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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瓷器艺术展启封民国瓷宝藏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国艺术传播网

粉彩龙凤纹和合器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粉彩龙凤纹和合器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黑地描金粉彩开光山水纹瓶
黑地描金粉彩开光山水纹瓶
 墨彩山水纹瓶  摄影 杨京京
 墨彩山水纹瓶 摄影 杨京京

 “这批民国瓷非常重要……”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是这样评价这批民国瓷的。在很多人看来,民国瓷在整个中国陶瓷艺术品收藏中地位并不算高,但耿老显然对这批瓷器情有独钟。一批民国瓷宝藏也在耿老的关照下终于走向前台,与社会公众见面。

  耿宝昌:民国瓷应该办个展

  2010年9月28日至2011年1月5日,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北京艺术博物馆、景德镇陶瓷馆承办的《传承·跨越——民国瓷器艺术展》在万寿寺内北京艺术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分为“时代之瓷”、“珠山八友”、“仿古瓷器”与“古窑新生”四个部分,展品114件,包括“洪宪”款识瓷器、民国总统用瓷、“康德”年款瓷器、珠山八友瓷器、仿古瓷器、醴陵釉下五彩瓷器等。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民国时期瓷器有1000多件,是馆藏的重要门类。

  据北京艺术博物馆陶瓷展项目负责人杨俊艳介绍,早在上世纪90年代,耿宝昌先生到馆里来搞鉴定,把馆里所有瓷器都鉴定了一遍,最后分出了一个民国瓷器库。许多底款为“大清康熙年制”、“大清乾隆年制”的瓷器都被耿先生一件一件地仔细辨认,说这个不是本朝的,这是民国的。

  这批民国瓷器都是耿宝昌先生筛选出来的,因此耿老非常重视。“隔那么几年就问问我们,你们那批民国瓷一定要保护好了啊”,杨俊艳说。

  杨俊艳还讲述了一段小插曲。

  前几年,民国瓷不是特别受重视,而且馆藏库存量又特别大,这批东西放在库里看着也不是特别好,所以馆里也一直没觉得这批东西很重要。馆里的几任领导想把这批瓷器转给文物局,由文物局再拨给其他单位。但是,耿宝昌先生愣把批文给批回来了,说“不行,这批民国瓷非常重要”。

  “当时不太了解行情,实际上,在当时的景德镇地区、香港以及台湾地区,已经有人在收藏民国瓷了。民国瓷当时还处在价格低位。这样,这批瓷器就继续在库里存放着。这两年新馆长张树伟先生到任之后接触到耿先生,耿先生见面跟他提的第一句话就是,‘您的民国瓷应该办个展览啊’!张馆长便申请经费,也就有了这个‘传承·跨越——民国瓷器艺术展’。今天这个展览其实是在耿宝昌先生一直督促、关心、关怀下促成的。”

  完整呈现民国瓷风貌

  有关民国的瓷器展,近两年在社会上时有所见,但是,能够完整呈现民国瓷风貌的高水平展览却几乎难以见到,因此,展览吸引了不少藏友的关注。

  谈及本场展品数量大、品类全的高水平民国瓷器类专题展览筹办,杨俊艳介绍说:

  “一开始做这个展览的时候,跟文物局申报经费根本没想到要用其它馆的馆藏器物。我们的初衷就是用本馆的库存把民国瓷说清楚就行。但是,在写完展览策划大纲之后,我们发现,馆里缺少最重头的珠山八友瓷器,于是就跟景德镇陶瓷馆联系借到了珠山八友精品。到了要开展的时候,又请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王莉英老师写序,王老师在写序的时候又感觉到,景德镇虽是当时瓷业中心,但瓷业公司的建立是从湖南醴陵开始的——熊希龄在醴陵创办了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堂,培养了众多现代瓷业人才。她认为,如果缺了湖南醴陵这一块,这民国瓷器还是不完整,缺了一个重头。我们馆只有残片没有完整的醴陵瓷,这样又跟首都博物馆及时合作,借来了几件醴陵瓷。于是就这样构成了今天这么一个比较完整的、高品位的展览。

  本次展览有一件很特殊的东西,就是这件青花红彩龙纹印盒。杨俊艳认为,这是一件能够作为鉴定“洪宪年制”款瓷器的标准器。

  杨俊艳说:“这件青花红彩龙纹印盒,底书‘洪宪年制’款,绘画上用了描金,五爪龙,从龙的形制上看也够等级,打开有印泥,印泥残留有印痕‘楚庄之印’(楚庄,1985年任民进中央副主席),这种高官家里流出来的东西,又是打着‘洪宪年制’款,应该跟‘洪宪年制’瓷器比较接近的,它可以作为标准器之一,我们只能这样说。”

  “洪宪”为袁世凯称帝的年号。对于郭葆昌(景德镇御窑厂历史上最后一任督陶官,字世五,号觯斋,河北定兴人)为袁世凯烧制“御用”瓷器的时间、标准器物及烧制的前前后后等一系列问题,杨俊艳研究员也做了专门分析。

  她说:“袁世凯的登基大典肯定有一个筹备阶段,就跟现在筹备国庆似的,要提前筹备个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在登基筹备期的时候,袁世凯派郭世五到了景德镇,监督烧造‘洪宪’帝号御用瓷器。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郭世五最好的烧制成果,要在袁世凯登基的时候就能拿出来,所以肯定是在登基之前就烧了,但时间很短,不会很长。郭世五同时烧的是‘居仁堂制’款和‘洪宪年制’款的瓷。袁世凯在当皇帝前是大总统,用的是居仁堂制款瓷,然后准备登基的时候,他要用洪宪年制款瓷,也给他烧了,但烧了多少,历史文献都没有记载,但肯定是烧了。区别在于,居仁堂款的瓷器是给作为大总统身份的袁世凯用的,洪宪年制款是给作为皇帝身份的袁世凯用的。‘洪宪年制’款标准器的问题,上次跟耿宝昌先生聊,他觉得应该有,因为袁世凯的女儿出嫁的时候陪嫁用的就是‘洪宪年制’款的瓷器。”

  关于袁世凯倒台之后,郭葆昌还在烧制“御用”瓷器的问题,杨俊艳女士则认为:“不管是之前之后,都是由郭世五这个人来烧的,他不会因为袁倒台了这批瓷器就做得特别次,不太可能,因为他的那个水准已经定下来了,就要做这批瓷器,可能器物的图样什么的都设计好了,胎也都做好了。所以,不管袁世凯退位前一天或后一天,只要出现洪宪瓷,是郭世五做的,那它就是精品,就应该是那个水平。郭世五做了几种款,包括‘居仁堂制’款,‘洪宪年制’款,还有‘觯斋’款,有争议的只有‘洪宪年制’款,其余两种没有争议。分辨真正的‘洪宪年制’款瓷器,要从它的胎、釉、彩看,这些都达到极致了,精细程度又很高的,那就可以认为是真品。包括跟天津艺术博物馆的同事聊,他们也认为‘洪宪年制’款是存在的,他们也认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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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宪”款瓷器与总统用瓷

  带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识的器物,是民国瓷中引人注目的品种,因为它和民国重大历史事件“洪宪复辟”联系在一起。1915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登基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次年为“洪宪”元年。仅83天后,袁世凯迫于各方压力,取消帝制。帝制复辟,不仅是政体、制度的改变,还包括效仿中国传统帝制建立新的皇家礼仪体系。1915年8月,着手复辟帝制的“筹委会”就已经成立,为新的“帝国”制礼作乐。烧造“洪宪”瓷器供“中华帝国”皇帝御用,是此次复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16年,袁世凯命政事堂杨度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为陶务监督,赴江西烧造“洪宪”帝号瓷器。由于复辟时间甚短,“洪宪”瓷器未能全部完成。复辟结束不久,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洪宪”瓷器,其中还有绘瓷名家汪晓棠绘制的精品,京津两地流传最广,军阀政客、富商大贾多以此为礼品,交友馈赠,成为一时风尚。通过“洪宪”瓷器,民国初年的社会风貌、文化心理得见一斑。

  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认为,由于洪宪瓷器真、伪品制作属同一年代,风貌大致相同,胎釉均较白润细薄,显得玲珑轻巧。“洪宪年制”款瓷又多是由过去的军阀和富庶之家流入社会,故常使今人半信半疑,孰真孰假莫衷一是。

  民国总统们也延续了对精美瓷器的喜好,纷纷烧制带有总统堂名款识的瓷器,继续以享用“御用”瓷器方式显示自己的权威。这类瓷器制作精良,除袁世凯“居仁堂制”外,还有徐世昌专用的“静远堂制”款瓷器,蒋介石任总统时有“蒋”、“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正”款识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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