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天下一人

宋徽宗赵佶画像

北宋 宋徽宗 摹张萱 捣练图（局部） 纵37厘米，横145.3厘米 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听琴图》与《文会图》那些人物与竹木等等，也与赵佶的亲笔有异，情况与上列的两幅御题画相等，这是从艺术角度的评鉴。
此外还可以证明这一点，《听琴图》与《文会图》上面都有蔡京题诗，《听琴图》题在画上面正中，清胡敬曾大骂蔡京，说是敢于在皇帝御笔上中正题诗，是“肆无忌惮”，而《文会图》，蔡京题诗在画的左上面，赵佶的题诗，在画的右上面，两题遥遥相对，蔡京只是依韵和赵佶的诗。
赵佶题的第一行是：“题《文会图》”，接着是诗，诗的末两句为“多士作新知入彀，画图犹喜见文雄”。令人想到《文会图》如果为赵亲笔所画，怎么能用“画图犹喜见文雄”这样的语气呢？蔡京的诗，也只是颂扬宋朝统治的光明，绝无一字涉及皇帝陛下的妙笔。
这能说是“代御染写”之作吗？赵佶与蔡京分明只是题这一幅画而已。《听琴图》的蔡京的诗，也只是形容画中的情景;而《御鹰图》、《雪江归棹图》上蔡京也都有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却是左一个“皇帝陛下丹青妙笔，德动天地，仁及飞走……神笔之妙，无以复加”。右一个“皇帝陛下以丹青妙笔……盖神智与造化等也”。
何以对《听琴图》《文会图》的题，却无一字提到皇帝陛下的丹青妙笔呢？（前曾写《宋徽宗<听琴图>和他的真笔问题》一文，收在《鉴余杂稿》中）可见《听琴图》与《文会图》，均非赵佶所画，也都是御题画而已。

北宋 赵佶 梅花绣眼图 纵24.5厘米 横24.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芙蓉锦鸡图》《蜡梅山禽图》《听琴图》《文会图》既已证明都不是赵佶所作，只是御题画，并不是如蔡絛所说的“代御染写”之作，那么，赵佶因何在题字时不题出作者的名氏？而《南宋馆阁续录》御题画一项中，有些却都题作者的名氏，直到与他同时的吴元瑜。
有一个推想，这些画绝非“代御染写”，事实上赵佶的画并没有“代御染写”之作;那么，这些不提作者名氏的御题画，看来都是“三舍”学生的创作，或者是每月考试的作品，被赵佶入选了，才在画上为之题字，这已经是显示了皇帝的恩宠。然而，被人说成是“代御染写”，这是这位善画的皇帝也始料所不及的吧!

北宋 赵佶 枇杷山鸟图
赵佶的艺术主旨，在于写生的笔致秀挺温婉，形象俊俏生动。虽然也有雄健的格调，如《柳鸦芦雁图》，但大多数的创作，都是以如上所论证的主旨从事描绘，以气韵奠定艺术高峰。
那些御题画，正是缺乏这方面的深入成就，但已经不容易了，在北宋，不能数一，也是数二的高品。这些学生，努力追随赵佶的表现形式，必然要下一等。上列传世的那几幅御题画，都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弱点。
赵佶即位以后，对图画院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之前，据《宋会要辑稿》所记：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三日，翰林图画院祗候杜用德等言，待诏等本不递迁，欲乞将本院学生四十人，立定第一等、第二等各十人为额，所有祗候，亦乞将今来四人为额，候有缺于学生内拨填。
其艺学原额六人，今后有缺，亦于祗候内拨填。已曾蒙许立定为额，今后有缺，理为递迁，后来本院不以艺业高低，只以资次挨排，无以激劝，乞自今将元额本院待诏以下至学生等，有缺即于依次等第内拣试艺业高低，进呈取旨，充填入额，续定夺到拣试规矩，每预令供报所工科目。
各给与印绢口子，今待诏等供到名件，点定一般监试画造至了当，即待诏等定夺高下差错去处多少，即合与不合格式，编类等第。从之。”

北宋 赵佶 溪山秋色图
至徽宗崇宁变了。《宋会要辑稿》又记：
“徽宗崇宁三年六月十一日，都省言：‘窃以书用于世……朝廷图绘神象，与书一体，令附书学，为之校试约束，谨修成书画学敕令格式一部，冠以崇宁国子监为名。’从之。”
把书画学属到国子监去了。《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崇宁五年正月丁巳，“诏：书、画、算、医四学并罢，更不修盖，书画学于国子监擗截屋宇充，每学置博士各一员，生员各以三十为额”。
原来，崇宁三年定的算学学生员，命官子弟及庶人为之，公私试三舍法，略加太学上舍三等。到大观四年以算学生归之太史局，并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
原来的算学生是命官与庶人为之。在书画学，则分士流、杂流。乞愿入学者三舍补试。所谓三舍，即上述之太学上舍三等，名为内舍、外舍、上舍。
所谓士流与杂流，即朝官之子弟及无出身的庶人。到大观元年，所分之三含，上舍为五十人，内舍十人，其外舍止各十人。据《宋会要辑稿》大观元年二月十七日，诏：“书画学谕、学正、学录、学直各置一名。”至大观四年，三月庚子，诏：“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

北宋 赵佶 跋欧阳询行书张翰帖
至于画学谕、学正、学录、学直，看来，原有的博士也取消了，这些代替了以前祗候、艺学等，而且看来还要兼管行政职务，因为每一职称的各只设一人。翰林图画局，近似一所学校，是以学生为主，实为赵佶直接领导，执行的是赵佶的艺术旨意。训练学生写生与摹古，考试用一种诗句为题，来考验学生们对诗与绘画结合的所谓“诗情画意”。
待诏、祗候、艺学，前朝有这些头衔的作家，是不是被赵佶抛在一旁，还是改组掉了？不得而知，看来已经没有了。《图绘宝鉴》列了好几位宣和待诏，如马贲、黄忠道、苏汉臣、朱锐、李端、张浃等等，不知他的根据从何而来。史称李唐曾入宣和画院。事实上，画院之名，早已不存在，看来画院只是成了一般通称。李唐应是入的翰林图画局。
没有听说他在图画局里有过如“画学谕”之类的头衔，看来也不是学生。我们不知道当时录取学生，有无年龄限制。“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燕脂画牡丹”。
可以看出，这首诗出自李唐肺腑。一腔的牢骚，显然没有受到赵佶的重视。从而也不会受到从画学谕到同学的重视。“多买燕脂画牡丹”，正是赵佶所领导的写生艺术主旨。皇帝老官的声势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北宋 赵佶 五色鹦鹉图 纵53.3厘米，横125.1cm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邓椿《画继》有这样一段记载：“凡取画院人，不专以笔法，往往以人物为先。盖召对不时，恐被顾问，故刘益以病赘异常，虽供御画，而未得见，终身为恨也。”因而这些人的作品，尽管被赵佶所认可，题名签押，是不会再题上作者的名氏的。
从上列传世的几幅“御题画”，其风格应该说都是遵循赵佶的艺术旨意的作品。在赵佶的亲自教导之下，开始一系列的写生与临古。“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图轴两匣，命中贵押送院以示学人，仍责军令状，以防遗坠渍污。故一时作者，咸竭尽精力，以副上意”。
《画继》的这段记载，很有意思，我们从时代艺术角度而论，韩滉《文苑图》、韩幹《牧马图》虽都是赵佶所亲题，但都不是唐人的画笔，看来都是学生们责军令状之下的摹本。这两图的确是高品，那幅韩幹的马，四蹄从形体到神态，灵动而有力，而衣褶已非唐人的形体，正是赵佶领导下艺术特有的风神体态。
至于还有赵佶的《摹张萱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也都不是他本人所作。《捣练图》是金章宗题为赵佶画的，它的笔势较冗弱，殊不流畅，看来也是“责军令状”之摹笔。《虢国夫人游春图》中马的四蹄，呆滞无神，与赵佶的艺术精神殊不相类。

北宋 赵佶 桃鸠图 横26.1厘米，纵28.5厘米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赵佶对写生物体非常敏锐，如“孔雀升墩”“日中月季花”，前者遭到赵佶的批评，而后者受到“赐绯”的恩宠。这些记载，都说明赵佶对写生的严格。他不是指扬补之画的梅花是村梅吗？扬补之并不是精工细笔的写生风貌。
蔡絛说凡名手多入供奉，所以一个名氏都“无闻”。看来，蔡絛对当时的翰林图画局并不注意，所以一无所知。其实当时宋迪的犹子宋子房，工画，当过博士，是邓洵武所推荐的。张希颜，善画花，当过“画学谕”（见《画继》）。
陈尧臣当过“画学正”（见王明清《挥麈后录》）。李唐在当时，却是“无闻”的，他煊赫的待诏之名，实始于南宋，并形成了南宋一代的画风，这时不用再去买胭脂画牡丹了。

赵佶 写生珍擒局部
图画局除了几名画学谕之外，都是学生。那些御题画，如上所论列看来都出于学生的手笔。十七岁的王希孟，经过赵佶的亲自教导，画出了一卷大青绿《千里江山图》的精妙巨制。
赵佶在上面一个字也没有题，因为他并非图画局的学生。这也足以说明“御题画”的用意所有。因此说“代御染写”（即代笔）这个说法是不可靠的。
汤垕说：赵佶的亲笔画，他“自可望而识之”。但没有说明赵佶的亲笔又是什么样子，举出例子，不免有些自我吹嘘。史言混淆，因而在今日有必要加以深入的分析辨认，从他的笔势、风调、情趣，而认识他的艺术心理。上述的哪些是亲笔画，哪些不是？加以推断，正是根据这些对赵佶纯客观的规律，作出论证，以补绘画史之缺。
总之，赵佶的画，传世所见到的，没有一幅是“代御染写”的。从一些纪年来推算他的创作年月，以《雪江归棹图》为最早，而《四禽图》《写生珍禽图》即从它风貌而言，已是他后期之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