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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艺术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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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树镛是晚清最有影响的碑帖收藏家之一。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杨守敬在与日本书家日下部鸣鹤的笔谈中，谈到当时中国的“好古家”时说：“碑第一则南汇沈树镛。”吴大澂在为沈树镛遗稿《汉石经室金石跋尾》所作序中也说：“数十年来，大江以南言金石之学者，前有嘉兴张叔未，后有川沙沈韵初，收藏之精，且富甲海内，尤非张氏清仪阁比。”可见，沈树镛在晚清碑帖收藏界的执牛耳地位，是得到普遍公认的。
上海图书馆藏有《郑斋金石题跋记》一卷，由潘承厚、吴湖帆在《汉石经室金石跋尾》原稿基础上增辑而成，共著录秦汉魏南北朝碑刻拓本八十四种，隋唐及以后拓本二十种，帖十四种，这无疑只是沈树镛全部碑帖收藏中的一小部分。从他生前几笔较大规模的碑帖购入来看，沈氏收藏的碑帖总数应该十分可观。例如，他收藏的刘喜海旧藏拓本即多达五千多种，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三月，即一次性从刘氏后人处购得周秦至宋元以及朝鲜石刻拓本三千种。
每遇善本，他往往不惜代价：
“弟近况窘甚，每购佳拓，必须变卖字画套帖，而出价不吝，所以外人见之如出两手，背谬处甚多，自知之而不能改，亦癖好太过之故也。”
“前年已向亲戚转贷，然仍要买物，实在无钱，只得将字画卖去，可怜可叹！”
同治二年，购得黄易旧藏宋拓汉《熹平石经》，即耗资二百金，以至好友赵之谦也不由感叹道：“价可谓大矣。”又如同治五年，购入刘燕庭旧藏碑帖三千种，不得已，只好“售去恽王卷册，筹款偿之”。
沈树镛本人的生活经历其实颇为坎坷。一方面科场屡屡失意，短短几年之内，又接连遭受丧偶、连失二子的人生大悲剧。在给魏稼孙的信中，有多处袒露心扉，言及自己当时心境之凄苦：
“每一转念，几无生人之乐矣！然遭此境遇，时运所迫，若竟日闷坐，可以成病，所以厂肆仍时往搜求，聊以排遣耳。
“弟近来心境愈劣，而金石之志愈坚。然求拓本竟不能得，唯自问北朝碑刻搜罗不少，非久居北地不能也。”
可以说，访碑、藏碑、读碑，已成为他的全部精神寄托，而沈树镛的个人际遇，也正是晚清不少酷嗜金石的学者、藏家内心感情世界的一个缩影。
沈树镛的鉴藏印，多为当时名家篆刻，赵之谦所刻尤多，此外如吴熙载、钱松、胡震、徐三庚等，也都系一代印坛巨子。本文拟以印章为线索，结合相关信札等文献史料，对沈树镛与晚清印人的交往情况略作探讨。
（一）吴熙载
吴熙载（一七九九—一八七〇），是继邓石如之后，“皖派”最重量级的人物。他比赵之谦大三十岁，比沈树镛大三十三岁，虽长年僻居泰州，但声名远播。在同治初年的印坛，吴熙载的地位非同寻常，被视为邓石如篆刻的正脉传人，当时的印人多以“鲁殿灵光”视之。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魏稼孙自闽赴京途中，曾过泰州，拜会吴熙载，此行也受了好友赵之谦、沈树镛的请托。赵之谦请吴熙载为《二金蝶堂印谱》作序，而沈树镛则请其刻印并书写“郑斋”匾额。魏稼孙临别前，还特意钤盖了吴氏印稿二部，一册自存，另一册则赠送给了沈树镛。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三月十四日，沈树镛在致魏稼孙的信中，对此表示感谢：“让翁书额……六面铜印又拓本一一领到，费神感感……让翁字篆隶固不必言，楷法实有古拙之趣，倾倒之至，拟再求之。”
然而，他“拟再求之”的想法，似乎未能如愿，两人之间后续的交往并不愉快。吴熙载年老昏愧，往往收到来信甚至润笔，也不回复，终于引起沈树镛的不满。一年以后，在给魏稼孙的信中，沈树镛抱怨道：“吴熙载其人可恶至极！弟去年求书，送伊拓本及润笔并信，至今杳然，所以扬州人多痛骂之不诬也。”
吴熙载刻赠沈树镛的印章原石，仅见二方：一方上海博物馆藏“沈树镛印”寿山石白文印，另一方方节庵旧藏白文“郑斋藏本”煨石印。
（二）钱松 胡震
钱松（一八一八—一八六〇）作为“西泠八家”之殿军，摒弃了浙派末流一味切刀之陋习，其用刀披削兼施，轻浅取势，线条顿挫起伏，古厚生涩，尤为赵之谦所推重。传世钱松刻赠沈树镛的印章原石仅见二方：一方“沈树镛”青田石白文印，今藏上海博物馆；另一方“韵初”寿山石朱文印，曾出现于西泠印社二〇〇九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
此外，钱松曾为沈树镛刻过“宝董室”一印，后归吴湖帆，今不知所在。宝董室这一斋号，源于沈家旧藏董源《夏山图卷》。上海图书馆藏吴湖帆旧藏《董美人墓志》及《宋拓皇甫诞碑》拓本册上均钤有此印。《董美人墓志》册后有吴湖帆题跋：
“先外祖韵初沈公藏董北苑《夏山图》卷及《溪山行旅图》轴，遂以宝董名其室，仁和钱叔盖（松）为之制印，岁戊午，余得董文敏临摹魏晋隋唐宋元书真迹十卷，表史沈君湘之因二图已归他姓，即以宝董小印贻余，距钱氏刻在己未适六十年矣。昔之所宝北苑者易宝香光矣。丁卯又得此志，不啻与董有前缘云。湖帆又识。”
据吴氏题跋可知，拓本上“宝董室”这方印脱，即为钱松刻赠沈树镛者。钱松刻印时间在咸丰九年（一八五九），是年九月，沈树镛赴杭州参加乡试，随身就携带有《夏山图卷》，曾请戴熙题跋。钱松此时也居杭城，故此印有可能是在观赏董源画卷之后，应沈树镛之请求而刻。此印传世诸种钱松印谱中均未见著录，也可谓钱松篆刻研究上一个新发现。
胡震（一八一七—一八六二）与钱松相交甚契，印风也深受钱松影响，故后世以“钱胡”并称之。胡震不轻为人作书、刻印，作品流传较少。传世胡震为沈树镛所刻印章见有三方，其中“宝董室”白文、朱文印各一方，另有一方“韵初所得金石文字”白文印，刻于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胡震曾刻有一方“曾经沧海”自用印，边款云：“咸丰十有一年五月十七日，由四明杭海至沪，刻此记之，鼻山。”张鸣珂《张迁碑》题跋中也提到：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避乱沪上，沈均初同年介予乞胡鼻山人书宋拓《张迁碑》笺。是冬，川沙寇警，均初迻书，云藏弆珍玩，尽皆散失，唯《张迁碑》无恙。”
由此推测，两人始有交往，应在咸丰十一年前后，次年胡震即病故，因此，两人实际交往时间并不长。
日本《书道》杂志曾发表过一封胡震致沈树镛信札，此信应书于两人相识之初，现将全信抄录如下：
“均初先生阁下。鄙人往来沪渎，已七年矣。所逆名流词章之士居多，间有一二讲石墨者，皆从事剔括，诚不知书法源流也。丙辰岁（咸丰六年，一八五六），王君茝卿述及先生酷好收藏，私心窃冀一见得广见识，奈茝卿虽篆学囿于翻板，与之讨论格不相入，此公疏远，介绍无人，是以一面之缘，悭至今日。虽然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有同处一室而视同隔膜者，有相去千里而通以梦寐者，交之浅深，果不系乎见与不见也。
“去月黄君受益，陡然问及拙刻润数，鄙人少时留有此癖，道光己酉，获交故友钱叔盖，始知摹印一道，不必从事于刀，留心金石文字，方得入汉人之室。见其印存，手无所措，是故己酉以来，手生荆棘矣。受翁问及，姑妄言一数目，窃以为价大则应酬必少，无非杜绝之意耳，岂知先生意有嗜痂之癖，且惠润过多，却之似矫，受之近贪，直令无地自容也。金石著录，鄙人却有管见，妄参末议，未免推倒前贤，既承下问，敢不缕缕。即希裁削。敬请着安。不具。小弟胡震顿首。”
沈树镛通过友人介绍，向胡震求印，两人得以正式结识。因沈氏奉上的润笔较为丰厚，胡震回此信以示答谢。胡震不仅工篆刻，本人碑帖收藏也十分丰富。两人同嗜汉碑，对书法渊流见地相近，故彼此有相见恨晚之感。《郑斋金石题跋记》中著录有《西狭颂》一种，系胡震旧藏。沈树镛在跋中，对这段旧谊颇为缅怀：“此彭尺木先生旧藏本，后为富阳胡鼻山所得，鼻山故后，箧中古刻皆为其沪上知交分散，此本不知何时流转吴中。古人往矣，得此展阅，用证旧盟。”
（三）赵之谦
沈树镛长赵之谦三岁，两人有同年之谊。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因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江南乡试借闱杭州，沈树镛赴杭州应试，始与赵之谦相识。同治二年初（一八六六），赵之谦同胡澍同船自闽入京，参加会试，与四年前早已抵京的沈树镛再度相逢。是年八月，魏稼孙也从福建抵京，四人“皆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成为莫逆之交。赵之谦同治二年九月所刻“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正是记录了这段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风雅韵事。居京期间，赵之谦曾一度寄居沈宅，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从同治二年至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八月，赵之谦离京返浙，这三年间，可谓两人交往最为密切的时期。从传世有年款的印拓来看，赵之谦为沈树镛所刻印章，也大部分集中于这一时期。
现存赵之谦印作原石，总数大约在二百方左右，为沈树镛所刻即有三十余方。浙江桐乡君匋艺术院收藏有其中二十九方，系钱君匋先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天津购得，西泠印社收藏有一方“灵寿华馆”青田石朱文印，系张鲁庵先生捐赠。这三十余方印章中，有年款的十一方，其中最早一方是同治二年八月所刻“沈树镛审定金石文字”青田石章。此外，无明确年款，但署悲庵款的有九方，署无闷款的有七方。因赵之谦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后号悲庵，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后更号无闷，故可大致框定上述印章的篆刻时间，署悲庵款的大致刻于同治二年前后，署无闷款的刻于同治三年至四年之间。
⒈汉石经室
此印为青田石，朱文，印高七厘米，印面纵横均二点九厘米，桐乡君匋艺术院藏。款署：“小蓬莱阁汉石经残字，闻尚在人间，韵初将求而得之，铭其室以俟。癸亥秋，悲庵刻。”“是岁除夜，韵初来告，已得石经。元日早起，亟走相贺，出此纵观，欢喜如意，遂纪于石。”
此印刻于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用冲刀法，线条清新流利，风神骏爽，属拟汉代镜铭一路风格。“汉石经室”这一斋号，源自沈树镛同治二年所得宋拓汉《熹平石经》残字。由赵之谦印章边款知，沈氏用“汉石经室”命其斋号在前，而得碑却在之后，也可想见当时心情之急迫。沈树镛藏有宋拓《熹平石经》残石二种：一为黄易旧藏，一为孙承泽旧藏。孙承泽旧藏本今已下落不明，黄易旧藏本存《尚书》“盘庚篇”五行、《论语》“为政篇”八行、“尧曰篇”四行，凡一百二十七字，后经万中立、刘鹗、端方、完颜衡永等诸家递藏，今归故宫博物院，此本或以为宋人重摹本。
赵之谦还曾刻过一方“如愿”青田石朱文印，也与沈树镛得汉石经宋拓本有关。此印边款云：“韵初求《熹平石经》一年，风雨寒暑，几忘寝食，除夜书来，知已得之，因依故事，刻石志贺。同治三年甲子元日，之谦记。”
若两印边款并观，则得碑细节与刻印经过便更为丰富与清晰：同治二年初，沈树镛闻知此拓本下落，便开始访求，时间前后长达一年之久，“风雨寒暑，几忘寝食”，所历辛苦，诚非外人所能身感。到了是年秋天，事情应已大致有了眉目，沈树镛便迫不及待欲以“汉石经室”名其斋，并请赵之谦先刻一印。至岁末，宝物才正式归沈氏所有。除夕夜，赵之谦接到沈树镛来信，得知这一喜讯，正月初一一大早，便急忙赶赴沈宅观赏，刻“如意”一印以志贺，又在先前所刻“汉石经室”印上补刻边款二行。这两方印章，也成为沈树镛此段访碑经历的最重要证物。
⒉韵初藏宝
此印为青田石，朱文，印高四点二厘米，印面纵横均一点九厘米，桐乡君匋艺术院藏。款署：旧藏宋砚一，后刻印，文曰：“仲臣藏宝”，盖倒语也。韵初得元拓《刘熊碑》，至宝也，因为摹此，用正意矣。无闷记。
此印是赵之谦为沈树镛所得《刘熊碑》拓本而刻。同治二年十二月，沈氏得《刘熊碑》于北京，此印署无闷款，故极有可能刻于同治三年初。
赵之谦在致沈树镛信中，对此印文字内容可谓反复推敲：
“‘墨缘’二字不古，不如易‘得宝’二字，《引船歌·纥囊得体》‘得体’犹言‘得宝’，唐人易之为《得宝歌》，见《唐诗纪事》。又，‘得体’二字或书‘得董’，或书‘得鞛’，皆同‘得宝’。前见杨氏有此印，不知彼用何书？想亦与此为一。自来金石家印文少讲究，率以后世语刻入，故欲别立色目，非故为奇异也……杨氏不知古，或系度撰而暗合前人者，若不欲与之同，可易‘作宝’二字。《诗》‘以作尔宝’，然此‘宝’字是实字。或竟用‘永宝’亦可，或用‘藏宝’（曾见宋研上刻此二字），总不要‘墨缘’。此印文始于翁学士，非好与学士作难，实欲为汉碑迎合也。”
由此信可知，沈树镛起初所求印文中应有“墨缘”两字，但赵之谦认为“不古”，建议改为“得宝”，或者“作宝”“永宝”，最终敲定用旧藏宋砚刻印中“藏宝”两字。赵之谦是个自视甚高之人，对于朋友求印，往往不是一概应允，有时也会对印文内容、篆刻风格，甚至钤印方式、位置等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如他对魏稼孙嘱刻“悌孙”一印，便认为不如改成“悌堂”二字，此印今亦藏桐乡君匋艺术院，可见，赵之谦的意见最后往往还是会被友人所采纳。
沈树镛得《刘熊碑》拓本，“价尚不昂，卅金”，颇有点捡漏的味道。赵之谦叹为“奇宝”，定作原石拓，然实系据原碑下半截残石拓本翻刻。此拓本后又经费念慈、端方、陈淮生等递藏，民国年间中华书局有金属版印本，内有赵之谦题签及考释，底本曾出现在二〇一三年朵云轩春季拍卖会上，原拓本上即见钤有“韵初藏宝”一印。赵之谦还为沈树镛双钩过天一阁旧藏宋拓《刘熊碑》，此本也有民国年间中华书局珂罗版印本流传。
⒊郑斋金石
此印为青田石，白文，印高四点八厘米，印面纵横均一点九厘米，桐乡君匋艺术院藏。款署：“北朝书无过荥阳郑僖伯。韵初既得云峰、大基两山刻石全拓，乃以‘郑’名斋，属余题额，并刻是印。同治二年十月，悲庵记。”
“郑斋”是沈树镛最常用的斋号之一。赵之谦曾为其刻过“郑斋”“郑斋金石”“郑斋藏本”“郑斋考藏”“郑斋金石文”“郑斋所藏”等内容印章多方。沈树镛对郑道昭石刻拓本的收藏热情，与赵之谦的极力推崇不无关系。赵之谦曾誉郑道昭为“汉以后第一人”，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致胡培系的信中说：“书学最小，然无师法，亦不能明。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可以说，郑氏石刻，既是赵之谦本人书风转变的一大关键，也直接影响到其周围金石好友圈收藏趣味的变化。民国年间，艺苑真赏社印行过一种赵之谦旧藏《郑文公下碑》初拓本，碑额即为沈树镛馈赠，后有同治二年八月二日赵之谦题跋：“癸亥客京师，余买得碑，沈均初买得额，因以畀余，书此志喜。”同治五年，沈树镛在致魏稼孙的信中，提及历年所得郑道昭书石刻“将及卅种”。此外，有正书局石印出版的《初拓郑文公碑》“颂”字未损本，也是沈树镛旧藏，由沈氏题签知，为同治七年得于北京。
（四）朱志复
朱志复，生卒年不详，字遂生、子泽，号减斋，斋号受福富昌镜室，江苏无锡人，赵之谦弟子。他本系伶人，擅小生，脱籍后，长期居沈树镛宅。朱志复在经济上似不能自立，故赵之谦有“亦命使之然，人虽强悍，竟不能与命争耶！”的感叹。沈树镛与他的关系十分密切，拓本题签之类多仰仗其为之，在致魏稼孙的信中，有“但愿永远相依，则彼此得益”的话。朱志复从赵之谦学印，印风也与其师相近，尤工汉印。赵之谦曾评价这位弟子“天三人无，然其地位好在无须官样，然即学成，又是天三人三而止。”沈树镛对其篆刻颇为赏识，在给魏稼孙的信中，多处提到“遂生刻印颇有进境”“遂生近来印学大进”。因此，朱志复为沈树镛本人所刻印章数量，理应不在少数，但目前存世印拓仅见一方 “郑斋”朱文印，边款云：“遂生为郑斋主人”，无具体年款。
朱志复还擅长传拓，曾为赵之谦辑成《二金蝶堂癸亥以后印稿》一册。此印谱的编纂显然得到赵之谦本人的应允。赵之谦曾为朱志复刻过一方“遂生手拓”朱文印，边款云：“朱志复为余拓印，作此与之。”《二金蝶堂癸亥以后印稿》成书于同治四年夏，虽由朱志复负责拓印，但印谱最终得以刊行，实离不开沈树镛的促成之功。沈树镛致魏稼孙的信中，多处提到印谱拓制之不易：
“遂生集癸亥以后印谱甚精，唯一人独任其事，成功尚远耳。”
“遂生字学篆刻俱有进境，皆叔诱掖奖劝之力。印谱不能日日拓，天热之后印沿易湿，不如冬天之干净。”
“叔久不刻字，遂生拓印尚无暇及此。弟意将已拓者凑成二十方，先订一集，若有一方拓一方，未必不能也。”
“老印谱大约难拓矣！其癸亥以后遂生所集，弟看局面有废弃之势，因于月初逼将已拓者集成，计得二十余方，连款亦有三十余叶，用纸裱订亦有一厚本，立求荄甫作序，弟自己作跋，刊刻刷成，居然告竣。此弟变通办理之法，若如老兄所云，必要齐全，连此二十余方亦作废纸矣！现已为兄留出二部，有便即寄。全者只有六部，其余有十方一部者，有十余方一部者，不论多少，总欲成之，然亦不过数部，因整纸印格，拓款实不易耳！”
浙江图书馆藏有《二金碟堂癸亥以后印稿》同治四年初印本一种，前有沈树镛、胡澍序，收录赵之谦印章二十一方，应属于以上信中提到的六部全本之一，弥足珍贵。
从此谱收录印章来看，赵之谦自用名号印及闲章最多，有八方，此外刻给胡澍、朱志复的各有四方，而刻给沈树镛的仅见同治二年冬所刻“福德长寿”白文印一方。传世有明确年款的赵之谦刻赠沈树镛的印作中，同治二年至同治四年间，计有十方，包括汉石经室（白文）、郑斋金石（白文）、沈树镛同治纪元后所得（白文）、如愿（朱文）等名作，但印谱中却均未见收录。这虽反映出拓制的仓促，诚如沈树镛信中所言，实乃“变通办理之法”，但沈树镛作为印谱刊行的最主要促成者，收录他本人藏印却又如此之少，还是有点出乎意外，或许沈氏是有意有所保留也未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印谱中收录的不少印章，显然是从赵之谦处借拓来的，从赵之谦致沈树镛的信札中，我们也可以找到某些蜘丝马迹：
“早上刘子重来说‘井阑’字，大有两持之意。现已决绝说之，令其取回奉上也。外，屏一幅，祈属遂生为我盖上一名印付来为要。”
“荄甫所藏拓本，祈嘱遂生每纸用一同时审定印。能兄得空为之，更感。稼老忙极，故不之讬。”
因为弟子为自己拓制印谱的关系，赵之谦的不少自用印章，刻好后可能都暂放在朱志复处，而朱志复又长年寄住在沈宅，如果上述推测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在沈树镛的某些私人信札中，有时也会发现钤盖有赵之谦自用闲章，便不难理解了。例如，浙江省博物馆藏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三月十四日沈树镛致魏稼孙的信札末尾，即钤盖有赵之谦自用闲章“天道忌盈人贵知足”一印，此印刻于同治三年正月初七。赵之谦在致沈树镛的信中还曾提到：
“《刘碑》已炙研书成，冻不克舒畅作字，亦天道忌盈意也。奉去各印，请代钤前后。‘天道’印用于末页之末为要。”
由此可见，此印的确曾一度在沈树镛处。
（五）其他印人
徐三庚（一八二六—一八九〇），字辛谷，号金罍、井罍，自号金罍道人，浙江上虞人。徐三庚刻赠沈树镛印见有四方，其中上海博物馆藏有二方：一“郑斋所藏”寿山石朱文印，一“沈树镛印”青田石白文印，均刻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
徐三庚无疑是与赵之谦齐名的晚清印坛巨匠，但因文献及印章实物缺乏，两人的具体交往情况不详，只能暂付阙如。
……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博物馆研究馆员）
节选自《荣宝斋》2016-12 总第145期
沈树镛与晚清印人交游考略——以碑帖鉴藏印为中心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沈树镛与晚清印人交游考略——以碑帖鉴藏印为中心
一
沈树镛（一八三二─一八七三），字均初，一字韵初，号郑斋，斋号汉石经室、宝董室、灵寿花馆、校经庐等，松江府川沙城厢（今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人。咸丰九年（一八五九）举人，官至内阁中书。先世商，至沈树镛则以收藏名世，著有《汉石经室金石跋尾》《书画心赏日录》《补寰宇访碑录》（与赵之谦合撰）等。沈树镛是晚清最有影响的碑帖收藏家之一。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杨守敬在与日本书家日下部鸣鹤的笔谈中，谈到当时中国的“好古家”时说：“碑第一则南汇沈树镛。”吴大澂在为沈树镛遗稿《汉石经室金石跋尾》所作序中也说：“数十年来，大江以南言金石之学者，前有嘉兴张叔未，后有川沙沈韵初，收藏之精，且富甲海内，尤非张氏清仪阁比。”可见，沈树镛在晚清碑帖收藏界的执牛耳地位，是得到普遍公认的。
上海图书馆藏有《郑斋金石题跋记》一卷，由潘承厚、吴湖帆在《汉石经室金石跋尾》原稿基础上增辑而成，共著录秦汉魏南北朝碑刻拓本八十四种，隋唐及以后拓本二十种，帖十四种，这无疑只是沈树镛全部碑帖收藏中的一小部分。从他生前几笔较大规模的碑帖购入来看，沈氏收藏的碑帖总数应该十分可观。例如，他收藏的刘喜海旧藏拓本即多达五千多种，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三月，即一次性从刘氏后人处购得周秦至宋元以及朝鲜石刻拓本三千种。
杨买山地刻石浙江省博物馆藏
沈树镛的碑帖收藏不仅数量大，而且精品多，尤多宋明旧拓，不少系海内孤本。就笔者闻见所及，目前海内外公私收藏的沈氏旧藏善本碑帖有：初拓《裴岑纪功碑》、明拓《郑固碑》、初拓《王稚子双阙》、明拓《尹宙碑》、宋拓《熹平石经》、明拓《广武将军碑》（以上故宫博物院藏），明末清初拓《孔彪碑》、明拓《张猛龙碑》、初拓《董美人墓志》（以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初拓《修梵石室志铭》、旧拓《狄梁公碑》（以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拓《天发神谶碑》（北京市文物公司藏），明拓“因”字未损最旧本《曹全碑》、明拓《中岳嵩高灵庙碑》、明拓《常丑奴墓志》（以上上海博物馆藏），《沙南侯获刻石》原石拓本、宋拓孤本《许真人井铭》、清初拓《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明初拓《龙藏寺碑》、宋拓“四欧堂”本《化度寺碑》、宋拓《李思训碑》、宋拓大字《麻姑仙坛记》（以上上海图书馆藏），宋拓《太室石阙铭》（上海图书公司藏）、《杨买山记》原石拓本（浙江省博物馆藏）、原石出土初拓本《王居士砖塔铭》、宋拓《张从申书茅山李玄静碑》（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宋拓《王洪范碑》（日本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旧拓《杨大眼造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元明间拓《礼器碑》（美国翁万戈藏）、水拓本《瘗鹤铭》（美国安思远藏）、宋拓《王子晋碑》（西泠印社二〇一二年秋季拍卖会拍品）、旧拓《刘熊碑》（朵云轩二〇一三年春季拍卖会拍品）等。
初拓“因”字未损本《曹全碑》 上海博物馆藏
此外，民国年间各大出版机构影印的碑帖中，也不乏有出自沈氏旧藏者，如艺苑真赏社《汉王稚子二阙》《汉景君铭》《汉孔宙碑》《汉白石神君碑》《齐文殊般若经》，有正书局《吴天发神谶碑》《初拓郑文公碑》《隋荧泽令常丑奴墓志》《隋上方寺塔盘遗刻》，文明书局《明拓衡方碑》、宝霞印社《东魏李仲璇修孔庙碑》等，可惜这些印本的底本目前大都已下落不明。
沈树镛致魏稼孙信札
沈树镛在致好友魏稼孙的信中，曾如此形容自己每闻有佳本出售时的心情：“心胆刻刻提起，至极着想时，如场前等榜一式。”每遇善本，他往往不惜代价：
“弟近况窘甚，每购佳拓，必须变卖字画套帖，而出价不吝，所以外人见之如出两手，背谬处甚多，自知之而不能改，亦癖好太过之故也。”
“前年已向亲戚转贷，然仍要买物，实在无钱，只得将字画卖去，可怜可叹！”
同治二年，购得黄易旧藏宋拓汉《熹平石经》，即耗资二百金，以至好友赵之谦也不由感叹道：“价可谓大矣。”又如同治五年，购入刘燕庭旧藏碑帖三千种，不得已，只好“售去恽王卷册，筹款偿之”。
沈树镛本人的生活经历其实颇为坎坷。一方面科场屡屡失意，短短几年之内，又接连遭受丧偶、连失二子的人生大悲剧。在给魏稼孙的信中，有多处袒露心扉，言及自己当时心境之凄苦：
“每一转念，几无生人之乐矣！然遭此境遇，时运所迫，若竟日闷坐，可以成病，所以厂肆仍时往搜求，聊以排遣耳。
“弟近来心境愈劣，而金石之志愈坚。然求拓本竟不能得，唯自问北朝碑刻搜罗不少，非久居北地不能也。”
可以说，访碑、藏碑、读碑，已成为他的全部精神寄托，而沈树镛的个人际遇，也正是晚清不少酷嗜金石的学者、藏家内心感情世界的一个缩影。
二
在珍爱的善本碑帖上，钤盖上由名家篆刻的收藏印鉴，无疑是每个收藏家梦寐以求的书斋雅事。从传世沈树镛旧藏碑帖上钤盖的印章统计，其日常使用的鉴藏印数量至少在一百方以上。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著录了其中的二十六方，卢辅圣主编《近现代书画家款印综汇》收录三十四方，显然还远不能反映其鉴藏印的全部。沈树镛的鉴藏印，多为当时名家篆刻，赵之谦所刻尤多，此外如吴熙载、钱松、胡震、徐三庚等，也都系一代印坛巨子。本文拟以印章为线索，结合相关信札等文献史料，对沈树镛与晚清印人的交往情况略作探讨。
（一）吴熙载
吴熙载（一七九九—一八七〇），是继邓石如之后，“皖派”最重量级的人物。他比赵之谦大三十岁，比沈树镛大三十三岁，虽长年僻居泰州，但声名远播。在同治初年的印坛，吴熙载的地位非同寻常，被视为邓石如篆刻的正脉传人，当时的印人多以“鲁殿灵光”视之。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魏稼孙自闽赴京途中，曾过泰州，拜会吴熙载，此行也受了好友赵之谦、沈树镛的请托。赵之谦请吴熙载为《二金蝶堂印谱》作序，而沈树镛则请其刻印并书写“郑斋”匾额。魏稼孙临别前，还特意钤盖了吴氏印稿二部，一册自存，另一册则赠送给了沈树镛。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三月十四日，沈树镛在致魏稼孙的信中，对此表示感谢：“让翁书额……六面铜印又拓本一一领到，费神感感……让翁字篆隶固不必言，楷法实有古拙之趣，倾倒之至，拟再求之。”
然而，他“拟再求之”的想法，似乎未能如愿，两人之间后续的交往并不愉快。吴熙载年老昏愧，往往收到来信甚至润笔，也不回复，终于引起沈树镛的不满。一年以后，在给魏稼孙的信中，沈树镛抱怨道：“吴熙载其人可恶至极！弟去年求书，送伊拓本及润笔并信，至今杳然，所以扬州人多痛骂之不诬也。”
吴熙载刻赠沈树镛的印章原石，仅见二方：一方上海博物馆藏“沈树镛印”寿山石白文印，另一方方节庵旧藏白文“郑斋藏本”煨石印。
（二）钱松 胡震
钱松（一八一八—一八六〇）作为“西泠八家”之殿军，摒弃了浙派末流一味切刀之陋习，其用刀披削兼施，轻浅取势，线条顿挫起伏，古厚生涩，尤为赵之谦所推重。传世钱松刻赠沈树镛的印章原石仅见二方：一方“沈树镛”青田石白文印，今藏上海博物馆；另一方“韵初”寿山石朱文印，曾出现于西泠印社二〇〇九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
此外，钱松曾为沈树镛刻过“宝董室”一印，后归吴湖帆，今不知所在。宝董室这一斋号，源于沈家旧藏董源《夏山图卷》。上海图书馆藏吴湖帆旧藏《董美人墓志》及《宋拓皇甫诞碑》拓本册上均钤有此印。《董美人墓志》册后有吴湖帆题跋：
“先外祖韵初沈公藏董北苑《夏山图》卷及《溪山行旅图》轴，遂以宝董名其室，仁和钱叔盖（松）为之制印，岁戊午，余得董文敏临摹魏晋隋唐宋元书真迹十卷，表史沈君湘之因二图已归他姓，即以宝董小印贻余，距钱氏刻在己未适六十年矣。昔之所宝北苑者易宝香光矣。丁卯又得此志，不啻与董有前缘云。湖帆又识。”
据吴氏题跋可知，拓本上“宝董室”这方印脱，即为钱松刻赠沈树镛者。钱松刻印时间在咸丰九年（一八五九），是年九月，沈树镛赴杭州参加乡试，随身就携带有《夏山图卷》，曾请戴熙题跋。钱松此时也居杭城，故此印有可能是在观赏董源画卷之后，应沈树镛之请求而刻。此印传世诸种钱松印谱中均未见著录，也可谓钱松篆刻研究上一个新发现。
胡震（一八一七—一八六二）与钱松相交甚契，印风也深受钱松影响，故后世以“钱胡”并称之。胡震不轻为人作书、刻印，作品流传较少。传世胡震为沈树镛所刻印章见有三方，其中“宝董室”白文、朱文印各一方，另有一方“韵初所得金石文字”白文印，刻于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胡震曾刻有一方“曾经沧海”自用印，边款云：“咸丰十有一年五月十七日，由四明杭海至沪，刻此记之，鼻山。”张鸣珂《张迁碑》题跋中也提到：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避乱沪上，沈均初同年介予乞胡鼻山人书宋拓《张迁碑》笺。是冬，川沙寇警，均初迻书，云藏弆珍玩，尽皆散失，唯《张迁碑》无恙。”
由此推测，两人始有交往，应在咸丰十一年前后，次年胡震即病故，因此，两人实际交往时间并不长。
日本《书道》杂志曾发表过一封胡震致沈树镛信札，此信应书于两人相识之初，现将全信抄录如下：
“均初先生阁下。鄙人往来沪渎，已七年矣。所逆名流词章之士居多，间有一二讲石墨者，皆从事剔括，诚不知书法源流也。丙辰岁（咸丰六年，一八五六），王君茝卿述及先生酷好收藏，私心窃冀一见得广见识，奈茝卿虽篆学囿于翻板，与之讨论格不相入，此公疏远，介绍无人，是以一面之缘，悭至今日。虽然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有同处一室而视同隔膜者，有相去千里而通以梦寐者，交之浅深，果不系乎见与不见也。
“去月黄君受益，陡然问及拙刻润数，鄙人少时留有此癖，道光己酉，获交故友钱叔盖，始知摹印一道，不必从事于刀，留心金石文字，方得入汉人之室。见其印存，手无所措，是故己酉以来，手生荆棘矣。受翁问及，姑妄言一数目，窃以为价大则应酬必少，无非杜绝之意耳，岂知先生意有嗜痂之癖，且惠润过多，却之似矫，受之近贪，直令无地自容也。金石著录，鄙人却有管见，妄参末议，未免推倒前贤，既承下问，敢不缕缕。即希裁削。敬请着安。不具。小弟胡震顿首。”
沈树镛通过友人介绍，向胡震求印，两人得以正式结识。因沈氏奉上的润笔较为丰厚，胡震回此信以示答谢。胡震不仅工篆刻，本人碑帖收藏也十分丰富。两人同嗜汉碑，对书法渊流见地相近，故彼此有相见恨晚之感。《郑斋金石题跋记》中著录有《西狭颂》一种，系胡震旧藏。沈树镛在跋中，对这段旧谊颇为缅怀：“此彭尺木先生旧藏本，后为富阳胡鼻山所得，鼻山故后，箧中古刻皆为其沪上知交分散，此本不知何时流转吴中。古人往矣，得此展阅，用证旧盟。”
（三）赵之谦
沈树镛长赵之谦三岁，两人有同年之谊。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因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江南乡试借闱杭州，沈树镛赴杭州应试，始与赵之谦相识。同治二年初（一八六六），赵之谦同胡澍同船自闽入京，参加会试，与四年前早已抵京的沈树镛再度相逢。是年八月，魏稼孙也从福建抵京，四人“皆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成为莫逆之交。赵之谦同治二年九月所刻“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正是记录了这段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风雅韵事。居京期间，赵之谦曾一度寄居沈宅，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从同治二年至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八月，赵之谦离京返浙，这三年间，可谓两人交往最为密切的时期。从传世有年款的印拓来看，赵之谦为沈树镛所刻印章，也大部分集中于这一时期。
现存赵之谦印作原石，总数大约在二百方左右，为沈树镛所刻即有三十余方。浙江桐乡君匋艺术院收藏有其中二十九方，系钱君匋先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天津购得，西泠印社收藏有一方“灵寿华馆”青田石朱文印，系张鲁庵先生捐赠。这三十余方印章中，有年款的十一方，其中最早一方是同治二年八月所刻“沈树镛审定金石文字”青田石章。此外，无明确年款，但署悲庵款的有九方，署无闷款的有七方。因赵之谦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后号悲庵，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后更号无闷，故可大致框定上述印章的篆刻时间，署悲庵款的大致刻于同治二年前后，署无闷款的刻于同治三年至四年之间。
⒈汉石经室
此印为青田石，朱文，印高七厘米，印面纵横均二点九厘米，桐乡君匋艺术院藏。款署：“小蓬莱阁汉石经残字，闻尚在人间，韵初将求而得之，铭其室以俟。癸亥秋，悲庵刻。”“是岁除夜，韵初来告，已得石经。元日早起，亟走相贺，出此纵观，欢喜如意，遂纪于石。”
此印刻于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用冲刀法，线条清新流利，风神骏爽，属拟汉代镜铭一路风格。“汉石经室”这一斋号，源自沈树镛同治二年所得宋拓汉《熹平石经》残字。由赵之谦印章边款知，沈氏用“汉石经室”命其斋号在前，而得碑却在之后，也可想见当时心情之急迫。沈树镛藏有宋拓《熹平石经》残石二种：一为黄易旧藏，一为孙承泽旧藏。孙承泽旧藏本今已下落不明，黄易旧藏本存《尚书》“盘庚篇”五行、《论语》“为政篇”八行、“尧曰篇”四行，凡一百二十七字，后经万中立、刘鹗、端方、完颜衡永等诸家递藏，今归故宫博物院，此本或以为宋人重摹本。
赵之谦还曾刻过一方“如愿”青田石朱文印，也与沈树镛得汉石经宋拓本有关。此印边款云：“韵初求《熹平石经》一年，风雨寒暑，几忘寝食，除夜书来，知已得之，因依故事，刻石志贺。同治三年甲子元日，之谦记。”
若两印边款并观，则得碑细节与刻印经过便更为丰富与清晰：同治二年初，沈树镛闻知此拓本下落，便开始访求，时间前后长达一年之久，“风雨寒暑，几忘寝食”，所历辛苦，诚非外人所能身感。到了是年秋天，事情应已大致有了眉目，沈树镛便迫不及待欲以“汉石经室”名其斋，并请赵之谦先刻一印。至岁末，宝物才正式归沈氏所有。除夕夜，赵之谦接到沈树镛来信，得知这一喜讯，正月初一一大早，便急忙赶赴沈宅观赏，刻“如意”一印以志贺，又在先前所刻“汉石经室”印上补刻边款二行。这两方印章，也成为沈树镛此段访碑经历的最重要证物。
⒉韵初藏宝
此印为青田石，朱文，印高四点二厘米，印面纵横均一点九厘米，桐乡君匋艺术院藏。款署：旧藏宋砚一，后刻印，文曰：“仲臣藏宝”，盖倒语也。韵初得元拓《刘熊碑》，至宝也，因为摹此，用正意矣。无闷记。
此印是赵之谦为沈树镛所得《刘熊碑》拓本而刻。同治二年十二月，沈氏得《刘熊碑》于北京，此印署无闷款，故极有可能刻于同治三年初。
赵之谦在致沈树镛信中，对此印文字内容可谓反复推敲：
“‘墨缘’二字不古，不如易‘得宝’二字，《引船歌·纥囊得体》‘得体’犹言‘得宝’，唐人易之为《得宝歌》，见《唐诗纪事》。又，‘得体’二字或书‘得董’，或书‘得鞛’，皆同‘得宝’。前见杨氏有此印，不知彼用何书？想亦与此为一。自来金石家印文少讲究，率以后世语刻入，故欲别立色目，非故为奇异也……杨氏不知古，或系度撰而暗合前人者，若不欲与之同，可易‘作宝’二字。《诗》‘以作尔宝’，然此‘宝’字是实字。或竟用‘永宝’亦可，或用‘藏宝’（曾见宋研上刻此二字），总不要‘墨缘’。此印文始于翁学士，非好与学士作难，实欲为汉碑迎合也。”
由此信可知，沈树镛起初所求印文中应有“墨缘”两字，但赵之谦认为“不古”，建议改为“得宝”，或者“作宝”“永宝”，最终敲定用旧藏宋砚刻印中“藏宝”两字。赵之谦是个自视甚高之人，对于朋友求印，往往不是一概应允，有时也会对印文内容、篆刻风格，甚至钤印方式、位置等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如他对魏稼孙嘱刻“悌孙”一印，便认为不如改成“悌堂”二字，此印今亦藏桐乡君匋艺术院，可见，赵之谦的意见最后往往还是会被友人所采纳。
沈树镛得《刘熊碑》拓本，“价尚不昂，卅金”，颇有点捡漏的味道。赵之谦叹为“奇宝”，定作原石拓，然实系据原碑下半截残石拓本翻刻。此拓本后又经费念慈、端方、陈淮生等递藏，民国年间中华书局有金属版印本，内有赵之谦题签及考释，底本曾出现在二〇一三年朵云轩春季拍卖会上，原拓本上即见钤有“韵初藏宝”一印。赵之谦还为沈树镛双钩过天一阁旧藏宋拓《刘熊碑》，此本也有民国年间中华书局珂罗版印本流传。
⒊郑斋金石
此印为青田石，白文，印高四点八厘米，印面纵横均一点九厘米，桐乡君匋艺术院藏。款署：“北朝书无过荥阳郑僖伯。韵初既得云峰、大基两山刻石全拓，乃以‘郑’名斋，属余题额，并刻是印。同治二年十月，悲庵记。”
“郑斋”是沈树镛最常用的斋号之一。赵之谦曾为其刻过“郑斋”“郑斋金石”“郑斋藏本”“郑斋考藏”“郑斋金石文”“郑斋所藏”等内容印章多方。沈树镛对郑道昭石刻拓本的收藏热情，与赵之谦的极力推崇不无关系。赵之谦曾誉郑道昭为“汉以后第一人”，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致胡培系的信中说：“书学最小，然无师法，亦不能明。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可以说，郑氏石刻，既是赵之谦本人书风转变的一大关键，也直接影响到其周围金石好友圈收藏趣味的变化。民国年间，艺苑真赏社印行过一种赵之谦旧藏《郑文公下碑》初拓本，碑额即为沈树镛馈赠，后有同治二年八月二日赵之谦题跋：“癸亥客京师，余买得碑，沈均初买得额，因以畀余，书此志喜。”同治五年，沈树镛在致魏稼孙的信中，提及历年所得郑道昭书石刻“将及卅种”。此外，有正书局石印出版的《初拓郑文公碑》“颂”字未损本，也是沈树镛旧藏，由沈氏题签知，为同治七年得于北京。
（四）朱志复
朱志复，生卒年不详，字遂生、子泽，号减斋，斋号受福富昌镜室，江苏无锡人，赵之谦弟子。他本系伶人，擅小生，脱籍后，长期居沈树镛宅。朱志复在经济上似不能自立，故赵之谦有“亦命使之然，人虽强悍，竟不能与命争耶！”的感叹。沈树镛与他的关系十分密切，拓本题签之类多仰仗其为之，在致魏稼孙的信中，有“但愿永远相依，则彼此得益”的话。朱志复从赵之谦学印，印风也与其师相近，尤工汉印。赵之谦曾评价这位弟子“天三人无，然其地位好在无须官样，然即学成，又是天三人三而止。”沈树镛对其篆刻颇为赏识，在给魏稼孙的信中，多处提到“遂生刻印颇有进境”“遂生近来印学大进”。因此，朱志复为沈树镛本人所刻印章数量，理应不在少数，但目前存世印拓仅见一方 “郑斋”朱文印，边款云：“遂生为郑斋主人”，无具体年款。
朱志复还擅长传拓，曾为赵之谦辑成《二金蝶堂癸亥以后印稿》一册。此印谱的编纂显然得到赵之谦本人的应允。赵之谦曾为朱志复刻过一方“遂生手拓”朱文印，边款云：“朱志复为余拓印，作此与之。”《二金蝶堂癸亥以后印稿》成书于同治四年夏，虽由朱志复负责拓印，但印谱最终得以刊行，实离不开沈树镛的促成之功。沈树镛致魏稼孙的信中，多处提到印谱拓制之不易：
“遂生集癸亥以后印谱甚精，唯一人独任其事，成功尚远耳。”
“遂生字学篆刻俱有进境，皆叔诱掖奖劝之力。印谱不能日日拓，天热之后印沿易湿，不如冬天之干净。”
“叔久不刻字，遂生拓印尚无暇及此。弟意将已拓者凑成二十方，先订一集，若有一方拓一方，未必不能也。”
“老印谱大约难拓矣！其癸亥以后遂生所集，弟看局面有废弃之势，因于月初逼将已拓者集成，计得二十余方，连款亦有三十余叶，用纸裱订亦有一厚本，立求荄甫作序，弟自己作跋，刊刻刷成，居然告竣。此弟变通办理之法，若如老兄所云，必要齐全，连此二十余方亦作废纸矣！现已为兄留出二部，有便即寄。全者只有六部，其余有十方一部者，有十余方一部者，不论多少，总欲成之，然亦不过数部，因整纸印格，拓款实不易耳！”
浙江图书馆藏有《二金碟堂癸亥以后印稿》同治四年初印本一种，前有沈树镛、胡澍序，收录赵之谦印章二十一方，应属于以上信中提到的六部全本之一，弥足珍贵。
从此谱收录印章来看，赵之谦自用名号印及闲章最多，有八方，此外刻给胡澍、朱志复的各有四方，而刻给沈树镛的仅见同治二年冬所刻“福德长寿”白文印一方。传世有明确年款的赵之谦刻赠沈树镛的印作中，同治二年至同治四年间，计有十方，包括汉石经室（白文）、郑斋金石（白文）、沈树镛同治纪元后所得（白文）、如愿（朱文）等名作，但印谱中却均未见收录。这虽反映出拓制的仓促，诚如沈树镛信中所言，实乃“变通办理之法”，但沈树镛作为印谱刊行的最主要促成者，收录他本人藏印却又如此之少，还是有点出乎意外，或许沈氏是有意有所保留也未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印谱中收录的不少印章，显然是从赵之谦处借拓来的，从赵之谦致沈树镛的信札中，我们也可以找到某些蜘丝马迹：
“早上刘子重来说‘井阑’字，大有两持之意。现已决绝说之，令其取回奉上也。外，屏一幅，祈属遂生为我盖上一名印付来为要。”
“荄甫所藏拓本，祈嘱遂生每纸用一同时审定印。能兄得空为之，更感。稼老忙极，故不之讬。”
因为弟子为自己拓制印谱的关系，赵之谦的不少自用印章，刻好后可能都暂放在朱志复处，而朱志复又长年寄住在沈宅，如果上述推测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在沈树镛的某些私人信札中，有时也会发现钤盖有赵之谦自用闲章，便不难理解了。例如，浙江省博物馆藏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三月十四日沈树镛致魏稼孙的信札末尾，即钤盖有赵之谦自用闲章“天道忌盈人贵知足”一印，此印刻于同治三年正月初七。赵之谦在致沈树镛的信中还曾提到：
“《刘碑》已炙研书成，冻不克舒畅作字，亦天道忌盈意也。奉去各印，请代钤前后。‘天道’印用于末页之末为要。”
由此可见，此印的确曾一度在沈树镛处。
（五）其他印人
徐三庚（一八二六—一八九〇），字辛谷，号金罍、井罍，自号金罍道人，浙江上虞人。徐三庚刻赠沈树镛印见有四方，其中上海博物馆藏有二方：一“郑斋所藏”寿山石朱文印，一“沈树镛印”青田石白文印，均刻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
徐三庚无疑是与赵之谦齐名的晚清印坛巨匠，但因文献及印章实物缺乏，两人的具体交往情况不详，只能暂付阙如。
……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博物馆研究馆员）
节选自《荣宝斋》2016-12 总第1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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