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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康成是文学里无限柔软的象征。”
新出的这册《哀愁：川端康成散文选》展现了一个小说之外的川端康成。他的散文平实素雅，体现着一种独特的日本美意识和东方美学意趣，笔墨所涉及的山水风情、犬鸟动植物，描写细腻，热情洋溢。
卡哈拉·希尔顿饭店的玻璃杯的闪光，将作为一个鲜明的象征，终生铭刻在我的心里，使我永远记住被称为常夏的乐园的夏威夷或檀香山的光辉的太阳，明朗的天空，艳丽的海色，碧绿的树林。
正当那玻璃杯底边的光亮令我赏心悦目的时候，杯体上映着的一片朝晖，也渐次进入了我的眼帘。它不像杯底那样强烈，是一片隐约而柔和的光。在阳光灿烂的夏威夷，使用“隐约”这个日本式的词儿，也许不尽相称。
然而，这杯体上的光线毕竟和底边的那一点光亮不同，它顺着和缓的坡度向玻璃表面扩大开来。这两种光虽然各不相干，但都是那般清莹、美丽。夏威夷丰盈而明媚的太阳，也许得益于清爽而澄洁的大气吧。当我看到屋角餐桌上备用的那堆玻璃杯上朝阳的光辉，大有一番感受之后，为了歇息一下眼睛，便朝阳台餐厅望去。客桌上的玻璃杯已经盛进了水或冰，那玻璃杯体连同里边的水或冰，都映射着早晨的太阳，显得十分深沉，晃动着各种微妙的光亮。这种光亮依然是清莹、美丽的，你若不注意就发现不了它。
但是，我在阳台餐厅里却发现了朝阳映射玻璃杯的美景，确确实实地看到了。这美景是我的初遇。以往，我不曾记得在哪里看见过。然而，不正是这样的邂逅反映着文学，反映着人生吗？这样说或许过于抽象过于夸张了吧？似乎有一点儿，但也不见得。我至今走过了七十年的人生历程，才在这里初次发现阳台玻璃杯上的这种闪光，并且有所感受。
饭店的人恐怕未曾想到玻璃的闪光会产生如此美的效果，才把杯子堆放在那里的吧。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我竟然会由此而感觉出美来吧。我自己过分惦念着这种美，心中已成了习惯，老是思忖：“今天早晨会怎么样呢？”再一看那堆玻璃杯，情况就不同了。
说得详细一点，刚才我讲到了倒扣着的杯底圆弧的某一点上，散射着星星般的光亮，但其后经反复观察，因时间不同，角度不同，那星星般的光亮不止一处，而是好多处都有，也不光在杯底的边缘上，就连杯体的表面也闪着星星般的光亮了。那么，底边上仅有的一点星星般的光亮，是我的错觉或幻影吗？不，既有闪射一点星光的时候，也有群星灿烂、较之一点星光更加美丽的时候。然而，对于我来说，那最初看到的一星光亮才算是最美的。在文学里，在人生里，抑或也有这样的情形吧。
要是从《源氏物语》开始谈起就好了，可以用简短的语言描写玻璃杯的闪光，或者用俳句和短歌加以吟唱。然而，我在此时此地发现朝阳映射玻璃杯的美景，并运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我的感受，也能够使我心满意适。
当然，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也会有类似玻璃杯一般的美景，但是与此完全一致的美景，恐怕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再也不会发生，至少我以前未曾见过。这也许可以称为“一期一会”吧。
海面某处直立的彩虹，月晕般卷裹着月亮的圆形彩虹，这些美丽的传闻，都是我在夏威夷从一位从事俳句创作的日本人那里听到的。据说他在夏威夷也想编一本夏威夷岁时记，这罕见的两种彩虹都是夏天的季题，可以写出“海上听风雨，夜半望飞虹”这样的句子，也许还有更贴切的词儿。
遍地皆绿，时时皆绿，去岁到今年。
作为描写夏威夷“冬绿”的俳句也许可以说得过去，因为这本来是今年元旦在意大利索兰特半岛写的一首。那时我离开落叶飘零、一派冬枯景象的日本，飞过北极上空，在瑞典住了十天。这里，太阳只低低地贴着地平线爬行了一会儿便沉没了，白昼甚为短暂。
此后，又经过同样寒冷的英国、法国，来到意大利南部的索兰特半岛。仲冬时节，我眼里的森林、草木几乎一片青翠，游目骋怀，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街道树木上的橘子，染上浓浓的朱红色。
日本的物语文学，到了《源氏物语》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军记文学到了《平家物语》（1201—1221年左右成书）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浮世草子到了井原西鹤（1642—1693）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俳谐到了松尾芭蕉（1644—1694）出现了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
还有，水墨画到了雪舟（1420—1506）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宗达、光琳派绘画到了俵屋宗达（桃山时代，十六世纪后半叶—十七世纪初叶）和尾形光琳（元禄时代，十七世纪后半叶），或者说到了宗达时期已经出现高峰，因而也到了极限。
我主要是写小说的，在今天，小说果真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艺术和文学吗？倘若如此，不免有这样的疑问：小说的时代不正在离去吗？或者说文学的时代不正在离去吗？纵观今日西洋小说，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而且，日本移入西洋文学约有百年，这时期的文学就其日本风格来讲，尚未达到王朝时期的紫式部或元禄时期芭蕉那样高的水平，就开始衰退削弱下去了。或者说，日本文学将来还会有上升期，今后还会产生新的紫式部和新的芭蕉，倘若如此，这倒是值得庆幸的。
芭蕉遭际时代的恩惠，是那个时代发扬和培育了他的才能。他为众多的贤良弟子所敬慕，被世人所承认和尊崇。尽管如此，他在《奥州小道》这部旅行记中的一角写着“死于道路，此乃天命”的话。
道上无行人，秋日已黄昏，
当此秋深时，邻人作何事？
芭蕉在最后的旅行中写下了这样的俳句：
旅途抱病日，枯野梦中游。
他就是这样在行旅之中写下这首辞世歌的。
关于这些，过去也十分明了，从前也有人说过，但是对于我却是新发现，或者说变得更加确定无疑了。那么，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差异，用一句话如何说呢？紫式部有一颗流贯到芭蕉的日本的心；清少纳言所具有的只是别一种日本的心。一言带过，旁人也许会对我这话产生疑问和误解，或提出反驳，那也只好悉听尊便了。
根据我的经验，对待自己的作品也罢，对待今人古人的作品也罢，其鉴赏、评价常随时世而转变。有大转变，也有小转变。始终一贯坚持相同论点的文艺批评家，要么是伟人，要么是傻瓜。
也许过了些时候，我又把清少纳言同紫式部相提并论，这种可能不是绝对没有。我在少年时代不明事理，只是顺手拿起《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读着。当我放下《源氏物语》转向《枕草子》的时候，顿时觉得赏心悦目起来。
也许因为这个，有的评论家认为我的文风与其说是从《源氏物语》毋宁说是从《枕草子》受到了影响。后世的连歌和俳谐，在语言表现上，和《枕草子》也许有比《源氏物语》更多共通的地方。不过，后世文学所仰慕学习的当然不是《枕草子》，而是《源氏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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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檀香山卡哈拉·希尔顿饭店，第一次认真研读了山本健吉（1907—1988）在《芭蕉》一书中对“我与近江人，共惜春归去”这首俳句的评释。
据说芭蕉写这首俳句不是在沿东海道上行的时候，而是从伊贺来到近江的大津的时候。《猿蓑》里标着“惜春望湖水”的题词，也载有“志贺唐崎泛扁舟，人人相谈春之暮”题词的真迹。再者，“近江人”的“人”似乎也有着某种人事上的关系。可是当我从山本健吉的评释里抽出这段颇合我意的话之后，又发现他还写道：
关于这首俳句，《去来抄》（向井去来，1651—1704）上有下面的传说。“先师曰：尚白（江左尚白，1650—1722）难之：近江应为丹波，晚春亦当岁暮。汝以为如何？去来曰：尚白所难非当。湖水朦胧而生惜春之情。今日奉侍尤佳。先师曰：然也，此国古人之爱春绝不亚于京都。去来曰：此一语贯我心中。若岁暮于近江，安能有此感乎？若晚春在丹波，亦难有此种情感。风光感人，诚哉斯言。先师曰：汝去来堪同我共论风雅。殊更悦之。”《枭日记》（各务支考，1665—1731）元禄十一年七月十二日“牡丹亭夜话”条中有同样的记载，最后记着去来的话：“风流自在其中。”支考也说：“当知其中之事。”
“风流自在其中”中的“其中”，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场景，是上天的惠予，若能知“其中”，则可以说是美之神的馈赠。
“我与近江人，共惜春归去。”只不过是一首平常的俳句，但因为场景是“近江”，时候是“晚春”，这里就有着芭蕉对美的发现与感受。
其他场景，比如“丹波”，其他时节，比如“岁暮”，就不会像这首俳句富于生命力。如改成“我与近江人，共惜岁已暮”，便没有“我与近江人，共惜春归去”的意趣。
长年以来，我抛开芭蕉写作此句的本意，仅凭自己的感受解释这首俳句，但总觉得“春逝”和“近江”在芭蕉的心中是相通的。诸位可以认为我这是强辩或者诡辩。
（选自雅众文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哀愁：川端康成散文选》，由著名翻译家陈德文翻译。）
川端康成| 风流在于发现存在的美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川端康成| 风流在于发现存在的美
“川端康成是文学里无限柔软的象征。”
新出的这册《哀愁：川端康成散文选》展现了一个小说之外的川端康成。他的散文平实素雅，体现着一种独特的日本美意识和东方美学意趣，笔墨所涉及的山水风情、犬鸟动植物，描写细腻，热情洋溢。
美的存在与发现
by 川端康成
卡哈拉·希尔顿饭店的玻璃杯的闪光，将作为一个鲜明的象征，终生铭刻在我的心里，使我永远记住被称为常夏的乐园的夏威夷或檀香山的光辉的太阳，明朗的天空，艳丽的海色，碧绿的树林。
正当那玻璃杯底边的光亮令我赏心悦目的时候，杯体上映着的一片朝晖，也渐次进入了我的眼帘。它不像杯底那样强烈，是一片隐约而柔和的光。在阳光灿烂的夏威夷，使用“隐约”这个日本式的词儿，也许不尽相称。
然而，这杯体上的光线毕竟和底边的那一点光亮不同，它顺着和缓的坡度向玻璃表面扩大开来。这两种光虽然各不相干，但都是那般清莹、美丽。夏威夷丰盈而明媚的太阳，也许得益于清爽而澄洁的大气吧。当我看到屋角餐桌上备用的那堆玻璃杯上朝阳的光辉，大有一番感受之后，为了歇息一下眼睛，便朝阳台餐厅望去。客桌上的玻璃杯已经盛进了水或冰，那玻璃杯体连同里边的水或冰，都映射着早晨的太阳，显得十分深沉，晃动着各种微妙的光亮。这种光亮依然是清莹、美丽的，你若不注意就发现不了它。
但是，我在阳台餐厅里却发现了朝阳映射玻璃杯的美景，确确实实地看到了。这美景是我的初遇。以往，我不曾记得在哪里看见过。然而，不正是这样的邂逅反映着文学，反映着人生吗？这样说或许过于抽象过于夸张了吧？似乎有一点儿，但也不见得。我至今走过了七十年的人生历程，才在这里初次发现阳台玻璃杯上的这种闪光，并且有所感受。
饭店的人恐怕未曾想到玻璃的闪光会产生如此美的效果，才把杯子堆放在那里的吧。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我竟然会由此而感觉出美来吧。我自己过分惦念着这种美，心中已成了习惯，老是思忖：“今天早晨会怎么样呢？”再一看那堆玻璃杯，情况就不同了。
说得详细一点，刚才我讲到了倒扣着的杯底圆弧的某一点上，散射着星星般的光亮，但其后经反复观察，因时间不同，角度不同，那星星般的光亮不止一处，而是好多处都有，也不光在杯底的边缘上，就连杯体的表面也闪着星星般的光亮了。那么，底边上仅有的一点星星般的光亮，是我的错觉或幻影吗？不，既有闪射一点星光的时候，也有群星灿烂、较之一点星光更加美丽的时候。然而，对于我来说，那最初看到的一星光亮才算是最美的。在文学里，在人生里，抑或也有这样的情形吧。
要是从《源氏物语》开始谈起就好了，可以用简短的语言描写玻璃杯的闪光，或者用俳句和短歌加以吟唱。然而，我在此时此地发现朝阳映射玻璃杯的美景，并运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我的感受，也能够使我心满意适。
当然，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也会有类似玻璃杯一般的美景，但是与此完全一致的美景，恐怕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再也不会发生，至少我以前未曾见过。这也许可以称为“一期一会”吧。
海面某处直立的彩虹，月晕般卷裹着月亮的圆形彩虹，这些美丽的传闻，都是我在夏威夷从一位从事俳句创作的日本人那里听到的。据说他在夏威夷也想编一本夏威夷岁时记，这罕见的两种彩虹都是夏天的季题，可以写出“海上听风雨，夜半望飞虹”这样的句子，也许还有更贴切的词儿。
遍地皆绿，时时皆绿，去岁到今年。
作为描写夏威夷“冬绿”的俳句也许可以说得过去，因为这本来是今年元旦在意大利索兰特半岛写的一首。那时我离开落叶飘零、一派冬枯景象的日本，飞过北极上空，在瑞典住了十天。这里，太阳只低低地贴着地平线爬行了一会儿便沉没了，白昼甚为短暂。
此后，又经过同样寒冷的英国、法国，来到意大利南部的索兰特半岛。仲冬时节，我眼里的森林、草木几乎一片青翠，游目骋怀，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街道树木上的橘子，染上浓浓的朱红色。
日本的物语文学，到了《源氏物语》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军记文学到了《平家物语》（1201—1221年左右成书）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浮世草子到了井原西鹤（1642—1693）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俳谐到了松尾芭蕉（1644—1694）出现了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
还有，水墨画到了雪舟（1420—1506）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宗达、光琳派绘画到了俵屋宗达（桃山时代，十六世纪后半叶—十七世纪初叶）和尾形光琳（元禄时代，十七世纪后半叶），或者说到了宗达时期已经出现高峰，因而也到了极限。
我主要是写小说的，在今天，小说果真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艺术和文学吗？倘若如此，不免有这样的疑问：小说的时代不正在离去吗？或者说文学的时代不正在离去吗？纵观今日西洋小说，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而且，日本移入西洋文学约有百年，这时期的文学就其日本风格来讲，尚未达到王朝时期的紫式部或元禄时期芭蕉那样高的水平，就开始衰退削弱下去了。或者说，日本文学将来还会有上升期，今后还会产生新的紫式部和新的芭蕉，倘若如此，这倒是值得庆幸的。
芭蕉遭际时代的恩惠，是那个时代发扬和培育了他的才能。他为众多的贤良弟子所敬慕，被世人所承认和尊崇。尽管如此，他在《奥州小道》这部旅行记中的一角写着“死于道路，此乃天命”的话。
道上无行人，秋日已黄昏，
当此秋深时，邻人作何事？
芭蕉在最后的旅行中写下了这样的俳句：
旅途抱病日，枯野梦中游。
他就是这样在行旅之中写下这首辞世歌的。
关于这些，过去也十分明了，从前也有人说过，但是对于我却是新发现，或者说变得更加确定无疑了。那么，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差异，用一句话如何说呢？紫式部有一颗流贯到芭蕉的日本的心；清少纳言所具有的只是别一种日本的心。一言带过，旁人也许会对我这话产生疑问和误解，或提出反驳，那也只好悉听尊便了。
根据我的经验，对待自己的作品也罢，对待今人古人的作品也罢，其鉴赏、评价常随时世而转变。有大转变，也有小转变。始终一贯坚持相同论点的文艺批评家，要么是伟人，要么是傻瓜。
也许过了些时候，我又把清少纳言同紫式部相提并论，这种可能不是绝对没有。我在少年时代不明事理，只是顺手拿起《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读着。当我放下《源氏物语》转向《枕草子》的时候，顿时觉得赏心悦目起来。
也许因为这个，有的评论家认为我的文风与其说是从《源氏物语》毋宁说是从《枕草子》受到了影响。后世的连歌和俳谐，在语言表现上，和《枕草子》也许有比《源氏物语》更多共通的地方。不过，后世文学所仰慕学习的当然不是《枕草子》，而是《源氏物语》。
-
我在檀香山卡哈拉·希尔顿饭店，第一次认真研读了山本健吉（1907—1988）在《芭蕉》一书中对“我与近江人，共惜春归去”这首俳句的评释。
据说芭蕉写这首俳句不是在沿东海道上行的时候，而是从伊贺来到近江的大津的时候。《猿蓑》里标着“惜春望湖水”的题词，也载有“志贺唐崎泛扁舟，人人相谈春之暮”题词的真迹。再者，“近江人”的“人”似乎也有着某种人事上的关系。可是当我从山本健吉的评释里抽出这段颇合我意的话之后，又发现他还写道：
关于这首俳句，《去来抄》（向井去来，1651—1704）上有下面的传说。“先师曰：尚白（江左尚白，1650—1722）难之：近江应为丹波，晚春亦当岁暮。汝以为如何？去来曰：尚白所难非当。湖水朦胧而生惜春之情。今日奉侍尤佳。先师曰：然也，此国古人之爱春绝不亚于京都。去来曰：此一语贯我心中。若岁暮于近江，安能有此感乎？若晚春在丹波，亦难有此种情感。风光感人，诚哉斯言。先师曰：汝去来堪同我共论风雅。殊更悦之。”《枭日记》（各务支考，1665—1731）元禄十一年七月十二日“牡丹亭夜话”条中有同样的记载，最后记着去来的话：“风流自在其中。”支考也说：“当知其中之事。”
“风流自在其中”中的“其中”，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场景，是上天的惠予，若能知“其中”，则可以说是美之神的馈赠。
“我与近江人，共惜春归去。”只不过是一首平常的俳句，但因为场景是“近江”，时候是“晚春”，这里就有着芭蕉对美的发现与感受。
其他场景，比如“丹波”，其他时节，比如“岁暮”，就不会像这首俳句富于生命力。如改成“我与近江人，共惜岁已暮”，便没有“我与近江人，共惜春归去”的意趣。
长年以来，我抛开芭蕉写作此句的本意，仅凭自己的感受解释这首俳句，但总觉得“春逝”和“近江”在芭蕉的心中是相通的。诸位可以认为我这是强辩或者诡辩。
（选自雅众文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哀愁：川端康成散文选》，由著名翻译家陈德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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