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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艺术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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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与《江村书画目》的相遇是一个引子。掸去晚近的尘埃，让它带领我们穿越300多年，进入清初那个传统与变革激烈交锋的时代。随着高士奇及其后人留下的线索，一幅幅历史画卷徐徐在眼前展开。细细体味古人的笔触，感受艺术、收藏与权力的纵横交错，发现世家浮沉的浅淡印迹。在鉴藏家的世界里，真赝从来不是主角。禁锢于真赝，书画鉴藏的世俗性和收藏家的个人风格将无从谈起，鉴藏生态与年代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的紧密联系亦将隐晦难明。而在书画的世界里，真赝问题显然重要的多。只是与出土文物不同，大量的古代书画在流传中不断被改头换面，而不同时代的著录往往加以混淆。故而探讨古代的书画真赝和鉴赏观念，仅凭传世实物和当时的书画著录不免单薄。追寻江村秘藏，一件件书画聚散的梳理，聚焦于“信而有征”的递藏链，希望找到新的出发点。在追寻的过程中，间或发现了一些帝王瘠人肥己的陈迹。作为权力侵蚀鉴藏的注脚，倒是再合适不过了。
近百年来，流传着一则高士奇“以赝进上”的艺林掌故。流传的版本众多，有板有眼的说法是这样的：
……清朝有个收藏家高士奇，康熙在南巡时，赏识他的才干，把他带回朝中，渐渐地位至列卿。他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常常拿了名画充贡。可是你若是看到他自己写的《江村书画目》，你就知道了，他把自己的画，分为九类：其中有所谓“永存珍秘”的，是真品而值昂的，自己保存，绝不示人；有所谓“进”的，是用以进呈的；有所谓“送”的，是用来作馈送之用，都注明是“赝迹且值极廉”的。高士奇深得康熙知遇，还以赝迹进呈，宫中怎能没有伪画呢?
……后来乾隆皇帝发现高士奇这本目录，竟然把次品赝品进贡上来，所以他对高士奇很不爽。可是像高士奇这样懂得书画的人很少。……[1]
这一版本出自故宫的老专家，其源头则来自近代学者罗振玉。1924 年，罗振玉整理出版了一部清代帐册——《江村书画目》。在书末，他写下一则揭秘性质的题跋。其跋文曰：
文恪以鉴赏负时誉， 然学识实疏。此目永存秘玩类有范文正公尺牍， 注宋元人题跋皆系真迹， 神品上上。此卷曾归归安吴氏， 两罍轩为之刻石， 江村跋尾具存， 今藏予家。文正书是真品， 而诸跋则一手伪为， 其楼攻媿跋署名竟作从火旁作之爚，而文恪亦不能辨。其凉德如彼， 而鉴别又若此， 世人顾犹以书画之曾经江村品题者为可增价， 故记之以解其惑。[2]
这则题跋一经刊布，立刻哄传南北。在此之前，乾嘉之际的文人笔记里，颇有高士奇人品不佳的记载。[3] 到了同光年间，士大夫有清浊之分，高士奇被视为前朝“浊流”的代表。而到了民国初年，高士奇“通贿营私”“屡登白简”的事迹被编入《清史稿》[4]。加上刊印本《江村书画目》的“铁证如山”，前贤对于高士奇曾向康熙进赝，将书画真迹隐匿私藏的说法大多信之不疑[5]。数十年来，“高士奇进赝”之说经过报章、小说乃至影视作品的反复渲染，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掌故了……然而，此则掌故硬伤累累，经不起稍加推敲。比如，高士奇入宫的时间远早于康熙南巡；乾隆帝发现《江村书画目》，并无文献记载；甚至《江村书画目》是怎么回事，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
20 世纪90 年代，邵彦女士发现《江村书画目》存在“两年的时间差”“体例的混乱”“价格上的疑点”和“某些条目作者断代的错乱”等种种疑点[6]。她提出《江村书画目》“并非如罗振玉所说的出于‘高士奇手定’，而是在高士奇批注底账的基础上，由子孙增删而成”[7]。在邵彦研究的基础上，刘金库进一步提出：
高士奇在1703 年去世，而此《江村书画目》却在整整两年后出现，这其中会有很多因素掺入。大体上有三种可能：一是高士奇有这样的鉴定意见，要求在他死后，要由其子孙按照他这份“遗嘱”式的目录来做；二是完全由其子孙高舆、高岱等人所做，而冠以高士奇之名；最后一种可能就是既有高士奇的鉴定意见，又有其子孙的鉴定意见。[8]
数年之后，李万康的研究认为进赝与高士奇无关。他的《〈江村书画目〉研究》写道：
高士奇于康熙八年（1669）越过科举考试以诗文书画直接进入太学，记名翰林院供奉。康熙十九年（1680），高士奇又任翰林院侍讲，四年后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成为康熙的老师，两人亦师亦友，关系密切。所以，即使高士奇在宫廷权力斗争中以“奸贪坏法”“结党营私”遭左都御史郭琇弹劾，康熙依然“曲予保全”，令其回籍赋闲不予追究，也显其君臣关系非同一般，高士奇不太可能罔顾隆恩，欺骗康熙。他拿赝品进送内官，似乎于情于理都不合。[9]
这三位当代学人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先后对《江村书画目》的成稿及其著作权归属提出商榷。他们都认为“推断康熙时代的官僚收藏家敢于置眼前经济利益于帝王权威之上未免过于简单”。不过，三位当代学人都没有否定“进赝说”，而是用新的假说弥合“进赝说”的不少破绽，使得因果看起来更为合理。三位当代学人都不曾料到，他们所依据的主要文献——排印本《江村书画目》，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八年前，我偶然得到一部龙门书局影印本《江村书画目》。关于这部影印本的来历，钱存训先生《精写本〈江村书画目〉题记》述之甚详。摘引如下：
《江村书画目》， 清高士奇撰， 康熙四十四年蓝格精写本， 一册。书前有嘉庆丙子（1816）吴锡麒题跋， 书首有“江村” 及“曾在邢蛰人家”印记。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1964 年香港龙门书店以罗氏印本不佳， 曾商借原本以宣纸及贡川纸仿照原式蓝格影印，以供流传。并承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庄严写作序言， 略谓：“研究书画之重视著录， 犹之研究图书之重视目录，盖名迹流传之端绪， 作品笔墨之良窳， 无不由著录中可以见之。”并谓“高氏编此目录， 纯为个人备忘之需， 而非问世之成稿。罗氏虽讥其欺罔世人， 自暴短恶， 然浏览之余， 正可窥测高氏之衷怀， 譬若披览私人日记， 句句真诚， 未尝不有其价值也。” [10]……
在影印本序言里庄严先生提出过一个重要发现，但钱存训先生《题记》并没有收入。庄严是这样说的：“（《江村书画目》）惟列荆浩、薛绍彭入唐，称黄子久为王子久之类，显系大误，似不应出自通达如高氏之手，此理之不可解者”。[11]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对啊，高士奇手定的《江村书画目》怎么可能有这种低级错误呢？随着文本比勘，我很快得到了另一个发现。在罗振玉排印的《江村书画目》里，这些“理之不可解”的大误已经荡然无存。这不可能是巧合啊！一定是人为的删改。
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闪过肥皂剧的桥段：
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大案。没有匹配的作案时间，也没有合理的作案动机，只有一件来历不明的物证指向声名狼藉的嫌疑人。法官正是根据这件孤证，将嫌疑人定谳。谁能料想，这件关键物证是法官伪造的……
江村销夏录
回溯1924 年，罗振玉声望日隆，入值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2]。此时刊印《江村书画目》，罗振玉不免以旧瓶装新酒，是别有所指的。他的动机尚待发覆，值得另写一篇文章。而本书的关注点在于：《江村书画目》背后究竟包含了哪些隐情？高士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怎样收藏的？他有没有进赝？他的书画藏品是如何入宫的？《江村书画目》究竟是什么？等等。
疑点重重的证物是旧案重审的突破口。《江村书画目》卷首“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检定进上手卷”的“上”字未作顶格处理，不符合清代敬语的惯例，这是一个破绽。露出马脚的还有“国朝吴竹屿溪山清晓图一卷”：高士奇卒于康熙年间，而“国朝吴竹屿”却生在乾隆年间。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所谓《江村书画目》“确出（江村）手定”，其荒谬可见一斑。不过，《江村书画目》并不像是赝品。对照传世的高士奇旧藏书画，《江村书画目》的记载大多确凿可靠。可见，它绝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确有出处的。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如今，罗振玉排印所据的底本—稿抄本《江村书画目》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在国家图书馆的网站，能够查询到全书完完整整的电子图片[13]。虽然只是黑白图像，但这部清代稿抄本的基本面貌一览无余。《江村书画目》的字迹精美，行距、字距安排妥帖，像是一件精心的书法作品。按照国家图书馆的著录，这件《江村书画目》乃是抄本，而非稿本。这件抄本用纸普普通通，既没有斋号之类的印记，也没有留下抄录人的署名。
本书第一部分致力于重鉴《江村书画目》，尽可能地采用具有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和可再现性（reproducibility）的鉴定方法，推断其版本年代和版本属性。这仅仅是一个起点。作为书画账簿，《江村书画目》的著作权情况颇为复杂。书画入选、分类的标准是什么？书画标价的依据是什么？从稿本到抄本，《江村书画目》的抄写究竟经历过多少次修订？现存的内容哪些出自稿本？哪些出自后人抄录时的增补？稿本是不是出自高士奇，这些问题互相缠绕，有待一一厘清。
就像是旧案重审，新材料的获取必不可少，但也不完全依赖于此。在新问题、新角度和新方法之下，旧卷宗可以被读出新的含义。与绝大多数明清稿抄本迥然不同，这部通篇以正楷抄成、字数不过万余的小册子存在特殊的“异体字共存”现象。可以说，这是一把破解的秘钥。随着底稿、批注、修订线索的逐渐补齐，一段沉寂已久的鉴藏史将逐步浮出水面。
按照米海里司的看法，艺术史研究有异于文献学研究。对于《江村书画目》是否成为高士奇“进赝说”的证物，仅依靠文献学研究是束手无策的。好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代贡制对于贡品的征收，进贡人的身份资格，进贡物品的数量、收驳及用途皆有严格的要求[14]。典章制度的视角，有助于探寻《江村书画目》“进上手卷”类目的性质。为此，本编单辟一章探讨清代贡制，从而确定《江村书画目》无法成为“进赝说”的证物。
按照“疑案从无”原则，“高士奇进赝”的旧案就此推翻了。然而，历史研究毕竟不同于司法诉讼。说有易，说无难，更多的细节需要一一排查。而首先的就是排查“嫌疑人”高士奇究竟有没有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本书第二部分通过编年体的人物传记揭示这一切。
在鉴藏史上，高士奇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的生平事略见诸《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先正事略》等。不过，这些记载名山事业的史册并没有书画鉴藏的踪迹，也看不到鲜活的人物。在那部广为流传的《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里，贡布里希曾说过，“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15] 这一句话明白无误地提示了艺术史研究的重点乃是人物。理想的收藏家个案研究，是在保证历史人物主体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之下，去折射一群人、一个阶层，乃至一个时代。正如赫伊津哈说过的那样：
如果我们看不到生活在其中的人，怎么能形成对那个时代的想法呢？假如只能给出一些概括的描述，我们只不过造就了一片荒漠并把它叫作历史而已。[16]
呈现多层次的历史细节离不开可靠的史料。在《康熙起居注》《南书房注册》等宫廷文献，以及同时代张英、陈廷敬、王鸿绪、朱彝尊、徐乾学、陆陇其、李光地等人的诗文记录里，不乏高士奇的身影。这些亲历者的记录大体交代了高士奇所在的时代、所处的环境。高士奇的诗文皆有精确的编年，书画题跋年月日兼备。将这些材料连缀起来，不啻于一部简要的年谱。透过这些材料可以发现，高士奇的鉴藏活动与他的仕宦生涯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在每一个阶层时，他的收藏方式、鉴定眼光，以及所获得的藏品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犹如树木的年轮一般清晰可辨。
高士奇常在诗文中记载自己的书画收获。在盛年时，他还刊印了一部《江村销夏录》，详细地公开自己的书画珍藏。无论是与前辈收藏家，还是与同辈之人对比，这种鉴藏行为都显得异常高调。在此之前，书画著录并不流行：《珊瑚木难》《清河书画舫》以抄本形式流传，作者是下层文人或者书画商人。士大夫不屑于这种小道，经史才是著述的正途。更何况公开藏品，焉能避免有力者的觊觎。《庚子销夏记》稍显例外，但却是北平孙氏的秘本，孙承泽及其后人都没有刊印的打算。总之，高士奇刊印《江村销夏录》的行为惊世骇俗，时人惊呼“詹事江村先生，旷达者也”[17]。这一不寻常的举动究竟受到何种动机驱使，不免发人深思。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
……盖古人着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18]
探究高士奇的动机需要引入政治史的视角。本编通过梳理“朱彝尊被逐南书房”“郭琇弹劾案”等事件，还原《江村销夏录》刊刻的前因后果。藏品、声名孰轻孰重？高士奇有没有“进赝”动机，读者们自可明了。除了政治、经济等因素之外，本编也将涉笔高士奇的鉴藏观念、书画交易、交游等相关问题，力求还原一个较为完整的收藏家世界。
本书第三部分题为“追寻江村秘藏”。顾名思义，乃是探寻高士奇书画藏品的流散踪迹。
考订收藏家的藏品流散有赖于著录。前人说过：昔项子京、梁棠村、宋西陂所藏精备而迄无著录，人咸惜之。江村、北海、麓村所记，纵归散佚，人犹幸借所记以考其涯略，似固未可废也。[19]高士奇的藏品深受后世追捧，有“凡法书、名绘、彝鼎、琬琰，经拂拭者声价十倍”之称。[20]在他去世之后，书画藏品由他的长子高舆继承。大约十年之后，部分顶级的书画名迹逐步为“有力者负之而趋” ，在高舆手中陆续散出。这些有力者具有地缘或者亲缘的优势，与高士奇曾经属于同一政治集团。康熙五十六年（1717），高舆忽然病逝，江村旧藏旋即在京城大量散失。这些书画通过不同渠道陆续进入内府。高士奇的追慕董其昌以及项元汴，对乾隆帝的鉴藏偏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
少量的江村旧藏，包括个别重要的碑帖和宋元名迹，仍然为高士奇的孙辈留存。在乾隆年间，高士奇家族逐步走向衰落。这些书画涟漪般地由平湖高氏族向其旁系亲眷、友朋，同城、同省逐渐流散。这一流通路径较为隐蔽，或可称为“隐流”，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追寻江村秘藏还涉及“进赝说”的史源。前贤总结书画真赝，与“皇威、挟贵、挟长、护短、尊贤、远害、忘形、容众”等因素有关。回顾“进赝说”的滥觞，亦占着这几个因素。比如乾隆帝与高士奇隔代较劲，时而讥笑江村藏品不丰，时而批评江村目力不济。这位皇帝还亲自操刀《高士奇传》，将其打入另册……而士大夫收藏拘泥于著录，好事者干脆以耳为目。乾隆年间遂有人依照《江村销夏录》作伪，加盖印记，虚构跋文，真跋配伪迹、真迹配伪跋，乃至高士奇“临伪迹装真跋以贻大员”之说流传坊间……循次披寻，大可玩味。
注:本文摘录自《追寻江村秘藏——高士奇书画鉴藏与流散研究》引言
[1]. 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年，第32 页。[2].《江村书画目》，《东方学会丛书》（初集），东方学会铅字排印本，民国十三年（1924）。[3]. 赵翼《檐曝杂记》卷二，见《檐曝杂记、竹叶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1—42 页；戴璐《藤阴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13页；昭梿《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7 页。[4].《郭琇弹劾高士奇的奏折》，《清史稿》列传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10017 页。[5]. 张珩：《怎样鉴定书画》，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谢稚柳《鉴余杂稿》和王以坤《古书画鉴定法》等都赞同罗振玉观点。[6]. 邵彦：《〈江村书画目〉考》，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1996 年。[7].《江村销夏录》（江村书画目附），邵彦点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8]. 刘金库：《南画北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228 页。[9].李万康、谭丹莉、高士奇：《江村书画目》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0 年06 期[10].钱存训：《精写本〈 江村书画目〉题记》，《文献》2002年03期，第144—146页。[11].《江村书画目》，香港：龙门书局，1968 年。[12].1924 年5 月，罗振玉入都，拜紫禁城骑马之命，8 月起召入宣统南书房。这一期间他建议溥仪“移宝藏”，以杜绝宫中珍藏被内监和臣子暗地出售的情况。详见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124—126 页。参见甘孺，《永丰乡人行年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89—90 页。[13]. 《江村书画目》抄本，罗振玉、钱存训等递藏，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阅览室，索书号18808 ；图像见中华古籍资源库http ：//www.nlc.cn/pcab/[14]. 董建中：《清乾隆朝王公大臣官员进贡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6 年01 期；《从进贡、抄家看乾隆朝清宫书画的收藏》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11 年4 月。
[15]. 贡布里希著，《艺术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导论第15 页。[16]. 彼特·帕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10 页。[17]. 宋荦：《西陂类稿》卷一十三《绵津山人诗集》之“高江村（士奇）詹事舟过吴阊，得纵观所藏书画。临别，以董文敏（其昌）江山秋霁卷见赠，作歌纪事录卷尾”，文渊阁《四库全书》。[18].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279 页。[19]. 叶恭绰：《遐庵清秘录 遐庵谈艺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 年 ，第302 页。[20]. 《光绪平湖县志：卷十六》，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20 册，影印光绪十二年（1886）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年。
励俊：解密高士奇“以赝进上”奇案——《追寻江村秘藏》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励俊：解密高士奇“以赝进上”奇案——《追寻江村秘藏》
作者按：与《江村书画目》的相遇是一个引子。掸去晚近的尘埃，让它带领我们穿越300多年，进入清初那个传统与变革激烈交锋的时代。随着高士奇及其后人留下的线索，一幅幅历史画卷徐徐在眼前展开。细细体味古人的笔触，感受艺术、收藏与权力的纵横交错，发现世家浮沉的浅淡印迹。在鉴藏家的世界里，真赝从来不是主角。禁锢于真赝，书画鉴藏的世俗性和收藏家的个人风格将无从谈起，鉴藏生态与年代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的紧密联系亦将隐晦难明。而在书画的世界里，真赝问题显然重要的多。只是与出土文物不同，大量的古代书画在流传中不断被改头换面，而不同时代的著录往往加以混淆。故而探讨古代的书画真赝和鉴赏观念，仅凭传世实物和当时的书画著录不免单薄。追寻江村秘藏，一件件书画聚散的梳理，聚焦于“信而有征”的递藏链，希望找到新的出发点。在追寻的过程中，间或发现了一些帝王瘠人肥己的陈迹。作为权力侵蚀鉴藏的注脚，倒是再合适不过了。
近百年来，流传着一则高士奇“以赝进上”的艺林掌故。流传的版本众多，有板有眼的说法是这样的：
……清朝有个收藏家高士奇，康熙在南巡时，赏识他的才干，把他带回朝中，渐渐地位至列卿。他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常常拿了名画充贡。可是你若是看到他自己写的《江村书画目》，你就知道了，他把自己的画，分为九类：其中有所谓“永存珍秘”的，是真品而值昂的，自己保存，绝不示人；有所谓“进”的，是用以进呈的；有所谓“送”的，是用来作馈送之用，都注明是“赝迹且值极廉”的。高士奇深得康熙知遇，还以赝迹进呈，宫中怎能没有伪画呢?
……后来乾隆皇帝发现高士奇这本目录，竟然把次品赝品进贡上来，所以他对高士奇很不爽。可是像高士奇这样懂得书画的人很少。……[1]
这一版本出自故宫的老专家，其源头则来自近代学者罗振玉。1924 年，罗振玉整理出版了一部清代帐册——《江村书画目》。在书末，他写下一则揭秘性质的题跋。其跋文曰：
文恪以鉴赏负时誉， 然学识实疏。此目永存秘玩类有范文正公尺牍， 注宋元人题跋皆系真迹， 神品上上。此卷曾归归安吴氏， 两罍轩为之刻石， 江村跋尾具存， 今藏予家。文正书是真品， 而诸跋则一手伪为， 其楼攻媿跋署名竟作从火旁作之爚，而文恪亦不能辨。其凉德如彼， 而鉴别又若此， 世人顾犹以书画之曾经江村品题者为可增价， 故记之以解其惑。[2]
这则题跋一经刊布，立刻哄传南北。在此之前，乾嘉之际的文人笔记里，颇有高士奇人品不佳的记载。[3] 到了同光年间，士大夫有清浊之分，高士奇被视为前朝“浊流”的代表。而到了民国初年，高士奇“通贿营私”“屡登白简”的事迹被编入《清史稿》[4]。加上刊印本《江村书画目》的“铁证如山”，前贤对于高士奇曾向康熙进赝，将书画真迹隐匿私藏的说法大多信之不疑[5]。数十年来，“高士奇进赝”之说经过报章、小说乃至影视作品的反复渲染，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掌故了……然而，此则掌故硬伤累累，经不起稍加推敲。比如，高士奇入宫的时间远早于康熙南巡；乾隆帝发现《江村书画目》，并无文献记载；甚至《江村书画目》是怎么回事，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
20 世纪90 年代，邵彦女士发现《江村书画目》存在“两年的时间差”“体例的混乱”“价格上的疑点”和“某些条目作者断代的错乱”等种种疑点[6]。她提出《江村书画目》“并非如罗振玉所说的出于‘高士奇手定’，而是在高士奇批注底账的基础上，由子孙增删而成”[7]。在邵彦研究的基础上，刘金库进一步提出：
高士奇在1703 年去世，而此《江村书画目》却在整整两年后出现，这其中会有很多因素掺入。大体上有三种可能：一是高士奇有这样的鉴定意见，要求在他死后，要由其子孙按照他这份“遗嘱”式的目录来做；二是完全由其子孙高舆、高岱等人所做，而冠以高士奇之名；最后一种可能就是既有高士奇的鉴定意见，又有其子孙的鉴定意见。[8]
数年之后，李万康的研究认为进赝与高士奇无关。他的《〈江村书画目〉研究》写道：
高士奇于康熙八年（1669）越过科举考试以诗文书画直接进入太学，记名翰林院供奉。康熙十九年（1680），高士奇又任翰林院侍讲，四年后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成为康熙的老师，两人亦师亦友，关系密切。所以，即使高士奇在宫廷权力斗争中以“奸贪坏法”“结党营私”遭左都御史郭琇弹劾，康熙依然“曲予保全”，令其回籍赋闲不予追究，也显其君臣关系非同一般，高士奇不太可能罔顾隆恩，欺骗康熙。他拿赝品进送内官，似乎于情于理都不合。[9]
这三位当代学人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先后对《江村书画目》的成稿及其著作权归属提出商榷。他们都认为“推断康熙时代的官僚收藏家敢于置眼前经济利益于帝王权威之上未免过于简单”。不过，三位当代学人都没有否定“进赝说”，而是用新的假说弥合“进赝说”的不少破绽，使得因果看起来更为合理。三位当代学人都不曾料到，他们所依据的主要文献——排印本《江村书画目》，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八年前，我偶然得到一部龙门书局影印本《江村书画目》。关于这部影印本的来历，钱存训先生《精写本〈江村书画目〉题记》述之甚详。摘引如下：
《江村书画目》， 清高士奇撰， 康熙四十四年蓝格精写本， 一册。书前有嘉庆丙子（1816）吴锡麒题跋， 书首有“江村” 及“曾在邢蛰人家”印记。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1964 年香港龙门书店以罗氏印本不佳， 曾商借原本以宣纸及贡川纸仿照原式蓝格影印，以供流传。并承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庄严写作序言， 略谓：“研究书画之重视著录， 犹之研究图书之重视目录，盖名迹流传之端绪， 作品笔墨之良窳， 无不由著录中可以见之。”并谓“高氏编此目录， 纯为个人备忘之需， 而非问世之成稿。罗氏虽讥其欺罔世人， 自暴短恶， 然浏览之余， 正可窥测高氏之衷怀， 譬若披览私人日记， 句句真诚， 未尝不有其价值也。” [10]……
在影印本序言里庄严先生提出过一个重要发现，但钱存训先生《题记》并没有收入。庄严是这样说的：“（《江村书画目》）惟列荆浩、薛绍彭入唐，称黄子久为王子久之类，显系大误，似不应出自通达如高氏之手，此理之不可解者”。[11]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对啊，高士奇手定的《江村书画目》怎么可能有这种低级错误呢？随着文本比勘，我很快得到了另一个发现。在罗振玉排印的《江村书画目》里，这些“理之不可解”的大误已经荡然无存。这不可能是巧合啊！一定是人为的删改。
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闪过肥皂剧的桥段：
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大案。没有匹配的作案时间，也没有合理的作案动机，只有一件来历不明的物证指向声名狼藉的嫌疑人。法官正是根据这件孤证，将嫌疑人定谳。谁能料想，这件关键物证是法官伪造的……
江村销夏录
回溯1924 年，罗振玉声望日隆，入值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2]。此时刊印《江村书画目》，罗振玉不免以旧瓶装新酒，是别有所指的。他的动机尚待发覆，值得另写一篇文章。而本书的关注点在于：《江村书画目》背后究竟包含了哪些隐情？高士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怎样收藏的？他有没有进赝？他的书画藏品是如何入宫的？《江村书画目》究竟是什么？等等。
疑点重重的证物是旧案重审的突破口。《江村书画目》卷首“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检定进上手卷”的“上”字未作顶格处理，不符合清代敬语的惯例，这是一个破绽。露出马脚的还有“国朝吴竹屿溪山清晓图一卷”：高士奇卒于康熙年间，而“国朝吴竹屿”却生在乾隆年间。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所谓《江村书画目》“确出（江村）手定”，其荒谬可见一斑。不过，《江村书画目》并不像是赝品。对照传世的高士奇旧藏书画，《江村书画目》的记载大多确凿可靠。可见，它绝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确有出处的。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如今，罗振玉排印所据的底本—稿抄本《江村书画目》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在国家图书馆的网站，能够查询到全书完完整整的电子图片[13]。虽然只是黑白图像，但这部清代稿抄本的基本面貌一览无余。《江村书画目》的字迹精美，行距、字距安排妥帖，像是一件精心的书法作品。按照国家图书馆的著录，这件《江村书画目》乃是抄本，而非稿本。这件抄本用纸普普通通，既没有斋号之类的印记，也没有留下抄录人的署名。
本书第一部分致力于重鉴《江村书画目》，尽可能地采用具有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和可再现性（reproducibility）的鉴定方法，推断其版本年代和版本属性。这仅仅是一个起点。作为书画账簿，《江村书画目》的著作权情况颇为复杂。书画入选、分类的标准是什么？书画标价的依据是什么？从稿本到抄本，《江村书画目》的抄写究竟经历过多少次修订？现存的内容哪些出自稿本？哪些出自后人抄录时的增补？稿本是不是出自高士奇，这些问题互相缠绕，有待一一厘清。
就像是旧案重审，新材料的获取必不可少，但也不完全依赖于此。在新问题、新角度和新方法之下，旧卷宗可以被读出新的含义。与绝大多数明清稿抄本迥然不同，这部通篇以正楷抄成、字数不过万余的小册子存在特殊的“异体字共存”现象。可以说，这是一把破解的秘钥。随着底稿、批注、修订线索的逐渐补齐，一段沉寂已久的鉴藏史将逐步浮出水面。
按照米海里司的看法，艺术史研究有异于文献学研究。对于《江村书画目》是否成为高士奇“进赝说”的证物，仅依靠文献学研究是束手无策的。好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代贡制对于贡品的征收，进贡人的身份资格，进贡物品的数量、收驳及用途皆有严格的要求[14]。典章制度的视角，有助于探寻《江村书画目》“进上手卷”类目的性质。为此，本编单辟一章探讨清代贡制，从而确定《江村书画目》无法成为“进赝说”的证物。
按照“疑案从无”原则，“高士奇进赝”的旧案就此推翻了。然而，历史研究毕竟不同于司法诉讼。说有易，说无难，更多的细节需要一一排查。而首先的就是排查“嫌疑人”高士奇究竟有没有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本书第二部分通过编年体的人物传记揭示这一切。
在鉴藏史上，高士奇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的生平事略见诸《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先正事略》等。不过，这些记载名山事业的史册并没有书画鉴藏的踪迹，也看不到鲜活的人物。在那部广为流传的《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里，贡布里希曾说过，“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15] 这一句话明白无误地提示了艺术史研究的重点乃是人物。理想的收藏家个案研究，是在保证历史人物主体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之下，去折射一群人、一个阶层，乃至一个时代。正如赫伊津哈说过的那样：
如果我们看不到生活在其中的人，怎么能形成对那个时代的想法呢？假如只能给出一些概括的描述，我们只不过造就了一片荒漠并把它叫作历史而已。[16]
呈现多层次的历史细节离不开可靠的史料。在《康熙起居注》《南书房注册》等宫廷文献，以及同时代张英、陈廷敬、王鸿绪、朱彝尊、徐乾学、陆陇其、李光地等人的诗文记录里，不乏高士奇的身影。这些亲历者的记录大体交代了高士奇所在的时代、所处的环境。高士奇的诗文皆有精确的编年，书画题跋年月日兼备。将这些材料连缀起来，不啻于一部简要的年谱。透过这些材料可以发现，高士奇的鉴藏活动与他的仕宦生涯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在每一个阶层时，他的收藏方式、鉴定眼光，以及所获得的藏品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犹如树木的年轮一般清晰可辨。
高士奇常在诗文中记载自己的书画收获。在盛年时，他还刊印了一部《江村销夏录》，详细地公开自己的书画珍藏。无论是与前辈收藏家，还是与同辈之人对比，这种鉴藏行为都显得异常高调。在此之前，书画著录并不流行：《珊瑚木难》《清河书画舫》以抄本形式流传，作者是下层文人或者书画商人。士大夫不屑于这种小道，经史才是著述的正途。更何况公开藏品，焉能避免有力者的觊觎。《庚子销夏记》稍显例外，但却是北平孙氏的秘本，孙承泽及其后人都没有刊印的打算。总之，高士奇刊印《江村销夏录》的行为惊世骇俗，时人惊呼“詹事江村先生，旷达者也”[17]。这一不寻常的举动究竟受到何种动机驱使，不免发人深思。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
……盖古人着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18]
探究高士奇的动机需要引入政治史的视角。本编通过梳理“朱彝尊被逐南书房”“郭琇弹劾案”等事件，还原《江村销夏录》刊刻的前因后果。藏品、声名孰轻孰重？高士奇有没有“进赝”动机，读者们自可明了。除了政治、经济等因素之外，本编也将涉笔高士奇的鉴藏观念、书画交易、交游等相关问题，力求还原一个较为完整的收藏家世界。
本书第三部分题为“追寻江村秘藏”。顾名思义，乃是探寻高士奇书画藏品的流散踪迹。
考订收藏家的藏品流散有赖于著录。前人说过：昔项子京、梁棠村、宋西陂所藏精备而迄无著录，人咸惜之。江村、北海、麓村所记，纵归散佚，人犹幸借所记以考其涯略，似固未可废也。[19]高士奇的藏品深受后世追捧，有“凡法书、名绘、彝鼎、琬琰，经拂拭者声价十倍”之称。[20]在他去世之后，书画藏品由他的长子高舆继承。大约十年之后，部分顶级的书画名迹逐步为“有力者负之而趋” ，在高舆手中陆续散出。这些有力者具有地缘或者亲缘的优势，与高士奇曾经属于同一政治集团。康熙五十六年（1717），高舆忽然病逝，江村旧藏旋即在京城大量散失。这些书画通过不同渠道陆续进入内府。高士奇的追慕董其昌以及项元汴，对乾隆帝的鉴藏偏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
少量的江村旧藏，包括个别重要的碑帖和宋元名迹，仍然为高士奇的孙辈留存。在乾隆年间，高士奇家族逐步走向衰落。这些书画涟漪般地由平湖高氏族向其旁系亲眷、友朋，同城、同省逐渐流散。这一流通路径较为隐蔽，或可称为“隐流”，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追寻江村秘藏还涉及“进赝说”的史源。前贤总结书画真赝，与“皇威、挟贵、挟长、护短、尊贤、远害、忘形、容众”等因素有关。回顾“进赝说”的滥觞，亦占着这几个因素。比如乾隆帝与高士奇隔代较劲，时而讥笑江村藏品不丰，时而批评江村目力不济。这位皇帝还亲自操刀《高士奇传》，将其打入另册……而士大夫收藏拘泥于著录，好事者干脆以耳为目。乾隆年间遂有人依照《江村销夏录》作伪，加盖印记，虚构跋文，真跋配伪迹、真迹配伪跋，乃至高士奇“临伪迹装真跋以贻大员”之说流传坊间……循次披寻，大可玩味。
注:本文摘录自《追寻江村秘藏——高士奇书画鉴藏与流散研究》引言
[1]. 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年，第32 页。[2].《江村书画目》，《东方学会丛书》（初集），东方学会铅字排印本，民国十三年（1924）。[3]. 赵翼《檐曝杂记》卷二，见《檐曝杂记、竹叶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1—42 页；戴璐《藤阴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13页；昭梿《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7 页。[4].《郭琇弹劾高士奇的奏折》，《清史稿》列传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10017 页。[5]. 张珩：《怎样鉴定书画》，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谢稚柳《鉴余杂稿》和王以坤《古书画鉴定法》等都赞同罗振玉观点。[6]. 邵彦：《〈江村书画目〉考》，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1996 年。[7].《江村销夏录》（江村书画目附），邵彦点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8]. 刘金库：《南画北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228 页。[9].李万康、谭丹莉、高士奇：《江村书画目》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0 年06 期[10].钱存训：《精写本〈 江村书画目〉题记》，《文献》2002年03期，第144—146页。[11].《江村书画目》，香港：龙门书局，1968 年。[12].1924 年5 月，罗振玉入都，拜紫禁城骑马之命，8 月起召入宣统南书房。这一期间他建议溥仪“移宝藏”，以杜绝宫中珍藏被内监和臣子暗地出售的情况。详见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124—126 页。参见甘孺，《永丰乡人行年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89—90 页。[13]. 《江村书画目》抄本，罗振玉、钱存训等递藏，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阅览室，索书号18808 ；图像见中华古籍资源库http ：//www.nlc.cn/pcab/[14]. 董建中：《清乾隆朝王公大臣官员进贡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6 年01 期；《从进贡、抄家看乾隆朝清宫书画的收藏》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11 年4 月。
[15]. 贡布里希著，《艺术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导论第15 页。[16]. 彼特·帕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10 页。[17]. 宋荦：《西陂类稿》卷一十三《绵津山人诗集》之“高江村（士奇）詹事舟过吴阊，得纵观所藏书画。临别，以董文敏（其昌）江山秋霁卷见赠，作歌纪事录卷尾”，文渊阁《四库全书》。[18].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279 页。[19]. 叶恭绰：《遐庵清秘录 遐庵谈艺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 年 ，第302 页。[20]. 《光绪平湖县志：卷十六》，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20 册，影印光绪十二年（1886）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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