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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鉴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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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封建统治阶级与权贵阶层一直是精美而昂贵的艺术品的垄断者，鲜有像17世纪这样，完全以鲜活而真实的社会文化与商业市场需求，作为艺术创作的内容与主题。尤其反映在17世纪景德镇瓷器的制作上，使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巧思与充沛鲜活的创造性，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文人趣味。
2017年秋，《佳趣雅集》携手全新的嘉德艺术中心，隆重推出了第二届会员珍藏品大展 “雄奇映丽——17世纪青花与五彩瓷特展”，展出一批来自17世纪景德镇青花与五彩瓷瓷珍佳品，丰富的艺术多样性令人目不暇接。之前的文章我们回溯了景德镇自明末开始的瓷业发展变化，本文将从江浙一带社会流行的消费风尚、明末文人的生活美学等2个方面，结合展品，来探究17世纪辉煌一时的民窑生产盛况与其被广为传赞的艺术魅力。
▌画楼争看扬州鹤
“在应接不暇的变化中，旧的道德观念变得遥远陌生了；伴之而来的是更多的人口、金钱和竞争。”
《纵乐的困惑》卜正民
这次大展的展品中，有一件精美非凡的康熙五彩棒槌瓶，来自显赫的美国财阀摩根氏旧藏。瓶子上画着一座装潢华美的画楼上，一群神情兴奋的观众看着一位手执如意的老者乘仙鹤飞升于五彩祥云间，这正是民间脍炙人口的俗谚故事“扬州鹤”。
王象之编篡的《舆地纪胜》卷三十七记载“淮南东路 扬州 骑鹤仙”下引录有《太平广记》，之中有四人各言所愿。甲曰：“愿多财。”乙曰：“愿为扬州太守。”丙曰：“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故后人便用“扬州骑鹤”来比喻集做官、发财、成仙于一身的十全十美的人间美事。
可见，17世纪景德镇瓷器制作彻底走向商业化、社会化，是江浙一带因城市商贸发展而富裕膨胀起来的时尚消费所带引的新气象。
1600年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5亿；至1700年的清康熙三十九年，也达到了1.2亿之多，占据世界人口6.336亿的18.94%。此时的财富与人口均集中在江浙一带，这也历来是人文荟萃、文化艺术沉淀最深厚的地区。
在这100年的过渡期内，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痛并快乐着的奇异时代。一方面是国破家亡、王朝更迭、山河变色、伦常崩坏，另一方面却是庭室奢豪、华服美食、消费成风、萎靡纵乐。以苏杭为中心大量出现的各种手工业作坊，也聚集了大量的商贸与劳动人口。在财富的推动下，个性张扬，欲望膨胀，晚明社会也随之开始转向了“消费社会”。
民间社会一般市民对于豪华生活的追求，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有一段精彩描写：“隆万一来，虽皂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微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具属之矣……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列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是说就连小衙门里的底层职工，也开始学着摆弄铺陈一个书房了。
范先生的不屑，实在有点酸，但社会上的奢靡消费，不但是上层的风雅名士或权贵新富，下至普罗百姓也趋之若鹜，早已攀比成风了。
自古以来，瓷器就是与人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使用器具。除了皇家垄断的官家器物以外，寻常百姓家里使用的瓷器总是以实用性、耐用性、功能性、廉宜性作为制作根本，但是在17世纪的社会风情画卷里，景德镇瓷器的官窑属性已经褪去，在新兴市民阶层的庞大市场需求下，迅速转向陈设性、装饰性和鉴赏性为主，俨然成为显示品位、地位、身份的奢侈品了。为符合这种新的审美趣味的变化，瓷器的造型设计与装饰题材也趋向丰富多元和世俗化，表现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与社会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故事，成为了装饰题材的主流时尚。
无论是精美的民窑“扬州骑鹤”“蔡襄造桥”，还是精致的官窑“海屋添筹”“南极寿翁”，此时都在使用。这类寓意美好追求的故事题材，就是世俗化的具体表现；另一类大量出现的作品，则以民间社会上流行的章回小说、戏曲故事、版画书籍为装饰主题。“西厢记”“杨门女将”“鸳鸯绦”就是代表性的作品。
清人陈浏在《陶雅》中评论道：“精仿宋元绢画人物故事，几于笔笔有来历。后之客货推波助澜，图绘小说、演义，泛滥于戏剧。虽曰荒唐不经，要其态度俶诡。”这些所谓的客货瓷器以古今人物为主体，突破了以前官窑在题材上的种种管制与禁忌，涉及爱情婚姻、宗教社会、历史故事、俗谚箴言，呈现出真实质朴的情感、爽朗大方的构图、热烈饱满的色彩，完全是江南社会万象的缩影。
另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与题材，就是在康熙瓷器上出现的女性形象。在中国的艺术史上，从未有这样大面积地、鲜活地、细致地描写过女性。晚明开放的思潮与社会风气，促使女性们也开始追求生活的乐趣。比起那圆明园十二围屏上雍容高冷的雍正女人们，康熙的女性欢快多了！无论是在云端、在戏堂、在小园、在亭榭，她们裙裾鲜美、高耸乌云、樱唇凤眼、溜肩溜到了我见犹怜的瘦小，却神采奕奕，矜持而绝不妖娆；优雅而绝不造作、风趣而绝不平庸。即便是没有男人的陪伴，她们一样专心致志地起舞、赏古、戏婴、吹笙、秉烛夜游、月下香祷，真是多姿多彩。这些大气、自信、闲适的女性形象，生动地描绘出社会各个阶级女性的生活与精神面貌。
“瓷品最重画工，绣品亦然，刻玉刻木莫不皆然。明瓷画手奕奕有神，康熙青花、五彩亦颇仿明瓷，至雍正则画益美，然以花卉为最工，人物则不及康熙远甚，尤以画美人之瓶罐不能见重于后世……往往髻鬟高耸，衣裳如新……”康熙的女人们，绝对是中国陶瓷上的一朵奇葩。
▌乱世里的山水品格
“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是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嘉木怪箨，陈金石图书。”
他们是道德礼乐的制定者，却也是离经叛道的破坏领袖；他们是精神境界的倡领者，却也是风花雪月的糜烂份子；他们是文化品位的创造者，却也是怀才不遇的落魄之徒。他们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文明文化中独有的阶级。他们是中国传统与经典文化的设计师、建筑工、评论家和继承人。
明清交替之际，一方面是朝纲崩坏、管制消失，新的解放思潮带动了整个社会，提倡人性与个性的张扬与追求。一方面是商贸与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造福了大批城市的中产财富阶级。在充裕而发达的物质供应下，富商与庶民开始崇尚追求风雅精致的生活，文化艺术的消费成为一种时尚；与此同时，大批从追求仕途中解放出来的文人名士，也纷纷转向社会活动，他们的艺术才情开始向建筑、造园、工艺、版画、家具、制瓷等诸多工商业领域倾注延伸，他们结社交游、赏鉴古董、吟风弄月、怡情养生，将高雅脱俗的精神境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艺术生活体系，成为整个社会的艺术、时尚、审美、品级的指南与指标。
中国传统社会千百年来构建的礼乐道德、尊卑贵贱的规范，在17世纪过渡时期的社会热潮面前开始瓦解。庶民与财富阶级也可以公开追求过去仅属于权贵阶层和文士阶级的特权享受。豪华的居室陈设、奢靡的锦衣美食、名贵的古董珍玩当然不在话下。
“右族以侈靡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镂，臧获多至千指，厮养舆服至凌轹士类。”这段描述，正是江南文人们面对富家豪门的奢靡生活所体会到了的对原有传统阶级形态的冲击与感叹。
当全民享乐成风，一切皆可订制的时候，传统社会里位居“四民”之首的文人士大夫们，为了维护其阶级的尊严与理想形象的高度，必须从更高的文化层次和艺术修养来证明其凌驾于消费民众之上的权威性。著书立说显然是最有效的推动之一。譬如高濂自己出资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出版的《遵生八笺》，即是一本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养生奇书，其中第五笺《燕闲清赏笺》详叙了古玩鉴赏与文房品藻。《长物志》是另一本脍炙人口的名著，它是晚明苏州文士文震亨撰著的一部关于生活和品鉴的笔记体著作，具体而细致地呈现出晚明士大夫日常生活的美学，是研究晚明物质文化、建筑营造、文人生活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之一，也是古代造物艺术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成书于1590年的《考槃余事》四卷，则是明末五子之一的屠隆编撰的一部关于生活艺术与古董鉴藏的随笔，杂论文房清玩。还有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皆为特立独行的奇葩专书，精心细致地从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花器、花材等全方面详尽阐述插花的艺术。诸如此类的文人笔记散文著作，在晚明以来流行一时，如此一来，整个社会在这些文人精神与美学意识的主导下，对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就有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从书房的摆设，到厅堂的铺陈，到园林的营造，乃至收藏古董、出行游玩，饮食娱乐，都反映出艺术生活化的情形，这也是驱动17世纪瓷器烧造的风格与品位得到了极大发展和提高的根本原因之一。突出的现象，就是晚明开始，大量创制出的各式新颖瓷器造型，尤其以花器、香器、文房器为多。
好瓷得慢慢品——清早期人物故事图瓷器品鉴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好瓷得慢慢品——清早期人物故事图瓷器品鉴
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封建统治阶级与权贵阶层一直是精美而昂贵的艺术品的垄断者，鲜有像17世纪这样，完全以鲜活而真实的社会文化与商业市场需求，作为艺术创作的内容与主题。尤其反映在17世纪景德镇瓷器的制作上，使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巧思与充沛鲜活的创造性，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文人趣味。
2017年秋，《佳趣雅集》携手全新的嘉德艺术中心，隆重推出了第二届会员珍藏品大展 “雄奇映丽——17世纪青花与五彩瓷特展”，展出一批来自17世纪景德镇青花与五彩瓷瓷珍佳品，丰富的艺术多样性令人目不暇接。之前的文章我们回溯了景德镇自明末开始的瓷业发展变化，本文将从江浙一带社会流行的消费风尚、明末文人的生活美学等2个方面，结合展品，来探究17世纪辉煌一时的民窑生产盛况与其被广为传赞的艺术魅力。
▌画楼争看扬州鹤
“在应接不暇的变化中，旧的道德观念变得遥远陌生了；伴之而来的是更多的人口、金钱和竞争。”
《纵乐的困惑》卜正民
这次大展的展品中，有一件精美非凡的康熙五彩棒槌瓶，来自显赫的美国财阀摩根氏旧藏。瓶子上画着一座装潢华美的画楼上，一群神情兴奋的观众看着一位手执如意的老者乘仙鹤飞升于五彩祥云间，这正是民间脍炙人口的俗谚故事“扬州鹤”。
王象之编篡的《舆地纪胜》卷三十七记载“淮南东路 扬州 骑鹤仙”下引录有《太平广记》，之中有四人各言所愿。甲曰：“愿多财。”乙曰：“愿为扬州太守。”丙曰：“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故后人便用“扬州骑鹤”来比喻集做官、发财、成仙于一身的十全十美的人间美事。
可见，17世纪景德镇瓷器制作彻底走向商业化、社会化，是江浙一带因城市商贸发展而富裕膨胀起来的时尚消费所带引的新气象。
1600年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5亿；至1700年的清康熙三十九年，也达到了1.2亿之多，占据世界人口6.336亿的18.94%。此时的财富与人口均集中在江浙一带，这也历来是人文荟萃、文化艺术沉淀最深厚的地区。
在这100年的过渡期内，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痛并快乐着的奇异时代。一方面是国破家亡、王朝更迭、山河变色、伦常崩坏，另一方面却是庭室奢豪、华服美食、消费成风、萎靡纵乐。以苏杭为中心大量出现的各种手工业作坊，也聚集了大量的商贸与劳动人口。在财富的推动下，个性张扬，欲望膨胀，晚明社会也随之开始转向了“消费社会”。
民间社会一般市民对于豪华生活的追求，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有一段精彩描写：“隆万一来，虽皂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微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具属之矣……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列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是说就连小衙门里的底层职工，也开始学着摆弄铺陈一个书房了。
范先生的不屑，实在有点酸，但社会上的奢靡消费，不但是上层的风雅名士或权贵新富，下至普罗百姓也趋之若鹜，早已攀比成风了。
自古以来，瓷器就是与人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使用器具。除了皇家垄断的官家器物以外，寻常百姓家里使用的瓷器总是以实用性、耐用性、功能性、廉宜性作为制作根本，但是在17世纪的社会风情画卷里，景德镇瓷器的官窑属性已经褪去，在新兴市民阶层的庞大市场需求下，迅速转向陈设性、装饰性和鉴赏性为主，俨然成为显示品位、地位、身份的奢侈品了。为符合这种新的审美趣味的变化，瓷器的造型设计与装饰题材也趋向丰富多元和世俗化，表现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与社会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故事，成为了装饰题材的主流时尚。
无论是精美的民窑“扬州骑鹤”“蔡襄造桥”，还是精致的官窑“海屋添筹”“南极寿翁”，此时都在使用。这类寓意美好追求的故事题材，就是世俗化的具体表现；另一类大量出现的作品，则以民间社会上流行的章回小说、戏曲故事、版画书籍为装饰主题。“西厢记”“杨门女将”“鸳鸯绦”就是代表性的作品。
清人陈浏在《陶雅》中评论道：“精仿宋元绢画人物故事，几于笔笔有来历。后之客货推波助澜，图绘小说、演义，泛滥于戏剧。虽曰荒唐不经，要其态度俶诡。”这些所谓的客货瓷器以古今人物为主体，突破了以前官窑在题材上的种种管制与禁忌，涉及爱情婚姻、宗教社会、历史故事、俗谚箴言，呈现出真实质朴的情感、爽朗大方的构图、热烈饱满的色彩，完全是江南社会万象的缩影。
另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与题材，就是在康熙瓷器上出现的女性形象。在中国的艺术史上，从未有这样大面积地、鲜活地、细致地描写过女性。晚明开放的思潮与社会风气，促使女性们也开始追求生活的乐趣。比起那圆明园十二围屏上雍容高冷的雍正女人们，康熙的女性欢快多了！无论是在云端、在戏堂、在小园、在亭榭，她们裙裾鲜美、高耸乌云、樱唇凤眼、溜肩溜到了我见犹怜的瘦小，却神采奕奕，矜持而绝不妖娆；优雅而绝不造作、风趣而绝不平庸。即便是没有男人的陪伴，她们一样专心致志地起舞、赏古、戏婴、吹笙、秉烛夜游、月下香祷，真是多姿多彩。这些大气、自信、闲适的女性形象，生动地描绘出社会各个阶级女性的生活与精神面貌。
“瓷品最重画工，绣品亦然，刻玉刻木莫不皆然。明瓷画手奕奕有神，康熙青花、五彩亦颇仿明瓷，至雍正则画益美，然以花卉为最工，人物则不及康熙远甚，尤以画美人之瓶罐不能见重于后世……往往髻鬟高耸，衣裳如新……”康熙的女人们，绝对是中国陶瓷上的一朵奇葩。
▌乱世里的山水品格
“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是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嘉木怪箨，陈金石图书。”
《长物志》明代文震亨
他们是道德礼乐的制定者，却也是离经叛道的破坏领袖；他们是精神境界的倡领者，却也是风花雪月的糜烂份子；他们是文化品位的创造者，却也是怀才不遇的落魄之徒。他们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文明文化中独有的阶级。他们是中国传统与经典文化的设计师、建筑工、评论家和继承人。
明清交替之际，一方面是朝纲崩坏、管制消失，新的解放思潮带动了整个社会，提倡人性与个性的张扬与追求。一方面是商贸与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造福了大批城市的中产财富阶级。在充裕而发达的物质供应下，富商与庶民开始崇尚追求风雅精致的生活，文化艺术的消费成为一种时尚；与此同时，大批从追求仕途中解放出来的文人名士，也纷纷转向社会活动，他们的艺术才情开始向建筑、造园、工艺、版画、家具、制瓷等诸多工商业领域倾注延伸，他们结社交游、赏鉴古董、吟风弄月、怡情养生，将高雅脱俗的精神境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艺术生活体系，成为整个社会的艺术、时尚、审美、品级的指南与指标。
中国传统社会千百年来构建的礼乐道德、尊卑贵贱的规范，在17世纪过渡时期的社会热潮面前开始瓦解。庶民与财富阶级也可以公开追求过去仅属于权贵阶层和文士阶级的特权享受。豪华的居室陈设、奢靡的锦衣美食、名贵的古董珍玩当然不在话下。
“右族以侈靡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镂，臧获多至千指，厮养舆服至凌轹士类。”这段描述，正是江南文人们面对富家豪门的奢靡生活所体会到了的对原有传统阶级形态的冲击与感叹。
当全民享乐成风，一切皆可订制的时候，传统社会里位居“四民”之首的文人士大夫们，为了维护其阶级的尊严与理想形象的高度，必须从更高的文化层次和艺术修养来证明其凌驾于消费民众之上的权威性。著书立说显然是最有效的推动之一。譬如高濂自己出资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出版的《遵生八笺》，即是一本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养生奇书，其中第五笺《燕闲清赏笺》详叙了古玩鉴赏与文房品藻。《长物志》是另一本脍炙人口的名著，它是晚明苏州文士文震亨撰著的一部关于生活和品鉴的笔记体著作，具体而细致地呈现出晚明士大夫日常生活的美学，是研究晚明物质文化、建筑营造、文人生活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之一，也是古代造物艺术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成书于1590年的《考槃余事》四卷，则是明末五子之一的屠隆编撰的一部关于生活艺术与古董鉴藏的随笔，杂论文房清玩。还有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皆为特立独行的奇葩专书，精心细致地从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花器、花材等全方面详尽阐述插花的艺术。诸如此类的文人笔记散文著作，在晚明以来流行一时，如此一来，整个社会在这些文人精神与美学意识的主导下，对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就有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从书房的摆设，到厅堂的铺陈，到园林的营造，乃至收藏古董、出行游玩，饮食娱乐，都反映出艺术生活化的情形，这也是驱动17世纪瓷器烧造的风格与品位得到了极大发展和提高的根本原因之一。突出的现象，就是晚明开始，大量创制出的各式新颖瓷器造型，尤其以花器、香器、文房器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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