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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各领风骚!书法史上的18位“一代宗师”
东汉是中国书法从实用艺术向实用兼抒情表现“两栖”艺术发展的关键时期。秦汉之交开始的中国书法笔法革命——“隶变”,解放了文人手中的毛笔,也解放了知识阶层心灵。敦煌张芝,“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后人称他为“草圣”。文献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他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个让人忌妒的偶像。东汉文献《非草书》记载了当时他的草书风靡知识界的盛况:“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张芝)之草书过于希(稀、珍视)孔(子)、颜(回)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这些学生痴迷书法近于癫狂,以至于一位很“道学”的学者赵壹愤怒难忍,专门写了一篇《非草书》大加伐挞:读书人都痴迷草书不务正业,国将不国了!——书法就是这样以美丽的故事,登上了中国纯艺术的舞台。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几乎就是中国书法的代名词。如果说要推选中国书法第一人,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推荐王羲之。因为他对中国书法,影响无人可及。王羲之对中国书法的意义绝非仅仅在创造一种新的汉字书写视觉样式,或在技术上集时代之大成,创造了形式妍美风格典雅的正书、行书和草书,开一代之新风。更重要的是在人格、价值观、行为品格上,他以万人景仰的超级贵族佳子弟的身份而超越俗流,在艺术形式与文人精神品格之间,创造了一个超然独立的幻影般理想人格,诠释了儒道思想大师在着作中阐述的中国文人名士理想。故而,他被中国历代文人尊为“书圣”。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被成为“天下第一行书”。
孙过庭是一个悲剧性大书法家,少有大才,但一生不得志,做一个八、九品小官,且不幸中年夭亡,给历史留下巨大遗憾。他的草书传“二王”笔法,而另开蹊径,自成一家。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理论上造诣极高,达到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也少有匹俦者。传世名作《书谱》,既为草书名帖,亦为中国书法史上最杰出的书法理论着作之一,全文洋洋洒洒三千七百余言,珠流玉溅,处处闪耀智慧光芒。其文述书体源流、析书道妙谛,鞭辟入理,读来常令人有不尽慨。清人王文治论及孙过庭,曾作诗曰:“墨池笔冢任纷纷,参透书禅未易论;细取孙公书谱读,方知渠是过来人。”此诗可以说道出了后代许多书家的共同心声。
张怀瓘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有成就的书法理论家之一。和孙过庭一样,他也是唐代书法理论的集大成者,中国书法理论的奠基性人物。
草书发展到唐代,在东晋“今草”基础上又有飞跃发展。草书的字形进一步被打开,草书中汉字的实用信息传递功能进一步被消减,书法的抒情性得到进一步加强。一种与音乐相类似的通过汉字书写表现情感的纯艺术——“狂草”由此诞生。推动草书艺术走峰巅的,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奇人——大书法家张旭。唐代大文豪韩愈曾描述曰:“往日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唐人好以书饰壁,相传张旭经常是狂饮大醉,然后举笔“呼叫狂走,乃下笔”。甚至疯狂地“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因此他在历史上得了一个外号“张颠”。张旭的草书纵横奔放,气势凌厉,一如李白的诗,弥漫着一股盛唐时代特有的浪漫气息。这里凝聚着他一生的悲欢,也融铸着他一生的愤懑忧郁。时人以李白之诗、裴旻之剑、长史之草书为盛唐“三绝”。
由于唐太宗的提倡,在唐前期的书坛,率以“二王”妍美书风为宗。至盛唐时代颜真卿出,“鲁公变法出新意”,书坛风气一。颜真卿早年从张旭学书,得笔法。他善于向民间书法学习,变法出新,自成一家。他的楷书,点画浑劲,体势宽博,被称为“颜体”。这里不但凝聚了有史以来书法笔法的各种体式美(如篆之圆、隶之方),而且融入了士大夫积极入世的理性精神;在传统理想人格与艺术形式之间,找到了一种和谐的形式。他的行书线条浑朴自然,字势奇逸,在书法史上也自成一家。颜真卿为悼念其在安禄山叛乱中牺牲的侄子季明而写的文稿《祭侄文稿》,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苏轼是宋代大文豪,兼文学家、文艺理论家、书画家于一身。他早年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一生忠君爱国,但屡遭小人陷害,遭贬斥流放。胸中块磊,发而为翰墨,溢而为文章,为历代文人敬仰。苏轼的书法自成一家。他的楷书出于颜体,丰满宽博,骨丰肉匀,如“绵里裹铁”,个性特征明显,历史上称“苏字”。他的行书上承晋唐诸贤,而变化出新,率情而运,笔势跳宕,天真烂漫。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大家”。苏轼在书法理论上也很有建树。他认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又称:“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黄庭坚称赞他:“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他被贬黄州时所写的《黄州寒食诗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黄庭坚是北宋着名文学家、诗人、书法家,宋代文坛着名“江西诗派”的领袖,“苏门四学士”之一。在历史上与苏轼齐名,称“苏黄”。和苏轼一样,黄庭坚也是诗、文、书法都冠绝一时,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才华的书法家之一。他的书法以行书和草书称。行书出于南朝名刻《瘗鹤铭》,用笔骨力内藏,笔意跌宕,一波三折,体势雄健。他的草书出怀素而自出机杼,纵横开合,擒纵有度,潇洒流落,气势磅礴,开中国草书新境界。黄庭坚在创作上一生都在摸索、创造。回忆及自己书法的悟道过程,他曾说:早年学书,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墨迹,乃窥笔法之妙。又称:元佑间书,笔意痴钝,用笔多不到,晚年被贬入僰,舟中见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悟笔法。稍能用笔,但仍不能尽意。至元符二、三年,五十五、六岁时方彻悟,作书始摆落俗气。在书法史上卓然独立成家。
在“宋四家”中,米芾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纯粹学者艺术家。在学术研究、书画创作、书画鉴定、收藏等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学术方面,他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等着作传世,是书法研究的专业必读书。在鉴赏方面,历史上有不少名帖,都经他鉴定题跋。他的画,在历史上有着名的“米点”、“米家山水”,是中国山水画法的一种样式。至于他的行书、草书都是出于“二王”,而变化生姿。他用笔非常灵活多变,自称“刷字”,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八面出锋,用笔沉着痛快,气势超迈飘逸,笔势跳跃,点线俊美,神气完足,把“二王”行草书写出了一种新境界,是书法史上受到追多追捧、粉丝最多的书法家。米芾在书法上的成就,得力于他长期对经典的忠实研究。他曾说:自己是“壮年未能成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他对自己书法相当自负。《宋史》载:“米元章初见徽宗,命书《周官》篇于御屏。书毕,掷笔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
赵孟頫的书法在元朝“复古主义”思潮影响下回归“二王”,在精心研究“二王”正统经典的基础上变化出新,在楷书、草书、行书各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楷书、行书、草书都是在继承“二王”的基础上,把“二王”所代表的东晋士人贵族风范加以通俗化,使经典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美找到了一种适合大众传播和欣赏的形式。所以他在中国书法史上,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能在纯粹的传统语言样式中崛起、能和历史上那些开宗立派大师遥相呼应的大书法家。
徐渭是明中后期以倡导个性而着称于世的全才艺术家,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文人艺术家之一,在文学、绘画、书法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诗、文、戏剧,在明代文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他的大写意花鸟,开写意花鸟新风。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对他推崇备至,曾刻“青藤门下走狗”一印,足见其崇仰之情。近代国画巨匠吴昌硕、齐白石对他也十分倾仰。如齐白石曾在诗稿中说:“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求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
董其昌在中国艺术史上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长期在朝廷身居要职,在中晚明党争斗惨烈的政治环境下,作为官员,他见风驶舵,玲珑八面,显得十分世故,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知识精英。但他有效利用了政治影响,推广自己的艺术理念。在书画理论和创作上,倡导追求“淡”、“雅”、“荒寒”的境界,满足当时知识群体的特殊精神需求,有独到建树。对晚明乃至整个中国以后的书画艺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晚明的社会政治黑暗腐败,民生凋敝,社会矛盾尖锐,内忧外患丛结。恰恰是在这时,书坛英雄辈起。如果生活在汉唐盛世时代也许他们一生风平浪静,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在历史上足以光焰万丈。然而时势不然。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清兵大军压境。吴三桂、陈圆圆、剃发令、屠城令……瞬间天崩地裂,使文弱的书生也许一夜间立即必须做出一生选择。有的人慷慨赴节,成为万世讴歌忠义烈士;有的人不忍丢弃身家和荣华富贵,于是无可避免地历史又出现了一批灰头土脸的人。明末清初大书法家王铎,不幸赶上了这一时轮。他在明朝廷任要职,后降清。在《清史列传》里,就列入了缙绅引以为耻的《贰臣传》。这使他承古开新、大气磅礴、本已在历史的制高点超然独步的书法,因此而遭受历史蒙尘。
十七世纪的中国书坛,傅山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人物之一。彼时正值明清两代之交,天下大乱,王朝嬗替的风风雨雨,酿造出万千人生的悲欢离合,也凸显温文人性的无穷变相。傅山生当其时,历经战乱的凄风苦雨和惊涛骇浪,细数起来,他算得上是一个顶得起、立得住、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男子汉。无论是他的团团锦绣、气势雄放的书法,还是他那颇引争议的“四宁”、“四毋”理论,抑或是他狱中绝食、晚年坚拒朝廷征辟的豪侠故事,信手拈来,都是足令史章盎然生色的美谈。
八大山人是中国美术史上写意花鸟巨匠,他的风格卓异的水墨出于孤傲积懑,具有惊世骇俗的孤寒之美,在历史上几乎是破空而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同时代画家所瞠目。同样出于其内在胶着着亡国之痛的伤痛心灵,他的书法卸尽铅华,听任一根质朴无华而风骨内含的劲线,倔强地延伸悠游盘旋在黑白交织的翰墨生命高空,展示出深沉的生命伤痛和无可慰藉的无奈孤独。书法的点线,汉字的形体造型,在这里又一次接受艺术就性灵的洗礼和锤炼,其不平凡意义再一次得到升华。在中国书法史通向彼岸的狭窄道路上,又一块历史丰碑被竖起,上面刻着:八大山人。
邓石如是清代碑学的先驱,中晚清碑学运动的奠基人。他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为数不多的以布衣身份、全凭自己艺术傲立书坛的大书法家。邓石如在艺术上全面,篆、隶、真、行、草诸体皆精,尤其隶书、真书、行书、篆书、篆刻,在广泛学习民间书法的基础上,变化出新,形成了鲜明的个性。拓展了书法的笔法。而作为职业书法家、篆刻家,他的成功也突破了历史上艺术对政治的依附——非达官显宦其书不贵的非学术痼习,为艺术、学术的良性发展点燃了引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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