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实用器，通过各种各样的装饰手段使陶瓷的形式更美、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是历代陶瓷制造者的不懈追求。早期的青瓷之所以以胎装饰为主，并非人们刻意所为，而是因为在釉色上取得突破难度极高，人们不仅要从理论上了解金属成分的呈色原理，还要在实际操作中毫厘不差地拿捏好分寸，稍有差池，便前功尽弃。要烧制出一件令人满意的瓷器，技术和经验固然重要，有时还需要一点运气。

　　南北朝以前生产的瓷器主要以铁为呈色剂，经还原焰烧成，瓷器釉色大多呈青绿色。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陶瓷工匠认识到，控制和排除胎釉中铁成分的干扰，可以烧制出白瓷。反之，如果加重胎釉中铁的含量，又可以烧制出黑瓷。在北齐时期，白瓷终于出现。到了唐代，以唐三彩、长沙窑彩绘、巩县青花为代表的釉装饰得到空前发展，最终突破了传统的单色釉格局。

　　釉装饰水平达到高峰

　　宋朝是中国陶瓷发展史的高峰期，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釉装饰上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汝窑、龙泉窑只凭单色釉本身就呈现极佳的装饰效果，虽无雕琢之工，却有凝重、深沉、含蓄、厚润之美。官窑哥窑创“金丝铁线”、“鱼子纹”等开片釉，为釉装饰工艺开辟了新途径。尤其突出的是钧窑创造的窑变釉(两种以上釉合用变化出的特殊釉)，这种窑变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多种色彩交相辉映，争奇斗艳，流光溢彩，美轮美奂。

　　钧瓷釉色的烧成原理来源于唐代鲁山窑的花釉瓷器，当时出现了局部有彩斑的“唐钧”。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瓷器专家杨静荣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曾见到一件民间所藏的钧窑净瓶，高33厘米，造型规整，具有唐代特征，但釉色却是钧窑的，而且还有红斑，釉色瑰丽，可与传世钧窑媲美。经检测，该产品是宋代或宋代以前的产品。

　　唐代花釉瓷器的施釉方法是在较深或较浅的底釉上涂上与之色彩对比强烈的另一种釉，因不同的釉所含金属氧化物的呈色原理不同，烧制出来的器物表面便出现色彩斑斓的艺术效果。宋钧窑变釉也是利用这一原理烧成的，但工艺比唐代花釉复杂得多，宋钧之所以在窑变上登峰造极，关键是高温铜红釉的稳定烧成。

　　钧瓷无对 窑变无双

　　宋代钧窑早期崇尚天青色，以蛋白石光泽青釉为基调，以氧化铁为呈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烧成，呈现出天蓝、天青、月白等颜色。后来在釉料里添加氧化铜，烧制时经氧化、还原焰作用呈现红色，并与天蓝、天青、月白等色相互融合，形成红里透紫、紫中有蓝、蓝里泛青、青中寓白、白里透红、青蓝错杂、红紫交融等多种窑变效果，而且每一件的呈色都不同，故有“钧瓷无对，窑变无双”之说。因钧瓷色彩极其丰富，所以不同的釉色有不同的名称，如海棠红、玫瑰紫、葡萄紫、茄皮紫、丁香紫、柿红、胭脂红等。

　　在釉质方面，钧瓷用的是石灰碱釉，因而流动慢，黏度大，釉层肥厚，纹理深沉多变，釉层可见流动痕迹，油面闪烁着非金属油性光泽，有“釉如膏脂润如玉”的特色。

　　钧窑有官窑和民窑之分。民窑产品相对较粗，官窑产品件件皆为精品。官窑产品造型规整，均施满釉，一般器内施青蓝釉，器外施红紫釉，也有内外皆施同一种釉的。釉面上常有状如蚯蚓在泥上走过的痕迹，称为“蚯蚓走泥纹”。圈足内多刻有一至十的数字，“一”是最大器物的标记，“十”是最小器物的标记。

　　窑变釉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明代窑变工艺几乎失传，清朝曾竭力仿造宋钧官窑器，但烧造水平难以企及。由于宋钧官窑器传世极少，因而成为历代收藏家追捧的对象，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和“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美誉。

　　目前钧瓷官窑器多被博物馆收藏，有些人认为民间不可能藏有官窑器。然而世事无绝对，笔者曾见过一件似乎无可挑剔的宋钧官窑器。这件瓷器为葵花口盘，口径32厘米，足径12.3厘米，器内施青蓝釉，器外施红紫釉，底足施酱釉，圈足内刻有“一”字，该器上薄下厚，造型典雅。接近底足的位置釉层极厚，凸起处高出釉面几毫米。器内遍布蚯蚓走泥纹，釉面润滑，乳光内含。釉色过渡自然，层次丰富。海棠红呈色美艳绝伦，不亚于任何一件传世官窑器，可谓难得一见的钧瓷珍品(见图①至⑤)。

　　传统吉祥图

　　魁星踢斗 独占鳌头

　　在古代吉祥图案中，有一幅图名为“魁星踢斗”或“魁星点斗”。此图画一面目狰狞、赤发环眼、回首反顾的蓝面鬼，他右手握毛笔，左手捧墨斗，右脚金鸡独立，站在海中一条大鳌鱼头上，左脚扬起后踢，上面是北斗星。这幅画画的是鬼踢斗，即“魁”字的形象，寓意金榜题名，独占鳌头。

　　魁星源于奎星，奎星即奎宿，为二十八宿之一，是西方七宿的第一宿，又称“天豕”、“封豕”。《史记·天官书》称：“(西宫)奎曰封豕，为沟渎。”沟渎即河流，《天官书》是指天上的奎宿与地上的河流相对应，可见西汉时并无奎星主宰文运之说，到东汉时，纬书《孝经纬援神契》始称“奎主文章”，其理由是“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

　　奎星之所以演变成魁星，是因为“奎”与“魁”谐音，并且“魁”又有为首、第一的意思。“魁星踢斗图”取象于“魁”字之形，使其形象化，以便于士人祭祀膜拜。清初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顾炎武认为改“奎”为“魁”主要是因为“魁”字更容易形象化，而忽略了“魁”字有为首的含义。《十驾斋养新录》称：“凡物之首，人之帅，皆以魁名之。”在古代科举考试中，取得高第即称作“魁”。如乡试中的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又叫魁解；殿试第一名叫状元，又称魁甲。明代科举分考五经，即《易》、《诗》、《书》、《礼》、《春秋》，每经第一名为经魁，共有五经魁。如此看来，魁与解元、状元有了密切关系，把奎星改称为魁星，以魁星象征文远亨通，倒也顺理成章。

　　我国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兴于唐宋，完善于明清时期。由于绝大多数人都要通过考试中举才能进入仕途，金榜题名便成为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读书人除刻苦学习外，还祈求神灵的保佑。隋唐以后最受士人崇拜的神灵是文昌帝君和魁星。魁星信仰自重文轻武的宋代盛行，直至清末经久不衰。几乎每个读书人都乐于信奉魁星以图吉利，他们在书房里贴魁星图，在书桌上摆魁星塑像，到魁星庙里烧香膜拜，祈求魁星保佑自己榜上有名。每逢考试临近，考场附近就有商人摆摊卖“魁星踢斗”图和魁星像，吸引读书人购买。另外，全国各地均设魁星楼、魁星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