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990年香港艺术馆编印的《瓷艺与画艺—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瓷器》一书内，从刘新园先生撰写的《景德镇近代陶人录》文中“清末浅绛派艺人”一节的内客，我们知道黟县碧山村人汪棣效法程门也画浅绛彩，只此而已，别的一概付阙。而在同文的“民国初年的新粉彩艺人”一节内，又提到一位汪棣，他“又名汪棣华，字晓棠，号龙山樵子，江西婺源县叶村人。少时即在杭州以绘制纸绢团、摺扇为生。光绪、宣统之际，因妻投水自尽，避祸景德镇自学彩瓷”。“汪擅长粉彩人物，尤善仕女……，但享年不长(1885－l924年)”。这位汪棣的有关资料来自其儿媳刘树清和景德镇市政协所编的《文史资料》第一辑，前一位汪棣是出自黟县县志，都应该是无误的。因此，汪棣一名实有二人，他们籍贯不同、开始从事绘瓷的时间不同、使用的装饰手法和艺术风格也不同。那么，汪友棠和这两位汪棣有什么关联呢？汪友棠在辛丑年即l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时，曾画有一件浅绛彩的人物纹笔筒。如果这位汪友棠就是汪晓棠的话，那么这一年，他才l6岁，与画作功夫明显不称，虽知汪晓棠是在光绪、宣统之际才自学彩瓷的，按年数算，1901年时他应该还未学彩瓷，即便是学了，也绝对达不到这个水准；四年后的1905年，汪友棠的一件山水纹瓶，更能见其艺术水平。汪晓棠的作品善画仕女，常落印章款“晓棠”二字，而汪友棠的作品则不见此现象。因此，我认为汪友棠与汪晓棠亦即江西婺源县的汪棣并非一人。汪友棠和安徽黟县的汪棣是否是同一人? 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可寻，姑且存疑。此外，我还见过一件很好的浅绛彩人物纹盖盅，器底是红彩印章款“同治年制”，乍看之下令人有点高兴，因为有同治年款的东西不多见，但转而看器壁上，作者署了本名“余筱秋”和干支年“甲辰”，一查年表，才知道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作品，两者相差30年以上。器底的年款是直现的，如不细查对，也就出了错。绘者的干支纪年是不会错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是可能白瓷胎是制于同治时期，二是光绪时的商家为迎合时尚所好而作。通观之下，我认为以后者的原因居多。
浅绛彩瓷的器型很丰富，有螭耳扁瓶和大瓶、象鼻耳鹿头尊、铺首大瓶和方瓶、出戟菱形瓶、圆形方形海棠形的瓷板、花盆、鱼浅、笔筒、圆的和方的帽筒、碗、盖碗、围碗、盖盅、温酒器、茶托、面盆、壶等，这都是些陈设瓷和日用瓷，可是却不曾见有盘碟类，可能是因为浅绛彩这种装饰手法与盘碟类的功能不谐调的关系。
浅绛彩瓷流行了半个多世纪，它不像五彩、粉彩瓷那样向来为人们盛赞不衰，但它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代，中国陶瓷已从世界霸主之颠跌落，在多种桎梏中挣扎求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改变着人们等级森严的传统观念，艺画者不再以当幕僚门客为尚，流寓他乡鬻画为生者日多，入于瓷道的亦不乏其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开了一代瓷艺新风；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增多，绘瓷新技法新材料层出不穷，引发着新的审美情趣。陶瓷是昭示人类文明的物质载体。社会的发展往往会使某些曾经辉煌的事物走向衰退甚至消亡，是进步还是代价，这就要视乎具体而言。但只要这个事物还存在，闪光点就时会出现。我们玩赏浅绛彩瓷，正是源于其艺术魅力。火炼而成的水墨五彩瓷画较之画于纸绢上的设色水墨画另有异趣。悬挂或者是嵌镶的瓷板上是一幅展开的水墨画，而圆器和琢器上的则可从不同的角度来观赏。浅绛彩瓷的绘制者往往都是工画、善书、能诗的，他们本就有一定的绘画素养，再加上能借鉴名家手法，画工自然更佳。张子英的《大富贵亦寿考图》瓷板上写着“法倪高士笔”，这位倪高士就是倪田（1855－1919年），据载，倪“初学于王小某，人物、仕女及古佛像取境高逸，尤善画马。光绪中行商到沪，爱任颐画，遂弃其业而参用任法。水墨巨石，设色花卉，腴润遒劲，擅胜于时……今之学任颐者皆倪田别派”，张子英画的确有倪派风格；再有程次笠在光绪三十四年所绘方瓶上的一幅山石雄鸡图,其构图手法也和张熊（子祥）（1803－1886年）的相类；美人出行图上的水点桃花法（高心田作于己亥年即1899年，关于瓷绘上的水点桃花法，近人多说是由珠山八友之一的刘雨岑在民国初年所创，看来值得商榷）在任伯年作于光绪丙戌年（1886年）的花鸟画上不是可以看到其影吗? 所以说，看浅绛彩瓷画无异于欣赏晚清时期众多绘画名家的画作。当然，那些徒写着“仿云林笔法、仿新罗山人笔、拟八大山人法、仿宋人、元人法”而画工草草的固不在此例。如此看来，画浅绛彩瓷的艺人不单要画好写好，还要熟谙制色、烘烧之道，才可以心、手相善，烧制出雅致的作品来。由于他们是支接在瓷器上进行绘画创作，表现出我们习惯上称之为“文人派”的画意和笔墨情趣，这种有别于景德镇传统“红店”制作技法的彩瓷，在当时已被目为“新派艺术”，其作者们也因而被冠以“美术家”之名，这些新派艺术家“是景德镇近现代彩瓷风格的开创者”。这种流风其实何止披泽景德镇，1906年在湖南醴陵姜湾开设的“湖南瓷业公司”里的彩瓷艺人，就“多是湖南地区热爱工艺的书画名流”，如张晓耕、彭筱琴等人，他们以及在瓷业学堂速成班毕业的优秀学员“对于醴陵细瓷的发展和釉下五彩的创造作出了贡献”。以后在粤东一些瓷厂的产品中，依然可见其余绪。
浅绛彩瓷由于要表现水墨画的效果，在色料的调配和绘画技法上就有它的特点，在彩料中都先要加进铅粉，然后以之立接在瓷胎上绘画，描出的墨线和敷就的色彩都浅薄而带涩。因此时间一长色层就会蚀落，尤其是人物面目更是漫漶不清；由于晚清瓷业生产水平下降，白瓷胎的釉面经常有“浪荡”现象，往往也就影响了绘画效果；又因为不用盖上一层雪白，画面不光滑，也就容易藏纳污垢，此时它就变得不讨人喜欢了。这个不妨说是致命的缺点，决定了浅绛彩瓷不能像五彩、粉彩瓷那样长久延续下去的命运，但历史还是给了它一个公允的赞誉。最近，广州一个民间收藏者团体正在策划组织浅绛彩瓷的专题展览，可见它的艺术魅力仍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