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购书
夫购书无他术，眼界欲宽，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盖今世所习为文，人守一经，从博士弟子业者也，如古之著书立言不求闻达者，千百中不一二见焉。习俗溺人，为毒滋甚。每见子弟于四股八比之外略有旁览，便恐妨正业，视为怪物；即子弟稍窃窥目前书一二种，便自命博雅，沾沾自喜，不知宇宙大矣。古今载籍如刘氏《七略》、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俱在人耳目者，无论已。其最盛莫如隋大业中，柳?等校定总目三十七万卷，而正本进御亦三万七千余卷。嗣后则唐开元中总目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而释道二家不与，及唐人自著者不全入。以视大业，不啻倍之。此亦四部中天之际乎?然犹曰帝皇之籍，非士庶所能望见也。乃唐吴兢家藏书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卷，此镂板未行之前，已戛戛于难为力矣。若荆南之田氏，藏书三万卷，昭德晁氏旧藏二万四千八百卷，邯郸李献臣所藏图藉五十六类，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万三千三百八十六卷，而艺术、道书及书画之目不存焉。莆田郑子敬家所藏书，仍用《七录》，而卷帙不减于李。濡须秦氏，且以奏请于朝，宅舍、文籍令子孙不得分析，盖崇重极矣。然犹曰前代之遗事云耳。若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聚书万卷。如云间陆文裕公、娄江王大司马、吴门刘子威，此其家藏书皆不下数万卷。更闻杨仪部君谦，性最嗜书，家本素封，以购书故，晚岁赤贫。所藏书十余万卷，纂其异闻，为《奚囊手镜》。若金陵之焦太史弱侯，藏书两楼五楹俱满，余所目睹，而一一皆经校雠探讨，尤人所难。婺州胡元瑞，以一孝廉集书至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此皆近日士绅家事也，安可以须眉男子竟同三家村担板汉乎?余故略一拈出，令汝辈知旷然宇宙自有大观。所谓眼界欲宽者，此也。若曰：六经皆注脚，何必乃尔?余与汝辈未至此位地，不得作欺人语。
夫所谓精神欲注者，正以人非大豪杰，安能澹无嗜好?倘嗜好一著于博饮、狭邪、驰马、试剑，伤生败业固不必言。即染翰临池，鼎彝金石，非不称清事，然右军竟以书概其品，而阎立本且悔恨流汗，戒子孙勿复工绘事。至于玩古之癖，令人憔悴欲死，又不足言矣。惟移此种种嗜好，注于嗜书，余亦不遽望尔辈以冥心穷讨，苦志编摩。惟姑以此书，日置几席间，视同玩器，装潢校雠，朝斯夕斯，随意所喜，阅其一端；一端偶会，此卷自不忍不竟。一卷既洽，众卷复然。此书未了，恨不能复及一书。方读其已见，恨不能读其所未见，自然饮食寝处，口所嗫嚅，目所营注，无非是者。如阮之屐，嵇之锻，刘伶之饮，非此不复知人生之乐矣。如此则物聚于所好，奇书祕本多从精神注向者得之。使尔辈为向上之士，自足成其博雅；即以庸人自安，亦定不作白丁。余每见市中卖药翁，晚年未有不谈医者；而书肆老贾，往往多哆口言文字。盖近朱近墨，强作解事，自是恒情。而古今绝世之技，专门之业，未有不由偏嗜而致者，故曰精神欲注者，此也。
郑渔仲论求书之道有八：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谓典籍中之经济矣！然自有书契以来，名存而实亡者十居其九，如丁宽、孟喜之《易》，《尚书》之牟长章句，周防《杂记》，韩婴仅存诗外传，而亡其内传。董仲舒《春秋繁露》虽存，而《春秋决疑》二百三十二事竟不可得。夫经传犹日星之丽天，尚多湮没，况其他一人一家之私集乎?若此之类，即国家秘府尚不能收，民间亦安从得之?纵欲因地因人以求，无益也。
余于八求之外，更有三说。如书有著于三代而亡于汉者，然唐人之著述尚存之；书有著于唐而亡于宋者，然宋人之纂集多存之。每至检阅，凡正文之所引用，注解之所证据，有涉前代之书，而今失其传者，即另从其书各为录出。如《周易坤灵图》、《禹时钩命诀》、《〈春秋〉考异》、《邮感精符》之类，则于《太平御览》中间得之；如《会稽典录》、张璠《汉纪》之类，则于《北堂书钞》间得之；如《晋简文谈疏》、《甘泽谣》、《会稽先贤传》、《渚宫故事》之类，则于《太平广记》间得之。诸如此类，悉为褒集。又如汉唐以前残文断简，皆当收罗，此不但吉光片毛，自足珍重，所谓举马之一体，而马未常不立于前也，是亦一道也。又如一书之中，自宜分析，如杜氏《通典》著于唐，惟唐之故典可按耳，乃后人取欧阳永叔、吕伯恭辈议论附其后，不几淄渑乎?如《水经》一书，注乃侈于其经，奇诡宏丽，后人但知郦道元之有注，而桑钦著经之名反隐矣。又如《世说》，词旨本自简令，已使人识晋人丰度于眉宇间。若刘孝标之注，援引精核，微言妙义，更自灿然，可与《世说》各为一种，以称快书。如此之类，析而为两，使并存于宇宙之间，是亦一道也。若夫前代遗书，见有镂板，或世家所秘，省郡所藏，即同都共里尚难兼收，况粤有刻而吴未必知，蜀有本而越未能遍，如此者更多也，又安能使其无翼而飞，不胫而走哉?且购书于书未集之先易，何也?凡书皆可购也，即因地、因人、因家、因代，无不可者。购书于书稍集之后难，何也?海内通行之书，大都此数十百种耳，倘一概求之，或以千里邮至，或以重值市归，乃开箧而已有在架矣，有不意兴索然者乎?余谓古书之必不可求，必非昭代所梓行者也，若昭代之所梓行，则必见序于昭代之笔，其书即不能卒得，而其所序之文，则往往载于各集者可按也。今以某集有序某书若干首，某书之序刻于何年，存于何地，采集诸公序刻之文，而录为一目，自知某书可从某地求也，某书可向某氏索也。置其所已备，觅其所未有，则异本日集，重复无烦。斯真夜行之烛，而探宝之珠也，是又一道也。即此三端，可以触类。总之，一巧以用八求，故曰心思欲巧者，此也。

一、鉴书
夫藏书之要在识鉴，而识鉴所用者在审轻重，辩真伪，核名实，权缓急，而别品类，如此而已。夫垂于古而不能续于今者，经也；繁于前代而不及于前代者，史也；日亡而日逸者，子也；日广而日益者，集也。前有所亡而后有所益，聚散略相当者，类书、杂纂之流也；前者尚存，后者愈蔓，纷沓诙谲而不可律者，杂史与小说之类也。故得史十者，不如得一遗经；得今集百者，不如得一周秦以上子；得百千小说者，不如得汉唐实录一。此其书之不相及也。购国朝之书十，不能当宋之五也；宋之书十，不能当唐之三也；唐之书十，不能当汉与六朝之二也；汉与六朝之书十，不能当三代之一也。此其时之不相及也。总之，所谓审轻重者是也。“
夫所谓辩真伪者，经不易伪，史不可伪，集不必伪，而所伪者多在子。且非独伪也，孙文融有言：诸子至秦绝矣。古操术，今饰文，其深不当也；古初见奇，今奇尽，其精不当也；古殚一生精力，今以余技骋其工不当也。故曰绝也。夫自汉而后，即真者，尚不能与周秦并，况其伪哉?然又混淆而难别。如《盐铁论》之言食货也，史也，而儒之；杜周士之《广人物志》也，而子之。至温庭筠之著《乾?子》，录谐也，刘崇达之著《金华子》，记杂也，且滥以子称矣。故子之杂也，史之稗也，说之璅也，易相溷者也，惟辩其真则得矣。要而言之，四部自不能无伪。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风后之《握奇》，岐伯之《素问》是也。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传》，毛渐之《连山》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伪者，仲尼倾盖而有《子华》，柱史出关而有《尹喜》是也。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伍员著书而有《越绝》，贾谊赋鵩而有《鹖冠》是也。有傅古人之名而伪者，尹负鼎而《汤液》闻，戚饭牛而《相经》著是也。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汲冢发而《师春》补，《梼杌》纪而楚史传是也。有惮于自名而伪者，魏泰《笔录》之类是也。有耻于自名而伪者，和氏《香奁》之类是也。有袭取于人而伪者，法盛《晋书》之类是也。有假重于人而伪者，子瞻《杜解》之类是也。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僧孺《行纪》之类是也。有恶其人伪以诬之者，圣俞《碧云騢》之类是也。有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阴符》不言三皇，而李荃称皇帝之类是也。有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乾坤凿度》及诸纬书之类是也。又有伪而非伪者，《洞灵真经》本王士元所补，而以伪亢仓；《西京杂记》本葛稚川所传，而以伪刘歆之类是也。又有非伪而曰伪者，《文子》载于刘歆《七略》，历梁、隋皆有其目，而黄东发以为徐灵府；《抱朴》纪于勾漏本传，历唐宋皆志其书，而黄东发以为非葛稚川之类是也。又有非伪而实伪者，《化书》本谭峭所著，而宋齐邱窃而序传之；庄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元取而点定之类是也。又有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刘炫《鲁史》之类是也。又有当时纪其伪，而后人弗悟者，司马《潜虚》之类是也。又有本无撰人，后人因近似而伪托者，《山海》称大禹之类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后人因亡逸而伪题者，《正训》称陆机之类是也。辩哉！胡元瑞之言乎?余故详述之，令尔辈展卷时庶具眼焉。
书籍与代日增，而亦与代日亡之物也。概按籍而求，固已有虚用其力者矣。乃有实同而名异者，有名亡而实存者。有得一书而即可概见其余者，有得其所散见而即可凑合其全文者。又有本一书也，而故多析其名以示异者。如颜师古之《南部烟花》，即《大业拾遗》也；李绰之《尚书谈录》，即《尚书故实》也；刘珂之《帝王历歌》，即《帝王镜略》也。此所谓实同而名异者也。如蔡蕃节《太平广记》之事，而为《鹿革事类》三十卷，《广记》在，《鹿革事类》即湮轶可也。如司马温公之编《资治通鉴》也，先具丛目，次修长编，删削成书；《通鉴》行，则丛目、长编废，弗录可也。此所谓名亡而实存者也。又如汉人之谈经在训诂，读注疏，而汉之释经可概也；晋人之词旨尚隐约，阅《世说》，而晋之谈论可想也。所谓得其一而概可见其余者也。如《北梦琐言》、《酉阳杂俎》之类，今刊本虽盛行矣，然悉括《太平广记》之所载，更有溢其全帙之外者。此所谓得其所散见，而即可凑合其全文者也。至如陶宏景之《真诰》，而析以协昌期甄授命之名。冯贽之《云仙散录》，而托以诡秘之目。又如近日偶从友人王堇父家借得《比事摘录》一卷，中所引用，如毕辜厉陬等录。初不晓其何书，及按其文，乃知即《余冬序录》，所以分别卷帙者也。且刊者讹谬，以极如为橘如，以毕相为终相，事同儿戏，殊为可笑。此所谓故析其名，以示博者也。诸如此类，尔辈须逐一研核，不为前人所谩，则既不至虚用其力，而亦不至徒集其名，得一书，始得一书之实矣。
吾儒聚书，非徒以资博洽，犹之四民所业在此业。为世用孰先经济，古人经济之易见者，莫备于史。夫执经术以经世，自汉而下何可多得?即荆公亦一代异人，且以祸宋。至如考见得失，鉴观兴亡，决机于转盼之间，而应卒于呼吸之际，得史之益，代实多人，故尊经尚矣。就三部而权之，则子与集缓，而史为急。就史而权之，则霸史、杂史缓，而正史为急。就正史而权之，唐以前作史者，精专于史，以文为史之余波，故实而可循。唐以后能文者，泛滥于文，以史为文之一体，故蔓而少实。然唐任李淳风等于志表，则有专门于汉者矣；宋采范祖禹等之持论，则有核实于唐者矣。所急各有在也。溯而言之，《檀弓》之于《左传》，意胜也；《左传》之于《史记》，法胜也；《史记》之于《汉书》，气胜也；《汉书》之于《后汉》，实胜也；《后汉》之于《三国》，华胜也；《三国》之于《六朝》，朴胜也。其他若颜师古之精于《汉》也，司马贞之核于《史》也，刘知几之辩于《通》也，魏元成之该于《志》也，皆史之所宜急者也。至如李仁父之《长编》，缵涑水者乎?陆文裕之《史通》，削繁刊谬，而有功刘氏者乎?邱文庄之《续史纲》，引伸曲畅而善嗣朱氏者乎?此皆聚书所宜首及。虽然，学不通今，安用博古?昭代虽右文，而史统不一致，稗官璅说，月盛日繁，是非剌谬，闻见牴牾，令人莫知所适。至于大礼大狱，宗藩边疆之事，学者益无可考，即如《双溪暇笔》之说，行而非有《视朝余录》以参观，则当时宸藩之护卫与迎立之大典，文忠几不能自白矣。诸如此类，安可枚举！故凡涉国朝典故者，不特小史宜收，即有街谈巷议，亦当尽采。此尤从周之士所宜亟图者也，故特示儿辈，以知所急焉。
区别品流，始于《七略》，嗣此而后，代有作者。王俭之《七志》，多本刘氏，特易诗赋为文翰，易术数为阴阳，易方技为术艺，无辑略而有图谱，及益以佛、道二书，名虽七而实九也。阮孝绪之《七录》，又本王氏，而加以纪传。史书之盛，始与经子并列矣。四部之分，实始荀勗。以甲部纪六艺、小学等书；以乙部纪诸子、兵术等书；以丙部纪《史记》、《皇览》等书；以丁部纪诗赋图籍等书。然史固宜居子上，孝绪之以纪传次经典，得矣。若历朝正史，志艺文、经籍者，惟班氏规模《七略》。刘昫沿袭隋书，《新唐》校益《旧唐》。《宋史》多因崇文四库。《隋志简编》虽多散佚，而类次可观。《旧唐》之录，本朝多缺，而新书褒益颇自精详。《宋志》紊乱，元人制作无足深求，然总之可深惜者。刘、王、荀、阮仅存其标目，竟轶其全书。即史志所载，简编在列，然而湮轶者十九，其间存十一于千百者，亦非寻常可得寓目。是亦画龙之类耳。若谢客、王亮、任昉诸人，虽有纂脩，而类列不传，如崇文四库、中兴馆阁，即有书目，而世不易得。学者所可考览，独有郑渔仲之《艺文略》十有二类，马贵与之《经籍考》七十六卷，王伯厚之《艺文玉海》二十八卷，及焦弱侯太史《经籍志》六卷，王宪副所编《续经籍考》十二卷，邓元锡《经籍志》一卷，此其所载皆班班可考。然焦氏之志，国史也，是宜简严，不及著书之纤悉是矣。郑氏《通志》概征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无所发明。王伯厚之纂述，大都为应宏词博学之用，故略存梗概，而无所折衷。且既以御制之文自为一类，则承诏撰述宜缀其后，而复列于别集，殊不可解。邓志之议论颇详，而书目未备；《续通考》之收罗未广，而编辑尚淆。至于条贯灿然，始末毕具，莫精于马氏之一书。其为经者十三类，为史者十三类，为子者二十一类，为集者四类，一一准中垒父子校书之法，撮其指意而列于下。即所据者多晁氏、陈氏之遗言，然而其编摩采辑之功，精且详矣。余每遇嗜书之癖发不可遏，即取《通考》翻阅一过，亦觉快然，庶几所谓过屠门而大嚼者乎?但其所载者，皆当时见行之书，而古人遗轶者无从考究耳。总而言之，书有定例，而见不尽同，且亦有无取于同者。如王伯厚以圣文冠经籍，陆文裕仿之，而焦氏亦首列制书。余以国史一代之典章，自宜尊王，而家籍一人之私藏，不妨服圣，仍以六经冠之群书，而特以文由圣翰，事关昭代者，每列于各类之首，则既不失四部之体，而亦足表尊周之心。是亦一见也。宋儒理学之言，概收于子，似矣；然强半皆解经语也。汉之训诂，何以列于经，而独宋儒之子乎?如《正蒙》、《皇极》及程朱语录《近思》、《传习》之类，余欲仿小学之例，而别类以理学。是又一见也。礼乐之从六籍固也，但后世之所谓礼者，多仪注之类耳，叔孙通之《绵蕞》，其可以言经乎?且《胡笳羯鼓》、《教坊杂录》之类，直小说耳，概以言乐，非浅儒之所能识也。余谓一代之礼乐，犹一代刑政，从典故、仪注之后，而附之史。是亦一见也。又如《汴水滔天录》言朱温篡弑事甚悉，虽小说，而实史也。如《灌畦暇语》等书，漫述前人，虽似子，而实小说也，各宜从其类者也。又如《厚德录》、《自警编》、《颜氏家训》之类，虽列于子，而实垂训者也，余欲别纂训为一类，而附于小学之后。是又一见也。古之词命，所以通上下者也，自以奏疏为对君之体，而与书记分。夫奏疏既以列于集之外，书记何以独混于集之中?余以为宜仿奏疏之例，别以书记一类，附文集后。是又一见也。夫类书之收于子也，不知其何故?岂以包宇宙而罗万有乎?然而类固不可以概言也。如《山堂考索》，六经之源委，纤备详明，是类而经者也。杜氏《通典》、马氏《通考》、郑氏《通志》，历朝令甲、古今故典，实在于此，是类而史者也。又如《艺文类聚》之备载词赋，《合璧事类》之详引诗文，是皆类而集矣。又如一人一时偶以见闻杂笔成书，无门类可分，无次第可据，如《野客丛谈》、戴氏《鼠璞》、《梦溪笔谈》、《丹铅》诸录，《学圃萱苏》、《焦氏笔乘》之类，既不同于小说，亦难目以类书，此正如王元美所谓骚与诗赋，若竹与草木，自为一类者也。余谓宜名以杂纂，而与类书另附四部之后。是又一见也。要以一人之闻见有限，既不能穷览载籍，一时之意见难凭，又未必尽当古今。即不欲同矮人之观场，亦终似盲者之说日。尔辈能知品别甚难，博询大方，参考同异，使井井不谬于前人，亦聚书一快事也。
已上五则，虽总归识鉴，而别品类为难，别品类于史则尤难。盖正史之外，有偏记，有小录，有逸事，有琐言，有郡书，有家史，有别传，有杂记，有地里，有都邑簿。如陆贾之《楚汉春秋》、乐资之《山阳载记》、王韶之《晋安陆记》、姚梁之《后略》，是谓偏记；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汉末英雄》、萧世诚之《怀旧志》、卢志行之《知己传》，是谓小录。乃有好奇之士，乐为补亡，如和峤《汲冢记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璅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又如刘义庆之《世说》、斐荣期之《语林》、孔思尚之《语录》、阳松玠之《谈薮》，此之谓琐言。若夫乡人学士之所编记，如圈称之《陈留耆旧》、周斐之《汝南先贤》、陈寿之《益都耆旧》、虞预之《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如扬雄《家谱》、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氏宗系》，历此皆出其子孙，以显先烈，所谓家史者也。如刘向之录列女，梁鸿之录逸民，赵采之录忠臣，徐广之录孝子，此皆博采前史，稍加新言，所谓别传者也。若志怪之述，于祖台之搜神之著，于干宝、刘义庆之《幽明》，刘敬叔之《异苑》皆属杂记。若盛宏之记荆州，常璩之志华阳，辛氏《三秦》，罗含《湘中》，皆地里之书也。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业宫殿》，皆都邑之簿也。夫偏记、小录，大抵笔时事于见闻，恒多实录，然词旨不文，而事无伦次，则其短也。逸事皆前史之所遗，非不可补撰述之未备，然事取奇异，而语多构虚，则不足凭也。琐言以莞尔之麈谈，每不乏毅然之孤史，然而至于亵狎鄙猥，出自床笫，则有伤于风教矣。郡书行于一方，家史行于一家，易世之后便多湮没。别传可以兴吊古之思，杂记足以新耳目之玩。然而摭实行于古人，杜末流之好怪，则君子惟正史之取裁耳。地里之述风物于一时，都邑之备制度于前代，虽史之不可阙者，而欲其言皆雅正，事无侈张，则古今不多见焉。夫史之流派，类约十端，而类之支分，更且千百，故曰：别品类于史则尤难也。余是以取陆文裕流品之论，存其梗概，而并示以鉴书之所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