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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古鉴今｜从米芾到张伯驹，看古人的书画收藏

作者：佚名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知古鉴今｜从米芾到张伯驹，看古人的书画收藏

在我国，艺术品收藏一直以来都是件雅事，不仅渊源极深、起源甚早，并且在每一时代都有不同气象，从有文字记载起，便有相关记录。
在《尚书》中便记录了周成王祭奠仪式中井然有序的物品，包括舞衣、大贝、赤刀、弘璧、雕玉等种种宝物，这是有史可证的最早的收藏品。
“玩物丧志”这个成语同样来自于《尚书》，单从四字之间就可想象到“玩物”在当时已颇成气候。

书画收藏萌芽期

由汉代，到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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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继承了周、秦崇尚文物的风气，宫廷中收藏了大量珍宝。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已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

这说明在汉代时宫廷已设立专门的收藏机构和“秘阁”、“画室”、“鸿都学”等，但收藏比较杂乱，图书多为壁画和竹木简，奇艺包括书画和铜、玉、漆、瓷等工艺品，其中真正的纸绢画极少。

书画收藏在收藏史上虽为后起之秀，但在中国所有的艺术门类当中，历来最受人欢迎的仍为书画。

我国的艺术收藏向来以宫廷收藏为大宗，宋代以后私家收藏也日渐普遍。总的来说，天下珍宝荟萃于皇室，然而王朝的更迭也使得宫廷藏品大聚也大毁。

汉末时期董卓之乱，汉献帝刘协西迁，宫廷所藏的“图画缣帛，军人者取为帷囊。所收向西七十余乘，遇雨道艰辛，半者遗弃。”如今不从得知确切数量，但内府所收多为精品，缣帛达七十多乘，数量非常惊人，这是有史可据的第一次名画大劫难。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卷轴画的流行和名家的出现，书画才成为收藏重点。

东晋之前，我们知道的很多绘画作品，却都没有留下画家的名字，顾恺之是第一位出现在画史上的名字。顾恺之出身贵族，博学多才，擅长诗词歌赋、书法、绘画，被当时的人称为画绝、文绝、痴绝。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大英博物馆藏

《女史箴图》是顾恺之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备受瞩目的一件，这幅作品是以张华的文章《女史箴》为依据创作而成，顾恺之把张华的文章一段一段抄录在画上，类似现在的图画书。画中的线条仿佛春天的蚕吐出的丝一般绵细，线条在空气中循环婉转，非常均匀优美，因此被称为“春蚕吐丝”描。

同样魏晋时期是我国书法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各种书体交相发展走向成熟，涌现出许多彪炳青史的大书法家。

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王羲之出身于魏晋时期的名门琅琊王氏，擅长书法，在当时已是有名的大书法家，有书圣的美誉。世人常常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来形容他的书法，《兰亭序》被历代书法家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

东晋桓玄酷爱名画书法，据《晋书》记载，“轻轲，载服玩及书画等物。”篡夺司马氏之位后，即将内府所藏书画尽归所有。

刘宋王朝替代东晋后，桓玄所藏转归刘宋内府。宋武帝刘裕雅好绘画，不断充实库藏。孝武帝刘骏留意法书，收集亦多。明帝刘或曾命巢尚子、虞和、徐希秀清理藏品，并继续征集，收藏一时蔚为大观。

南齐时，高帝萧道成性好文学，尤精鉴赏，他将宋内库转来的书画，根据优劣评定甲乙，《历代名画记》说：“自陆探微至范惟贤四十二人为四十二等，二十七帙，三百四十八卷，听政之余，旦夕披玩。

至梁朝，武帝萧衍更嗜好书画，不遗余力地搜求历代书画名迹，还经常与陶弘景、萧子云、虞和等人，一起开展品评、鉴定和欣赏。其子元帝萧绎，本人擅长绘画，更锐意访求名迹，内府收藏远胜前代。然其损失也最惨重，侯景之乱时，法书绘画及典籍24万卷被付之一炬，后被西魏将领于谨从煨炉中拾得四千余轴书画，这是书画名迹在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

南朝历代帝王多学好文，文事兴盛，宫廷收藏的书画珍品的数量动辄以数十万计。陈朝时，文帝陈茜令臣工搜集民间流传的法书名画，内库收藏又渐见充实。这些数目庞大的藏品在频繁的战乱和改朝换代中不时遭到毁灭性的损失，确实令人痛心疾首。

001
书画收藏的第一次高潮

隋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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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南北分裂，作为大一统国家的隋唐，朝廷可以搜寻天下书画宝物名器精品，隋唐内廷藏品数量很快超出萧梁时期。隋文帝杨坚在征战时期就已经很注重收纳书画典籍，杨坚灭陈后得法书名画八百余卷。

《隋志》中还说到如何保存这些珍品，称隋炀帝“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观文’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收藏之丰富，需要专门建造宫殿来贮藏，可见隋炀帝的喜爱程度。

隋炀帝临幸扬州时，将两台所藏大部分法书名画一起东下，以便随时欣赏，不幸中道翻船，书画尽沉水底，大半沦弃。

隋展子虔游春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建立后，唐朝宫廷收藏了隋朝余存书画和原属窦建德、王世充的藏品。但在运输中依旧发生了重大的意外，唐高祖李渊得到这些书画典籍之后，命人用船将其运回长安，其间忽遭沉船事故，救存下来的已不到十之一二。

唐太宗李世民喜好书画，在他还是秦王时已开始收藏字画，登基之后多次派人去各地搜集，内府收藏因此也越发丰富。李世民特别喜好王羲之的书法，不遗余力的搜寻王羲之的书迹。李世民曾指使仕宦萧翼骗取辩才和尚秘藏的《兰亭序》真迹，在喜获《兰亭序》后，李世民曾命多人钩摩复制，赏赐给太子、诸王和近臣。《兰亭序》原作最后成为李世民的随葬之物，钩摩的作品得以流传于世，可以说后世得以流传王羲之书迹，与李世民的大力搜集与推广有关。据《新唐书》记载，共得二王、张芝、张昶等书一千五百一十卷。

唐周昉簪花仕女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唐高宗李治、武则天时期藏品仍在增多，但内廷所藏的珍品被作为赏赐之物流出宫禁。武后时期，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深受宠幸，张易之以偷梁换柱的方法窃得内廷真迹无数。张易之伏诛后，这批真迹最后转入唐玄宗之弟李范之手，最后竟落得被焚毁的命运，实在唏嘘。

唐杜甫张好好诗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安史之乱后，内府收藏的珍品也大多散失，损失惨重。唐朝末年，书画珍品亦从宫中流散。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官府收藏状况鲜少记载，从后世所流传的书画名迹的印鉴题跋来看，南唐后主李煜内府收藏有一定的数量，其中不少出自唐代内府。

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隋、唐及五代的私人收藏也逐渐增多。杜甫诗说“忆昔咸阳都市会，山水之图张卖时。”刻画了当时咸阳书画往来的模样。《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出自宰相世家，从高祖起就开始收购书画精品，这些作品多购于书画商人之手。

私人藏家数不胜数，他们有的是豪门巨贾，有的是文人学士，他们购求书画大多出于雅好，并不在乎其本身的经济价值，对书画市场的繁荣和书画的保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002
书画收藏的第二次高潮

宋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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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建立与统一，令散失的书画收藏再一次聚集到宫廷。宋太祖赵匡胤在统一全国的同时对书画也进行了搜集，设置秘阁对其收藏，内府藏品逐渐充盈。到宋徽宗赵佶即位时，书画和古器物已越来越丰富。赵佶在位期间更派遣大臣四处搜访，因此北宋时期的宫廷收藏至宋徽宗时最为丰富。于是便有内府召使文臣编撰《宣和睿揽集》、《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这是中国古代收藏史上第一次最为系统，规模最大的著录工程。

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宋代绘画臻于完善成熟，无论在人物、山水、花鸟等题材上都有突破性成就。市井商业的发达，使得北宋的汴梁、南宋的临安，除贵族聚集外，还有一大批手工业者和市民，往来行商的商人，熙来攘往，经济的发达同时也吸引的众多职业画家，文人士大夫阶层收藏鉴赏，涉足书画成风，逐渐形成了影响后世的文人画思潮。因此民间绘画、士大夫文人画与宫廷绘画齐头并进、分庭抗礼。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之初在宫廷画院，黄居寀、高文进、周文矩、徐崇嗣、燕文贵等来自西蜀、南唐的画家汇聚于此，院外画家有李成、范宽、许道宁、赵昌、易元吉等。赵佶、赵构时期，宫廷画院有张择端、王希孟、苏汉臣等人，无不以画意精湛著称。两宋人物画以李公麟最具代表性，崔白的花鸟画突破了黄氏规范，体现了花鸟画的新进展。郭熙的山水林泉注重景色季节以及气候的描绘，把李成以来的北方山水画推到新的水平。南宋时期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也让山水画走向了新形式。山水画已逐渐成为主要画科，从全景式到边景式山水，南北自然景色中穿插着渡船、采樵、捕鱼、行旅、寺观等景致，形成独特的生活化山水。

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唐代王维以来已经初见倪端的文人画，在北宋中后期成为一股强劲的艺术潮流。扬无咎的墨梅、文同的竹、苏轼的古木怪石、米芾、米友仁的米氏云山等，都是文人画创作的典范，这股思潮不仅在当时影响甚大，更是元明画风演变的源头。

北宋最大的私人收藏家当推米芾。他擅书画，精鉴赏，除了购买佳作外，还通过交换获得。从米芾所撰《书史》、《画史》等著作中可见，他当时的足迹遍布南北，广为结交。米芾曾在汴梁著名的书画市场用七百金买到王维的《江山雪霁图》，八百金购得徐熙的《桃两枝》。

北宋为金所灭，由于战争，内府书画大都散尽，有的被金人所掳，有的流落民间，有的毁于战火。南宋建立后，宋高宗赵构南渡建都临安，重组宫廷画院，从民间搜集，同金人交换，使内府收藏重新充实。

元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书画市场继续发展，私人收藏相较于宫廷收藏更为活跃。较为著名的有赵孟頫、鲜于枢、柯九思、倪瓒等人，他们既擅长书画，又精鉴定，将书画创作与收藏结合起来，使文人士大夫书画家收藏达到一个新的起点。

倪瓒是元末最为著名的文人画家兼收藏家，其家藏古书画无数，专门建了一座三层楼阁，名叫“清秘阁”，用来存放藏品。后遭战乱，清秘阁的书画绝大都散失。

003
书画收藏的第三次高潮

明清至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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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是书画收藏的又一次高潮期，出现了一大批书画收藏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艺术市场分外繁荣，除了普通的书画商人外，在苏州、松江、嘉兴、南京等经济发达的城市，还出现了一些独立的书画经营商店。

明代宫廷收藏以明宣宗、宪宗、孝宗三朝最为丰富，这些藏品除了来源自元代宫廷和没收大臣家的藏品，搜寻民间的作品外，还收有当代书画家的作品。

明中期以后私人收藏超过内府典藏，内府收藏开始流落民间，加之国库空虚，还出现了将书画折价给官员作为薪金的情况，军饷不足，还将藏品出卖以筹饷款。宫内藏品还常被太监偷盗转卖，太监冯保就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盗走，由于大量书画作品流向民间，致使明代私人收藏数量远胜前代。

明初以戴进、吴伟为代表形成浙派，二人画风源于南宋院体，因此浙派与院体画有着密切的关系。戴进、吴伟画艺全能，以山水成就尤为突出，两人的风格影响了一大批画家。

东晋王珣伯远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水墨也在明代早期很好的传承下来，徐贲、刘珏、姚绶等人各有自己的造诣。之后取法宋元文人画传统，以沈周、文徵明为主力的吴派崛起，成为明中期以后画坛的顶流。吴派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最负盛名。

晚明画坛盟主董其昌大力提倡文人画，讲求笔墨，强调摹古以及南北宗论，对明末清初画坛产生重大影响。

明徐渭墨花九段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徐渭以天才的创造完成了水墨写意花鸟的历史性变革，他的花鸟作品以泼墨和狂草般的笔法纵情挥洒，奔放流动，带着极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对后来的朱耷、石涛、扬州八怪、吴昌硕影响至深。

明代私家收藏风气最盛的地方在东南一带，有华夏、文徵明、项元汴、王世贞、董其昌、钱谦益等人。

华夏，明中期著名鉴藏家，人称“江东巨眼”，与文徵明、祝允明等为至交。家藏金石书画多为精品真迹，筑“真赏斋”藏之，至今所见的钟繇《荐季直表》、王羲之《袁生帖》、颜真卿《刘中使帖》、《朱巨川告身帖》、黄庭坚《诸上座帖》等书迹，郭忠恕《雪霁江行图》、米友仁《云山图》、赵孟頫《秋郊饮马图》、王蒙《清卞隐居图》等绘画，皆曾为其收藏。

文徵明、其子文彭、文嘉擅长书画篆刻，也精于鉴藏，所收古书画名迹藏于停云馆中。文氏父子都是华夏“真赏斋”的常客，大鉴藏家项元汴也与文嘉兄弟往来。

唐怀素苦笋帖上海博物馆藏

项元汴家族累世巨富，他本人也不吝重金购藏历代珍品，江南名迹多入其手，他将藏品贮藏于“天籁阁”中。项元汴能书画，精鉴藏，是明代收藏首屈一指的人物。项元汴收藏的唐宋以来流传有序的名作甚多，法书如欧阳询《梦奠帖》、怀素《苦笋帖》、杜牧《张好好诗》帖、赵孟頫《洛神赋》、绘画如韩滉《五牛图》、扬无咎《四梅图》、李唐《采薇图》、马麟《层叠冰绡图》、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王蒙《稚川图》、王绎倪瓒合作《杨竹西小像》等。项元汴所用的印鉴之多也是前所未见，每得名迹就满幅印之，在他所藏书画前后拖尾加盖，有的多达几十方，成为他鉴藏的特色之一。清顺治二年，清军南下，项元汴宝藏尽被掠去，不少名作后来收为内府藏品。

清代皇家汇集了大量文物和艺术精品，藏品丰富，数量也超过前朝，尤其是乾隆年间，几乎囊括了所有民间佳品。康熙皇帝特别钟爱董其昌的作品，乾隆则花几十年时间搜寻马和之《豳风图》，到手后藏于学诗堂，收到韩滉《五牛图》后专门筑春藕堂藏之。内府各类藏品数量到乾嘉时期非常可观，因此才有《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编撰的大规模工程。

清廷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内府收藏的书画艺术珍品典籍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和编纂。康熙时，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十年仍未完成，雍正时，又命蒋廷锡主事方才竣工。乾隆年间专门开设四库全书馆，其中有纪晓岚、戴震、翁方纲等，担任编修者多达三百六十人，《四库全书》历时十五年才编纂完成。《石渠宝笈》经历初编、续编和三编，收录内府藏品数万件之多，至今具有研究价值和鉴藏价值。

商品经济的发展令书画古玩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化，如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城隍庙，天津的艺林阁，南京的夫子庙等等。书画收藏鉴赏家激增，如梁清标、孙承泽、高士奇、安崎、孙星衍、梁章钜、吴荣光等，都是赫赫有名的大收藏家，他们把购置书画作为财富贮存的一种方式。富商巨贾为附庸风雅，也争先收藏名人字画。

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合璧卷

清朝顺治年间，《富春山居图》到了江苏宜兴人吴洪裕的手中，视画如命的他临终前决定，让画陪伴自己而去。侄儿吴静庵将画作从大火中救了出来，开头的一部分被烧毁剩下部分成了两段。前段“剩山图”存于浙江博物馆，后段“无用师卷”1948年底被运到台湾后，一直馆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剩山图》作为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留在了杭州。

清代个人藏品首屈一指的要数和珅。和珅在乾隆时期任领侍卫内大臣、领班军机大臣等重要职位。乾隆死后十五天，仁宗赐和珅自尽，家产悉数被抄，其他财物不计，所藏古玩物品数量惊人。民间流传“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时人推断和珅所藏珍品约值八万万银两。

梁清标官至保和殿大学士、相国，在清初时收集了一大批宋元名迹，且多为真迹。所藏绘画如展子虔《游春图》、阎立本《步辇图》、周昉《簪花仕女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郭熙《窠石平远图》、李公麟《临韦偃放牧图》等。梁清标收藏闻名天下，有“收藏古书画家甲”之说。

北宋郭熙窠石平远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嘉庆之后，宫廷所藏精品大不如前。1860年英法联军入京，圆明园所藏珍宝被洗劫一空，顾恺之《女史箴图》由此运到伦敦。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更多宫廷书画损毁。

1911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一千二百余件精品被运出宫，散佚严重。这些古籍书画被运到长春，日本人为其专门修建了一幢小白楼用来保存。日本战败后，在长春的溥仪带着百余件书画珍品打算经沈阳前往日本，被苏联红军截获。其中有周昉《簪花仕女图》、唐摹《万岁通天帖》、黄筌《写生珍禽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140余件书画珍品，这批东西后来成为了辽宁省博物馆藏清宫散佚作品的主要部分，很多没有被带走的除了流落民间和海外，更多的是被彻底损毁。

民国时期著名鉴藏家有汪大燮、关冕钧、陈宝琛、郭葆昌、溥儒、张伯驹、张大千等。李平书的平泉书屋、吴湖帆的梅景书屋、何荔甫的田溪书屋也以藏品丰富得名于当时。因为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名画收藏经常易主，流动性极大，像过云楼、虚斋、张伯驹这样的大收藏家并不多见。

张伯驹收藏了展子虔《游春图》、陆机《平复帖》、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帖》、范仲淹《道服赞》、赵子昂《章草千字文》、赵佶《雪江归棹图》、马和之《节南山之行》等名作。这些字画倾注了张伯驹一生的心血，在购买展子虔《游春图》时，是他卖掉了北京最好的房产换得。1956年张伯驹把所有珍藏悉数捐给国家，这些作品已成为故宫的镇库之宝。

北宋崔白双喜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共分五批，记一万九千六百九十箱，六十二万件，在不到一百二十天里，五批文物被运往上海，后又辗转至南京朝天宫。由于战事不断，这批文物又分三批西迁，历时八年，行程万里，没有交通工具，艰难行走于四川蜀道。有滞留南京的三千多箱文物，沿路遭遇敌机轰炸，匪类打劫，最后大部分文物得以保存，堪称奇迹。

蒋介石本人热爱收藏，国民党退守台湾时，由于书画轻巧便于运输，将大量书画精品带走，如《唐人宫乐图》，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黄居寀《山鹧棘雀图》、崔白《双喜图》、李唐《万壑松风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等，如今藏于台北故宫。

书画收藏自古以来，从私藏到官藏，再从官藏变成私藏，不断经历被损毁、散失的命运，王朝不断更迭，它们也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又跌跌撞撞的和我们的文化一直延续着。
不管发生什么天灾还是战乱，存款会一夜间变成废纸，房屋会被焚毁，书画承载了几千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一直是上流阶层的珍藏首选，是名副其实的“软黄金”。
自古以来私人收藏都是书画收藏市场上不容小觑的力量，书画收藏从不只属于上流阶层，还属于我们所有人。热爱，没有门槛，每个人都能因为热爱而成为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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