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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史无论是出发点还是研究目标，都是基于文物学研究又高于文物学研究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对追求透物见人之考古学研究的另一种说法。
在掌握了大量古人遗留下来的陶瓷器及相关的资料，对于陶瓷器的研究应不止于陶瓷史，而是将其置于更宏大的历史架构之下，探讨古代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礼仪制度、社会组织、文化交流直至族群融合等。物质文化，依然是人之文化。
物质文化史是近世兴起的新学科，以古人遗留下来的各种文物为研究对象，考察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礼仪制度、社会组织、文化交流直至族群融合等内容。无论是出发点还是研究目标都是基于文物学研究又高于文物学研究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对追求透物见人之考古学研究的另一种说法。《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陶瓷卷》一书和陶瓷史虽然都是以古代陶瓷器为考察对象，但关注的内容和追求的目标既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内容。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物质文化史陶瓷卷是通过观察古人遗留下来的陶瓷器及相关的资料探讨古代社会生活，而不像陶瓷史追求的只是陶瓷自身的历史。
根据现有的考古学成果，可以探讨古代人类生活的最古老的物质证据是旧石器时代石器、骨蚌器以及壁画等。长达数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各种工具的制成都是古人直接取材于自然的结果。直到陶器出现，人类才有了通过改变自然材料的化学性能实现自我需求的能力。所以说陶器的出现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革命性事件之一，有学者甚至以陶器的出现作为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分界点。
距今约两万八千年的捷克下维斯特尼采(DolníVěstonice)出土的陶人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陶器，但有研究者指出下维斯特尼采陶人是泥土人经野火而成陶，非人工有意为之，其历史真相若何，或许永久成谜。在中国，女娲抟黄土造人的传说则家喻户晓，这些泥土人有无且何在，至今无考古证据。但是，上古时代的陶塑人像在中国则多有出土，牛河梁遗址出土的陶塑女神像堪称红山文化的代表符号。然而，红山文化时代较晚，且不是陶器生产技术的原生地，制陶技术是何时以何种方式从何处传来，则值得思考。这个问题从红山文化的陶器本身虽然难觅答案，但是观察红山文化的玉龙则可以发现，该文化的人群在文化认同上已经是龙文化圈内的一员，换言之，红山文化陶器生产技术也有可能与龙文化因素一样和中原有关。如此，在上古时代族群交流、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陶器的普及和制陶技术的传播或许是窥知古代社会的渠道。
牛河梁遗址出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距今约两万四千年的陶器是已知中国最早的陶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有研究者在对比早期陶器的器类、原料和成型、烧成技术后，认为东亚和东北亚的陶器是同源的，诚若是，则早期陶器的普及、技术传播和人群流动有关。对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关注，除了陶器自身类别的增多、生产技术进步外，对以陶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本身的解析则更为重要。考古证据表明，以陶器为代表的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并不一定是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人群创造，反之，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人群也可能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时代和龙山文化时代下的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分别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绝不是人群的替代结果，而是大范围内的不同人群对先进陶器文化的认同。这种以陶器和陶器生产技术促成的认同，在中国早期族群融合、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乃至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尤其应引起关注。同时，为烧造陶器的半倒焰式高温窑炉出现，在后来青铜冶炼、铁器冶炼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以及由此而促成军事、农业技术的发展，促成中国由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的变化，这些虽然并非陶瓷器本身研究的内容，但作为陶瓷生产技术进步影响到的历史进程，则是物质文化史区别于陶瓷史本身不应被忽视的内容。
原始青瓷在夏商之际烧成，是陶瓷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其后三千年间，瓷器逐步从东苕溪流域和江西、浙江、福建三省交界地区向全国普及，并向全世界传播，至今仍是世界各地人民日常用器类别之一。在这一现象背后，是瓷器生产技术的进步、使用人群和地域的普及、生产技术的传播以及器物新品种的出现和原有品种的消逝等等，它们无疑都是陶瓷史重点关注的内容。而在物质文化史的构架下，对中国古代瓷器的研究除了上述内容外，还试图通过瓷器本身观察与之相关的古代人类的文化生活情况，下面的内容或其中之荦荦大者。
在早期制瓷技术的兴起和普及方面，原始青瓷何以在出现之初就进入了夏王朝的宫廷并为以后的商、周王朝统治者所接纳？同样，原始青瓷的生产者为何以中原王朝的青铜器为原型烧造原始青瓷，而且原始青瓷又如何成为越人礼制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楚灭越、秦统一造成原始青瓷生产的衰颓，以及汉代原始青瓷上楚式纹样的兴起是否是汉文化形成模式在瓷器生产方面的体现？汉魏六朝时期，制瓷技术在长江流域的传播方式，地方青瓷特色的出现，是纯粹的技术、原料原因，还是为适应各地文化传统而为之？同时期南方青瓷产品和生产技术北传的深层原因和对南北方社会政治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如何？以及北朝晚期低温彩釉瓷器和白釉瓷器在北方地区出现的技术原因和社会背景等。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贵族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在宫廷用瓷来源方面，从隋唐时期的贡瓷传统，到北宋晚期制度的转变：从地方掌握进贡的主动权到由中央下令地方官府依“样”烧造，再到中央政府设窑自烧出现了官窑，进而发展成为明清时代的御窑，这在表象上只是宫廷用瓷的生产机构或来源方式的变化，但实质上可能和赋税制度、政治制度、皇权极化、宫廷物料的征集方式等上层建筑相关。
研究北宋晚期宫廷用瓷时往往会谈及徽宗皇帝因“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而命汝州、唐州、邓州、耀州和处州等地造青窑器，并于“京师自置窑烧造”（【宋】叶寘《坦斋笔衡》），同时自然会延伸思考到南宋的官窑。但是，为什么不让定州或其他白瓷窑场烧造没有芒的白瓷器呢？可能是徽宗皇帝对当时白瓷生产概况和生产技术有着清楚的认识。再结合关于辽代的考古成果可知，辽代烧造瓷器的窑场如北京龙泉务窑、辽阳冮官屯窑、巴林左旗的上京窑等瓷器窑场皆在辽的五京畿地内，从产品的风格并分析文献，可知辽代瓷器的技术源头与辽人南进从定州掠虏工匠相关。这些窑场不仅极有可能是辽代官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供应宫廷或官府的瓷器生产地集中在京城周边与两宋时供应宫廷的窑场也随京城移动的现象相同，二者之间或有内在的关联。通过瓷器釉色、产品类别、器物用途和用法以及瓷器的生产技术、管理制度等内容所表现的对宋代制瓷技术和瓷器文化的学习，既可以从表象上视为辽宋交流密切的物证，也可从深层次窥得辽之两院制度及其对宋文化的开放、接纳。同样是与宋人对峙的金代，考古出土瓷器表现出的情况与辽代则大不一样。在原来的辽人统治区域内，不仅流行辽代窑场烧造的瓷器，而且大量出土宋人烧造的瓷器，但在金人统治区域内，南宋境内各窑场烧造的瓷器则极少见。金代所用瓷器呈现的这种现象，固然与金人占有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后拥有丰富的瓷器资源有关，但一定也另有原因，对比其前的辽代及其后的元代，南方的景德镇青白瓷器、枢府釉瓷器、青花、釉里红瓷器以及龙泉青瓷大举北上的情况，说明市场对南方青瓷存在需求。元代南瓷北上的原因，当得益于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世祖南人贸易北方者不禁的诏命，同样从这条诏命又可以知道至元八年以前南人（蒙古人称南宋统治区域内的人民）是不可以到北方贸易的。这里面除了宋金关系紧张外，金人坚持猛安、谋克制度的封闭性民族政策或其根本原因。
如果放在瓷器生产史的大脉络中看，从原始青瓷出现直到南北朝时期的瓷器，基本上是以铁为呈色剂的一元体系。随着白瓷在北方的出现和发展，到唐代的瓷器生产已表现出南青北白的二元格局。两宋时期，官民用瓷开始出现分野，并因生产技术的普及和商业刺激在同一个窑场往往能烧造不同文化因素的瓷器，研究者用窑系的概念来表述此时瓷器生产面貌的多样和复杂，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元竞争的时代，这极有可能与国家分裂造成的区域政治、经济竞争相表里。元代瓷业踵宋代多元竞争之余绪，但在官匠制度和南北方窑场自由竞争的影响下，景德镇和龙泉两地的产品已逐渐占有全国市场，并成为海外市场的主要供应者。及至明清，随着钧州、磁州、处州三地官府窑场的衰落，到明代成化时期以后，不仅供应宫廷用瓷的窑场只有景德镇一处御窑，而且景德镇民窑的产品也垄断国内市场。景德镇独大的同时，是宋元时代各地的名窑场纷纷衰落成为地方性窑场或直接停烧。
在上古时代以陶器为礼祭器虽然是常态，但在青铜时代及以后，陶质仿青铜礼器又成为流行样式。但是，这种文化因素既和青铜器物造型的原始青瓷器无关，也没有直接传承给汉代以后的瓷器。宋代开始，瓷器再次进入礼坛有其政治和经济原因。至明代，以日用瓷器为礼祭器，其名则沿用古礼所用的簠、簋、笾、豆等，也成一代规模，其风延及清代雍正时期，成为明清两代文化趋向世俗的内容之一。乾隆时期烧造三代铜器造型的瓷质簠、簋、笾、豆、登、铏等器，和同期宫廷蒐集古器、编纂西清诸鉴、《四库全书》等文化盛举一道，反映清代皇帝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典守者和传承者，是清代统治者从满洲的汗向中华皇帝成功转型的表现。
瓷器是中国先民发明的，数千年间瓷器生产技术进步的主战场也在中国，但是中国古代瓷器生产技术的进步同样也受到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琉璃生产技术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中国陶瓷产品的品种，而且琉璃产品一直和精神领域的需求有关。从佛教的七宝之一，到成为宗教建筑用材和皇家宫殿建材，并严禁官民使用，琉璃作为舶来陶瓷品种之一，从佛教的法物转变成为神权和王权的代表，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北朝隋唐时期中国陶瓷器在器物造型、装饰内容方面，也多见波斯、阿拉伯乃至罗马玻璃器、金银器的影响。汝窑、官窑瓷器的满釉、小支钉支烧技术，也应该是北朝晚期以来西方玻璃支烧技术间断传入中国的结果。元代客匠、钴料输入和青花瓷器间的关系，明代早期钴料的输入和御窑瓷器中伊斯兰风格的器物，到明代中期以后“回回花纹”已成为御窑瓷器装饰中的官式纹样之一，都是中东文化因素和生产技术进入中国御用瓷器生产的例证。根据记载，清代御窑厂烧造的五十多种釉色品种中，和来自东西方之域外文化因素、技术、原料相关者达三分之一以上。汉代的低温铅釉，北朝至唐代的低温彩釉、白瓷和青花，元代的孔雀蓝釉、青花，明代伊斯兰风格的器物品种和装饰内容，清代的彩釉技术等等，历史上几次大的瓷器生产技术飞跃和新的釉色品种出现，多与外来技术相关，且这种进步均发生在中外交流畅通的时代。而宋代定窑、汝窑、官窑和龙泉窑在单色方面表现出的精致与努力，缺少的正是上述各时代对外来文化的包容。
至清代晚期，筹建商办江西瓷业公司，引进机器生产，这固然是传统的瓷器生产适应现代经济形态和工业化生产的努力，但以御窑厂为官股加入商办瓷业公司的举动，可能带来的御用瓷器和商品用瓷一体化生产，则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了对几百年来以御用瓷器为代表的皇权不再重视，这反映的或是清朝末年政治改革的浪潮及皇权危机。 以上所述只是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陶瓷器略加审视，是用极少数的例证阐述《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陶瓷卷》关注的本质是人文历史的方方面面，超越陶瓷器本身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无疑是古陶瓷研究的远大目标。
唐英所言陶固细事，关乎国政，确矣！
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致力于陶瓷考古、宫廷典章制度、中外文化交流等研究，注重陶瓷考古与古陶瓷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本文为作者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陶瓷卷》（待出版）撰写的绪论。《紫禁城》二零二一年五月号，总第三一六期刊发。
古代陶瓷器研究的目标与层次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古代陶瓷器研究的目标与层次
物质文化史无论是出发点还是研究目标，都是基于文物学研究又高于文物学研究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对追求透物见人之考古学研究的另一种说法。
在掌握了大量古人遗留下来的陶瓷器及相关的资料，对于陶瓷器的研究应不止于陶瓷史，而是将其置于更宏大的历史架构之下，探讨古代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礼仪制度、社会组织、文化交流直至族群融合等。物质文化，依然是人之文化。
物质文化史是近世兴起的新学科，以古人遗留下来的各种文物为研究对象，考察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礼仪制度、社会组织、文化交流直至族群融合等内容。无论是出发点还是研究目标都是基于文物学研究又高于文物学研究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对追求透物见人之考古学研究的另一种说法。《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陶瓷卷》一书和陶瓷史虽然都是以古代陶瓷器为考察对象，但关注的内容和追求的目标既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内容。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物质文化史陶瓷卷是通过观察古人遗留下来的陶瓷器及相关的资料探讨古代社会生活，而不像陶瓷史追求的只是陶瓷自身的历史。
根据现有的考古学成果，可以探讨古代人类生活的最古老的物质证据是旧石器时代石器、骨蚌器以及壁画等。长达数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各种工具的制成都是古人直接取材于自然的结果。直到陶器出现，人类才有了通过改变自然材料的化学性能实现自我需求的能力。所以说陶器的出现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革命性事件之一，有学者甚至以陶器的出现作为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分界点。
距今约两万八千年的捷克下维斯特尼采(DolníVěstonice)出土的陶人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陶器，但有研究者指出下维斯特尼采陶人是泥土人经野火而成陶，非人工有意为之，其历史真相若何，或许永久成谜。在中国，女娲抟黄土造人的传说则家喻户晓，这些泥土人有无且何在，至今无考古证据。但是，上古时代的陶塑人像在中国则多有出土，牛河梁遗址出土的陶塑女神像堪称红山文化的代表符号。然而，红山文化时代较晚，且不是陶器生产技术的原生地，制陶技术是何时以何种方式从何处传来，则值得思考。这个问题从红山文化的陶器本身虽然难觅答案，但是观察红山文化的玉龙则可以发现，该文化的人群在文化认同上已经是龙文化圈内的一员，换言之，红山文化陶器生产技术也有可能与龙文化因素一样和中原有关。如此，在上古时代族群交流、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陶器的普及和制陶技术的传播或许是窥知古代社会的渠道。
牛河梁遗址出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距今约两万四千年的陶器是已知中国最早的陶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有研究者在对比早期陶器的器类、原料和成型、烧成技术后，认为东亚和东北亚的陶器是同源的，诚若是，则早期陶器的普及、技术传播和人群流动有关。对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关注，除了陶器自身类别的增多、生产技术进步外，对以陶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本身的解析则更为重要。考古证据表明，以陶器为代表的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并不一定是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人群创造，反之，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人群也可能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时代和龙山文化时代下的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分别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绝不是人群的替代结果，而是大范围内的不同人群对先进陶器文化的认同。这种以陶器和陶器生产技术促成的认同，在中国早期族群融合、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乃至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尤其应引起关注。同时，为烧造陶器的半倒焰式高温窑炉出现，在后来青铜冶炼、铁器冶炼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以及由此而促成军事、农业技术的发展，促成中国由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的变化，这些虽然并非陶瓷器本身研究的内容，但作为陶瓷生产技术进步影响到的历史进程，则是物质文化史区别于陶瓷史本身不应被忽视的内容。
原始青瓷在夏商之际烧成，是陶瓷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其后三千年间，瓷器逐步从东苕溪流域和江西、浙江、福建三省交界地区向全国普及，并向全世界传播，至今仍是世界各地人民日常用器类别之一。在这一现象背后，是瓷器生产技术的进步、使用人群和地域的普及、生产技术的传播以及器物新品种的出现和原有品种的消逝等等，它们无疑都是陶瓷史重点关注的内容。而在物质文化史的构架下，对中国古代瓷器的研究除了上述内容外，还试图通过瓷器本身观察与之相关的古代人类的文化生活情况，下面的内容或其中之荦荦大者。
在早期制瓷技术的兴起和普及方面，原始青瓷何以在出现之初就进入了夏王朝的宫廷并为以后的商、周王朝统治者所接纳？同样，原始青瓷的生产者为何以中原王朝的青铜器为原型烧造原始青瓷，而且原始青瓷又如何成为越人礼制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楚灭越、秦统一造成原始青瓷生产的衰颓，以及汉代原始青瓷上楚式纹样的兴起是否是汉文化形成模式在瓷器生产方面的体现？汉魏六朝时期，制瓷技术在长江流域的传播方式，地方青瓷特色的出现，是纯粹的技术、原料原因，还是为适应各地文化传统而为之？同时期南方青瓷产品和生产技术北传的深层原因和对南北方社会政治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如何？以及北朝晚期低温彩釉瓷器和白釉瓷器在北方地区出现的技术原因和社会背景等。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贵族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在宫廷用瓷来源方面，从隋唐时期的贡瓷传统，到北宋晚期制度的转变：从地方掌握进贡的主动权到由中央下令地方官府依“样”烧造，再到中央政府设窑自烧出现了官窑，进而发展成为明清时代的御窑，这在表象上只是宫廷用瓷的生产机构或来源方式的变化，但实质上可能和赋税制度、政治制度、皇权极化、宫廷物料的征集方式等上层建筑相关。
研究北宋晚期宫廷用瓷时往往会谈及徽宗皇帝因“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而命汝州、唐州、邓州、耀州和处州等地造青窑器，并于“京师自置窑烧造”（【宋】叶寘《坦斋笔衡》），同时自然会延伸思考到南宋的官窑。但是，为什么不让定州或其他白瓷窑场烧造没有芒的白瓷器呢？可能是徽宗皇帝对当时白瓷生产概况和生产技术有着清楚的认识。再结合关于辽代的考古成果可知，辽代烧造瓷器的窑场如北京龙泉务窑、辽阳冮官屯窑、巴林左旗的上京窑等瓷器窑场皆在辽的五京畿地内，从产品的风格并分析文献，可知辽代瓷器的技术源头与辽人南进从定州掠虏工匠相关。这些窑场不仅极有可能是辽代官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供应宫廷或官府的瓷器生产地集中在京城周边与两宋时供应宫廷的窑场也随京城移动的现象相同，二者之间或有内在的关联。通过瓷器釉色、产品类别、器物用途和用法以及瓷器的生产技术、管理制度等内容所表现的对宋代制瓷技术和瓷器文化的学习，既可以从表象上视为辽宋交流密切的物证，也可从深层次窥得辽之两院制度及其对宋文化的开放、接纳。同样是与宋人对峙的金代，考古出土瓷器表现出的情况与辽代则大不一样。在原来的辽人统治区域内，不仅流行辽代窑场烧造的瓷器，而且大量出土宋人烧造的瓷器，但在金人统治区域内，南宋境内各窑场烧造的瓷器则极少见。金代所用瓷器呈现的这种现象，固然与金人占有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后拥有丰富的瓷器资源有关，但一定也另有原因，对比其前的辽代及其后的元代，南方的景德镇青白瓷器、枢府釉瓷器、青花、釉里红瓷器以及龙泉青瓷大举北上的情况，说明市场对南方青瓷存在需求。元代南瓷北上的原因，当得益于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世祖南人贸易北方者不禁的诏命，同样从这条诏命又可以知道至元八年以前南人（蒙古人称南宋统治区域内的人民）是不可以到北方贸易的。这里面除了宋金关系紧张外，金人坚持猛安、谋克制度的封闭性民族政策或其根本原因。
如果放在瓷器生产史的大脉络中看，从原始青瓷出现直到南北朝时期的瓷器，基本上是以铁为呈色剂的一元体系。随着白瓷在北方的出现和发展，到唐代的瓷器生产已表现出南青北白的二元格局。两宋时期，官民用瓷开始出现分野，并因生产技术的普及和商业刺激在同一个窑场往往能烧造不同文化因素的瓷器，研究者用窑系的概念来表述此时瓷器生产面貌的多样和复杂，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元竞争的时代，这极有可能与国家分裂造成的区域政治、经济竞争相表里。元代瓷业踵宋代多元竞争之余绪，但在官匠制度和南北方窑场自由竞争的影响下，景德镇和龙泉两地的产品已逐渐占有全国市场，并成为海外市场的主要供应者。及至明清，随着钧州、磁州、处州三地官府窑场的衰落，到明代成化时期以后，不仅供应宫廷用瓷的窑场只有景德镇一处御窑，而且景德镇民窑的产品也垄断国内市场。景德镇独大的同时，是宋元时代各地的名窑场纷纷衰落成为地方性窑场或直接停烧。
在上古时代以陶器为礼祭器虽然是常态，但在青铜时代及以后，陶质仿青铜礼器又成为流行样式。但是，这种文化因素既和青铜器物造型的原始青瓷器无关，也没有直接传承给汉代以后的瓷器。宋代开始，瓷器再次进入礼坛有其政治和经济原因。至明代，以日用瓷器为礼祭器，其名则沿用古礼所用的簠、簋、笾、豆等，也成一代规模，其风延及清代雍正时期，成为明清两代文化趋向世俗的内容之一。乾隆时期烧造三代铜器造型的瓷质簠、簋、笾、豆、登、铏等器，和同期宫廷蒐集古器、编纂西清诸鉴、《四库全书》等文化盛举一道，反映清代皇帝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典守者和传承者，是清代统治者从满洲的汗向中华皇帝成功转型的表现。
瓷器是中国先民发明的，数千年间瓷器生产技术进步的主战场也在中国，但是中国古代瓷器生产技术的进步同样也受到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琉璃生产技术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中国陶瓷产品的品种，而且琉璃产品一直和精神领域的需求有关。从佛教的七宝之一，到成为宗教建筑用材和皇家宫殿建材，并严禁官民使用，琉璃作为舶来陶瓷品种之一，从佛教的法物转变成为神权和王权的代表，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北朝隋唐时期中国陶瓷器在器物造型、装饰内容方面，也多见波斯、阿拉伯乃至罗马玻璃器、金银器的影响。汝窑、官窑瓷器的满釉、小支钉支烧技术，也应该是北朝晚期以来西方玻璃支烧技术间断传入中国的结果。元代客匠、钴料输入和青花瓷器间的关系，明代早期钴料的输入和御窑瓷器中伊斯兰风格的器物，到明代中期以后“回回花纹”已成为御窑瓷器装饰中的官式纹样之一，都是中东文化因素和生产技术进入中国御用瓷器生产的例证。根据记载，清代御窑厂烧造的五十多种釉色品种中，和来自东西方之域外文化因素、技术、原料相关者达三分之一以上。汉代的低温铅釉，北朝至唐代的低温彩釉、白瓷和青花，元代的孔雀蓝釉、青花，明代伊斯兰风格的器物品种和装饰内容，清代的彩釉技术等等，历史上几次大的瓷器生产技术飞跃和新的釉色品种出现，多与外来技术相关，且这种进步均发生在中外交流畅通的时代。而宋代定窑、汝窑、官窑和龙泉窑在单色方面表现出的精致与努力，缺少的正是上述各时代对外来文化的包容。
至清代晚期，筹建商办江西瓷业公司，引进机器生产，这固然是传统的瓷器生产适应现代经济形态和工业化生产的努力，但以御窑厂为官股加入商办瓷业公司的举动，可能带来的御用瓷器和商品用瓷一体化生产，则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了对几百年来以御用瓷器为代表的皇权不再重视，这反映的或是清朝末年政治改革的浪潮及皇权危机。 以上所述只是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陶瓷器略加审视，是用极少数的例证阐述《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陶瓷卷》关注的本质是人文历史的方方面面，超越陶瓷器本身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无疑是古陶瓷研究的远大目标。
唐英所言陶固细事，关乎国政，确矣！
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致力于陶瓷考古、宫廷典章制度、中外文化交流等研究，注重陶瓷考古与古陶瓷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本文为作者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陶瓷卷》（待出版）撰写的绪论。《紫禁城》二零二一年五月号，总第三一六期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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