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畴书院”款考证

　　上海博物馆藏顺治十年的青花山水人物筒瓶（图一），是海内外众多学者经常引用的具有明确纪年、风格典型的转变时期的标准件。该瓶肩部空白处青花隶书题写唐人陈羽《优翼西洞送人》诗：“洞口春晴花正开，看花人去几时回，殷殷寄语武陵客，莫引世上相逐来。”落款为“癸巳秋月写为西畴书院”，上有“中山人”叶形引首章记，下有“竹景”篆文款。“癸巳”为顺治十年（1653年）。

图一

　　瓷器上堂名款可分两类：1、制作者的名字、店号、商号。2、使用者的名字、居室、庭院名称。这件筒瓶显然属于后者，是专为“西畴书院”制作的陈设器。但对“西畴书院”一直未见有明确的说法。笔者对此做了一点考证。

　　根据清道光八年刊本《歙县志》（清•劳逢源、沈伯棠等纂修）卷二之三记载“西畴书院在棠樾，宋鲍寿孙、元曹泾、方回讲学其中”（图二）。民国二十三年《安徽通志稿•教育教稿》卷三书院中记载“西畴书院棠在樾宋，鲍寿孙、元曹泾、方回先后讲学其中。盐运使鲍漱芳重修于嘉庆八年。”这两条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直接记载西畴书院的文献，虽未曾说明其创立的具体时间和创立人，但我们从其他相关资料中可以得知。康熙年间刊本《歙县志》（清•靳治荆、吴苑等纂修）卷之九•人物“鲍寿孙”条记载：“字子寿，宗严子。寿孙早慧，中咸淳丁卯漕解第一，时年甫十八。至元丙子，郡将李世达军叛，郡贼窃发，富者皆不能免。或拽寿孙父子至贼所，父子争代死，贼心怜之，顾求索不已，忽大风起丛林间，疑有骑军至，遂散。父子俱免。”从中可知，鲍寿孙咸淳丁卯年即1265年（至元二年）是十八岁，他大概是在1247年出生，至元丙子年即1276年（至元十三年，宋德二年），那时他应二十九岁左右，笔者估计西畴书院创立在至元十三年的前几年，也就是南宋灭亡的最后几年里。在西畴书院的初创时期，他应一直肩负着主持书院和讲学的重任。上两条文献提及的曹泾、方回在该书中均有传记，都是元初歙县有名的学者，如曹泾就是《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的老师，至元年间任紫阳书院的山长。这些人参与讲学说明在初创时期，西畴书院和紫阳书院由于地理相近的原因，在师资方面是互通的，只是紫阳书院其独特性质远胜过家族模式的西畴书院。

图二

　　因恩荫赐官的鲍氏子孙为数众多，从而棠樾鲍氏在明中期成为地方官场上特殊的团体，徽州地区的望族。又因其子弟孝廉，恪守祖训，为官颇有政绩，曾受明朝皇帝敕封，赐建牌坊，目前棠樾牌坊群是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

　　西畴书院在鲍氏子孙成才教育中功不可没，随着家族威望上升其发展也步入辉煌时期，虽然晚明朝廷对书院存在诸多限制，政治环境恶化，但西畴书院却平静地保存下来继续为培养下一代鲍氏子弟发挥重要作用。嘉靖年间（1561）鲍氏家族修建了“棠樾鲍氏支祠”与西畴书院相依，共存一地可见西畴书院在鲍氏后人心中有神圣的地位。

　　晚明以来，文人雅士以瓷器装饰居室书房蔚然成风，为了满足不同爱好的要求，专门订制便应运而生。当时，歙县是徽商云集的中心，驻集了许多贩运瓷器的商人；歙县地近景德镇，瓷器运输方便迅速。订制者自己提供瓷画的范本或转告自己喜爱的图文，委托这些商人去订制。清初动荡的社会和遗民的心态，让此时期瓷艺工人也深有同感，在接受订制和自行设计中也慢慢渗入这种循世超脱意识来迎合这一失意的士人阶层。两者在清初特殊的时期内达到思想互动的最佳状态。随着南明王朝的最后垮台，台湾郑民家族的归顺，曾是官宦士人的老一辈遗民更是心寂如水，步入暮年大多数已纷纷老死。三藩之乱打破了往昔的宁静生活，避乱循世的思想再度出现在文人缙绅之中，但战乱平息后却没有像清初那样蔓延，主要是新一代已慢慢接受了满清皇朝统治的事实。不像父辈在中年遭受剧烈的心灵病楚，他们更多明白到战乱后，安定和幸福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应如何开始实现个人价值。因此，往昔延续了数十年的避乱循世的心态渐渐在瓷画中消去，在康熙十五年之后慢慢孕育着新的风格出现。

　　总之，明末清初时期是中国陶瓷史上颇为精采又相当复杂的一页，当皇权尚未在制瓷业中建立它的统治时，那么主宰瓷器生产的就是以文人官宦阶层为主的消费市场，这一阶层的思想感情便影响着瓷器的风格，决定着瓷器的装饰和器型。对它的人文精神研究需要我们详细地考证，深入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