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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写生”与当代中国画创作(组图)
黎雄才 作
近现代之写生注重对景作画,古代师造化讲究心领神会,物我合一。它们之间虽然有所不同,但亦存在一定的联系与延续性。近现代之写生之所以能够在二十世纪风靡全国,是由于世纪初中国画变革的需求与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影响,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一百年积淀之后,我们应当理性地分析写生,应当将近现代之写生与古代师造化合二为一,做到形而下与形而上的高度统一,推动中国画的发展。
傅抱石 作
“写生”一词,古已有之,但彼时之意与今日有所不同。古时“写生”之意在不同时期大致可分为四类:一为人物肖像之写真,如唐代彦悰之《后画录》中云:“唐殷王府法曹王知慎,受业阎家,写生殆庶。用笔爽利,风采不凡。”二为绘画之技法,如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云:“诸黄画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三为对景创作,如北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中云:“赵昌者,汉州人,善画花,每晨朝露下时,绕栏槛谛玩,手中调彩色写之,自号‘写生赵昌’。”四为花鸟画,如明代唐志契《绘事微言》中云:“昔人谓画人物是传神,画花鸟是写生,画山水是留影。”五为笔墨表现出的生动状态,如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中云:“画有两字诀:曰活,曰脱。活者生动也,用意、用笔、用色一一生动,方可谓之写生。”考察以上五种含义,只有第四种与近现代意义上的“写生”较为接近。
关山月 蜀都写生
李可染 山水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精辟的论述,不少有着真知灼见的画家们在思考“写生”对于中国画的得与失。俞剑华在《国画研究》中云:“无论山水人物花鸟,初写生时。利用外国之方法,其目的在求形状之正确,及其形状既得,无论画工笔、写意,必须用中国之方法,以求笔力之挺拔,色彩之明净,格局之潇湘,气韵之生动,始成为优良之国画。始是人为我用,若一味服从他人,忘其固有,舍己耘人,久假不归,则我为人用,其患有不堪设想者矣。”黄宾虹亦云:“至若写生,但求形似,毕竭工力,而我之精神性灵皆凝滞于物,直与髹工何异?”又云“写生只能得山川之骨,欲得山川之气,还得闭目沉思,非领略其精神不可。”两位先生对中国画的理解都极为深刻,在“写生”风靡之时能提出如此精辟之观点,实在是中国画学之幸事。的确,写生是西方绘画的方法与术语,而中国画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它关照自然的方式,表现自然的方式,它的意境、语言、审美标准等与西方绘画绝异,因为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写生、正确地去写生。
张仃 焦墨
李可染 写生小景
因此,“写生”这一西方绘画的方法得到了中国广大艺术家的青睐,并普遍践行。早在一九四〇年,俞剑华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画研究》一书中就专门设立一章“写生之研究”进行探讨,作者对写生给予了极高的地位,认为绘画无论中西、古今,仅有一法即写生。在梳理了中国画的写生历史与脉络之后,最后发出了欲复兴中国画,必实行写生不可的呼声。“写生”遂成为中国画改革的济世良方,也成为当时画家热衷讨论的话题。
李可染 写生小景
“写生”盛极一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政治的影响,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资源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进一步得到具体化,当时任职于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蔡若虹曾呼吁:“重新提倡写生,就是请画家们退出死胡同走上现实主义大道的第一步。”至此,“写生”从绘画技法上升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高度,亦成为画家们艺术创作时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受这一思潮和时风的影响,国画家们纷纷投入到“写生”运动中,他们希望通过写生来改变中国画的现状,希望通过写生来表现新时代、新社会、新生活、新建设。画家集体出行写生成为一种时风,如李可染、张仃、罗铭的江南写生,黎雄才、关山月的武汉防汛写生,等等。最具规模、最典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江苏国画院进行以傅抱石、亚明、钱松喦等为首的江苏画家二万三千里写生,此次写生横跨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六省,为期三个月,创作了不少表现新时期社会建设发展的经典作品。“写生运动”的确让不少画家走出了画室,走出了象牙之塔,也的确给中国画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中国画形成了特殊时代的特殊特点。但也使中国画创作出现了一些滑稽、荒唐的现象,如花鸟画因不能表现社会主义建设,几乎被荒废,甚至出现了偏离中国画本体的问题。
李可染 写生小景
回首二十世纪,几乎是“写生”的世纪,在近一百的美术教育中,写生也在每一个美术院校教学中都得了贯彻,写生成为画家作画的前提,成为一个不可撼动的艺术创作准则。在“写生”盛极一时的情况下,甚至有人提出过舍弃“临摹”,如俞剑华曾云:“中国画而欲复兴,非先铲除萎靡不振、毫无生气之临摹不可。”当然这其中不免有矫枉过正之意,但舍弃临摹对于中国画来讲,无疑会是极大的缺失。中国画笔墨语言、造型语言有着极大的程式性,临摹传统经典可以使我们较快的学习、领悟、掌握古代画家优秀的传统与绘画技巧,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层次地体味经典,感悟经典,认识经典,理解经典,进而提升我们的绘画感知力,理解力与艺术品位、格调。中国画的临摹绝对不能舍弃,更不能与写生完全对立起来,它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中国画的写生应当遵循中国画的特点与属性,才能事半功倍。否则,一味效仿西方式的写生,加上放弃临摹,那真的要“走火入魔”,误入歧途了。中国画先临摹后写生也是较为科学的学习方式,经过临摹可以解决用笔、用墨、造型的基本规律,然后再去写生,有的放矢,针对性强,效果极佳。
关山月 写生作品
三 当代“写生”与当代中国画创作
李可染 国外写生
正确的写生对于中国国画创作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我们向自然界学习的根本途径,是对客观事物再认识的深化过程,是绘画过程中完善艺术造型的重要手段,也是绘画基本功练习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它是绘画创作的一种方法,是提高画家对事物的观察能力,表现能力的手段,是形成艺术语言的过程,是搜集素材的一种形式,是提升艺术品格的途径,我们绝对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的环节。
关山月 写生作品
近现代之写生对于艺术家来说,至关重要。其重要性在于使画家深刻理解所描绘事物的内部结构,进而通过熟练的笔墨技巧表现出来。如果不了解事物的内部结构,行笔则会出现犹豫不决,当行不行。对景写生可以使画家避免造型不严谨,结构不准确,对客观事物的理解不到位,艺术语言没有特点的现象。
关山月 写生作品
师造化之“写生”能让艺术家的绘画避免陈陈相因,了无生机的图像机械复制,避免中国画创作走向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生机的邪路。使由于长期待在画室内而逐渐迟钝的感觉增强敏感度,给画家不断地注入创作灵感,使画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能力与持续的创作激情,使绘画避免图像的简单堆砌与挪移而具有真情实感,更加动人。使画家涤荡胸襟、澄怀味象,净化心中的尘浊和杂念,使艺术作品更具备精神层面的内容,格调高雅,不落俗气,沁人心扉。
关山月 写生作品
“写生”虽然不是中国画创作的万能良药,但对于中国画创作的确是百利而无一害,对于锤炼画家的笔墨、造型等方面的基本功,提升画家艺术语言的表现能力,形成稳定的风格等都作用甚大。但是我们也不能将之神话化,唯一化,至高无上化。其实,“写生”就是“写生”,我们应该客观、公证地看待它,运用它。
关山月 写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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