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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避讳和避讳字
（一）避讳
避讳是指出于特定意图而在语言、行为方面所持的回避、隐讳做法。在语言方面表现为对某种说、写内容的回避和隐讳，在行为方面表现为对某种特定行为的避忌。避讳可以从适用范围、对象及原因等诸多角度加以分类或阐释：比如从适用范围来划分，可分为公讳（国讳）和私讳两类。从避讳对象来看，又可分为名讳和俗讳两类。有学者通过考察避讳产生的原因认为：“避讳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避讳实际包括敬讳、忌讳与憎讳三种情况……狭义的避讳专指敬讳一类情况。”这一划分较为周详，三种避讳分别适用于尊敬、禁忌或厌恶的对象，其中狭义避讳之所以专指敬讳，是因为敬讳最为常见。
著名学者陈垣先生曾对我国古代避讳文化作过深入研究，所著《史讳举例》“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由此创立了科学的避讳学。他经过详尽分析后概括道：“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这一论述较好地勾勒了我国古代避讳发展的基本脉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第一、避讳并非中国特有，而是世界各文明国家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只是中国古代避讳异常繁难，并长期与宗法等级观念紧密结合，从而形成繁琐而又严苛的避讳制度。第二、中国避讳之俗并非起于周代，而是与世界其他文明中的避讳一样，都起源于原始社会。第三、明清时期的避讳也异常盛行。
（二）避讳字
避讳在语言方面的表现之一，是在书面表达中大量使用避讳字。在古籍中存在着纷繁复杂的避讳字，这些避讳字是避讳文化在语言方面特别是文字层面的典型体现。我国古代非常重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其实这也正是敬讳最为常见的原因所在，加之避讳中又以名讳最为习见，如此一来，古籍中便经常充斥着尊者、亲者和贤者的名讳，亦即对所尊敬之人不能直呼其名，需要采用相应的避讳字或遵循相应的避讳规则来进行书写。古人往往既有名又有字，“一般交际中多用字相称，实际上，字是对名的避忌……年老以后，则连字也不称，而以排行相称，这又是对字的避忌。”
早期的避讳字规则较为简明，后来渐趋复杂。以帝讳回避为例，早期仅避本名，后期不仅避讳本名，而且避讳嫌名，亦即避讳与本名同音、形似或偏旁相同的文字。如清代避康熙帝讳“玄烨”，“鉉”、“眩”、“炫”、“弦”等字也往往避讳。封建时代避讳之规大都异常严格，往往导致对文句的误解。太平天国的避讳规则尤为诡异，曾出现改“王”为“干”、“土”，改 “干”为“千”、“于”，或改“魂”、“魁”等字偏旁“鬼”为“人”旁的做法。
自陈垣先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标举改字、空字、缺笔和改音等避讳四法以来，学界长期习惯于避讳四法的认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有学者认为“避讳之法，约之有四”，阴法鲁先生所坚持的缺笔、换字、删字和用代称词四法，也基本不出陈氏窠臼。其实避讳字处理方法远多于四种，王彦坤《历代避讳字彙典》曾列举作“某”、作“某 甲”、标“讳”、省阙、代字（不书本字，代以他字）、改称（含义相同，字词有异）、更读（变换读音）、缺笔（减省笔画）、变体（变异字形）、草书、拆字、连字、曲说（委曲解说）、析言（二字之名析为单字，分别 解说）、倒言、填讳（自家不写，倩人代笔）、覆黄和覆绛等1８种，犹称属于举要，可见避讳方法的繁多。以上除草书、填讳、覆黄和覆绛等外，其他方法多见于版刻古籍，其中省阙、代字、改称和缺笔等方法最为普遍，至于更读一法，严格说来不能算作避讳字。
（三）避讳字的负面影响
避讳字作为避讳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宗法时代直接反映并维护着宗法等级观念和专制制度，其中敬讳类避讳字的肆虐，更是集中地体现了专制思想对文化的干预和破坏，其目的在于巩固和强化专制统治，具有深刻的负面影响：第一、钳制了古人的思想和言行。避讳字的推行，极大地钳制了古人思想，并给人们的言行造成巨大威胁，触讳者往往被处以重罚，清代大兴文字狱，也屡屡在避讳字上打主意。第二、破坏了古籍内容的准确性。“避讳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古书内容之失实及淆乱”；“书名不一、人名不一、地名不一以及其他混乱的情况很多见”，“不仅给当时的作者制造了难题，也给后世读者的阅读设置了一大障碍。”避讳字的负面影响不一而足，那些旨在维护旧有宗法等级观念和专制制度的避讳制度在近代已被废除，正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当然，避讳并没有从此完全消失。
二、利用避讳字鉴定古籍版本
一、避讳字在版本鉴定中的作用
尽管避讳字破坏了古籍内容的准确性，容易造成误解和混乱，但由于避讳字是特殊时代特殊史实的反映，因此在古籍整理过程中，完全可以借助避讳字的这一特性，来鉴定那些版本信息缺乏或遗失的古籍版本。“利用避讳之例（主要是避国讳），考定书刻的时间断限，是鉴定版本刊刻年代的重要依据”；“通过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查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情况”，甚至还可以考察古籍的刊刻之处。
利用避讳字鉴定古籍版本，前提之一是文献中原本没有或在流传中损失了牌记、刊识、版权页或序跋等可据以确定版本的相关信息，其二是文献中有避讳字存在。当然即使文献具备上述版本信息，仍然可以利用避讳字来验证鉴定结果。例如近来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著录工作中，有一部“两浙盐驿道库藏板”《［雍正］西湖志四十八卷》，著录者多据序言定为雍正刻本。实际上书中乾隆帝讳“弘曆”二字均有避忌，而“琰”字等嘉庆以后帝讳均无回避，此书无疑刻于乾隆年间，绝非雍正刻本。可见疏于考察避讳字，鉴定难免出错。
二、如何利用避讳字鉴定版本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全国范围的古籍普查工作全面展开，各古籍收藏单位动员起来，先是在Excel十六表（古籍档案），接着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登记著录所藏古籍文献，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古籍版本年代的鉴定。以下主要结合本人几年来的工作实践，就如何利用避讳字进行古籍版本鉴定的问题略述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加强学习，夯实基础
学习掌握避讳字知识和理论，夯实业务基础，是利用避讳字鉴定古籍版本的重要前提。在古籍写印过程中，避讳当朝帝讳不仅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且是行用最广泛、最重要的避讳，因此尤应加强对历朝帝讳的学习和掌握，否则即便遇到避讳字也无从辨识。除《史 讳举例》、《避讳研究》和《历代避讳字彙典》等避讳专著外，其他相关资料或工具书都是很好的学习材料。面对众多的学习资料，工作人员既需要广泛学习，又需要针对各自馆藏状况做重点钻研。对绝大多数古籍收藏单位而言，宋元以前原本古籍较为罕见，藏品通常以明清本特别是清本文献为主，因此可以重点掌 握明清帝讳特别是清代帝讳的详情。
（二）勤于翻检，提升技能
利用避讳字鉴定版本，翻书查检避讳字必不可少，这种翻检不是随便翻翻书了事，而是一种技能。避讳字查检往往耗时巨大，即使小篇幅文献也难以迅速全面翻检，一旦部头过大，相关避讳字又较为罕见，很容易陷入漫长的劳作，因此提升技能势在必行，办法就是平时勤于翻检。勤于翻检是工作人员的一项基本功，虽然是笨办法，但却行之有效。依笔者工作实践，在熟悉相关帝讳的前提下，勤于翻检会逐渐养成对避讳字的敏感。一旦拥有这种敏感感，就可以在快速翻阅的过程中敏捷地发现相关避讳字。查检避讳字有两种方式：一是逐字逐句查检，方法科学但效率低下；一是一目十行式的翻阅，速度较高但容易遗漏。两种办法各有其用途，可根据情况灵活使用。不论何种方式，只有勤于翻检才能不断提升技能。
（三）仔细辨别，准确释读
在避讳字的查检中，需要培养仔细认真的工作作风。省笔、缺笔等类避讳字因处理方法特殊，字形特征明显，翻检时容易被迅速发现。但代词、曲说等类则因处理方法缘故，不认真阅读内容加以仔细辨识，很容易被遗漏，其中那些可用多个代词的避讳字，尤需仔细认真，否则很难发现。如“玄”字在缺笔时很容易辨识，倘用“元”字来替代，一不仔细很可能被忽视；一旦避讳“鉉”、“眩”等嫌名，稍有疏忽必致徒劳。再如乾隆帝讳“弘曆”既可单避“弘”字，亦可单避“曆”字；其中“弘”字既可缺末笔，亦可代以“宏”字；“曆”字既可缺笔写作“暦”、“厤”，亦可用“歷史”之“歷”来替代，甚至可以有变体“歴”或“厯”等字形。面对纷繁复杂的避讳，仔细认真是必备素质，粗心大意是工作大敌。
（四）辩证对待，避免盲从
利用避讳字鉴定版本，必须对避讳字辩证对待，避免盲从。“古书版本鉴定，历来忌讳单凭孤证。即使是讳字很准确，也还要从其他方面加以验证。非得几方面证据俱合，才能最后肯定。”平时应该做到：第一、避免在石印、影印和影刻本文献中查检避讳字。这几类古籍文献都可以完整再现底本原貌，但其版本年代显然不能按底本避 讳字来确定。譬如明刻影宋本《啸堂集古录二卷》中“敦”字即依底本作缺笔处理，不加深考或可被误认为宋本。第二、避免在避讳字辨识中胶柱鼓瑟。有人在清刻本中一见到“歷”、“甯”等字，立刻认为是“曆”、“寧”等的避讳字。其实“歷”、“甯”等字并非清代专为避讳而创造，而是早已有之，并均可在非避讳情况下正常使用，是否为避讳字当视具体语境而定，不可生搬硬套。
三、结 语
古籍中普遍存在避讳字。这些避讳字虽然具有深刻的负面影响，但却可以为古籍版本鉴定提供有效的帮助。当然利用避讳字鉴定版本，需要多角度分析，应综合考察版式、纸张和装帧等多方面因素，把避讳字作为鉴定的依据之一甚至重要依据，但不可作为唯一依据。迷信避讳字的结果，必然是弄出差错，甚至闹出笑话。需要明确的是，利用避讳字鉴定的版本年代，往往只是版本年代的上下限，很少具体到准确的年份。在数字化环境下，如果一部古籍已经有电子版全文，也不妨可以先从电子版中迅速检索那些可能避讳的文字，再从古籍原书对应位置查看该字是否避讳。这样做可以极大地缩短翻检的时间，提高查检效率。
原文摘自：《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年第3期
韩春平：谈避讳字与古籍鉴定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韩春平：谈避讳字与古籍鉴定
一、避讳和避讳字
（一）避讳
避讳是指出于特定意图而在语言、行为方面所持的回避、隐讳做法。在语言方面表现为对某种说、写内容的回避和隐讳，在行为方面表现为对某种特定行为的避忌。避讳可以从适用范围、对象及原因等诸多角度加以分类或阐释：比如从适用范围来划分，可分为公讳（国讳）和私讳两类。从避讳对象来看，又可分为名讳和俗讳两类。有学者通过考察避讳产生的原因认为：“避讳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避讳实际包括敬讳、忌讳与憎讳三种情况……狭义的避讳专指敬讳一类情况。”这一划分较为周详，三种避讳分别适用于尊敬、禁忌或厌恶的对象，其中狭义避讳之所以专指敬讳，是因为敬讳最为常见。
著名学者陈垣先生曾对我国古代避讳文化作过深入研究，所著《史讳举例》“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由此创立了科学的避讳学。他经过详尽分析后概括道：“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这一论述较好地勾勒了我国古代避讳发展的基本脉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第一、避讳并非中国特有，而是世界各文明国家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只是中国古代避讳异常繁难，并长期与宗法等级观念紧密结合，从而形成繁琐而又严苛的避讳制度。第二、中国避讳之俗并非起于周代，而是与世界其他文明中的避讳一样，都起源于原始社会。第三、明清时期的避讳也异常盛行。
（二）避讳字
避讳在语言方面的表现之一，是在书面表达中大量使用避讳字。在古籍中存在着纷繁复杂的避讳字，这些避讳字是避讳文化在语言方面特别是文字层面的典型体现。我国古代非常重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其实这也正是敬讳最为常见的原因所在，加之避讳中又以名讳最为习见，如此一来，古籍中便经常充斥着尊者、亲者和贤者的名讳，亦即对所尊敬之人不能直呼其名，需要采用相应的避讳字或遵循相应的避讳规则来进行书写。古人往往既有名又有字，“一般交际中多用字相称，实际上，字是对名的避忌……年老以后，则连字也不称，而以排行相称，这又是对字的避忌。”
早期的避讳字规则较为简明，后来渐趋复杂。以帝讳回避为例，早期仅避本名，后期不仅避讳本名，而且避讳嫌名，亦即避讳与本名同音、形似或偏旁相同的文字。如清代避康熙帝讳“玄烨”，“鉉”、“眩”、“炫”、“弦”等字也往往避讳。封建时代避讳之规大都异常严格，往往导致对文句的误解。太平天国的避讳规则尤为诡异，曾出现改“王”为“干”、“土”，改 “干”为“千”、“于”，或改“魂”、“魁”等字偏旁“鬼”为“人”旁的做法。
自陈垣先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标举改字、空字、缺笔和改音等避讳四法以来，学界长期习惯于避讳四法的认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有学者认为“避讳之法，约之有四”，阴法鲁先生所坚持的缺笔、换字、删字和用代称词四法，也基本不出陈氏窠臼。其实避讳字处理方法远多于四种，王彦坤《历代避讳字彙典》曾列举作“某”、作“某 甲”、标“讳”、省阙、代字（不书本字，代以他字）、改称（含义相同，字词有异）、更读（变换读音）、缺笔（减省笔画）、变体（变异字形）、草书、拆字、连字、曲说（委曲解说）、析言（二字之名析为单字，分别 解说）、倒言、填讳（自家不写，倩人代笔）、覆黄和覆绛等1８种，犹称属于举要，可见避讳方法的繁多。以上除草书、填讳、覆黄和覆绛等外，其他方法多见于版刻古籍，其中省阙、代字、改称和缺笔等方法最为普遍，至于更读一法，严格说来不能算作避讳字。
（三）避讳字的负面影响
避讳字作为避讳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宗法时代直接反映并维护着宗法等级观念和专制制度，其中敬讳类避讳字的肆虐，更是集中地体现了专制思想对文化的干预和破坏，其目的在于巩固和强化专制统治，具有深刻的负面影响：第一、钳制了古人的思想和言行。避讳字的推行，极大地钳制了古人思想，并给人们的言行造成巨大威胁，触讳者往往被处以重罚，清代大兴文字狱，也屡屡在避讳字上打主意。第二、破坏了古籍内容的准确性。“避讳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古书内容之失实及淆乱”；“书名不一、人名不一、地名不一以及其他混乱的情况很多见”，“不仅给当时的作者制造了难题，也给后世读者的阅读设置了一大障碍。”避讳字的负面影响不一而足，那些旨在维护旧有宗法等级观念和专制制度的避讳制度在近代已被废除，正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当然，避讳并没有从此完全消失。
二、利用避讳字鉴定古籍版本
一、避讳字在版本鉴定中的作用
尽管避讳字破坏了古籍内容的准确性，容易造成误解和混乱，但由于避讳字是特殊时代特殊史实的反映，因此在古籍整理过程中，完全可以借助避讳字的这一特性，来鉴定那些版本信息缺乏或遗失的古籍版本。“利用避讳之例（主要是避国讳），考定书刻的时间断限，是鉴定版本刊刻年代的重要依据”；“通过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查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情况”，甚至还可以考察古籍的刊刻之处。
利用避讳字鉴定古籍版本，前提之一是文献中原本没有或在流传中损失了牌记、刊识、版权页或序跋等可据以确定版本的相关信息，其二是文献中有避讳字存在。当然即使文献具备上述版本信息，仍然可以利用避讳字来验证鉴定结果。例如近来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著录工作中，有一部“两浙盐驿道库藏板”《［雍正］西湖志四十八卷》，著录者多据序言定为雍正刻本。实际上书中乾隆帝讳“弘曆”二字均有避忌，而“琰”字等嘉庆以后帝讳均无回避，此书无疑刻于乾隆年间，绝非雍正刻本。可见疏于考察避讳字，鉴定难免出错。
二、如何利用避讳字鉴定版本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全国范围的古籍普查工作全面展开，各古籍收藏单位动员起来，先是在Excel十六表（古籍档案），接着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登记著录所藏古籍文献，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古籍版本年代的鉴定。以下主要结合本人几年来的工作实践，就如何利用避讳字进行古籍版本鉴定的问题略述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加强学习，夯实基础
学习掌握避讳字知识和理论，夯实业务基础，是利用避讳字鉴定古籍版本的重要前提。在古籍写印过程中，避讳当朝帝讳不仅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且是行用最广泛、最重要的避讳，因此尤应加强对历朝帝讳的学习和掌握，否则即便遇到避讳字也无从辨识。除《史 讳举例》、《避讳研究》和《历代避讳字彙典》等避讳专著外，其他相关资料或工具书都是很好的学习材料。面对众多的学习资料，工作人员既需要广泛学习，又需要针对各自馆藏状况做重点钻研。对绝大多数古籍收藏单位而言，宋元以前原本古籍较为罕见，藏品通常以明清本特别是清本文献为主，因此可以重点掌 握明清帝讳特别是清代帝讳的详情。
（二）勤于翻检，提升技能
利用避讳字鉴定版本，翻书查检避讳字必不可少，这种翻检不是随便翻翻书了事，而是一种技能。避讳字查检往往耗时巨大，即使小篇幅文献也难以迅速全面翻检，一旦部头过大，相关避讳字又较为罕见，很容易陷入漫长的劳作，因此提升技能势在必行，办法就是平时勤于翻检。勤于翻检是工作人员的一项基本功，虽然是笨办法，但却行之有效。依笔者工作实践，在熟悉相关帝讳的前提下，勤于翻检会逐渐养成对避讳字的敏感。一旦拥有这种敏感感，就可以在快速翻阅的过程中敏捷地发现相关避讳字。查检避讳字有两种方式：一是逐字逐句查检，方法科学但效率低下；一是一目十行式的翻阅，速度较高但容易遗漏。两种办法各有其用途，可根据情况灵活使用。不论何种方式，只有勤于翻检才能不断提升技能。
（三）仔细辨别，准确释读
在避讳字的查检中，需要培养仔细认真的工作作风。省笔、缺笔等类避讳字因处理方法特殊，字形特征明显，翻检时容易被迅速发现。但代词、曲说等类则因处理方法缘故，不认真阅读内容加以仔细辨识，很容易被遗漏，其中那些可用多个代词的避讳字，尤需仔细认真，否则很难发现。如“玄”字在缺笔时很容易辨识，倘用“元”字来替代，一不仔细很可能被忽视；一旦避讳“鉉”、“眩”等嫌名，稍有疏忽必致徒劳。再如乾隆帝讳“弘曆”既可单避“弘”字，亦可单避“曆”字；其中“弘”字既可缺末笔，亦可代以“宏”字；“曆”字既可缺笔写作“暦”、“厤”，亦可用“歷史”之“歷”来替代，甚至可以有变体“歴”或“厯”等字形。面对纷繁复杂的避讳，仔细认真是必备素质，粗心大意是工作大敌。
（四）辩证对待，避免盲从
利用避讳字鉴定版本，必须对避讳字辩证对待，避免盲从。“古书版本鉴定，历来忌讳单凭孤证。即使是讳字很准确，也还要从其他方面加以验证。非得几方面证据俱合，才能最后肯定。”平时应该做到：第一、避免在石印、影印和影刻本文献中查检避讳字。这几类古籍文献都可以完整再现底本原貌，但其版本年代显然不能按底本避 讳字来确定。譬如明刻影宋本《啸堂集古录二卷》中“敦”字即依底本作缺笔处理，不加深考或可被误认为宋本。第二、避免在避讳字辨识中胶柱鼓瑟。有人在清刻本中一见到“歷”、“甯”等字，立刻认为是“曆”、“寧”等的避讳字。其实“歷”、“甯”等字并非清代专为避讳而创造，而是早已有之，并均可在非避讳情况下正常使用，是否为避讳字当视具体语境而定，不可生搬硬套。
三、结 语
古籍中普遍存在避讳字。这些避讳字虽然具有深刻的负面影响，但却可以为古籍版本鉴定提供有效的帮助。当然利用避讳字鉴定版本，需要多角度分析，应综合考察版式、纸张和装帧等多方面因素，把避讳字作为鉴定的依据之一甚至重要依据，但不可作为唯一依据。迷信避讳字的结果，必然是弄出差错，甚至闹出笑话。需要明确的是，利用避讳字鉴定的版本年代，往往只是版本年代的上下限，很少具体到准确的年份。在数字化环境下，如果一部古籍已经有电子版全文，也不妨可以先从电子版中迅速检索那些可能避讳的文字，再从古籍原书对应位置查看该字是否避讳。这样做可以极大地缩短翻检的时间，提高查检效率。
原文摘自：《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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