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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艺术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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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多从绘画的角度认识黄宾虹，然而在当时，黄宾虹也是一位著名的印学家。黄宾虹一生撰写发表过五十多篇论印文章，数量之多，足令许多专门从事篆刻的印人汗颜。黄宾虹的印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在黄宾虹23岁到91岁的近七十年里，无论生活状况如何，也从未中断印论的写作，有时一年达到四篇。从其字里行间，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是认认真真把这当成学问来做的。这是非常专业的态度，只有将自己置于印学家的位置，而不是一个对篆刻有兴趣的画家位置才可能做到。就印学研究的生命跨度而言，黄宾虹至今仍保持领先地位。
其次，黄宾虹1886年撰《印述》，但未发表，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印论是《滨虹孱抹·叙摹印》，1907年起分四期连载于《国粹学报》。按赵志钧先生的推测，该文很可能就是在《印述》基础上修改而成。《叙摹印》的发表比黄宾虹第十篇画论《滨虹论画》还早一年，或许表明黄宾虹的理论研究首先在印学领域取得了进展。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
第三，黄宾虹印论的重点，偏于印章史学和古文字学，亦即偏于学术的方面，而于艺术性言之甚少。如1930年发表的《古印概论》，洋洋九千余言，详述文字蜕变之大因、名称施用之实证、形质制作之代异、谱录传世之提要、考证经史之阙误、篆刻名家之法古，却于古印的艺术成就、学习古印的技巧方法只字不提。1954年秋黄宾虹为《君匋印选》撰序，先把篆刻史浏览一遍，然后说：“君匋先生取法乎古锲而弗舍，力争美善，克循先民矩蠖而光大之，洵可知己”，仍未涉及对创作的分析。这是古代印论以史代论性格的延续。
黄宾虹谈论古代印章艺术，着墨不多，却常有精辟之论。他说：
模范熔铸，辄或千百，重在铢两，不在文字也。印则出令示信，常佩于尊者之身，或凿或刻或铸，使人辨别，非精美不可，故文字之可宝，当在鼎彝之上。
“部曲”、“军侯”、“刘胜”、“任贺”，累累数十，如出一范。
印谱传世，互相承袭。周秦玺文，最称奇诡。……西夏殊文、唐朱九叠、宋元玉押、文何印章，非不精工，过伤雕琢，宏古朴茂，实有不逮。
另外，他受扬州学派“以经证史”治学方法的影响，他提出的“以印证经”、“以印证史”的方法，在史学领域已经被广泛运用。他订正前人错失，如指出“罗雪堂言‘肖形印始于汉代’，犹未尽然。非后人之特过前人，古物出土日益多耳。”黄宾虹还认为，古印多为白文，乃是效仿青铜器的铸造术而产生的，“古昔陶冶，抑埴方圆，制作彝器，俱有模范。圣创巧述，宜莫先于治印，阳款阴识，皆由此出。”
黄宾虹的篆刻美学观，简单地说，就是他在《滨虹草堂古印谱叙》中提到的“兹崇邃古”。他称赞程穆倩“朱文仿秦小玺，最为奇古”，吴让之“颇为得秦汉遗意”，唐醉石“沉雄浑厚，深得汉人古趣”，都反映了他这种以古为美的印学观。
把“古意”作为衡量篆刻艺术品格高下的标志，这是明清流派印形成以来的传统观念，其出发点并不是纯粹的艺术立场，而有些倾向于学者特别是古印研究者的立场。这种观念，在文人参与治印的最初阶段有助于提升印章的文化品味，提高篆刻艺术和篆刻家的文化地位；然而若干年之后，原封不动的观念显然会对篆刻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阻碍。民国印坛“崇古”风气盛行，等别是沪、杭一带，工稳印风占了主流。这一方面因为秦汉印谱大量辑录出版，为篆刻家在实践上提供了榜样；另一方面则是许多文化人仍把篆刻视为书画的附庸，重视其“凭信”动能，不需要它在艺术上有太强的风格，因而舆论上为动力型的作品创造了市场。黄宾虹以其艺坛领袖的身份积极参与篆刻活动，为工稳印风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缺乏齐白石那种“胆敢独造”精神的民国沪、杭印坛再没能产生堪与吴昌硕比肩的大师，这是颇可遗憾的。
黄宾虹还有几桩在现代篆刻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事，值得一提：第一，1911年至1913年，黄宾虹与邓实编辑出版《美术丛书》，收入美术论著257种，包括印论18种。该书首次将古代零散传于民间的印证正式列入美术理论，显然是视篆刻为美术之一支。后人眼中，应为壮举。
第二，1926年黄宾虹倡导组织“金石书画艺观学会”（后易名为“中华艺术学会”），出版《艺观》杂志，每期都发表有关印事的论述。除了黄宾虹本人撰写的《篆刻新论》、《古印谱谈》、《滨虹草堂古印谱序》、《古玺用于陶器之文字》外，还发表了宣愚公《古玺通释考序》、罗振玉《玺印姓氏徵后跋》、陈直《汉封泥考略》等。《艺观》是我国较早发表印论的刊物，对印学研究成果的传播有积极意义。
第三，黄宾虹编著的《陶玺文字合证》于1930年在上海出版，书中将古陶文与古玺文作了对照研究，并指出古陶文字既可证实玺印之用，又足为书法源流之参考。在此之前，虽已有《铁云藏陶》、《德九存陶》、《铄砾斋三代古陶文字》等书面世，但说到对古陶文的研究性著作，这还是第二部。同年南京古物研究所在栖霞山发现古陶片，考古学家卫聚贤、方地山刚着手研究。而海外学者如意大利的麦北汉、英国的芬戴礼1935年才开始发掘分析。在考古学界，1937年林惠祥在新加坡参加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家大会时宣读的报告，被认为是第一篇专门研究古陶文的论文。因而黄宾虹1930年将古陶文引入印学研究领域，实在有开创之劫，无怪乎潘天寿也极为颂扬，称此书“在我国文化艺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
评价某个人物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艺术成就是重要的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因为，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于黄宾虹，我们正应作如是观。在晚清至民国这一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印学家们有着各自的文化立场和研究取向，他们从事篆刻活动的观念和方法不尽相同。黄宾虹在篆刻史上的意义，主要不在其自身创作，而在于他古印的收藏与辑录、印史的整理与钩沉等方面的工作业绩，是民国篆刻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影响。
黄苗子先生曾将赵之谦、吴昌硕、黄宾虹的绘画用笔比较后认为，如果说赵得力于魏碑、吴得力于石鼓的话，那么，黄宾虹则得力于钟鼎及汉印。这是切中肯綮的评价。世人皆言黄宾虹山水意境高古，殊不知其高古的审美旨趣来自于对上古器物的研究。苍茫浑朴的三代之气，竟慢慢渗透进黄宾虹的心中腕上，乃至成为推动其山水画风发展的因素之一。这样的结果，或许是黄宾虹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吧。
兹崇邃古：黄宾虹的古玺印美学观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兹崇邃古：黄宾虹的古玺印美学观
作者 | 李路平顾工
今人多从绘画的角度认识黄宾虹，然而在当时，黄宾虹也是一位著名的印学家。黄宾虹一生撰写发表过五十多篇论印文章，数量之多，足令许多专门从事篆刻的印人汗颜。黄宾虹的印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在黄宾虹23岁到91岁的近七十年里，无论生活状况如何，也从未中断印论的写作，有时一年达到四篇。从其字里行间，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是认认真真把这当成学问来做的。这是非常专业的态度，只有将自己置于印学家的位置，而不是一个对篆刻有兴趣的画家位置才可能做到。就印学研究的生命跨度而言，黄宾虹至今仍保持领先地位。
其次，黄宾虹1886年撰《印述》，但未发表，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印论是《滨虹孱抹·叙摹印》，1907年起分四期连载于《国粹学报》。按赵志钧先生的推测，该文很可能就是在《印述》基础上修改而成。《叙摹印》的发表比黄宾虹第十篇画论《滨虹论画》还早一年，或许表明黄宾虹的理论研究首先在印学领域取得了进展。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
第三，黄宾虹印论的重点，偏于印章史学和古文字学，亦即偏于学术的方面，而于艺术性言之甚少。如1930年发表的《古印概论》，洋洋九千余言，详述文字蜕变之大因、名称施用之实证、形质制作之代异、谱录传世之提要、考证经史之阙误、篆刻名家之法古，却于古印的艺术成就、学习古印的技巧方法只字不提。1954年秋黄宾虹为《君匋印选》撰序，先把篆刻史浏览一遍，然后说：“君匋先生取法乎古锲而弗舍，力争美善，克循先民矩蠖而光大之，洵可知己”，仍未涉及对创作的分析。这是古代印论以史代论性格的延续。
黄宾虹谈论古代印章艺术，着墨不多，却常有精辟之论。他说：
模范熔铸，辄或千百，重在铢两，不在文字也。印则出令示信，常佩于尊者之身，或凿或刻或铸，使人辨别，非精美不可，故文字之可宝，当在鼎彝之上。
“部曲”、“军侯”、“刘胜”、“任贺”，累累数十，如出一范。
印谱传世，互相承袭。周秦玺文，最称奇诡。……西夏殊文、唐朱九叠、宋元玉押、文何印章，非不精工，过伤雕琢，宏古朴茂，实有不逮。
另外，他受扬州学派“以经证史”治学方法的影响，他提出的“以印证经”、“以印证史”的方法，在史学领域已经被广泛运用。他订正前人错失，如指出“罗雪堂言‘肖形印始于汉代’，犹未尽然。非后人之特过前人，古物出土日益多耳。”黄宾虹还认为，古印多为白文，乃是效仿青铜器的铸造术而产生的，“古昔陶冶，抑埴方圆，制作彝器，俱有模范。圣创巧述，宜莫先于治印，阳款阴识，皆由此出。”
黄宾虹的篆刻美学观，简单地说，就是他在《滨虹草堂古印谱叙》中提到的“兹崇邃古”。他称赞程穆倩“朱文仿秦小玺，最为奇古”，吴让之“颇为得秦汉遗意”，唐醉石“沉雄浑厚，深得汉人古趣”，都反映了他这种以古为美的印学观。
把“古意”作为衡量篆刻艺术品格高下的标志，这是明清流派印形成以来的传统观念，其出发点并不是纯粹的艺术立场，而有些倾向于学者特别是古印研究者的立场。这种观念，在文人参与治印的最初阶段有助于提升印章的文化品味，提高篆刻艺术和篆刻家的文化地位；然而若干年之后，原封不动的观念显然会对篆刻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阻碍。民国印坛“崇古”风气盛行，等别是沪、杭一带，工稳印风占了主流。这一方面因为秦汉印谱大量辑录出版，为篆刻家在实践上提供了榜样；另一方面则是许多文化人仍把篆刻视为书画的附庸，重视其“凭信”动能，不需要它在艺术上有太强的风格，因而舆论上为动力型的作品创造了市场。黄宾虹以其艺坛领袖的身份积极参与篆刻活动，为工稳印风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缺乏齐白石那种“胆敢独造”精神的民国沪、杭印坛再没能产生堪与吴昌硕比肩的大师，这是颇可遗憾的。
黄宾虹还有几桩在现代篆刻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事，值得一提：第一，1911年至1913年，黄宾虹与邓实编辑出版《美术丛书》，收入美术论著257种，包括印论18种。该书首次将古代零散传于民间的印证正式列入美术理论，显然是视篆刻为美术之一支。后人眼中，应为壮举。
第二，1926年黄宾虹倡导组织“金石书画艺观学会”（后易名为“中华艺术学会”），出版《艺观》杂志，每期都发表有关印事的论述。除了黄宾虹本人撰写的《篆刻新论》、《古印谱谈》、《滨虹草堂古印谱序》、《古玺用于陶器之文字》外，还发表了宣愚公《古玺通释考序》、罗振玉《玺印姓氏徵后跋》、陈直《汉封泥考略》等。《艺观》是我国较早发表印论的刊物，对印学研究成果的传播有积极意义。
第三，黄宾虹编著的《陶玺文字合证》于1930年在上海出版，书中将古陶文与古玺文作了对照研究，并指出古陶文字既可证实玺印之用，又足为书法源流之参考。在此之前，虽已有《铁云藏陶》、《德九存陶》、《铄砾斋三代古陶文字》等书面世，但说到对古陶文的研究性著作，这还是第二部。同年南京古物研究所在栖霞山发现古陶片，考古学家卫聚贤、方地山刚着手研究。而海外学者如意大利的麦北汉、英国的芬戴礼1935年才开始发掘分析。在考古学界，1937年林惠祥在新加坡参加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家大会时宣读的报告，被认为是第一篇专门研究古陶文的论文。因而黄宾虹1930年将古陶文引入印学研究领域，实在有开创之劫，无怪乎潘天寿也极为颂扬，称此书“在我国文化艺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
评价某个人物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艺术成就是重要的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因为，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于黄宾虹，我们正应作如是观。在晚清至民国这一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印学家们有着各自的文化立场和研究取向，他们从事篆刻活动的观念和方法不尽相同。黄宾虹在篆刻史上的意义，主要不在其自身创作，而在于他古印的收藏与辑录、印史的整理与钩沉等方面的工作业绩，是民国篆刻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影响。
黄苗子先生曾将赵之谦、吴昌硕、黄宾虹的绘画用笔比较后认为，如果说赵得力于魏碑、吴得力于石鼓的话，那么，黄宾虹则得力于钟鼎及汉印。这是切中肯綮的评价。世人皆言黄宾虹山水意境高古，殊不知其高古的审美旨趣来自于对上古器物的研究。苍茫浑朴的三代之气，竟慢慢渗透进黄宾虹的心中腕上，乃至成为推动其山水画风发展的因素之一。这样的结果，或许是黄宾虹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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