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陶瓷研究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被誉为“文博界的人间国宝”

      耿宝昌先生14岁时，来到孙瀛洲先生的敦华斋做学徒。他专注、聪慧又吃苦耐劳，记忆力超群，逐渐赢得了孙瀛洲先生的信任，并让他管理库房。敦华斋每年光库存就有一万多件的官窑精品，而当代一个普通的博物馆也仅有几千件而已。耿宝昌先生称自己读了古瓷鉴定的“哈佛大学”，受到了最专业的训练。在当了10年的学徒后，1945年，只有22岁的耿宝昌开了自己的文物店——振华斋。虽然他年纪轻，但是在圈内名气很大，那时他只看最美、最珍贵的东西。1956年，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吴仲超先生开始对故宫原有的东西进行鉴定整理，在孙瀛洲先生的举荐下，34岁的耿宝昌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从此，耿宝昌在故宫工作了近60年。他阅宝无数，博览天下最精美的瓷器，最终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古陶瓷鉴定大师。
      耿宝昌先生与钧瓷结缘始于20世纪20年代。20世纪40年代，1件钧窑洗值200两黄金。“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耿先生对此有深切的感受。三十年前，耿宝昌先生就曾到禹县进行钧窑考古调研。几十年来，他一直关注着钧窑，关注着钧窑考古发掘和民间发现。

      2013年4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古陶瓷研究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等一行在神垕苗家钧窑参观考察。

      耿宝昌先生说，禹州是宋代钧瓷的发源地，钧窑遗址是钧瓷历史的见证。从已经发现的钧窑遗址来看，禹州是最多的，尤其是宋代窑址，这是钧瓷发源地和钧瓷中心地域的实物遗存，要加倍珍惜。在进一步加大钧窑遗址保护力度的同时，要丰富保护形式，完善保护措施，切实把钧瓷文化遗存保护好。

      关于钧窑断代的特征耿老认为，宋代钧瓷线条圆润流畅，折沿出筋清晰分明，胎质大部分为灰色和灰褐色，充分体现出铜口铁足的特征。另外，宋钧器皿的胎体较薄，圈足窄，工艺精细。早期宋钧施满釉，采用支钉的烧制方法。钧瓷支钉烧延续的时间很长，一直到元代，仅在一些高档瓷上仍在使用，只是工艺不如宋钧精细罢了。
　　金代钧瓷器型发生了功能上的转换，完成了角色的变更，即回归成为民窑日用器。从胎质上看，其质地较宋钧松散，色彩灰度不足，泛土黄色或有淡红色倾向；击之，声音喑哑，有陶的声音倾向，这主要是温度过低，选料不细所致；从釉色上看，天青、天蓝的底色上有的也呈有红斑、紫斑，但斑状成块，虽有流动性但很僵硬，色彩暗淡，中心斑状有明显的点斑装饰倾向，其装饰意识、装饰追求尚在朦胧之中，显得相当幼稚。
　　元代钧窑器的胎不如宋代细润，特征是胎质较粗松，呈色白、灰白、黄、红、黑。积釉肥厚，浑浊失透，多棕眼、釉泡，光泽较差。元代钧窑器多施以天蓝、灰青、月白色釉，并涂抹含铜釉药，经高温还原后呈现红、蓝、紫色的斑块。由于钧窑釉质肥厚失透，刻、划、印花不易显露，所以除了饰以彩色斑块外，也常采用堆贴花为饰，器型一般较厚重。
总体来说，封建社会生产率低下，民窑钧瓷一般都是就地取材，所以胎的颜色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灰胎，也有褐胎、白胎、红胎，不可一概而论。判断其年代，应该把握其工艺和施釉特征，才能更加接近实际。

      关于钧瓷产生的年代争论了许多年，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宫廷传世钧瓷器物属于北宋，确凿无疑。经过钧瓷考古发掘，民窑钧瓷的北宋说也被大多数史学学者所接受。目前，钧官窑争论还比较激烈，不仅有宋窑说，还有元末明初说，甚至准确到了明早期。学术上争论很正常，但我们一定要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把钧官窑定为宋代，也就是说故宫传世钧瓷为宋代，这是有上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资料支持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新的资料说这个结论是错的，那么我们就要维护传世宋钧的说法。
      耿宝昌先生说：“钧瓷生产与社会状态是相辅相成的，做钧瓷史研究要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入手。宋、金、元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人口状态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把钧官窑放到社会的大环境里去研究，才能更加接近实际，我们的研究才会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