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陶瓷的发明及其对外传播和输出
远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远古祖先在长期劳动生产实践中就发明了陶器，并且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就。陶器的发明不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对丰富我国的物质文化也有重要的意义和重大的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推移，人们之间的互相接触，物质文化的相互交流，我国的制陶技术也就广泛地向外传播。在邻近我国的东南亚诸国，不时发现类似我国的陶器出土，可以看出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应该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
例如在印度支那东岸发现的沙荧陶器，其表面的处理、装饰与形式都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但一般来说，其相似的地方却清楚地表明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发源地。这种陶器的类型有罐子、瓶、壶、尊、豆等。陶器表面的花纹与龙山文化的绳纹相似。我国龙山文化的原始居民是伟大的航海家。他们沿着海岸线及岛屿之间向南航行，与东南亚各国原始居民进行接触和交流，所以，东南亚的史前陶器继承我国原始文化而发展。
到了汉代前后，亦即公元初期开始，我国居民（包括越人）开始向南迁移，汉时，由于海上交通航线的开辟。陶器也随着人们的迁徒和商业贸易而被带进了东南亚诸国。这不仅见诸文献记载，而且我国的古陶器过去或近年在东南亚的考古遗址中都是常见的遗物。
瓷器是我国的重要发明之一，我国素有“瓷国”之称。我国瓷器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自汉至元朝以来，特别是唐、五代开始，随着海外交通和海洋贸易的发展和兴盛，我国唐三彩、越窑青瓷、定窑白瓷、景德镇影青瓷和青花瓷、建窑的黑釉瓷和白釉瓷……，与丝、花等商品一起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国。同时，我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亦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学习和模仿。尽管在某些时期，他们的产品与我国瓷器有某些相类之处，但在数量和质量上却大为逊色。
唐代以降，顺着“丝绸之路”，我国陶瓷器由陆路运往西亚诸国，转入欧洲，及至宋元明清，我国瓷器大量输往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诸国，是世界各国市场上独一无二无可匹适敌的传统商品。 受到各国人民的极大欢迎和爱好。宋元时代输往国外的我国瓷器，被誉称为“马可波罗瓷器”。明代以来，郑长七下西洋之后，海洋贸易更加频繁，瓷器贸易额大幅增加，输出的范围更广，囊括了亚欧两洲，甚至远达于非洲东海岸，形成了世界性的中国瓷器市场。海上的“陶瓷之路”和陆上的“丝绸之路”可并为媲美而毫无愧色。
近年来，由于朝鲜新安和泰国对我国陶器的打捞，以及我国瓷器在东南亚各国的出土，已引起了世界各地陶瓷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并掀起了一股研究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热潮。
世界各国研究我国古外销陶瓷的概况
很早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就很重视对我国古外销陶瓷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并且相应地建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和组织，拥有一支这方面的研究人才，搜集和发掘了一些资料，发表了一批论文、专著和图录，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自三十年代开始，或更早一些，国外不少学者就注意并热衷这方面的研究。四十年代，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世界各国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学者逐年增多，发表的专题论文、专著和图录，更是理发师与日俱增。美国学者阿加&ｍｉｄdot;奥格卢四十年代以来发表了《菲律宾发现的影青瓷器》（１９４６年）、《密执安大学搜集的明代出口青花瓷瓶》（１９４８年）、《影青、枢府与早期青花瓷之间的关系》（１９４８年）、《菲律宾出土的早期青花罐》（１９５０年）、《为穆斯林的保护人而制造的青花瓷盘》（1951年）、《所谓“汕头窑”瓷器的产地，类型的问题》（１９５５年）、《菲律宾遗址发现的明代瓷器》（１９６１年）、《菲律宾遗址发现的明代瓷器》（１９６３年）等文章。英国学者艾迪斯也发现了《菲律宾发现的中国瓷器的年代》（１９６８年）、《菲律宾发现的一些青瓷和白瓷》、《菲律宾出土的早期青花瓷》、《菲律宾发现的釉里红》等论文。
各国出版专著也很多，如《菲律宾的中国陶器》（１９１２年芝加哥出版）、《古瓷－中国古时期手工业与贸易的研究》（１９２８年伦敦出版）、《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１９５４年出版）、《菲律宾发现的东方陶瓷器》（１９６７年东京出版）、《十一－十七世纪陶瓷器》（１９６７年柏林出版）、《陶器和早期的贸易》（１９７７年伦敦出版）、《中国的出口瓷器》（１９７７年纽约出版）、《陶瓷之路－探索东西文明的交点》（１９７７年东京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瓷器的海上运输和青花编年之研究》，等等。这些专题论文和专著，对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窑口、品种、类型、运销路线、销售范围、烧造时代和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
过去的一段时间，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在菲律宾、南朝鲜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还专门举行有关我国古外销陶瓷专题学术讨论会，举办过贸易瓷研究班（马尼拉贸易瓷研究班），同时还成立了一些专门学会（伦敦陶瓷协会）和研究会（日本国际贸易研究会），有组织地进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经常举行研讨会、座谈会和报告会。今年五月间，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省召开了东亚、东南亚关于我国外销瓷的专业学术讨论会。参加的国家有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和日本等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四十多人，宣读了十一篇论文。明年还计划在马来西亚的文莱召开类似的专题学术讨论会。今年九月间，由日本国际贸易瓷研究会发起，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国际贸易瓷学术讨论会，我国古陶瓷研究工作者和有关国家古陶瓷研究者共七十多人参加这次会议。
长期以来，国外学者在研究我国古外销陶瓷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在某些方面，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对此，我们应该从外国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吸取有用的资料。来丰富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的内容。但是，这里应该指出，国外研究者在这方面存在未能解决的问题，还有待于我国古陶瓷研究工作者来解决。
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工作的回顾
自五十年代以来，或者还可追溯到更早的一些时候，我国古陶瓷和古外销陶瓷研究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是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的。尽管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为数还不很多，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
我国已故的古外销瓷研究者韩槐准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在南洋搜集资料和从事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不少专业性论文，如《柔佛拉玛的研究》（１９４８年）、《军持之研究》（１９５１年）、《在柔佛河流域发现的有款识我国残瓷》（１９５３年）、《婆罗洲的中国古陶瓷》（１９５５年）、《古代中国与南洋陶瓷贸易》（１９６０年）、《中国古陶瓷在婆罗洲》、《旧柔佛出土之明代陶器研究》、《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１９６０年）和《谈到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１９６５年）等等。《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是韩槐准先生二十五年来对我国古外销陶瓷搜集和研究的结晶。他从南洋遗留的我国各时代陶瓷，自汉代及至明清时代，都列举了丰富的实物标本，并结合南洋有关博物馆的藏品。结合我国历代文献记载资料，进行精辟详尽的论述。韩槐准先生是研究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第一人。他的足迹几乎踏遍整个南洋，他毕生所做的工作是富有成果的。为我们开展这一领域的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我国已故的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在六十年代初期，也撰写了《宋代－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１９６３年）、《再谈明清两代我国瓷器的对外输出》（１９６４年）两篇论文。前者从宋元明有关瓷器出口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