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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行说善本:如何鉴定北宋版刻?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陈先行说善本:如何鉴定北宋版刻?


以下文章来源于澎湃私家历史 ,作者澎湃私家历史
当今存世宋本约三千余部,除佛经而外,北宋本不到二十部,其价值不言而喻。因为少,所以过往对北宋版刻缺乏研究,或将南宋本当北宋本,也有将北宋本当南宋本。对前一种错误,我们现在不难纠正,比如上图所藏南宋蜀刻本《杜荀鹤文集》、江西刻本《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旧时都曾经被定为北宋本,后来随着人们认识提高而改定为南宋刻本。而要纠正将北宋本当南宋本的错误,难度就比较大了,这不仅仅是鉴定上的难度,更是因为人们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一开始就抱怀疑甚至抵触的态度。比如翁氏藏书中的《长短经》,由于一直被视为南宋本,尤其经过四库馆臣的鉴定,后人便习惯性地沿其思路寻找刊刻于南宋的凭据,反而将诸多较为明显的刊刻于北宋的特征忽略了。所以我说,上图花450万美金单单买一部《长短经》就值了,其余众多善本都是翁万戈先生“白送的”。由此看来,我们应该把对北宋本的鉴定研究,当作当今版本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谓之填补前人空白,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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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南宋蜀刻本《杜荀鹤文集》书影
 
我在这里要介绍的两部北宋本,一部是藏于日本京都东福寺的《释氏六帖》;另一部是在2015年曾上过北京卓德拍卖公司秋拍,最终被海上枫江书屋主人慧眼收得的《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
 
《释氏六帖》是一部仿《白氏六帖》体例的佛教类书,编纂者为后周齐州开元寺高僧义楚。全书共有十二卷。2001年,该书作为柳田圣山、椎名宏雄两位日本学者所编《禅学典籍丛刊》之一,由日本临川书店影印出版,书名题作《义楚六帖》,定为南宋刻本。2008年,现为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的陈捷女史来上图看书,我无意中看到她携带此书的若干叶复印件,其版刻字体为较狭长的欧体字,当即对她说:“这很可能是北宋本,其字体与包括《长短经》在内的多部欧体北宋本十分相像,若有机会去日本,一定要看看原书。”2009年冬,我获得了访日三个月的机会,以为到了那里就可以看到书,其实不然。由于此书向来深藏不露,日本专家学者极少有人经眼,据说连撰写影印本出版说明的椎名宏雄先生也只是看了胶卷摄制件。故我到日本后只能先以影印本“过过眼瘾”。不意翻阅一过,有所发现。
 
此本以策(即册)分卷,前三卷刊刻稍显粗糙,形制无定,版心所刻书名卷数或题“卷”,或题“策”,或阴文,或阳文,间有鱼尾,黑口;从第四卷开始,直至第十二卷,版心仅题策数,无鱼尾,基本白口,形制统一。据卷末北宋崇宁二年(1103)越州开元寺僧履坦刻书题跋云,此本先事校刻四策,因资金不济中辍,后经多方化缘才得以续刻毕功。所言虽与版刻面貌稍有出入,但大致相符(后来续刻第五卷至第十二卷,依第四卷版式刊刻);且其玄、朗、敬、弘、殷、匡、贞等字缺笔避讳,虽不甚严谨,但南宋庙讳皆不避,故履坦之跋文并非后来翻刻,定此本为北宋崇宁二年刊刻应无问题。然而,此非崇宁初印之本,视其书版有剜改,漫漶处或修版或整叶补刻,则刷印很可能晚至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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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氏六帖》(书名剜改为“义楚六帖”)影印本
 
日本学界过去一直称此书为《义楚六帖》,不是因作者之名的俗称,而是该本卷端与卷末皆明确题作“义楚六帖”。然经谛审,我发觉各卷“义楚”两字业经剜改,不仅留有剜改痕迹,而且“义楚”两字系柳体字,与“六帖”两字及正文之欧体字迥不相同。该书卷首有义楚《进释氏六帖表》,卷末有义楚《释氏六帖后序》、胡正《释氏纂要六帖后序》、履中《重开释氏六帖后序》,则被剜两字应为“释氏”,原书名实为《释氏六帖》。
 
此外,对该本之修补情况,之前日本学者似乎也没有留意。从影印本看,至少有一个特征非常明显,那就是凡修补之版多为柳体字,和卷端剜改之“义楚”两字字体相类。与之相关者,此本绝大部分版面没有刻工名,个别镌有刻工者亦仅单字,姓名全者只有朱监一人。他们虽未见诸别本,难以查核,但同样有一特征,即凡有刻工之书叶,都是后来补版。因此,朱监等刻工即便能够查明,也只能证实修补版的年代,而非原刻年代,从字体看,他们很可能是南宋时期的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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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氏六帖》影印本上的刻工朱监
 
在陈捷与京都大学梶浦晋先生的帮助下,我有幸于2009年12月19日及2013年3月4日两度前往东福寺观览原本。第一次只允许看两小时,即上午九点半至十一点半,仅看了四册,即全书的三分之一。但临走前我较为肯定地告诉对方,此本应刊刻于北宋,对方听罢眼睛一亮,承诺以后有机会让我看完全书。不久,日本著名版本学家尾崎康听陈捷说我将该书定为北宋本,认为我看高了,于是四年之后,我便请尾崎先生一同前往,此番看了一整天。如果说第一次看原本只是与之前看影印本所得粗相印证,那么过了近四年后再看原本,则有了新的认识。此本的修补版面貌不一,即便有刻工者,也有异同。如卷六第六十一叶版心有刻工“仁”字,其版框明显小于原刻,且为四周单边,与原刻左右双边者不同,而有刻工朱监之叶,其版框则与原刻相同。又修补版之写刻也有优劣,优者如卷五第八、十一叶,若非仔细辨识,可能会忽略应属补版之叶;劣者如卷九第二十一叶,如不知此书背景,仅以经验,定为明代补版似无疑问。这些现象除了推断此本可能不止一次修补外,还让我想到,存世的有些宋刻元修本或宋刻元明递修本是否会有鉴定问题,因为有的修补后印本,并没有像明代南京国子监的三朝版那样有明确的证据,而是前人凭其字体不同、修补之版刻往往差于原刻,从而做出元修或元明递修的判断。这种以有限经验做出的判断是否正确呢?换言之,这些本子是否应当重新进行鉴定呢?因为这部《释氏六帖》,连同东福寺所藏一批其它汉籍,是日本辨圆和尚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从中国带至日本,藏于东福寺普门院的,其修补之版再差,也在淳祐元年之前。
 
接下来讲另一部北宋本《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2009年以前,我尚未见到过正宗颜书《麻姑仙坛记》字体与柳书《玄秘塔》字体的宋刻本。自从2009年11月访问日本,相继在宫内厅书陵部、京都博物馆看到宋版精美颜体小字本《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绍兴三年浙江四明刻本)、大字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详刻书年月与刊刻地),始知之前所见包括北宋《开宝藏》、南宋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在内的所有两宋蜀刻本,其所谓颜体字都有所变异;同时也了解到,宋代浙江刻书,并非清一色采用欧体字。因此,当2014年底西泠拍卖行征集到浙刻本《妙法莲花经入注》一书时,就其精美的颜书字体,结合其他相关依据,我认为该本刊刻于北宋末年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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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杭州刻本《妙法莲花经入注》书影
 
而在此之前,早在2000年上海图书馆购藏翁氏藏书时,因研究《长短经》的版刻,我已注意到北宋版的欧体字本与南宋版的欧体字本存在差异。而在日本,先后经眼了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孝经》《通典》,大阪杏雨书屋收藏的《史记集解》,京都东福寺收藏的《释氏六帖》、名古屋真福寺收藏的《礼部韵略》等多部北宋本,以及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北宋本《姓解》,了解到北宋版的欧体字多呈偏狭长形,而南宋版的欧体字(主要是浙刻本),除极个别南宋初翻刻北宋本尚保留底本旧貌外,字体大多已趋方形。那么,以前版本学家们所谓浙刻本“字体方整”的说法,只能说符合南宋浙本的大致面貌,北宋本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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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北宋本《通典》书影
 
在认识到北宋及个别南宋初之欧体、颜体字刻本有不同于常见南宋刻本之字体后,有种直觉长期萦绕不去,即历史上应该也有正宗柳体字的北宋版流传。而这部由昭庆寺省常上人辑刻的《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卷首那篇大中祥符二年(1009)太常博士通判信州骑都尉钱易撰写的《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总序》,正是正宗的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字体,其余目录、序文、碑铭、正文皆《麻姑仙坛记》字体。若将常见南宋福建刻本流行之柳体字与钱易序文字体相较,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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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总序》书影  
 
从文本角度判断,此书所收九十人之入西湖昭庆寺莲社诗歌,皆作于北宋淳化元年(990)至景德三年(1006)之间。苏易简之序撰于淳化二年(991),宋白之结社碑铭撰于淳化元年,丁谓之序撰于景德三年,而钱易的总序最后完成,因此,大中祥符二年既是编纂成集的最后之年,应当亦是该书付刻之时。因钱易的序文写于该年十一月,完成雕版未必在同一年,但相去不会很远。而若从出现颜、柳字体异同,尤其是唯独钱易之序文刻以柳字的情况分析,还有一种可能或许更加符合版刻实际面貌,即在钱序撰成之前,该书不但已经编成,而且在钱易送交序文之时,雕版亦已毕功,则钱易之序为后来增刻。这从该书目录未列钱序也可看出端倪,如果包括钱序在内的全书文字同时刊刻,似无变换字体之必要,因为这些序文等并非著者手书上版。故钱序以柳字面貌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这种偶然适成该序文系后来增刻之明证。由此我甚至认为,即使没有钱氏撰写总序,该书本已成立,故当初很可能已先事开印。世上曾有无钱氏序文之印本流传也未可知,因为这种现象在雕印古籍的流传中并不鲜见,只是久淹无闻。就我目前的经验,这种正宗颜、柳字体同时呈现于一书的宋版,于南宋刻本向所未见,没有刊刻于南宋或更后翻刻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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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书影
 
当然,仅就此本之成书年代及字体变化特点断定为北宋本,尚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人们对宋版字体的接受,还停留在对版本学的传统认识之上。因此,能否找到其他同样“硬性”的凭据证明其确为北宋本,是人们最为关注者。虽然迄今没有发现该书有别本单行流传,相关的文献也很缺乏。但细加检览,我发觉原书有一种极易被人熟视无睹的现象,实亦该本至迟刊刻于大中祥符年间的有力证据:该书的序文及大多诗歌文字之刊刻,凡遇佛、法席、宝偈、省常、昭庆寺、白莲社、华严浄行品、朝廷、君王以及三公四辅相关诗社成员等词语,个别作空格抬头,更多的是跳行抬头,以示尊敬。有的从形式上看似未作抬头,然对须表示尊敬之词,特意作了每行字数的调整处理,使其位于行首,实收抬头之效。如钱易之序文,一般每行16字,但“旧相右丞河内向公首缀风骚,相继百数,以国辅之重、辞臣之望”句,为使“国辅”二字抬头,之前一行刻有十七字。因此,该书行字不等者,每出于抬头之需,非率意而为也。然而,也有十数家入社诗遇上述敬词不作抬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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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中的跳行抬头
 
关于在同一部书中出现空格与跳行抬头、变更行字抬头以及不作抬头三种情况,我的认识是,省常刊刻此集,并未求版式行款的齐整划一而刻意对文字作形式上的编排调整。换言之,他是直接根据序文及入社诗的原稿面貌刊刻的。而且遇敬字抬头并非一律,或有遇此词抬头而他词不抬头者,或有遇他词抬头而此词不抬头者,这也是对原稿未作调整统一的反映。至于更改行字以达抬头目的的情况,也并非省常故意所为,而是一依原稿行款,即原稿看似未换行抬头,实际上是抬头的,为了迎合原稿行文形式,不得不作变更行字处理。省常如此做法极为聪明,也很合理,既表示对作者来稿的绝对尊重,又能藉此真实客观反映当时入社诸人对佛教、结社及省常本人的态度,而后者是省常乐见的,这为其通过结社达到儒佛交融的目的作了最好的宣传。正因为省常采取如此编刻之法,不经意中却为该本乃省常(959—1020)生前所刻,即该本是此书的原刻本作了最好的证明。如果是后来翻刻,人事、朝代既已变迁,则不可能再出现这种版面“杂乱”的情况,其版式行款也必然会作出相应的调整。
 
由此想到,通常治版本者对行款都很重视,行款不同,意味着本子不同,版本系统可能也不同。然而,对同一本子出现的行字不同现象,人们往往不重视,或以为是刻书者率意而为,或以为是修补版造成,于其产生原因缺乏由表及里的了解。这部北宋本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行字不等在鉴定版本中也是不能忽略的,很可能是定夺系原刻抑或翻刻的一个重要依据。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本文整理自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创办的“观止讲堂”,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先行讲解善本古籍。
 
陈先行,195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溧水。1973年入职上海图书馆,从顾廷龙、潘景郑先生习版本、金石之学,长期司事古籍编目与版本鉴定。曾为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访问学者,编著(包括与人合作)有《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明清稿抄校本鉴定》《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等。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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