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何它们都在辽博？末代皇帝与传世书画的秘辛往事

　　随着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古代书法展、中国古代绘画展、中国古代缂丝刺绣展”等几大精品展的全面开放，作为“新中国第一座博物馆”的它掀起了一阵阵关注热度。久负盛名的周昉《簪花仕女图》、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宋徽宗《瑞鹤图》领衔众多馆藏赚足了眼球。而这批“中国古代书画”又是怎样从紫禁城转辗多次后置沈阳的呢？这段绝世珍宝漂泊动荡、颠沛流离的“迁徙”旅程究竟该从何聊起？“末代皇帝”与他的亲信们又在这段旅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背景回到清末，故事徐徐打开…

　　1923年1月5日（宣统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1]），北平已进入严冬，转过天来就是小寒，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就要到了，街道上行人渐少，空气清冽而肃杀。这一天的下午，溥杰在陪同兄长溥仪读书后，照例带着太监从毓庆宫出来，经神武门出了紫禁城，伴同的太监腋下携带着一个黄缎包袱，与几个月前不同，这包袱体积较大，分量也显得很重。

　　溥杰与伴同太监这一路过来，经宫门几道，遇各色人等，除各宫门把守的太监外，出了宫要经过护军的各个岗哨，神武门内，先碰到由毓逖统领的守卫人员，神武门外，还能遇见来回巡逻的“内城守备队”值勤士兵。这些驻扎的守备势力，除禁卫军改编外，分属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兵统领聂宪藩管辖。若这些负责保护宫内人身安全及财产的卫兵略生疑窦，对傅杰等人稍加盘问，便可察觉，这黄绫包袱里裹挟的不是平日里读书用的课本，而是唐宋以来的法书名画手卷，共计35件。

　　成功躲开众多警卫及值勤人员注意的溥杰一行，向北而进，回到了位于后海北河沿的醇亲王府家中。到得家来，顾不上展阅赏玩，手卷便被溥杰交到了父亲载沣手中，和这几个月以来被携带出宫的善本图籍、晋唐书画一道，放进了几口大木箱子中。

　　这一日捎带出宫的作品，在数量上达到了顶峰，而裹在黄缎包袱皮里的35件手卷中，其中有3件，正是今日列展在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古代绘画展厅”内的一级品，分别是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宋徽宗的《瑞鹤图》以及王蒙的《太白山图卷》。本次展览中的另外3件精品，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戴进的《达摩至慧能六代祖师图卷》以及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则已于1922年12月10日、18日及20日（宣统十四年十一月初三、十一日及十三日）以“赏赐”的名义让傅杰带出了宫。

　　实际上，从1922年7月开始，溥杰与堂弟溥佳便在上下学所带的包袱里携带宫中物品，起先只拿取乾清宫之西昭仁殿所藏的善本图籍，只因这些善本形式与溥杰兄弟平时随带的课本表面大小一致，便于夹带运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后，傅杰等人将目光转向了晋唐以来的法书名画。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的实际统治已然不存在了，但在紫禁城内仍保留了一个“小朝廷”，让溥仪继续在宫中以皇帝自居。按照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签订的《优待清室条件》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公然将紫禁城内的文物视作合法私产，正因有此条文作凭依，逊帝才敢对宫中财物如此任意处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不安，溥仪深恐宫内无法长久安居，于是一面委托载涛在天津购置房产，一面将宫中古籍、字画运出宫外，为以后生活及留洋筹备经费。

　　按例，各宫所存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果要把某宫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账簿上要记载清楚，还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然后开一个条子，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据《清宫陈设档》所载，1923年1月5日被带走的3个手卷，原本存放于静怡轩。

　　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溥仪便趁机从选出的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未走“正规”流程，将静怡轩这几件标记为“静字号”的手卷直接“赏赐”出了紫禁城。从宣统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开始到十二月十二日为止，除去中间少有的间歇外，溥仪基本上都是按天行赏，从开始的一次10件发展到35件，在前后两个半月的时间内，共带出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 

　　就这样，溥杰兄弟几乎每天都从紫禁城内带走大包书画，时间长了，难免引起了宫内人的注意。不久，就有太监和官伴问溥佳：“这些东西都是赏您的吗”溥佳含混地对他们说：“有的是赏我的，也有的修理之后要还回宫里来的。”可是，那些要修缮的字画只见出，不见进。溥仪等人也知醇亲王府终究不是理想的存放地，于是筹备将装文物的大木箱送到天津，也因此开启了这批文物漂泊动荡、颠沛流离的一段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