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艺术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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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天下一人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宋徽宗:天下一人


当五季与北宋后期,有两位大文学艺术家,一是南唐后主李煜,一是北宋徽宗赵佶。这两位在当时身为帝王,一是见灭于宋,一是被金人掳去。
 
李煜这位大文学家,当他永别他的江南往北宋汴京时,曾赋过一阕破阵子词,词写道: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北宋苏东坡读到他这首回肠荡气的词时,有些反感,他说:“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
 
而赵佶被金人掳去,在北行舟中,不胜悲伤地低吟着“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过船儿倒转。”他的这种伤感懦弱的心怀,形于歌咏者,几百余首。亡国的下场,被掳的身世,所余的只是这些悲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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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赵佶画像

消沉的亡国之君,本无可足道,然而在文学艺术史上,为人所称说不休的,李煜的词,赵佶的书画,这二人都是承先启后,划时代开派的宗师,所以获得后人的称说不休,正不在彼而在此。
 
从文学史而言,李煜自有他的崇高地位,而这里所要论列的,则是绘画史上的赵佶。
 
从绘画史来论证赵佶,将是不朽的光辉一页,尤其,他于花鸟画,精巧深微,天机盎然。苏东坡尝论证“士人画”与“画工画”的分野在于:“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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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赵佶 芙蓉锦鸡图 纵81.5厘米,横53.6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苏东坡的论证是绘画不在于形似而在于神,这无疑是对的。绘画不讲形象的神而单求形象的似,这不是“士人画”,而是“画工画”。正在于具形而不具神,但不是不要形似而单讲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神正是要从对象的形上表现出来。
赵佶的花鸟画,工细入微,是形神兼全的艺术妙境。使东坡复生,也不能斥之为画工,而要推许为士人画了。
当五季,花鸟画的主力在蜀与南唐,是新兴的阶段。蜀的代表为黄筌,而南唐是徐熙。当北宋开国后,建立起翰林图画院,图画院的风尚以黄筌的画派为主。
他的表现形式是细笔轻色,号称写生。而南唐徐熙是落墨为格,杂彩副之的“落墨法”,也是写生,然而这一画派,没有被当时画院所接受。徐熙之孙徐崇嗣,想进图画院,图画院审查他的画笔,认为“粗野”而被摈弃了。徐崇嗣无可奈何,舍弃了他的家传画格,改而为接近于黄筌的描绘形式,这才被通过,进入了图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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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宋徽宗 瑞鹤图(画心局部) 纵51厘米,横138.2厘米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北宋有句谚语:“黄家富贵,徐熙野逸。”黄家已被图画院奉为绘画艺术的典范,而“徐熙野逸”的落墨画派,遂成“广陵散”。
北宋花鸟画,自黄家而后,史称至天圣、熙宁数十年间,演而为崔白、吴元瑜;再越三十年至赵佶之世,已从朴实真诚之趣,变而为精微灵动。
黄筌号称写生,崔白、吴元瑜也是写生,赵佶也是写生,都出于写生,而艺术风调之变易,又飞越了一程。赵佶曾对他的臣下说:“朕万机余暇,惟好画耳。”南宋邓椿称说他“艺精于神”、“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尤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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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宋徽宗  瑞鹤图题字
赵佶的画笔,从上面的这些论述,来查核今所流传的作品,不论是人物、山水、花鸟,还有多幅,令人可以亲接他的艺术流风。然而,今天所能亲见他艺术的风貌,是多样的,而文字的记载,还有些不同的传说,即传世的这些画笔,是否都是出于赵佶亲手?久已成为一个议论的焦点。
有如下这些记载:宋蔡絛《铁围山丛谈》:“……独丹青以上皇(赵佶)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尔。”
这是说,当时所有名手,都是为赵佶代笔作画,所以连这些名手的名姓,都没有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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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宋徽宗 祥龙石图(局部)绢本 纵53.8厘米,横127.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元汤垕《画鉴》:“……《宣和睿览集》累至数百及千余册,度其万机之余,安得暇至于此?要是当时画院诸人仿效其作,特题印之耳。然徽宗亲作者,自可望而识之。”
元王恽题《宋徽宗石榴图》诗:“……写生若论丹青妙,金马门前待诏才。”
汤垕、王恽都是说赵佶的画,大都不是他自己画的,赵佶只是在画上加以自己的题印而已。
如上所引,不是说赵佶不精于绘事,而是大有捉刀人在。这与蔡絛所说的“代御染写”故一时名手连姓名都被埋没了的说法是一致的。
至于赵佶自己画笔的渊源,《铁围山丛谈》又说:“……时亦就端邸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后人不知,往往谓祐陵(赵佶)画本崔白,书学薛稷,凡斯失其源派矣。”
蔡絛是蔡京之子,与赵佶同时,当有许多亲见与亲闻。汤垕等都后了一代,似乎蔡絛的叙说,应该是可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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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宋徽宗 听琴图 绢本 横147.2厘米,纵51.3厘米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研究赵佶的画笔,文字记载固然应当重视,但从他画笔的本身而言,在于今日所流传的作品中。
一、有些创作时期,迷茫难考。
二、笔的习性风貌不一,而这不一的习性风貌,也仍然迷茫哪一习性,哪一风貌是出于他哪一时期所创作。
看来这便是引起“代御染写”的传说了。但是赵佶的画笔,不论是他哪一个时期,它的风貌,不止只有一种,不是“代御染写”而确是亲笔。
如《竹禽图》、《柳鸦芦雁图》,柳是粗笔的,坡石与草也是粗笔的,以论笔势纯然一致出于一手,从这些笔势一致的坡石与柳、草,就不能如蔡絛所说与崔白毫无渊源关系。这不可以随便立说,崔白的画笔,著名的《双喜图》今天还流传于世,可以辨认其间笔性情致的连贯性。
从这一角度来看,上列二图,辨明它确是出于赵佶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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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宋徽宗 文会图 绢本 纵184.4厘米,横123.9厘米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这两卷的柳鸦与芦雁、竹与禽,从内在到外形,有粗放与拙重之不同,也有质朴与细巧之别。柳粗放而鸦拙重,芦雁是拙重的双勾描笔,而竹是精工,禽细巧。
至于坡石、草,《柳鸦》与《芦雁》中的是一致的,而《芦雁》中的蓼花,又与《竹禽图》中竹枝的表现技法是一致的。从这两图而论,可以体会赵佶的画,既不是仅有一种笔势,也不是单纯的一种,从而产生了多样的体貌。若论它的创作时期,或许可以说是他的前期之作。
论《御鹰图》的艺术描绘,双勾谨细,毛羽洒然,形体生动而自然。鹰眼的神姿,尤为英发,显示着一种威猛之气。而艺术的格调,却是清新文雅,绝去了粗犷率野的情味。
尽管双勾是历来的表现形式,但这种新颖的画风,是形神兼备的高妙写生,与崔白显不了一定的距离了。此图纪年为政和甲午(1114年),为政和四年,是时赵佶之年为三十三岁,是中期之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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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宋徽宗 竹禽图 绢本设色 纵33.8厘米、横55.5厘米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金英秋禽图》却是又一种体制的描写,是一种雍容高雅的骨体。特别要提出的是一双喜鹊,笔与墨是细致的,用的却是俊放的笔势。所谓细致是指它无微不至的写生。以俊放的笔来表达细致的写生,可以说神妙直到秋毫颠了。
后面的两只秋禽,则不用俊放的笔调,而是以工细的笔来作无微不至的描写。两禽的呼应,前后的神情,令人体会到在这寂静的秋园中野趣活泼的情景。若没有对野禽动态的精深体会,岂能得此高妙的艺术风采。唐王维诗:“山林吾丧我。”正是对景物到了“吾丧我”的境地,而后勃然发之于毫端的。至于坡石和双勾的草,则仍是从崔白而来,迹象表明,赵佶正是从此中演变而形成自己的习性的。
《枇杷山鸟》全用的墨笔,也是赵佶的真笔。除鸟与蝶之外,纯是没骨法,它所散发的一种静穆的墨气,为北宋所独有。据历来的叙说,没骨法为徐崇嗣所创始,是著色的,但今天已见不到有他的一笔存世。
赵佶的这一表现,与徐崇嗣的画派,有怎样的关系,已苦无足证。但是赵佶画笔的性格、情意,则盎然于绢素之上,可以说是赵佶的别调。而蝶,与《金英秋禽图》中的是步趋一致的。此盖为其中后期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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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赵佶 腊梅山禽图轴
《图绘宝鉴》记赵佶“尤擅墨花石,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从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现在传有赵佶的墨笔花鸟,除《枇杷山鸟》而外,尚有《四禽图卷》《写生珍禽图卷》。
《四禽图》为四段,《写生珍禽图》有十二段,其中有竹的《四禽图》有一段,《写生珍禽图》有四段,都是撇出的形体,全用焦墨,不分浓淡,竹叶的交加处,都空一白道,使两叶错杂不相混。正是如《图绘宝鉴》所叙说的“密处微露白道”。竹的细枝,形体大似崔白《双喜图》中的竹枝,只不过不是双勾而已。
大抵崔白的笔势强劲,而赵佶秀挺。艺术的风采,从某一传统来,从而表现自己的情调。物体不变,同是写生,又各自发抒自己的艺术个性,中间夹着一些带有来历的迹象,这便是创作、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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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宋徽宗 摹张萱 捣练图(局部) 纵37厘米,横145.3厘米 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听琴图》与《文会图》那些人物与竹木等等,也与赵佶的亲笔有异,情况与上列的两幅御题画相等,这是从艺术角度的评鉴。
此外还可以证明这一点,《听琴图》与《文会图》上面都有蔡京题诗,《听琴图》题在画上面正中,清胡敬曾大骂蔡京,说是敢于在皇帝御笔上中正题诗,是“肆无忌惮”,而《文会图》,蔡京题诗在画的左上面,赵佶的题诗,在画的右上面,两题遥遥相对,蔡京只是依韵和赵佶的诗。
赵佶题的第一行是:“题《文会图》”,接着是诗,诗的末两句为“多士作新知入彀,画图犹喜见文雄”。令人想到《文会图》如果为赵亲笔所画,怎么能用“画图犹喜见文雄”这样的语气呢?蔡京的诗,也只是颂扬宋朝统治的光明,绝无一字涉及皇帝陛下的妙笔。
这能说是“代御染写”之作吗?赵佶与蔡京分明只是题这一幅画而已。《听琴图》的蔡京的诗,也只是形容画中的情景;而《御鹰图》、《雪江归棹图》上蔡京也都有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却是左一个“皇帝陛下丹青妙笔,德动天地,仁及飞走……神笔之妙,无以复加”。右一个“皇帝陛下以丹青妙笔……盖神智与造化等也”。
何以对《听琴图》《文会图》的题,却无一字提到皇帝陛下的丹青妙笔呢?(前曾写《宋徽宗<听琴图>和他的真笔问题》一文,收在《鉴余杂稿》中)可见《听琴图》与《文会图》,均非赵佶所画,也都是御题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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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赵佶 梅花绣眼图 纵24.5厘米 横24.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芙蓉锦鸡图》《蜡梅山禽图》《听琴图》《文会图》既已证明都不是赵佶所作,只是御题画,并不是如蔡絛所说的“代御染写”之作,那么,赵佶因何在题字时不题出作者的名氏?而《南宋馆阁续录》御题画一项中,有些却都题作者的名氏,直到与他同时的吴元瑜。
有一个推想,这些画绝非“代御染写”,事实上赵佶的画并没有“代御染写”之作;那么,这些不提作者名氏的御题画,看来都是“三舍”学生的创作,或者是每月考试的作品,被赵佶入选了,才在画上为之题字,这已经是显示了皇帝的恩宠。然而,被人说成是“代御染写”,这是这位善画的皇帝也始料所不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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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赵佶 枇杷山鸟图
赵佶的艺术主旨,在于写生的笔致秀挺温婉,形象俊俏生动。虽然也有雄健的格调,如《柳鸦芦雁图》,但大多数的创作,都是以如上所论证的主旨从事描绘,以气韵奠定艺术高峰。
那些御题画,正是缺乏这方面的深入成就,但已经不容易了,在北宋,不能数一,也是数二的高品。这些学生,努力追随赵佶的表现形式,必然要下一等。上列传世的那几幅御题画,都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弱点。
赵佶即位以后,对图画院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之前,据《宋会要辑稿》所记: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三日,翰林图画院祗候杜用德等言,待诏等本不递迁,欲乞将本院学生四十人,立定第一等、第二等各十人为额,所有祗候,亦乞将今来四人为额,候有缺于学生内拨填。
其艺学原额六人,今后有缺,亦于祗候内拨填。已曾蒙许立定为额,今后有缺,理为递迁,后来本院不以艺业高低,只以资次挨排,无以激劝,乞自今将元额本院待诏以下至学生等,有缺即于依次等第内拣试艺业高低,进呈取旨,充填入额,续定夺到拣试规矩,每预令供报所工科目。
各给与印绢口子,今待诏等供到名件,点定一般监试画造至了当,即待诏等定夺高下差错去处多少,即合与不合格式,编类等第。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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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赵佶 溪山秋色图
至徽宗崇宁变了。《宋会要辑稿》又记:
“徽宗崇宁三年六月十一日,都省言:‘窃以书用于世……朝廷图绘神象,与书一体,令附书学,为之校试约束,谨修成书画学敕令格式一部,冠以崇宁国子监为名。’从之。”
把书画学属到国子监去了。《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崇宁五年正月丁巳,“诏:书、画、算、医四学并罢,更不修盖,书画学于国子监擗截屋宇充,每学置博士各一员,生员各以三十为额”。
原来,崇宁三年定的算学学生员,命官子弟及庶人为之,公私试三舍法,略加太学上舍三等。到大观四年以算学生归之太史局,并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
原来的算学生是命官与庶人为之。在书画学,则分士流、杂流。乞愿入学者三舍补试。所谓三舍,即上述之太学上舍三等,名为内舍、外舍、上舍。
所谓士流与杂流,即朝官之子弟及无出身的庶人。到大观元年,所分之三含,上舍为五十人,内舍十人,其外舍止各十人。据《宋会要辑稿》大观元年二月十七日,诏:“书画学谕、学正、学录、学直各置一名。”至大观四年,三月庚子,诏:“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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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赵佶 跋欧阳询行书张翰帖
至于画学谕、学正、学录、学直,看来,原有的博士也取消了,这些代替了以前祗候、艺学等,而且看来还要兼管行政职务,因为每一职称的各只设一人。翰林图画局,近似一所学校,是以学生为主,实为赵佶直接领导,执行的是赵佶的艺术旨意。训练学生写生与摹古,考试用一种诗句为题,来考验学生们对诗与绘画结合的所谓“诗情画意”。
待诏、祗候、艺学,前朝有这些头衔的作家,是不是被赵佶抛在一旁,还是改组掉了?不得而知,看来已经没有了。《图绘宝鉴》列了好几位宣和待诏,如马贲、黄忠道、苏汉臣、朱锐、李端、张浃等等,不知他的根据从何而来。史称李唐曾入宣和画院。事实上,画院之名,早已不存在,看来画院只是成了一般通称。李唐应是入的翰林图画局。
没有听说他在图画局里有过如“画学谕”之类的头衔,看来也不是学生。我们不知道当时录取学生,有无年龄限制。“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燕脂画牡丹”。
可以看出,这首诗出自李唐肺腑。一腔的牢骚,显然没有受到赵佶的重视。从而也不会受到从画学谕到同学的重视。“多买燕脂画牡丹”,正是赵佶所领导的写生艺术主旨。皇帝老官的声势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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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赵佶 五色鹦鹉图 纵53.3厘米,横125.1cm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邓椿《画继》有这样一段记载:“凡取画院人,不专以笔法,往往以人物为先。盖召对不时,恐被顾问,故刘益以病赘异常,虽供御画,而未得见,终身为恨也。”因而这些人的作品,尽管被赵佶所认可,题名签押,是不会再题上作者的名氏的。
从上列传世的几幅“御题画”,其风格应该说都是遵循赵佶的艺术旨意的作品。在赵佶的亲自教导之下,开始一系列的写生与临古。“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图轴两匣,命中贵押送院以示学人,仍责军令状,以防遗坠渍污。故一时作者,咸竭尽精力,以副上意”。
《画继》的这段记载,很有意思,我们从时代艺术角度而论,韩滉《文苑图》、韩幹《牧马图》虽都是赵佶所亲题,但都不是唐人的画笔,看来都是学生们责军令状之下的摹本。这两图的确是高品,那幅韩幹的马,四蹄从形体到神态,灵动而有力,而衣褶已非唐人的形体,正是赵佶领导下艺术特有的风神体态。
至于还有赵佶的《摹张萱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也都不是他本人所作。《捣练图》是金章宗题为赵佶画的,它的笔势较冗弱,殊不流畅,看来也是“责军令状”之摹笔。《虢国夫人游春图》中马的四蹄,呆滞无神,与赵佶的艺术精神殊不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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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赵佶 桃鸠图 横26.1厘米,纵28.5厘米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赵佶对写生物体非常敏锐,如“孔雀升墩”“日中月季花”,前者遭到赵佶的批评,而后者受到“赐绯”的恩宠。这些记载,都说明赵佶对写生的严格。他不是指扬补之画的梅花是村梅吗?扬补之并不是精工细笔的写生风貌。
蔡絛说凡名手多入供奉,所以一个名氏都“无闻”。看来,蔡絛对当时的翰林图画局并不注意,所以一无所知。其实当时宋迪的犹子宋子房,工画,当过博士,是邓洵武所推荐的。张希颜,善画花,当过“画学谕”(见《画继》)。
陈尧臣当过“画学正”(见王明清《挥麈后录》)。李唐在当时,却是“无闻”的,他煊赫的待诏之名,实始于南宋,并形成了南宋一代的画风,这时不用再去买胭脂画牡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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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 写生珍擒局部
图画局除了几名画学谕之外,都是学生。那些御题画,如上所论列看来都出于学生的手笔。十七岁的王希孟,经过赵佶的亲自教导,画出了一卷大青绿《千里江山图》的精妙巨制。
赵佶在上面一个字也没有题,因为他并非图画局的学生。这也足以说明“御题画”的用意所有。因此说“代御染写”(即代笔)这个说法是不可靠的。
汤垕说:赵佶的亲笔画,他“自可望而识之”。但没有说明赵佶的亲笔又是什么样子,举出例子,不免有些自我吹嘘。史言混淆,因而在今日有必要加以深入的分析辨认,从他的笔势、风调、情趣,而认识他的艺术心理。上述的哪些是亲笔画,哪些不是?加以推断,正是根据这些对赵佶纯客观的规律,作出论证,以补绘画史之缺。
总之,赵佶的画,传世所见到的,没有一幅是“代御染写”的。从一些纪年来推算他的创作年月,以《雪江归棹图》为最早,而《四禽图》《写生珍禽图》即从它风貌而言,已是他后期之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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