿贵”、“不败”、“宜官”、“万岁”、“大吉”、“宜贵”、“常宜”，等等，表达了当时人们的理想和向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祈望，是汉砖文字的主要类别之一。
再有记事砖文，“永和五年造作，竭力无余，用庸数千，士夫莫不相助，生死之义备矣”、“延熹七年纪雨砖”等，甚至有制作匠人的名字信息，比如“朱君”、“张氏作”、“竟宁元年太岁在戊子卢乡刘吉造”。
砖，是古代建造房屋、城墙、道路、陵墓的主要建筑材料，用来砌墙、铺地、贴壁，最早出现于西周晚期的陕西扶风周原遗址。但直至西汉，砖多只能为皇家显宦享用。约至东汉，砖始在民间广为使用。
“益延寿”砖，左右各刻两只螭虎，四兽左右相背对称，形制奇古，据考证这块砖应当出自今陕西省淳化县，为汉武帝元封二年于甘泉宫兴建的“益延寿馆”之遗物。
据有关资料显示，汉砖的制作要求工艺相当高：首先，取泥要掘地几尺深，择取无沙粘土为之，还需辨别土色。以粘而不散，粉而不砂为上。随之，晒干碾碎，汲水滋土，人逐牛，错趾踏成稠泥，然后填木框之中，制备泥料。
最后，用木模坯斗制坯，自然干燥，用方窑、吊窑、马蹄窑等烧制成砖。一般有有长条形和方形，胎质有红胎质、灰胎质两种，四边多见网纹、菱纹、圆圈纹、方格纹、米字纹等。
砖文，就是写在、刻在或模印在砖上的文字。模印砖文需要先将文字和花纹刻在模子上，然后在未干的砖坯上压印，等砖坯晾干之后，再入窑烧成。有些印模同样也是坯模，工匠们事先在坯模上刻好文字图案，这样在制坯的同时也模印好了砖文，批量多产，提高效率。
这类砖文也是汉代砖文中所见最多的一类，一般多为阳文篆书或隶书，阴文相对较少，文字在砖的正面与侧面的方形或条形上展开，为适应形式进行形体上和结构上的精心变化，夸张变形，富于装饰美，规范严谨中见质朴灵活，与汉印有异曲同工之妙。
干刻是在烧好的砖面上刻划，主要是用尖锐的金属利器比如凿子、刻刀之类。与刻石相似，一般先用毛笔书写起稿，然后再按照笔画线条刻划，也有的没有书丹而直接刻划的，有单刀，有的双刀，线条瘦劲挺拔，笔道率意尖利，比如《急就奇觚砖》、《洛阳刑徒墓砖铭》，可见制砖工匠的即兴状态。
湿刻是在未干的泥坯上用锥形的杆棒之类的硬物，或者用手直接刻划，笔势连贯，笔顺清晰，线条富于弹性，飞动自然，显示出熟练的书写技能，这类砖文主要曹操宗族墓志砖。
汉砖是宫殿、庙宇祠堂的建筑所用，还有很多是墓室用砖，有图、字、纹等标记，称之为画像砖。
砖上绘有车骑仪仗、阙楼桥梁、人物故事、舞乐百戏、祥瑞异兽、神话典故、奇葩异卉等，内容珍奇，匠心独运，画技古朴，包括上层社会的求仙、祭祀、宴乐、狩猎、出游、建筑，以及辟鬼、禳灾、庖厨的活动，到下层普通百姓采桑、纺织、耕种、收获、百戏的劳动生活场景等，堪称汉代的大百科全书。
这些砖文所包括的书体，也十分全面，有大篆、小篆、缪篆、虫书、八分、隶书、章草、今草、行书、楷书，同时每一种书体的规范化与草率化两种倾向，在砖文中时有反映。
它反映了汉代下层社会的信息和民间书法的真实状态，与汉代碑刻、简牍、玺印、铜铭、瓦当、陶器等同时期不同载体上面的文字一起构成了整个汉代书法史，是研究汉字形体演变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中可以看到汉代书体的重大演变意义，纠正前人由篆到隶，由隶至草，草又发展为行，行又演变为楷的单线发展模式这一错误观点。同时也是研究两汉思想史、书法史、文化史的重要文字依据，
与那些碑刻、简牍书写者——受过良好教育的“主文书”的官吏不同，砖文的制作和书写者多为下层工匠，文化艺术水平不高，没有受太多的规矩范式的制约，书写较为自由，对书体的设计也可以加入个人的审美，所书刻的文字有着一种天然稚拙的趣味。
这也正是民间工匠与官方正体之间的差异。它没有官方文吏那种达到极致的规范，也没有他们程式化的审美，但恰恰是这种原生态的文字，可以更让我们看到汉代书法的真实面目。
所以汉代砖文也是一种不成熟的有很大发展空间的书体。
在砖面上，掏个简单的砚池，方正开阔，周缘不加磨治，皴皱满布，自己动手或邀名宿大家题款刻铭，“厚而静似仁，刚而温似德，不反不侧似宜翰墨”，尽显稚拙无华、高古素雅之态，陈于书斋，感世变之沧桑，发思古之幽情，便成了文房雅器，并成风气。
当时显赫的藏砖砚家，有阮元、陈鸿寿、赵之谦、张廷济、陆增祥、陆心源、陈介祺、端方、僧达受、吴昌硕等。“西泠八家”之一蒋仁得“延光三年”砖，作砖砚铭曰：“延光三年，苍古遒劲。因制成研，置诸书案，相以为宝，非金石之交不与视焉”，古色古香，足令后人追慕效仿。
同时，古砖文著述大增，并出现藏砖专著和目录，有冯登府《浙江砖录》、吕佺孙《百砖考》，到了1891年浙江归安陆心源的砖文鸿篇《千甓亭古砖图释》问世，砖文声势大振。另外还有一些收入部分砖文的著作，如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陈介祺《簠斋藏古目》等。
近来有组织计划、有规模的文物调查和田野考古发掘，获得了大批新的古砖瓦资料，品类数量都有增加，古砖的汇集整理目录和研究工作的著作也更为完备，主要有《汉代圹砖集录》、《郑州汉画像砖》、《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中国古代砖文》等，具为古砖鉴赏者和砖文研究者的重要参考。
“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天，当观于其事；古，当观于其变”（刘熙载语），于此有极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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