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作为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转载本站内容，请注明转载网址、作者和出处，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
中国书画艺术赏析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欣赏 > 中国书画艺术赏析
传世《淳化阁帖》宋拓本有五六件，其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一件是上海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卷九，另一件是安思远旧藏四册，后被上海博物馆收购，最终称为“最善本”。
先谈上海图书馆藏本，上世纪60年代初，王壮弘先生在上海古旧书店征集碑帖拓片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册《淳化阁帖》卷九宋小本金刚折裱装，鉴定为《淳化阁帖》枣木原本，即传说中《淳化阁帖》的“祖本”，又经北京庆云堂张彦生、上海图书馆的碑帖专家潘景郑、翁闓运等专家审定确认后，此册旋被提调至上海图书馆作永久收藏，列入国家一级文物。（图1）
当年，专家一致鉴定为“宋拓阁帖祖本”的关键因素是：此本存有七处“银锭纹”。为何“银锭纹”如此重要呢？因为，“银锭纹”能与“枣木板”联系到一起，相传宋淳化三年（992）《阁帖》祖本刊刻在枣木板之上，不数年枣木原板开裂，为防止木板开裂加大，工匠就用银锭将裂纹锁定，此时的拓本上就自然留有“银锭纹”印记。又因“枣木板”能牵连到“阁帖祖本”上，所以“银锭纹”就成为“阁帖祖本”的最重要标识符。因此，当年专家们将此册新发现的《淳化阁帖》卷九审定为“宋拓阁帖祖本”就很容易理解了。
关于《阁帖》祖本刊刻于石版还是木版，历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似乎好像还是以“木板说”占了上风，北宋欧阳修、黄庭坚、秦观等人多有摹刻于板的记载，但未指明究竟是什么材质的木板；到了南宋，赵希鹄、汪逵等人开始有“枣木板”和“银锭纹”的明确记载，例如：赵希鹄《古今石刻辨》：“用枣木版摹刻十卷于秘阁，故时有银锭纹。”汪逵《淳化阁帖辨记》：“其本乃木刻，记一百八十四板，两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银锭痕迹，则是木裂。”
自南宋以后，《阁帖》祖本刊刻于枣木板，板上有银锭纹，几乎成为后世对“阁帖祖本”假想的共识。
笔者对上海图书馆《阁帖》枣木祖本的最初研究始于1998年。那年八月，上海图书馆携馆藏珍贵碑帖在纽约举办展览，前来观展的美国碑帖收藏大家——安思远先生曾经问我：“上海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卷九为何没有贾似道收藏印章？”我当时无言以对，感觉这一问题切中要害，因为只有南宋权臣贾似道才有拥有“阁帖枣木祖本”的可能，没有贾似道印章，确实是个重大的疑问和缺憾。
馆藏《淳化阁帖》卷九，内钤有潘允谅、梁清标、孟庆云等藏印，却唯独不见贾似道印章。为何旧时书目将此册著录为“贾似道藏本”呢？如今找不到“贾似道藏印”，就从“潘允谅印章”入手，潘允谅系明代上海收藏大家，曾在万历十年（1582）刊刻过一套《阁帖》，储于府邸五石山房，世称“五石山房本”，我将此册卷九与潘允谅所刻的“五石山房本”卷九进行了校勘，两本完全吻合，“五石山房本”中板裂纹、银锭纹的位置、大小均亦步亦趋，可以肯定“五石山房本”卷九就是根据现存上海图书馆《淳化阁帖卷九》翻刻而成。通过此次校勘，卷九册中没有加盖贾似道印章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原来贾似道印章仅仅盖在《阁帖》卷一的首页上，这在“五石山房本”中得到充分印证。
安思远先生的提问得以圆满解决，但有关《阁帖》的好戏才刚刚开始。2001年，时任佳士得中国书画部主管的马成名先生专程访问上海图书馆，向笔者出示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淳化阁帖》照片，一共九册（卷一至卷八，卷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流入美国），一眼就能认出这九册与上海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卷九同属一套，皆为明代潘允谅旧藏本，弗利尔美术馆卷一起首还赫然钤有贾似道印章，至此，残本又重新成为足本，成为名副其实的贾似道旧藏“阁帖祖本”。
那次马成名先生的发现，是《阁帖》鉴藏界的重大事件，确认了明代潘允谅旧藏“阁帖祖本”十卷完好并保留至今，喜悦之情无以言表。事情至此本该画上圆满的句号，但喜讯还是不断接踵而来。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又耗450万美金巨资购买安思远藏《淳化阁帖》四册。下面，就来谈谈上海博物馆购买的“安思远藏本”。
自明清以来，在碑帖收藏界公认的《阁帖》枣木祖本，只有两套，一套就是上文介绍的潘允谅旧藏十卷本，另一套就是上海博物馆购买的安思远藏本，存卷四、六、七、八，共计四册。
当上海博物馆汪庆正馆长拿到安思远藏本后，马上就与上海图书馆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联系，取得“潘允谅旧藏十卷本”的完整资料，一经比对后，问题出现了，上图藏本与上博新购本，两种过去相传皆为枣木祖本的《阁帖》，面目居然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当然，两种藏本不可能同时都是“阁帖祖本”，加之政府巨资购买，干系重大，只有“你死才能我活”，对上博来讲，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潘允谅旧藏十卷本”不是“阁帖祖本”的有效证据。
幸运的是，这个问题没有难倒汪庆正馆长，反而取得了《阁帖》研究史上一个重大突破。汪馆长在“潘允谅旧藏十卷本”的拓本间隙中找到了十分不起眼的刻工姓名，发现郭奇、王成、张通、李攸等人皆为南宋绍兴年间国子监刻工，因此，轻而易举地证实“潘允谅旧藏十卷本”为“南宋国子监刻本”，从而否定了其“阁帖祖本”的身份。
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诏依《淳化阁帖》旧拓翻刻十卷置于国子监，其先后次序、字行长短、卷尾篆题完全遵照《阁帖》原本，模刻精善，世称“绍兴国子监本”。虽然潘允谅藏十卷本从《阁帖》“北宋枣木祖本”降格至“南宋国子监刻本”，馆藏文物珍贵性打了折扣，但为进一步理清《阁帖》刊刻谱系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坐标点。
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只有“祖本”才会有银锭纹，若是“南宋国子监刻本”，就不应有所谓的银锭纹，为何上海图书馆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本中也有银锭纹呢？ 答案就藏在南宋淳祐四年（1244）曹士冕《法帖谱系》里，其文曰：绍兴中以御府所藏淳化旧帖，刻板置之国子监，其首尾与淳化阁本略无少异。当时御府拓者，多用匮纸盖打金银箔者也，故字画精神极有可观，今都下亦时有旧拓者。迩来碑工往往作蝉翼本，且以厚纸覆板上，隐然为银锭痕以惑人。第损剥非复旧本之遒劲矣。原来，早在南宋后期，碑帖收藏界已经有将此套“绍兴国子监本”冒充“阁帖祖本”的勾当，当时碑工在绍兴国子监本的基础上用厚纸垫衬伪造椎拓出所谓的“银锭纹”，此即曹士冕所载“迩来碑工往往作蝉翼本，且以厚纸覆板上，隐然为银锭痕以惑人”。“潘允谅旧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就是此类冒充“枣木祖本”的“绍兴国子监本”。
模拟制作银锭文
既然是以南宋绍兴年间的《淳化阁帖》造假冒充北宋祖本，其作伪时间必在南宋后期，万无南宋初年“国子监本”初成之时的可能，也就是在贾似道生活的同一时期，所以，藏本上的贾似道印章势必也是伪造而成，贾似道万万不会愚蠢到钤印在当时的“南宋绍兴国子监本”的新拓本上。
遥想当年安思远先生的提问，以及笔者此后煞费苦心求证“贾似道收藏印”的研究，原来都掉进了南宋后期文物造假者布下的陷阱里。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头谈及的《阁帖》刊刻于石、于木的争论上，来正视有关南宋赵希鹄、汪逵等人关于枣木板和银锭纹的记载，原来他们就是看了此类以“绍兴国子监本”作伪的“祖本”，从而，信以为真，造成以讹传讹，难怪北宋人从来没有讲过“枣木板”和“银锭纹”，基于此类南宋学者的误导，致使明代潘允谅的上当受骗，只到四百馀年后的今天，真相才大白天下。
否定了潘允谅旧藏《阁帖》祖本后，那么，上海博物馆购买的“安思远本”是否就是唯一的传世祖本，这一令人期待的假设能够成立吗？
这一问题初看，似乎多余，属于“杞人忧天”，因为“安思远藏本”有着显赫的收藏经历，无数收藏大家经手，这就意味它有多重保险：1、南宋贾似道旧藏。 2、明末清初孙承泽旧藏。3、清代李宗瀚旧藏。4、1995年，安思远纽约拍卖购得，马成名先生担任碑帖顾问。5、1995年，来北京故宫展出，启功先生撰文推介。6、2002年，收录在启功主编《中国法帖全集》第一册。以上六重保险，任何一重，都足以让它流芳千古，难怪上海博物馆有如此魄力斥巨资购买。
此外，“安思远藏本”还有一大“亮点”，传世善本碑帖的题跋作者多为清代人，尤以乾嘉以后居多，明代人题跋已极为稀罕。但是，“安思远藏本”卷六后，却有一则北宋无名氏题跋，其文曰：
御府法帖板本掌于御书院，岁久板有横裂纹。魏王好书，尝从先帝借归邸中模数百本，又刻板本藏之。模拓镌刻皆用国工，不复可辨。余所藏本首幅有横裂纹。可知其为祕府本也。人间有潭州、绛州二本，近年刘次庄于临江军又刻一本，并魏府本，四矣。
此段宋人题跋非同小可，起首“御府法帖板本掌于御书院”，开宗明义，就已经点题为“枣木祖本”，结尾“近年刘次庄于临江军又刻一本”，又将题跋时间指向北宋后期，题跋所称“先帝”，当为宋神宗无疑。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合情合理，无懈可击。
更加了不得的是，此段题跋一字不差地被记录在明孙承泽《闲者轩帖考》中，两相对照，即可将“安思远藏本”导向“孙承泽旧藏本”，因此，此段题跋也是“安思远藏本”最大的买点。
但是，仅凭这点，就将“安思远藏本”确认为“孙承泽旧藏本”，未免草率。因为《闲者轩帖考》在记录跋文之前，还有一段话，其文曰：
甲申（1644）三月之变，……得阁帖第一、三、四、五、六、七、八、十。板纹墨色大约皆有宋故物。而第六册有“翰林院学士院”诸印，及“绍圣三年冬至前一日装”题识。
“第六册有‘翰林院学士院’诸印及‘绍圣三年冬至前一日装’题识”，如此关键的北宋钤印和装裱题记却偏偏在“安思远藏本”卷六中缺失，这是很反常的，后人重装时，万万不会丢失带有如此重要信息的内容。
仅凭丢失宋人印章和装裱题记，就否认它不是“孙承泽旧藏本”，略显武断。但是，这引起了笔者的警觉和怀疑，再细读此段宋人跋文，还是找到了其中的破绽。
宋人题跋有“余所藏本首幅有横裂纹”，这是十分关键的版本信息，在没有图像资料的古代，如此重要的版本面貌特征描述的文句极为难得。再回看“安思远藏本”卷六，首幅却偏偏没有横裂纹，这是一个致命的漏洞。再看“潘允谅旧藏本”卷六，首幅却有伪造的“银锭纹”和“横裂纹”。
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了三点：
一、“安思远藏本”不是“孙承泽旧藏本”，因为“孙承泽旧藏本”卷六首幅有横裂纹，另有宋人印章和装裱题记，这足以否定两本的关联性。
二、从“潘允谅旧藏本”卷六首幅的“银锭纹”和“横裂纹”来看，南宋人以国子监本伪造“阁帖祖本”的银锭纹，或许有出典，不是凭空杜撰的。
三、从《闲者轩帖考》记载信息来作初步推断，“孙承泽旧藏本”应该就是“阁帖祖本”，它首幅有横裂纹，且没有银锭纹，还有宋人印章、题跋和装裱题记，可惜“孙承泽旧藏本”早已不明下落，估计已经失传了。
最后，再看“安思远藏本”卷八后有宋淳熙年间宰相王淮（1126-1189）题跋，其文曰：
豫章黄太史谓古人作《兰亭序》《孔子庙堂碑》皆作一淡墨本，盖见古人用笔回腕馀势，若深墨本但得笔中意尔。观《淳化法帖》用潘谷墨作蝉翼本，笔下锋锷隐见，有若真迹，诚可宝玩也。
从王淮题跋文意推断，卷八应该是“淡墨本”，但细观安思远旧藏卷八拓本，墨黑如漆，绝非蝉翼拓本，再者，若此本真是“孙承泽藏本”之卷八，孙氏在《闲者轩帖考》不应不记录如此重要的宰相王淮题跋，因此，可以肯定此段“王淮题跋”亦是从它本移入。
综上所述，两段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宋人题跋，原本是“安思远藏本”的亮点，现在看来却是个污点，卷六北宋无名氏的题跋出现，足以说明“安思远藏本”是依照《闲者轩帖考》的记录伪造而成，与“孙承泽藏本”毫无关系。
现在，该来看看“安思远藏本”的另一亮点——卷六、七、八首页均有王铎题签。
卷六题签：“初拓淳化帖，丁亥九月王铎书，孙北海家藏至宝至宝。”这张题签十分蹊跷，上款写在最下，极为罕见。“初拓淳化帖”也文意不通，卷六已经有“银锭纹”，难道还会是淳化三年初拓，王铎不会如此糊涂。
“丁亥”即顺治四年（1647），再结合“初拓淳化帖”的文意，笔者马上联想到了清顺治三年（1646）陕西费甲铸依照“肃府本”翻刻一部，置于西安碑林，世称“关中本”。笔者怀疑这条“初拓淳化帖，丁亥九月王铎书”题签，应该是王铎为“关中本”的初拓本题写的，被人移花接木到“安思远藏本”上，其下“孙北海家藏至宝至宝”一句，则是后人作伪补入，以呼应所谓的“孙承泽旧藏本”。
再结合“安思远藏本”卷六、卷七、卷八的装裱尺寸样式相同，面板题签“淳化阁帖，麓村珍藏”，可以肯定这三卷原本就是清代安岐（麓村）收藏的一套《阁帖》南宋拓本，后人依照《闲者轩帖考》伪饰成所谓的“孙承泽藏阁帖祖本”，现在应该更定为“安岐藏本”。
现在可以揭盖“安思远藏本”的真实身份，因篇幅有限，兹不展开讨论，仅将结论公布，卷四、七、八与“肃府本”的底本相类，因“肃府本”刊刻后底本就已失传，故“安思远藏本”卷四、七、八的珍贵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安思远藏本”卷六兼具“泉州本”、“肃府本”的共同面貌，但缺乏古代文献支撑，导致版本不明，也就无法与其他三卷分出早晚，但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那就是，这本也是善本无疑。
上海博物馆购买“安思远藏本”至今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当年拙著《古墨新研——淳化阁帖纵横谈》出版后，再未就《阁帖》宋本展开研究，此次应邀参加绍兴召开“王羲之与二王学的构建研讨会”，有感于《阁帖》宋本在“二王学”中的至尊至高地位，故重拾未刊旧稿，直抒己见，聊作“再研究”。己亥谷雨后二日，仲威写于上海图书馆
仲威：《淳化阁帖》宋拓本的再研究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仲威：《淳化阁帖》宋拓本的再研究
传世《淳化阁帖》宋拓本有五六件，其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一件是上海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卷九，另一件是安思远旧藏四册，后被上海博物馆收购，最终称为“最善本”。
先谈上海图书馆藏本，上世纪60年代初，王壮弘先生在上海古旧书店征集碑帖拓片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册《淳化阁帖》卷九宋小本金刚折裱装，鉴定为《淳化阁帖》枣木原本，即传说中《淳化阁帖》的“祖本”，又经北京庆云堂张彦生、上海图书馆的碑帖专家潘景郑、翁闓运等专家审定确认后，此册旋被提调至上海图书馆作永久收藏，列入国家一级文物。（图1）
当年，专家一致鉴定为“宋拓阁帖祖本”的关键因素是：此本存有七处“银锭纹”。为何“银锭纹”如此重要呢？因为，“银锭纹”能与“枣木板”联系到一起，相传宋淳化三年（992）《阁帖》祖本刊刻在枣木板之上，不数年枣木原板开裂，为防止木板开裂加大，工匠就用银锭将裂纹锁定，此时的拓本上就自然留有“银锭纹”印记。又因“枣木板”能牵连到“阁帖祖本”上，所以“银锭纹”就成为“阁帖祖本”的最重要标识符。因此，当年专家们将此册新发现的《淳化阁帖》卷九审定为“宋拓阁帖祖本”就很容易理解了。
关于《阁帖》祖本刊刻于石版还是木版，历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似乎好像还是以“木板说”占了上风，北宋欧阳修、黄庭坚、秦观等人多有摹刻于板的记载，但未指明究竟是什么材质的木板；到了南宋，赵希鹄、汪逵等人开始有“枣木板”和“银锭纹”的明确记载，例如：赵希鹄《古今石刻辨》：“用枣木版摹刻十卷于秘阁，故时有银锭纹。”汪逵《淳化阁帖辨记》：“其本乃木刻，记一百八十四板，两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银锭痕迹，则是木裂。”
自南宋以后，《阁帖》祖本刊刻于枣木板，板上有银锭纹，几乎成为后世对“阁帖祖本”假想的共识。
笔者对上海图书馆《阁帖》枣木祖本的最初研究始于1998年。那年八月，上海图书馆携馆藏珍贵碑帖在纽约举办展览，前来观展的美国碑帖收藏大家——安思远先生曾经问我：“上海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卷九为何没有贾似道收藏印章？”我当时无言以对，感觉这一问题切中要害，因为只有南宋权臣贾似道才有拥有“阁帖枣木祖本”的可能，没有贾似道印章，确实是个重大的疑问和缺憾。
馆藏《淳化阁帖》卷九，内钤有潘允谅、梁清标、孟庆云等藏印，却唯独不见贾似道印章。为何旧时书目将此册著录为“贾似道藏本”呢？如今找不到“贾似道藏印”，就从“潘允谅印章”入手，潘允谅系明代上海收藏大家，曾在万历十年（1582）刊刻过一套《阁帖》，储于府邸五石山房，世称“五石山房本”，我将此册卷九与潘允谅所刻的“五石山房本”卷九进行了校勘，两本完全吻合，“五石山房本”中板裂纹、银锭纹的位置、大小均亦步亦趋，可以肯定“五石山房本”卷九就是根据现存上海图书馆《淳化阁帖卷九》翻刻而成。通过此次校勘，卷九册中没有加盖贾似道印章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原来贾似道印章仅仅盖在《阁帖》卷一的首页上，这在“五石山房本”中得到充分印证。
安思远先生的提问得以圆满解决，但有关《阁帖》的好戏才刚刚开始。2001年，时任佳士得中国书画部主管的马成名先生专程访问上海图书馆，向笔者出示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淳化阁帖》照片，一共九册（卷一至卷八，卷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流入美国），一眼就能认出这九册与上海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卷九同属一套，皆为明代潘允谅旧藏本，弗利尔美术馆卷一起首还赫然钤有贾似道印章，至此，残本又重新成为足本，成为名副其实的贾似道旧藏“阁帖祖本”。
那次马成名先生的发现，是《阁帖》鉴藏界的重大事件，确认了明代潘允谅旧藏“阁帖祖本”十卷完好并保留至今，喜悦之情无以言表。事情至此本该画上圆满的句号，但喜讯还是不断接踵而来。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又耗450万美金巨资购买安思远藏《淳化阁帖》四册。下面，就来谈谈上海博物馆购买的“安思远藏本”。
自明清以来，在碑帖收藏界公认的《阁帖》枣木祖本，只有两套，一套就是上文介绍的潘允谅旧藏十卷本，另一套就是上海博物馆购买的安思远藏本，存卷四、六、七、八，共计四册。
当上海博物馆汪庆正馆长拿到安思远藏本后，马上就与上海图书馆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联系，取得“潘允谅旧藏十卷本”的完整资料，一经比对后，问题出现了，上图藏本与上博新购本，两种过去相传皆为枣木祖本的《阁帖》，面目居然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当然，两种藏本不可能同时都是“阁帖祖本”，加之政府巨资购买，干系重大，只有“你死才能我活”，对上博来讲，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潘允谅旧藏十卷本”不是“阁帖祖本”的有效证据。
幸运的是，这个问题没有难倒汪庆正馆长，反而取得了《阁帖》研究史上一个重大突破。汪馆长在“潘允谅旧藏十卷本”的拓本间隙中找到了十分不起眼的刻工姓名，发现郭奇、王成、张通、李攸等人皆为南宋绍兴年间国子监刻工，因此，轻而易举地证实“潘允谅旧藏十卷本”为“南宋国子监刻本”，从而否定了其“阁帖祖本”的身份。
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诏依《淳化阁帖》旧拓翻刻十卷置于国子监，其先后次序、字行长短、卷尾篆题完全遵照《阁帖》原本，模刻精善，世称“绍兴国子监本”。虽然潘允谅藏十卷本从《阁帖》“北宋枣木祖本”降格至“南宋国子监刻本”，馆藏文物珍贵性打了折扣，但为进一步理清《阁帖》刊刻谱系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坐标点。
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只有“祖本”才会有银锭纹，若是“南宋国子监刻本”，就不应有所谓的银锭纹，为何上海图书馆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本中也有银锭纹呢？ 答案就藏在南宋淳祐四年（1244）曹士冕《法帖谱系》里，其文曰：绍兴中以御府所藏淳化旧帖，刻板置之国子监，其首尾与淳化阁本略无少异。当时御府拓者，多用匮纸盖打金银箔者也，故字画精神极有可观，今都下亦时有旧拓者。迩来碑工往往作蝉翼本，且以厚纸覆板上，隐然为银锭痕以惑人。第损剥非复旧本之遒劲矣。原来，早在南宋后期，碑帖收藏界已经有将此套“绍兴国子监本”冒充“阁帖祖本”的勾当，当时碑工在绍兴国子监本的基础上用厚纸垫衬伪造椎拓出所谓的“银锭纹”，此即曹士冕所载“迩来碑工往往作蝉翼本，且以厚纸覆板上，隐然为银锭痕以惑人”。“潘允谅旧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就是此类冒充“枣木祖本”的“绍兴国子监本”。
模拟制作银锭文
既然是以南宋绍兴年间的《淳化阁帖》造假冒充北宋祖本，其作伪时间必在南宋后期，万无南宋初年“国子监本”初成之时的可能，也就是在贾似道生活的同一时期，所以，藏本上的贾似道印章势必也是伪造而成，贾似道万万不会愚蠢到钤印在当时的“南宋绍兴国子监本”的新拓本上。
遥想当年安思远先生的提问，以及笔者此后煞费苦心求证“贾似道收藏印”的研究，原来都掉进了南宋后期文物造假者布下的陷阱里。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头谈及的《阁帖》刊刻于石、于木的争论上，来正视有关南宋赵希鹄、汪逵等人关于枣木板和银锭纹的记载，原来他们就是看了此类以“绍兴国子监本”作伪的“祖本”，从而，信以为真，造成以讹传讹，难怪北宋人从来没有讲过“枣木板”和“银锭纹”，基于此类南宋学者的误导，致使明代潘允谅的上当受骗，只到四百馀年后的今天，真相才大白天下。
否定了潘允谅旧藏《阁帖》祖本后，那么，上海博物馆购买的“安思远本”是否就是唯一的传世祖本，这一令人期待的假设能够成立吗？
这一问题初看，似乎多余，属于“杞人忧天”，因为“安思远藏本”有着显赫的收藏经历，无数收藏大家经手，这就意味它有多重保险：1、南宋贾似道旧藏。 2、明末清初孙承泽旧藏。3、清代李宗瀚旧藏。4、1995年，安思远纽约拍卖购得，马成名先生担任碑帖顾问。5、1995年，来北京故宫展出，启功先生撰文推介。6、2002年，收录在启功主编《中国法帖全集》第一册。以上六重保险，任何一重，都足以让它流芳千古，难怪上海博物馆有如此魄力斥巨资购买。
此外，“安思远藏本”还有一大“亮点”，传世善本碑帖的题跋作者多为清代人，尤以乾嘉以后居多，明代人题跋已极为稀罕。但是，“安思远藏本”卷六后，却有一则北宋无名氏题跋，其文曰：
御府法帖板本掌于御书院，岁久板有横裂纹。魏王好书，尝从先帝借归邸中模数百本，又刻板本藏之。模拓镌刻皆用国工，不复可辨。余所藏本首幅有横裂纹。可知其为祕府本也。人间有潭州、绛州二本，近年刘次庄于临江军又刻一本，并魏府本，四矣。
此段宋人题跋非同小可，起首“御府法帖板本掌于御书院”，开宗明义，就已经点题为“枣木祖本”，结尾“近年刘次庄于临江军又刻一本”，又将题跋时间指向北宋后期，题跋所称“先帝”，当为宋神宗无疑。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合情合理，无懈可击。
更加了不得的是，此段题跋一字不差地被记录在明孙承泽《闲者轩帖考》中，两相对照，即可将“安思远藏本”导向“孙承泽旧藏本”，因此，此段题跋也是“安思远藏本”最大的买点。
但是，仅凭这点，就将“安思远藏本”确认为“孙承泽旧藏本”，未免草率。因为《闲者轩帖考》在记录跋文之前，还有一段话，其文曰：
甲申（1644）三月之变，……得阁帖第一、三、四、五、六、七、八、十。板纹墨色大约皆有宋故物。而第六册有“翰林院学士院”诸印，及“绍圣三年冬至前一日装”题识。
“第六册有‘翰林院学士院’诸印及‘绍圣三年冬至前一日装’题识”，如此关键的北宋钤印和装裱题记却偏偏在“安思远藏本”卷六中缺失，这是很反常的，后人重装时，万万不会丢失带有如此重要信息的内容。
仅凭丢失宋人印章和装裱题记，就否认它不是“孙承泽旧藏本”，略显武断。但是，这引起了笔者的警觉和怀疑，再细读此段宋人跋文，还是找到了其中的破绽。
宋人题跋有“余所藏本首幅有横裂纹”，这是十分关键的版本信息，在没有图像资料的古代，如此重要的版本面貌特征描述的文句极为难得。再回看“安思远藏本”卷六，首幅却偏偏没有横裂纹，这是一个致命的漏洞。再看“潘允谅旧藏本”卷六，首幅却有伪造的“银锭纹”和“横裂纹”。
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了三点：
一、“安思远藏本”不是“孙承泽旧藏本”，因为“孙承泽旧藏本”卷六首幅有横裂纹，另有宋人印章和装裱题记，这足以否定两本的关联性。
二、从“潘允谅旧藏本”卷六首幅的“银锭纹”和“横裂纹”来看，南宋人以国子监本伪造“阁帖祖本”的银锭纹，或许有出典，不是凭空杜撰的。
三、从《闲者轩帖考》记载信息来作初步推断，“孙承泽旧藏本”应该就是“阁帖祖本”，它首幅有横裂纹，且没有银锭纹，还有宋人印章、题跋和装裱题记，可惜“孙承泽旧藏本”早已不明下落，估计已经失传了。
最后，再看“安思远藏本”卷八后有宋淳熙年间宰相王淮（1126-1189）题跋，其文曰：
豫章黄太史谓古人作《兰亭序》《孔子庙堂碑》皆作一淡墨本，盖见古人用笔回腕馀势，若深墨本但得笔中意尔。观《淳化法帖》用潘谷墨作蝉翼本，笔下锋锷隐见，有若真迹，诚可宝玩也。
从王淮题跋文意推断，卷八应该是“淡墨本”，但细观安思远旧藏卷八拓本，墨黑如漆，绝非蝉翼拓本，再者，若此本真是“孙承泽藏本”之卷八，孙氏在《闲者轩帖考》不应不记录如此重要的宰相王淮题跋，因此，可以肯定此段“王淮题跋”亦是从它本移入。
综上所述，两段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宋人题跋，原本是“安思远藏本”的亮点，现在看来却是个污点，卷六北宋无名氏的题跋出现，足以说明“安思远藏本”是依照《闲者轩帖考》的记录伪造而成，与“孙承泽藏本”毫无关系。
现在，该来看看“安思远藏本”的另一亮点——卷六、七、八首页均有王铎题签。
卷六题签：“初拓淳化帖，丁亥九月王铎书，孙北海家藏至宝至宝。”这张题签十分蹊跷，上款写在最下，极为罕见。“初拓淳化帖”也文意不通，卷六已经有“银锭纹”，难道还会是淳化三年初拓，王铎不会如此糊涂。
“丁亥”即顺治四年（1647），再结合“初拓淳化帖”的文意，笔者马上联想到了清顺治三年（1646）陕西费甲铸依照“肃府本”翻刻一部，置于西安碑林，世称“关中本”。笔者怀疑这条“初拓淳化帖，丁亥九月王铎书”题签，应该是王铎为“关中本”的初拓本题写的，被人移花接木到“安思远藏本”上，其下“孙北海家藏至宝至宝”一句，则是后人作伪补入，以呼应所谓的“孙承泽旧藏本”。
再结合“安思远藏本”卷六、卷七、卷八的装裱尺寸样式相同，面板题签“淳化阁帖，麓村珍藏”，可以肯定这三卷原本就是清代安岐（麓村）收藏的一套《阁帖》南宋拓本，后人依照《闲者轩帖考》伪饰成所谓的“孙承泽藏阁帖祖本”，现在应该更定为“安岐藏本”。
现在可以揭盖“安思远藏本”的真实身份，因篇幅有限，兹不展开讨论，仅将结论公布，卷四、七、八与“肃府本”的底本相类，因“肃府本”刊刻后底本就已失传，故“安思远藏本”卷四、七、八的珍贵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安思远藏本”卷六兼具“泉州本”、“肃府本”的共同面貌，但缺乏古代文献支撑，导致版本不明，也就无法与其他三卷分出早晚，但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那就是，这本也是善本无疑。
上海博物馆购买“安思远藏本”至今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当年拙著《古墨新研——淳化阁帖纵横谈》出版后，再未就《阁帖》宋本展开研究，此次应邀参加绍兴召开“王羲之与二王学的构建研讨会”，有感于《阁帖》宋本在“二王学”中的至尊至高地位，故重拾未刊旧稿，直抒己见，聊作“再研究”。己亥谷雨后二日，仲威写于上海图书馆
上一篇： 扬州八怪，都是“怪”在哪了？
下一篇： 傅抱石：中国画要神，不要形
名家艺术 艺术名家 艺术研究 艺术品鉴 学术天地 展览中心 古今中外 新闻通联 协会机构 特别推荐 国学国粹 评选前沿 教育培训 影像视觉
影像视觉
教育培训
评选前沿
国学国粹
特别推荐
协会机构
新闻通联
古今中外
展览中心
学术天地
艺术品鉴
艺术研究
艺术名家
名家艺术
瓷器鉴定
瓷器新闻
书画
瓷器知识
孩子
文房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