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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样的记载没有点出第一家旧书店的名称，然后褚树青在文中跨过宋元直接讲到了明代，举出的例子则是明末的汲古阁主人毛晋，他认为正是毛晋张贴布告征集宋版书，由此而将中国的书业作出了两分法：“高额的利润，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书贾队伍，旋即分化成两种经营方式：一为重营当代刻本者，一为专贩宋元旧椠者。后一种书贾经营即成为现代意义的古旧书业了。”
是否将中国新旧书业的分水岭定在明末，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但从明中期开始，古旧书业确实兴旺了起来，然而此行业的经营跟新书的区别较大，经营新书者无非就是低买高卖，在其他方面用不着费太多的心思，而经营古旧书业者则不同，从业者需具有丰富的目录版本学知识才能在此业中讨生活。
正是由于古旧书业的特殊性，产生了多位书商中的目录版本名家。北京的琉璃厂乃是中国古旧书业最著名的集散地，在民国年间，文禄堂主人王晋卿、通学斋主人孙耀卿及邃雅斋主人董会卿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因为这三位的字号中都带一个卿字，故被业界尊称为琉璃厂“三卿”。这其中的孙耀卿就是《贩书偶记》的作者孙殿起，而他所编纂的这部书直到今天都是业界研究清代出版物的必备书。对于旧书店主在这方面的勤奋好学，郭子升在《琉璃厂的古旧书店》一文中写道：“古书店的主人多是学徒出身，尽管读书不多，但由于经常与书打交道，用心钻研，大都精于版本目录学。有的还博学多才，著书立说。”
虽然古旧书业有如此的特殊性，但毕竟贩书也是一种商业经营，其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书是特殊的商品，购书之人大多是学者文人，书商赚取这些人的钱显然会令这些人不满。比如周越然在《余之购书经验》一文中称：“余之老练，余之谨慎，终不能敌书估之刁顽，终不能防书估之虚伪也。”
“书估”即是书贾，将书商称为书估究竟是褒是贬，周越然在文中解释了他的观念：“‘书估’者，售书人也，恶名也，另有美名曰‘书友’。黄荛圃题识中两名并用，但有辨别。得意时呼以美名，爱之也；失意之时，则以恶名称之，贱之也。”
在一般人眼中，古旧书业乃属暴利行业，正是因为这个缘由，使得很多爱书人对书商有不满之词。但陈乃乾在《上海书林梦忆录》中说：“或谓业旧书者以贱值收进而昂价出售，一转手间，获利十倍，远非他业所可企及；但事实则不然。”为什么给出这样的论断呢？陈乃乾在文中解释道：“惟旧书业之进货，必从向有藏书之旧家；此种旧家，虽因中落或他故而售及藏书，而旧家之气焰依然在，故其态度常在可卖与不卖、似卖与非卖之间，若不运用手腕，便无成交之望；且旧家不常有，非若工厂之日夜造货也。此旧书业进货之难，不同于他业也。”
新书行业与旧书行业迥然不同，因为新书可以按市场需求来定产量，如果某书畅销则可以大印特印，但古旧书行业则不同，即使社会上对某一类书需求大增，旧书商却无法收到大量同类之书来迎合市场，这正是古旧书业的特殊性所在。在资讯不发达的时代，某位学者需要某一类书，只能靠书商代为搜集。虽然说这种做法会让古旧书商赚取一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这些书商的存在，单凭学者本人，可能花费成倍的气力都难以搜集到那么多相应的资料。从这个角度而言，某些学者在学术上的研究成果也有古旧书商作出的贡献。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书籍产生之后也就有了书业的经营，而这种经营就产生了书商。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些书在使用之后又进行了二次流通，因此又出现了旧书商。旧书商的存在则使得一部书籍能够被更多的读者传阅，因此说旧书商也是文化的传播者，而旧书店则是旧书商的经营场所。
对于书店的称呼，郭子升在《琉璃厂的古旧书店》一文中称：“书店古称书肆、书坊、书铺、经籍铺等。叫书店、书局、书馆是以后的事。”从这些称呼可知，在历史长河中，旧书店虽有名称上的变化，但却能延续至今。虽然历史上有不少著名的旧书店，但能长盛不衰者却极其少。朱联保在《解放前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象记》一文中说：“扫叶山房，是旧中国历史最长的一家书店，有四百多年历史，创于明朝万历年间。”
一家书店能够经营四百多年，真可谓是奇迹，可惜这家书店在民国年间歇业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经过公私合营运动，北京的一百多家旧书店均合并进了中国书店中。在十年浩劫时期，中国书店跟其他城市的古旧书店一样业务全部停顿。
改革开放后，中国古旧书业再次迎来了春天，在“文革”中抄家时被抄走的书大多数得以返还，而这些书因为各种原因又再次流入了市场。根据相应的政策，各地渐渐出现了一些旧书摊，若干年后，这些旧书摊有的变成了古旧书店。从1956年合营时消失的私人旧书店又再次出现在了大街小巷之中。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再次兴起的私人古旧书店，如其他行业一般有起有落，这样的起落除了受正常的商业规律影响外，同时与网络的冲击有关。有不少的人喜欢网上购物，而不愿意再到旧书店去费力淘书。此外，阅读习惯的改变，使得一些年轻人喜欢电子阅读，这也对纸本书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
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的爱书人士喜欢看得到摸得着的纸本，对有着历史痕迹的古旧书则有更多深情的偏爱。以我的感觉，这样的偏爱并非仅仅出于怀旧心结，更多是因为纸本书尤其是古旧书能给爱书人心理上的愉悦。
有人把古旧书行业视为夕阳产业，我不想展开这样的讨论，毕竟科技的加速发展，使得很多历史经验不再值得借鉴。因此，我也不知道旧书业的未来究竟在哪里，但我觉得人们对快乐的追求不会改变，而古旧书店的存在乃是爱书人最主要的快乐源泉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爱书人的存在，那就应当有古旧书店的一席之地。
韦力：说说我国的古旧书业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韦力：说说我国的古旧书业
可惜这样的记载没有点出第一家旧书店的名称，然后褚树青在文中跨过宋元直接讲到了明代，举出的例子则是明末的汲古阁主人毛晋，他认为正是毛晋张贴布告征集宋版书，由此而将中国的书业作出了两分法：“高额的利润，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书贾队伍，旋即分化成两种经营方式：一为重营当代刻本者，一为专贩宋元旧椠者。后一种书贾经营即成为现代意义的古旧书业了。”
是否将中国新旧书业的分水岭定在明末，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但从明中期开始，古旧书业确实兴旺了起来，然而此行业的经营跟新书的区别较大，经营新书者无非就是低买高卖，在其他方面用不着费太多的心思，而经营古旧书业者则不同，从业者需具有丰富的目录版本学知识才能在此业中讨生活。
正是由于古旧书业的特殊性，产生了多位书商中的目录版本名家。北京的琉璃厂乃是中国古旧书业最著名的集散地，在民国年间，文禄堂主人王晋卿、通学斋主人孙耀卿及邃雅斋主人董会卿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因为这三位的字号中都带一个卿字，故被业界尊称为琉璃厂“三卿”。这其中的孙耀卿就是《贩书偶记》的作者孙殿起，而他所编纂的这部书直到今天都是业界研究清代出版物的必备书。对于旧书店主在这方面的勤奋好学，郭子升在《琉璃厂的古旧书店》一文中写道：“古书店的主人多是学徒出身，尽管读书不多，但由于经常与书打交道，用心钻研，大都精于版本目录学。有的还博学多才，著书立说。”
虽然古旧书业有如此的特殊性，但毕竟贩书也是一种商业经营，其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书是特殊的商品，购书之人大多是学者文人，书商赚取这些人的钱显然会令这些人不满。比如周越然在《余之购书经验》一文中称：“余之老练，余之谨慎，终不能敌书估之刁顽，终不能防书估之虚伪也。”
“书估”即是书贾，将书商称为书估究竟是褒是贬，周越然在文中解释了他的观念：“‘书估’者，售书人也，恶名也，另有美名曰‘书友’。黄荛圃题识中两名并用，但有辨别。得意时呼以美名，爱之也；失意之时，则以恶名称之，贱之也。”
在一般人眼中，古旧书业乃属暴利行业，正是因为这个缘由，使得很多爱书人对书商有不满之词。但陈乃乾在《上海书林梦忆录》中说：“或谓业旧书者以贱值收进而昂价出售，一转手间，获利十倍，远非他业所可企及；但事实则不然。”为什么给出这样的论断呢？陈乃乾在文中解释道：“惟旧书业之进货，必从向有藏书之旧家；此种旧家，虽因中落或他故而售及藏书，而旧家之气焰依然在，故其态度常在可卖与不卖、似卖与非卖之间，若不运用手腕，便无成交之望；且旧家不常有，非若工厂之日夜造货也。此旧书业进货之难，不同于他业也。”
新书行业与旧书行业迥然不同，因为新书可以按市场需求来定产量，如果某书畅销则可以大印特印，但古旧书行业则不同，即使社会上对某一类书需求大增，旧书商却无法收到大量同类之书来迎合市场，这正是古旧书业的特殊性所在。在资讯不发达的时代，某位学者需要某一类书，只能靠书商代为搜集。虽然说这种做法会让古旧书商赚取一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这些书商的存在，单凭学者本人，可能花费成倍的气力都难以搜集到那么多相应的资料。从这个角度而言，某些学者在学术上的研究成果也有古旧书商作出的贡献。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书籍产生之后也就有了书业的经营，而这种经营就产生了书商。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些书在使用之后又进行了二次流通，因此又出现了旧书商。旧书商的存在则使得一部书籍能够被更多的读者传阅，因此说旧书商也是文化的传播者，而旧书店则是旧书商的经营场所。
对于书店的称呼，郭子升在《琉璃厂的古旧书店》一文中称：“书店古称书肆、书坊、书铺、经籍铺等。叫书店、书局、书馆是以后的事。”从这些称呼可知，在历史长河中，旧书店虽有名称上的变化，但却能延续至今。虽然历史上有不少著名的旧书店，但能长盛不衰者却极其少。朱联保在《解放前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象记》一文中说：“扫叶山房，是旧中国历史最长的一家书店，有四百多年历史，创于明朝万历年间。”
一家书店能够经营四百多年，真可谓是奇迹，可惜这家书店在民国年间歇业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经过公私合营运动，北京的一百多家旧书店均合并进了中国书店中。在十年浩劫时期，中国书店跟其他城市的古旧书店一样业务全部停顿。
改革开放后，中国古旧书业再次迎来了春天，在“文革”中抄家时被抄走的书大多数得以返还，而这些书因为各种原因又再次流入了市场。根据相应的政策，各地渐渐出现了一些旧书摊，若干年后，这些旧书摊有的变成了古旧书店。从1956年合营时消失的私人旧书店又再次出现在了大街小巷之中。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再次兴起的私人古旧书店，如其他行业一般有起有落，这样的起落除了受正常的商业规律影响外，同时与网络的冲击有关。有不少的人喜欢网上购物，而不愿意再到旧书店去费力淘书。此外，阅读习惯的改变，使得一些年轻人喜欢电子阅读，这也对纸本书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
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的爱书人士喜欢看得到摸得着的纸本，对有着历史痕迹的古旧书则有更多深情的偏爱。以我的感觉，这样的偏爱并非仅仅出于怀旧心结，更多是因为纸本书尤其是古旧书能给爱书人心理上的愉悦。
有人把古旧书行业视为夕阳产业，我不想展开这样的讨论，毕竟科技的加速发展，使得很多历史经验不再值得借鉴。因此，我也不知道旧书业的未来究竟在哪里，但我觉得人们对快乐的追求不会改变，而古旧书店的存在乃是爱书人最主要的快乐源泉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爱书人的存在，那就应当有古旧书店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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