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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器，向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器，包括各种用黄金制作的用品，从分类上看，有饰品（头饰、服饰、主器上的嵌件等）、器物（小型的壶、碗、盘、盒、印、金元宝及大型的塔、棺、造像等）两大类；从工艺上看，又分为金器、错金器、贴金器和鎏金器等等。狭义的金器，通常指器物甚至仅指器皿。本文涉及的范围仅限于后者，且多兼顾金器发展的文化因素，在尽可能地把握金器发展脉络的同时，又试图指示它变化的文化内涵。
我国用金的历史很长，从早商开始一直到清代，几乎贯穿了整个的中华古代史。但纵观金器的发展史，只分为一头一尾两个兴盛期，其中时代靠前的指的是唐代，晚些的则是清代，发展走向呈马鞍状。再从横向来看，主要分布在几个地域：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内蒙、辽宁、吉林、河北、陕西、宁夏等地）、中原地区、西部的西藏、南方的云南等地。伴随着特点鲜明的地域文化，这几个地区的金器文化风格也各有不同。但就某一个具体时段来说，金器的使用范围并不十分广泛。
唐以前的金器文化特色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唐代成为金器发展的第一个兴盛期。但此前金器制造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虽然装饰性的金饰占主导地位；但也开始出现了个别的明显脱离了纯装饰性作用的金器，较早的如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等。
稍晚一些如陕西凤翔秦公1号墓出土的金犬（春秋）、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战国）出土的金盏等。尤其是后者，称得上是目前所知的先秦时期最早、最大、最重的金器，距今2400多年。该器通高10.7厘米，重2150克。器内附镂空金勺，重50克，有盖，盖及器腹饰蟠虺纹、云雷纹和绹纹。三个凤首足作倒置状，采用钮、盖、身、足分铸法，制作十分精细。这时期北方的金器工艺也值得一提，如匈奴地区的金器代表作——鹰形金冠（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国墓出土）、鹿形金兽（山西神木纳林高兔村出土），几乎使用了金细工艺中的锤揲、压印、抽丝、镶嵌和镂铸等所有手段。
秦代的年限极短，迄今尚未发现有关的金器，这与天下一统的气概有些不符。目前只有从文献上管中窥豹，如《史记·秦本纪》：“秦始皇葬骊山，以黄金为凫雁。”
汉代统治者笃信神道，世间炼丹成风，“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史记·孝武本纪》）因此汉代黄金产量激增，金细工艺趋于成熟，分布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到北方、中原和南方三地。北方的如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的金灶、河北满城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金龙等。中原地区当以江苏盱眙南窖庄发现的窖藏金兽为代表，通高10.2厘米，长17.8厘米，重9000克，是我国古代金器中极具地位的一件重器。南方则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龙钮金印、金杯形器为代表。另外，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西方文化有了交往，出现了兼具中西风格的金器，如广陵王刘荆墓出土的王冠形器和金丝刀鞘，工艺特点、器形风格是西方的，而花的纹饰和“宜子”铭文却无疑是中国的。《太平广记》载：光武皇后的弟弟郭况“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人，以金为器皿，铸冶之声，彻于都璧。”曹操在《上献帝器物表》中也提到纯金香炉、纯金唾盂等物，但就目前出土的金器实物来说，与史籍记载的汉代金器文化并不相称，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经济萧条，金器文化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为代表。如具有鲜卑风格的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出土的金奔马、金瑞兽，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出土的金龙，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出土的镶嵌宝石的兽形金印，以及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范阳公章”龟钮金印、喇叭管形金器、笔帽形金器等，都称得上是当时金器制品中的优秀之作。
隋朝的年代也较短，目前出土的隋代金器，也只有西安李静训墓及丰宁公主墓的各一件金杯而已。但这两件金杯均为高足杯，从风格特点及出土时伴随的金币、金戒指、头冠金饰片等物来看，这两件高足杯极有可能是欧洲拜占廷的制品。
总的来说，唐之前的金器文化以地域特色为主，民族风格突出。
中西文化兼容的唐金器
众所周知，我国的整个文化体系在唐代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金器制造业，必定也受到了这种文化思潮的巨大冲击。中西文化的相互交往，带来了人文思想的空前活跃。人们以宽容的心态接纳了不同的文化思想，由此也形成了包括手工业 在内的新的创造理念和表现风格。唐以前，外国金器或具有外来风格的金器也曾出现过，如上面所说的汉代王冠形器和金丝刀鞘等。但是还谈不上形成风格，远不能与唐相比。唐代金器受外来影响，主要以中亚的粟特、西亚的波斯萨珊形式为主，另有少量受欧洲拜占廷、印度和阿拉伯等地艺术风格的影响。
粟特风格的器物以带把杯为主，杯体为八棱形。杯柄呈圆形，上面有指垫。如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器体呈八棱形，侈口，器壁内弧，下接八瓣圈足。杯柄由连珠组成，指垫上饰有一个深目、高鼻、长项的胡人头像。杯体八个棱面上各饰有一个身着胡服的人物像，人像两边饰忍冬纹。棱面由连珠纹区分。后经过适合中国国情的演化，杯体呈花瓣形、碗形、有的取消了指垫。纹饰上也多以仕女出游或缠枝、折枝花草为主，如何家村团花纹金带把杯等。
萨册风格的金器缘于对萨珊银器的模仿和改造。代表器物是长杯，特点是器身和口沿呈曲线状，器内部有凸起的棱线。萨珊式金器的造型，在实用性上不符合唐人的习惯，后经过不断的改进，加深器身并减缓棱线的弧度，使曲线趋于柔和，增高了器足，也使器身更为稳定。如西安出土的摩羯纹长杯，杯体分为四曲瓣，分瓣处略为内曲，凸棱不明显，但器身较浅。杯内底錾刻摩羯纹、火珠纹，以水纹为地。外围附以连珠纹和花瓣纹。
可以看出，以上两种风格的金器，其内部又明显分为不同的两种；一种是原汁原味的异域特征多一些，另一种唐代本土特点多一些。而从时间上看，也正好以“安史之乱”为界，把唐代金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外来风格浓郁，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器形，如带把杯、长杯等。纹饰以忍冬纹、折枝花鸟纹为主体，辅以各种动物纹饰和连珠纹。后一阶段在脱胎于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融入本土文化，形成崭新的面貌。器形主体继承前一阶段，但在局部上有改进，如有的将带把杯的指垫取消，或将八棱形的器体改为花瓣形等。流行于前期的忍冬纹少见，而团花、缠枝花、花鸟纹案盛行。综合来看，前期纯模仿器多一些，也有个别的是直接输入品。后期则创新的仿制品较多。
直接的输入品：据古籍资料表明，唐与西亚的波斯萨珊交往密切，相互之间仅通使就达29次（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8年。），这是在当时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完成的。其间，有些通使过程其实也就是一次完整的商贸活动，因为这些波斯使节本身就是商队的首领。其余民间小规模的商贸活动就更是数不胜数。在交往中，萨珊金器便很自然地流入了中国。中亚的粟特人向来会经商，他们在与中国进行易货贸易的过程中，不但将粟特金器带入中国，而且还有可能把欧洲拜占廷等地的金器转输到中国。
仿制品：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中国工匠仿制的；另一种最后住在中国的外来工匠制作的。后一种本来并不能算是仿制品，但这些外来工匠制作的金器，毕竟不是外来的输入器物，而是在中国制作的具有外来风格的金器，同时，他们在制作具有本民族风格的金器时，有些还融入了中国风格。所以为了以示区别，便把这些都统归于仿制品。
准确地区别输入品和仿制品，其实很难做到。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出土的金器来看，只有一小部分可明确归于输入品，其余的则基本上算是仿制品，这些仿制品构成了唐代金器的主体风格。
除上述制品风格外，唐代金器还呈现出另外几种风格，如吐蕃金器。 据文献记载，从贞观十四年（640年）到太和元年（827年），其间几乎一直都有吐蕃金器输入。贞观二十年（649年），吐蕃遣其大使禄东赞“作金鹅奉献，其鹅黄金铸成，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册府元龟·外臣》卷九六四）开元十七年（729年），吐蕃赞普向唐朝进“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等等。再如陕西法门寺的金器，南方浙江、江西等地的金器等，也都具有一定的特点。
宋元明金器的民俗色彩
宋代金器制造业继承了唐代的繁荣，并在工艺手段上有所发展，如将唐代加工金器的十四种方法发展为十九种。宋时社会经济繁荣，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对于金器的需求面也进一步扩大上至皇室王族，下至商贾庶民，甚至酒肆妓馆，都可见使用金器。加工金器的作坊，也遍及全国，仅临安一地就达到了“纷纭无数”的程度。但是由于宋代“理学”的兴起，寓理于物的思想也影响到了手工制作的审美观念上，“明天理，灭人欲”追求“格物（探寻事物之理）致知（获得知识）”的思想，无疑是一种凝固的、呆滞的，甚至可以说是倒退的文化思潮。随着这种思想的蔓延和金器使用的大众化、商品化，金器风格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器形，尤其是纹饰，一反唐代的炫奇斗彩、富丽浪漫之风，变得世俗化和生活化。如浙江义乌窖藏出土的金龙、陕西武功报本寺塔地宫出土的金棺等，都具有典型的民俗色彩，与晚唐时南方生产的金器一脉相承。因而仅就金器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及表现思想的活跃性、多样性和丰富性来说，宋代金器显然较唐代金器有明显的差距，这也是为何一说中国金器史就首先提到唐代而忽略宋代的原因。
辽、金、大理等国的金器制造业，在文化上除了继承各自的民族色彩外，也融入了内地的汉文化。如内蒙古哲里木盟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金面具、云南大理崇圣寺出土的金佛像以及陕西临潼金代窖藏的金凤步摇等。
元代金器基本继承了宋代的传统，风格也大体相近。制作中心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太湖之间，工艺上没有什么创新。代表器物如江苏吴县元吕师孟墓出土的如意金盘等。
明代金器在创作思想上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但工艺上有着自己的特点，如较多地使用宝石镶嵌手段等。能代表明代金器发展水平的当属北京定陵出土的一批金器，如金冠、金壶、金爵杯、金盂、金粉盒等。这些金器造型大方，纹饰繁缛，用金厚重；装饰堆砌，开创了自唐以后金器工艺的另一种风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清代金器的风格走向。
综合来看，唐以后的金器发展比较缓慢，所蕴含的文化内容浅薄，但工艺上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准。
金器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封建制度即将完结之际，金器文化却走向了继唐之后的另一个高峰。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鉴于本身文化根基的浅薄，其金器制作也像其它工艺门类一样，大多简单继承了前制。清王朝初创时期，也就是“后金”政权统治期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整个清代金器文化的孕育阶段。在历史上，清代和金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公元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女真政权，就称为“后金”。如前所述，金代金器文化已开始融入了内地的汉文化，作为同一个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地区，汉文化的影响应是可以持续的，这也就为清代金器文化沿袭明代金器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打下心理和技术上的基础。
清代金器文化的主要内容都集中在了皇家用金器上。遍观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金器，可以用“一多”“二新”来概括。
一多：指的是种类多，几乎遍及了典章、祭祀、佛事、冠服、陈设、科技、生活、鞍具等各个方面。如金编钟、嵌宝石金佛塔、金坛城、金盔甲、银盆金铁树、金天球仪、金錾花八宝双凤盆、嵌珠“万寿无疆”金杯，等等。
二新：即工艺新、风格新。工艺新是在继承明代多嵌饰的基础上，进而发展为将金与其它材料混合制作。如在金器上点烧低温珐琅或以金掐丝填烧珐琅（累丝嵌宝石点珐琅金八宝）；以金为胎，外面覆以其它材料，形成“金骨穿衣”（金胎珊瑚云龙纹桃式盒）等。风格新是说与前面任何一代比较，清代金器把黄金的庄重、雍容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在这些高贵的光晕中，让人感到了些许的俗气。但清代金器的“俗”与宋代的“俗”又不一样，宋代金器主要是民俗，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上；而清代金器的俗是一种强调显赫的俗，是多而滥的俗。 清代金器和唐代金器一样，称得上是我国古代金器史上的又一座高峰。但比较之下，二者显然又有不小的差异，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一雅一俗。虽然清代金器使我国古代金器文化再度辉煌，但就是这雅俗之分，决定了清代金器的次要地位。
客观地说，中国古代金器文化在世界金器文化史上并不屑于领先地位。与古埃及、罗马、两河流域的金器制作相比，在同一时期，我们的历史、工艺要远比他们落后，如在公元前3000年古波斯湾乌鲁第一王朝的陵墓中，经常有金胄等黄金制品出土。就是和公元前18世纪中亚地区的畜牧部落相比，我们也不占优势，因为在那个时代部落首领的墓葬中，屡有大量的金器出土，最为突出的一件大金杯上甚至还有用金细工艺装饰的金银丝、寿山石和绿松石。但是从文化角度来说，我们的金器文化并不落后，甚至在某一阶段还要超前。如唐代金器，不但汲取了外来金器文化的长处，给本身的金器文化带来了崭新的生命，而且还通过交流，将形成的这种独特风格反作用于外来文化。如上面提到的“何家村团花纹金带把杯”，是借鉴粟特式金杯于7世纪—8世纪形成的创新造型，而在8世纪中叶以后，粟特带把杯没有继续承袭本土风格的八棱形杯体，而是接受了唐代的新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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