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文博系师生组成的策展团队，在5个月的时间内，策划并呈现了这场关于原始瓷的大展。

      高校博物馆的展览常常面临着藏品短缺、专业人员匮乏、展陈条件不足的窘境，但此次的“溯源”展览，由复旦大学博物馆联合德清县博物馆，用近百件器物，讲述了瓷器之源的一个特殊门类。

      适逢博物馆隔壁复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教学楼和办公楼都将因市政建设面临拆除，虽然300号楼的建筑将会被保留，这个展览，终究带上了一些文博系学生的情怀。走进原始瓷，感受其大朴大美。

春秋早期原始瓷云雷纹卣

      瓷器，一直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中不可略过的器物类型。从皇室显贵宅邸中的奢华礼器，到文人雅士居所里的清雅文房，乃至平民百姓家中的生活用具，自东汉成熟瓷器的出现以来，瓷器谱写着精彩纷呈的历史篇章。时至今日，瓷器已是各大博物馆不可缺的重要收藏门类，也常常以高昂的拍卖价格获得世人瞩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瓷器起源的原始瓷，却鲜有人关注，甚至不为多数人所知。

      2016年，复旦大学博物馆的“溯源：浙江原始瓷考古成果展”就聚焦千年瓷器的源头，以近百件（组）来自德清博物馆馆藏的原始瓷展品带领人们走近原始瓷，感受其大朴大美。

春秋原始瓷印纹敞口罐

汉原始瓷勺釜

      原始瓷：点燃瓷器文明的第一把窑火

      原始瓷是从陶到瓷的过渡形态。人们常说的“陶瓷”，实际上是陶器和瓷器两种器类的合称，陶器和瓷器在原料、烧造温度、施釉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陶器的原料是陶土，一般无釉或施有低温釉，烧成温度在1000℃以下；而那些在大众印象中价值高昂的瓶、盘、碗等，例如前年在苏富比成交价逾2.8亿港币的明成化鸡缸杯，都属于在1200℃以上烧造而成的瓷器。由于一般施有高温玻璃釉，因此得以呈现或绚丽或素雅的缤纷色彩，更为普罗大众所喜爱。区别两者的基本方式是看器物的吸水率和胎质。通常来说，陶器具有吸水性，它的胎质不透明，轻叩发出的声音不脆，而瓷器不具备吸水性或吸水性较弱，胎体有透明感，叩之会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西周原始瓷曲折纹双耳罐

      本次展览的主角，原始瓷，由于其胎料直接采用了南方地区广泛存在的瓷石且烧成温度多在1200℃左右，按照以上标准已经与陶器有了质的区别，进入了瓷的范畴。相较于广为人知的成熟瓷器，原始瓷的“原始”之处就在于它的胎体仍不够致密，吸水率和显气孔率较大，胎釉结合程度较差，烧成温度在个体间的差异较大，这些都表明当时的陶工在陶瓷制作工艺、烧成技术等方面还处于早期的摸索阶段。

战国双面C字纹原始瓷璧

      越文化中孕育的原始瓷兴衰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成熟瓷器产生于东汉，与之相比，原始瓷早在夏商之际就已经出现，发展于西周与春秋，在战国时期达到鼎盛。浙江是原始瓷最主要的烧造区和使用区，在商周时期属于越地。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原始瓷窑址群有4个主要区域，其中，越地就独占3处，分别为浙江的东苕溪流域、浦阳江流域和曹娥江流域，而位于现今浙江北部的德清东苕溪流域正是原始瓷烧造的中心窑场。

战国瓦楞纹原始瓷三足杯

      德清东苕溪流域坐拥天时地利，在制瓷的瓷石柴料、山体地形、取水运输三方面方面都具备相当的优势。地形上，东苕溪流域山丘坡度平缓，是龙窑选址佳地。丘陵附近的瓷土资源丰富，可就近取料；山上松竹茂密，柴薪取之不竭。东苕溪滚滚北流，注入太湖，连通苏州、无锡等苏南地区，而溯江南上，越过钱塘江，又可达阡陌交通的宁绍平原，因此用水和运输都极为便利。

战国原始瓷杯

      吴越争霸的故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吴越两国之间针锋相对之势，其实远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之际就已经开始：
夫差将欲听与之成。子胥谏曰：“不可，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 （《国语·勾践灭吴》）

      吴越两国水火不容的冲突，形成了吴越争霸的局面。吴国在春秋中晚期一度强盛，越国不得不退居到太湖以南地区。吴文化的南下直接导致越文化的衰退，影响了越文化中心的南退和原始瓷生产中心的南移，随之而来的是，原始瓷的生产扩展到了宁绍平原的萧山、绍兴一带，器类也大量减少。南移之前，东苕溪流域的窑场都纯烧原始瓷，基本不见印纹陶，而宁绍平原目前发现的窑址都是原始瓷与印纹陶合烧，且原始瓷比例较少。

战国原始瓷镇

      而后局势扭转，自公元前510年吴伐越至前473年越灭吴，经三十八年，越国终于在“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的带领下，从一个周文化边缘的夷蛮民族走向中原，跻身于中原大国之列，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越灭吴后在短期内政治、经济均走向巅峰。此时，窑业技术也达到整个先秦时期原始瓷发展的高峰时期：产品种类丰富、质量高、装饰复杂，满釉，胎釉结合好；进入战国中期后原始瓷逐步走向衰落，种类减少，器形变小而装饰更粗率。

      由此看来，原始瓷的诞生、发展与辉煌与越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展览所言，“纵观原始瓷百世变迁，由早期蓬勃向上的冲击，扩展为一个时代的洪流，又渐渐流向衰落，直至干涸，一个完整的轮回刚好与越族的兴衰轨迹近乎叠合。睹物观史，原始瓷不仅是物质工艺的珍贵遗存，也是越地文明的忠实记录。”

战国原始瓷带盖鼎

      烧制工艺的革新：龙窑与窑具

      原始瓷礼乐器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礼仪的需求，而原始瓷生产技术的革新不仅为它的出现创造了可能，更为后世成熟瓷器的诞生打下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烧制工艺的进步主要是在原始瓷生产的两个高峰期完成。由于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制作技术大幅提升，装烧方式出现改革创新，窑炉结构也日渐合理，这些都为大量烧造仿铜礼乐器提供了技术支持，使高质量大型仿铜礼乐器的烧造成为可能。其中最重要的革新莫过于龙窑的诞生。

德清火烧山窑址春秋中期的地层

      龙窑的出现使原始瓷的生产成为可能，其后龙窑的不断发展是成熟瓷器诞生的必要保证。瓷器孕育于东苕溪流域，当地物资充沛、山体平缓，好似为龙窑而生。龙窑依山坡所建，由下自上，以斜卧似龙而得名。由于它随山而成的坡度形成自然的火焰抽力，升温降温快，对瓷器的烧制十分有利。火烧山、亭子桥等典型的原始瓷窑址都是龙窑形制。

德清亭子桥窑址龙窑炉

      此外，窑工还设计出了两类辅助装烧的窑具：间隔具和支烧垫具。为了保证产量，器物通常被摞叠起来放入窑内烧制，而间隔具保证了摞叠着的器物不致粘连，平稳又最大限度地利用窑内空间。托珠是间隔具最初的形态，最迟在春秋早期已被使用。垫具的产生是为了减少低窑位的废品率，提高低窑位的高度。支烧垫具在战国开始广泛出现。

三足器支烧

战国原始瓷盖鼎

      汇入中原：原始瓷的第二个高峰

      原始瓷发展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阶段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第二个阶段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两个高峰都体现在对青铜器的模仿上。相比于第一个高峰，第二个高峰期的原始瓷绝大多数可以找到其模仿的青铜器的样本。在强盛之际，越国采用中原的制度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也逐渐接受中原的礼制，并对中原的青铜器进行包括器形、纹饰等在内的全方位模仿，除早期即开始模仿的礼器外，还有乐器、兵器、农具、工具等，几乎涉及到青铜器的所有门类，也有相对固定的器物组合规律，由此迎来了原始瓷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战国原始瓷鼓腹罐

      与中原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不同，在越国贵族的墓葬中，有着随葬品不使用青铜礼乐器，而常以原始瓷替代的现象，可见从日用器到仿青铜礼乐器，原始瓷器在越国的广泛应用，几乎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瓷礼乐器作为一种礼仪用器，为越地所独有。原始瓷礼乐器中的一些器形和纹饰源自越地传统，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礼仪符号体系。

      这一原始瓷在越文化中的显著表征，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战国原始瓷龙首把罐

      首先，这类瓷制礼器无疑代表了先秦时期原始瓷工艺的最高水准。更为重要的是，与青铜礼乐器一样，原始瓷礼乐器同样是权力、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蕴含着等级和礼制的丰富内涵，它从侧面勾勒出那个列国纷争、变革图强的历史图景，在中原强大的政治制度下，身处周文化边缘的越国采纳中原的制度改革本国政治、经济的同时，也逐渐接受着中原的礼制与民俗。

战国原始瓷兽面鼎

      原始瓷从萌发到辉煌，继而“渐渐汇入中原文化的大河，不再是耀晔的独立闪烁，从此成为中华文化渔火灿星之一点”，正是本次展览以存世文物遥映那个变革时代的生动总结。（本文由陈诗悦、盛逸心根据“溯源：浙江原始瓷考古成果展”策展文案整理而成，由复旦大学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