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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1996年第2期《清末民初〈天演论〉版本及其时代特征》一文中，耿心指出，《天演论》的光绪辛丑（二十七年，1901）富文书局石印本有一个清末雕版影刻本，“它保留了富文书局石印本的封面原署和卷末原署，版面有多处断版痕迹”。
《天演论》是重要著作，用雕版翻刻石印本也是出版史上的少见现象，但本文打算把这些话题暂且放下。拈出这个例子，只是想作为版本学课堂上的一个顽劣学童，向先生提一个问题：对这类版本，该用什么办法鉴定？问题的背景，是当前古籍版本鉴定存在的“两条路线”之争。
在版本鉴定初兴的清代中期，孙从添（1692—1767）撰《藏书纪要》，即提出收藏古书必须“眼力精熟，考究确切”，要诀在一个“看”字：“凡收藏者须看其板之古今、纸之新旧好歹、卷数之全与缺，不可轻率。”凭眼力观察的方法一直在藏书家和贩书者中应用，也被人称为“观风望气”法。到现代，古籍版本学发展为独立学科，仍有学者坚持这一方法。如黄永年先生于2005年出版《古籍版本学》，主张建立版本鉴定方法和版本史相结合的学科体系。他提出的版本鉴定主要方法可概括为“三看”，即看字体、看版式、看纸张。该书248页，有214页在结合版刻史讲解各时期、各类型古籍的字体、版式、纸张特点，可见他对眼力观察的重视。
也有版本学家不赞成此法。李致忠先生于2001年出版《古籍版本知识500问》，提出中国古书版本学要“以考证为自身的主要方法”，反对“把丰富的考证内容简单化为版本鉴定。而在版本鉴定中再进一步简单化为眼别真赝，凭直观的纸墨行款而加以鉴别”，并将偏重眼力观察的方法斥为“不良风气”“误入歧途”。虽然李先生声明他的实际主张“是提倡人们掌握直观鉴定版本的技能，反对将其说神说玄并当作主要的或惟一的鉴定方法”，但他在“500问”中只设计了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即“依据版印的风格特点初步鉴定版本”。1∶500，先生不愿多讲，学生们又如何“掌握直观鉴定版本的技能”呢？
从两种鉴定方法在各自书中所占篇幅比例，能看出双方观点分歧之大。究其原因，应在于双方虽然都承认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书，但对于主要应该针对古书实物，还是古书内容，大家认识不同，于是出现了两条研究路径。究竟哪一条路好走，要看谁更能为准确鉴定提供依据。
从中国古籍的实际情况看，把古书作为实物来研究、重视眼力的鉴定方法，更为实用、有效。
不像现代图书有标准版权页，古籍大多没有明确的出版信息。对这类书，考据也难有用武之地。有些书带有出版信息，如牌记、封面、刻书序跋等，但又受到翻刻的严重干扰，而翻刻是中国古代商业出版的基本生态。历代书坊都奉行“拿来主义”，只要看到某本书畅销，毫不客气，先翻印了再说，以至于重要版本都有不止一个翻刻本，到近代又出现影印本。如果这些翻刻、翻印本没有注明自身的出版信息，则所有内容都来自原本，此时出版信息再多，又能解决什么问题？白纸黑字，在文史考证中往往是真相之本，在版本鉴定中却可能成为错误之源。上述《天演论》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不看字体、版式、墨色等实物特征，只相信文字，准会把这个不知何时谁氏的刻本当成“光绪辛丑富文书局石印本”，那就应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老话了。
在实践中，版本鉴定者相当大的精力都用来排除翻刻、翻印干扰。过去要区别原刻本与翻刻本、活字本与雕版翻刻本；今天在这些任务之外，还要区分古籍原本及其影印本。在此过程中，主要还得靠眼力、靠“观风望气”解决问题。这似乎有些“玄”、有些“神”，其实自有道理。书籍作为手工业产品，其字体、版式、纸张、墨色，都是印刷技术的产物。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印刷技术有差异，其印成品就会体现出这种差异。例如同为刻本，书写者的书法风格不同，刻出的字风格（模样）也会不同，这是“看字体”受到重视的原因。再如两个本子有原、翻刻关系，翻刻本必不能所有文字、图案与原本完全一致；又如雕版与石印是截然不同的技术，前者为凸版印刷，后者为平版印刷。版本鉴定所观望的“风气”，其实是反映在纸面上的印刷技术特征的痕迹，鉴定者利用这些痕迹，来判断书籍印制使用了何种、何时的技术，推断它的出版印刷情况。从这点看，版本鉴定所用的直接观察方法，更接近技术，而非学问。
强调考据，其实是版本鉴定从技术向学问升华的努力。清人洪亮吉（1746—1809）曾把藏书家分为五等：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掠贩家，其掠贩家的代表形象是：“眼别真赝，心识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版本学家对此评骘自然心领神会，人往高处走，谁不愿意脱离掠贩家队伍，加入考订家行列呢？而且版本学对考据也有迫切需求：依靠眼力只能对版本判断个大概，不可能达到绝对准确的程度，更不要说再高明的鉴定家也有“走眼”的时候。要使鉴定更精更准，只能借助严谨细密的学术考据。版本鉴定无疑需要走“术”与“学”相互融合、提高学术含量的道路。直接观察与文字考证，应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但无论如何，前者都是基础。如果还未对一本书进行仔细的直接观察，就试图通过文字内容来判定其版本，那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行动。
选自艾俊川《且居且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
艾俊川：古籍版本鉴定的“两条路线”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艾俊川：古籍版本鉴定的“两条路线”
在《文献》1996年第2期《清末民初〈天演论〉版本及其时代特征》一文中，耿心指出，《天演论》的光绪辛丑（二十七年，1901）富文书局石印本有一个清末雕版影刻本，“它保留了富文书局石印本的封面原署和卷末原署，版面有多处断版痕迹”。
《天演论》是重要著作，用雕版翻刻石印本也是出版史上的少见现象，但本文打算把这些话题暂且放下。拈出这个例子，只是想作为版本学课堂上的一个顽劣学童，向先生提一个问题：对这类版本，该用什么办法鉴定？问题的背景，是当前古籍版本鉴定存在的“两条路线”之争。
在版本鉴定初兴的清代中期，孙从添（1692—1767）撰《藏书纪要》，即提出收藏古书必须“眼力精熟，考究确切”，要诀在一个“看”字：“凡收藏者须看其板之古今、纸之新旧好歹、卷数之全与缺，不可轻率。”凭眼力观察的方法一直在藏书家和贩书者中应用，也被人称为“观风望气”法。到现代，古籍版本学发展为独立学科，仍有学者坚持这一方法。如黄永年先生于2005年出版《古籍版本学》，主张建立版本鉴定方法和版本史相结合的学科体系。他提出的版本鉴定主要方法可概括为“三看”，即看字体、看版式、看纸张。该书248页，有214页在结合版刻史讲解各时期、各类型古籍的字体、版式、纸张特点，可见他对眼力观察的重视。
也有版本学家不赞成此法。李致忠先生于2001年出版《古籍版本知识500问》，提出中国古书版本学要“以考证为自身的主要方法”，反对“把丰富的考证内容简单化为版本鉴定。而在版本鉴定中再进一步简单化为眼别真赝，凭直观的纸墨行款而加以鉴别”，并将偏重眼力观察的方法斥为“不良风气”“误入歧途”。虽然李先生声明他的实际主张“是提倡人们掌握直观鉴定版本的技能，反对将其说神说玄并当作主要的或惟一的鉴定方法”，但他在“500问”中只设计了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即“依据版印的风格特点初步鉴定版本”。1∶500，先生不愿多讲，学生们又如何“掌握直观鉴定版本的技能”呢？
从两种鉴定方法在各自书中所占篇幅比例，能看出双方观点分歧之大。究其原因，应在于双方虽然都承认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书，但对于主要应该针对古书实物，还是古书内容，大家认识不同，于是出现了两条研究路径。究竟哪一条路好走，要看谁更能为准确鉴定提供依据。
从中国古籍的实际情况看，把古书作为实物来研究、重视眼力的鉴定方法，更为实用、有效。
不像现代图书有标准版权页，古籍大多没有明确的出版信息。对这类书，考据也难有用武之地。有些书带有出版信息，如牌记、封面、刻书序跋等，但又受到翻刻的严重干扰，而翻刻是中国古代商业出版的基本生态。历代书坊都奉行“拿来主义”，只要看到某本书畅销，毫不客气，先翻印了再说，以至于重要版本都有不止一个翻刻本，到近代又出现影印本。如果这些翻刻、翻印本没有注明自身的出版信息，则所有内容都来自原本，此时出版信息再多，又能解决什么问题？白纸黑字，在文史考证中往往是真相之本，在版本鉴定中却可能成为错误之源。上述《天演论》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不看字体、版式、墨色等实物特征，只相信文字，准会把这个不知何时谁氏的刻本当成“光绪辛丑富文书局石印本”，那就应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老话了。
在实践中，版本鉴定者相当大的精力都用来排除翻刻、翻印干扰。过去要区别原刻本与翻刻本、活字本与雕版翻刻本；今天在这些任务之外，还要区分古籍原本及其影印本。在此过程中，主要还得靠眼力、靠“观风望气”解决问题。这似乎有些“玄”、有些“神”，其实自有道理。书籍作为手工业产品，其字体、版式、纸张、墨色，都是印刷技术的产物。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印刷技术有差异，其印成品就会体现出这种差异。例如同为刻本，书写者的书法风格不同，刻出的字风格（模样）也会不同，这是“看字体”受到重视的原因。再如两个本子有原、翻刻关系，翻刻本必不能所有文字、图案与原本完全一致；又如雕版与石印是截然不同的技术，前者为凸版印刷，后者为平版印刷。版本鉴定所观望的“风气”，其实是反映在纸面上的印刷技术特征的痕迹，鉴定者利用这些痕迹，来判断书籍印制使用了何种、何时的技术，推断它的出版印刷情况。从这点看，版本鉴定所用的直接观察方法，更接近技术，而非学问。
强调考据，其实是版本鉴定从技术向学问升华的努力。清人洪亮吉（1746—1809）曾把藏书家分为五等：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掠贩家，其掠贩家的代表形象是：“眼别真赝，心识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版本学家对此评骘自然心领神会，人往高处走，谁不愿意脱离掠贩家队伍，加入考订家行列呢？而且版本学对考据也有迫切需求：依靠眼力只能对版本判断个大概，不可能达到绝对准确的程度，更不要说再高明的鉴定家也有“走眼”的时候。要使鉴定更精更准，只能借助严谨细密的学术考据。版本鉴定无疑需要走“术”与“学”相互融合、提高学术含量的道路。直接观察与文字考证，应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但无论如何，前者都是基础。如果还未对一本书进行仔细的直接观察，就试图通过文字内容来判定其版本，那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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